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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新诗，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受西方诗潮、诗派的影响，诗潮迭起，错综复杂；流派众多，纷繁奇异。因此，要理清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正确地把握每一诗派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实事求是地分析每一诗派的是非功过，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一诗派的代表诗人、诗作的思想与艺术的成败得失，总结新诗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游友基同志知难而进，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在中国现代诗苑里辛勤耕耘，经过长期研究，于近年出版了一部学术专着《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是本书的突出贡献。
　　《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是一部经过精心结构的着作。除绪论外，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现实主义诗潮的汹涌奔流”，论述了初期白话诗派、初期写实派、政治抒情诗派、中国诗歌会诗派、七月诗派、新叙事诗派、政治讽刺诗派等七个诗派；第二编“浪漫主义诗潮的涨落起伏”，论述了初期浪漫派，小诗诗派、湖畔诗派、新月诗派等四个诗派；第三编“现代主义诗潮的时现时隐”，论述了象征诗派、现代派、九叶诗派等三个诗派。全书“三编”论述了十四个诗派，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了中国现代诗歌流派史。
　　作者在论述每一个诗歌流派时，致力于阐明其形成、发展、消亡的历史进程。例如，作者在论述新月诗派时，指出新月诗派有前后期之分。从1927年起，新月诗派步入后期。“1931年，徐志摩、邵洵美编辑出版4期《诗刊》，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出版。这是新月诗派的鼎盛时期。但徐志摩去世，闻一多、陈梦家转向学术，新月诗派失去盟主，中国诗歌会诗派和现代派取代了新月诗派在诗坛的地位，”“随着‘新月’作家离开‘新月’，到1933年12月，新月派消亡”。作者进一步指出，1935年11月，孙大雨、闻一多等人在《大公报》开辟《文艺副刊》，“继续着新月诗派的探索，可视为新月诗派的余绪，”这就十分清晰地勾勒了新月诗派发生、发展、消亡的脉络。作者在论述十四个诗派时，都在充分掌握诗派发展史实的基础上，准确地揭示每一个诗派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从而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现代诗派史。
　　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都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绝不能仅仅堆砌史料，或者罗列现象，而应当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作为文学史研究之一的诗潮史、诗派史研究，也不例外。本书作者通过对诗潮史、诗派史的长期研究，深入地把握了诗潮史、诗派史的发展规律。他精辟地指出，诗派的起伏消长，“其间自有它的根据与条件，自有一定的规律在起作用。诗歌流派离不开社会、阶级、民族、时代的制约，这是诗歌流派形成、发展乃至消亡的外部原因。诗派的存在与消失、繁荣与衰微，还有诗歌发展规律的内部原因。”这就正确揭示了诗派史发展规律，也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诗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作者正是在把握诗派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解释了诗派盛衰兴亡的原因。如论析新叙事诗派时，作者首先从中国现代叙事诗发展的视角，宏观扫描“五·四”以后叙事诗创作的格局：从题材看，有取材现实生活与取材传统、古代故事之分；从创作方法看，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别。中国现代叙事诗沿着这两条相异而又互补的路线发展，“至40年代中期，到了该成熟的时候了”。接着，从中国现代叙事诗民族化、大众化的进程进行探索，指出40年代中期，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长篇叙事诗的条件已经具备，一个新的诗歌流派──新叙事诗派的出现已成为可能。而解放区文学中既有的叙事诗创作，为新叙事诗派的创作做了必要的思想、艺术准备。作者还指出，解放区火热生活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新旧社会巨变的复杂性与戏剧性，需要长篇叙事诗来反映，《讲话》的发表为诗人深入工农兵，了解、熟悉其思想感情提供了契机。这一切，使解放区诗人探索出一条融化民歌、创立新体的叙事诗创作的新路子。这样，就从时代、社会等外部原因对诗歌的制约与诗歌发展的内部原因两个方面，全面而又辩证地分析了新叙事诗派的发生、发展的原因，从而不但理清了新叙事诗派的脉络与走向，而且从更高的层面上揭示了新叙事诗派的发展规律。由于作者在论述每一诗派时都着眼于该诗派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进程，因而也就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国现代诗派史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
　　作者对十四个诗派的论述十分全面而又比较深刻。在论述每一个诗派时，不但将每一个诗派放到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与诗艺发展进程中来考察，从而揭示诗派的发展规律，而且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十四个诗派的流派特征，简要地分析了每一流派代表诗人的创作个性。同一文学流派作家的作品，无论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风格方面，都有其共同性。只有充分揭示其共同性，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某一流派。作者正是这样做的。如他在论述九叶诗派的流派特征时指出：“九叶诗人立足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综合，执着于艺术个性的追求，对诗的内容、形式、表现方法作了广泛的探索，形成了共同的流派特征”，指出九叶诗派在诗的内容方面，“一方面，是‘对现实人生的紧密把握’，另一方面，是‘不粘于现实世界’，就是用现代人和诗人的思维方式、体验方式、表达方式捕捉、表现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诗人的直观或观感，而是通过诗人人生体验的过滤、沉淀乃至变形，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的对现实的本质认识。”在诗的艺术方面，作者指出，九叶诗人强调诗歌观念的现代性，感知、把握世界方式的现代性，表达方式的现代性，结构、语言的现代性。作者还分析了里尔克、奥登、艾略特在九叶诗歌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这就全面地、深入地展示了九叶诗派的流派特征。
　　作者对每一个诗派代表诗人创作个性的论述虽然比较简略，但把握得十分准确。同属于某一个流派的诗人，在诗作内容与诗艺方面，必然有体现流派总体特征的共性；但由于具体诗人的生活经历、艺术修养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观点的种种差异，又必然具有他本人的独特个性。对于同一诗派诗人的创作个性的把握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作者则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同一诗派的诗人的创作个性。例如对于小诗诗派的两位代表诗人冰心与宗白华的创作、作者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篇幅体式上，冰心的小诗十分短小，宗白华则更为自由，并未严格遵守“小”的约束；在主题的倾斜上，他们都主张“爱”，但冰心的一切从爱出发，爱是其小诗艺术的源泉，宗白华则以自然作为源泉；在艺术表现上，冰心的小诗天然妙成，不事雕饰，显得朴实平白，而宗白华则讲究构思，显得曲折优美，更具哲理性；在意境风格上，冰心的小诗“清新”，宗白华的诗“幽深”；在小诗创作的哲学社会学依据上，冰心的思想基础是泛爱主义，而宗白华则以泛神论为其思想核心；在中外诗歌的影响源上，冰心主要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宗白华则更多地受到中国古典诗词中短诗的影响。通过上述比较，冰心、宗白华的创作个性就十分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富于独创性的见解是本书的一个显着特色。学术研究，贵在独创。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学术研究事业。作者既富有理论素养和理论勇气，又能艰苦探索，因而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例如关于象征诗派，以往的研究者谈其所受西方象征诗派的影响以及它与西方象征诗的共同点多，而揭示其与西方象征诗派的不同点少。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揭示了两者的不同之处。他从如下六个方面揭示了两者的不同：（一）在现实与诗歌的审美关系上，西方有所谓“超验的象征主义”，而中国象征派则淡化这超验的方面。（二）在悲剧意识上，中西象征派都追求“忧郁美”，但西方象征派渲染悲哀与绝望情绪，而中国象征派的悲剧感往往与危机感、惶惑感、忧患感交织在一起。（三）欧美的象征诗人从命意、意象、词藻、节奏、色彩到结构都成为象征，象征具有整体性的特点，而中国象征诗派有的具有这种整体性，有的则仅仅表现在意象、词藻和手法方面。（四）在神秘主义色彩上，中西象征诗的程度不同，欧美更浓重，中国象征诗相对弱些，也没有欧洲宗教的神秘主义。（五）在语言运用上，欧美象征诗的目标在使诗的语言“重新成为实体”，而中国象征诗派尚未使语言成为实体。（六）在创作方法上，欧洲象征诗排斥浪漫主义，而中国象征诗则融化浪漫主义。这样从现实与诗歌的审美关系，悲剧意识、象征、神秘色彩、语言、创作方法等六个方面将中西象征诗派进行多方面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两者的不同之处。我之所以转录作者所揭示的六个方面的差异，意在说明作者是怎样在深入研究中西象征诗之后提出自己的独创观点的。又如，历来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在谈到苏俄的“拉普”和日本的“纳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时，大多谈其消极的一面，即导致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很少谈到或者看不到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作者则实事求是地肯定它还有积极的一面，即“赋予诗以新的思想特质，它与‘五四’新诗的优秀传统相融合，为政治抒情诗派所追求。”这是说得很对的。书中独创观点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游友基同志这部高质量的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研究专着，将中国现代新诗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在祝贺他取得这一学术成就的同时，预祝他今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取得到更大的收获！
　　　　　　　　　　　　　　　　　　　　　　（责任编辑：管宁）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福州75～76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潘颂德19951995 作者：福建论坛：文史哲版福州75～76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潘颂德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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