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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晚清、“五四”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时期，是一种典型的“乱世”，是中国的近、现代政治特点给予知识分子的一种时代机遇。它最终影响和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与精神气质。
　　由于时代的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在许多方面有所区别，但作为一种内在前提，传统文化不能不是新文化得以发展的一种保证。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从古到今的发展总体上是一个不断进步、完善的历史过程，兼容性和开放是它的一种根本特征。新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合理进化。如果忽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维系，那就很难领会新文化的思想渊源，也不可能对中国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现获得一种历史的理解。
　　　　　　一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来看待从晚清、“五四”直到三、四十年代的这段时期的基本特点。我的看法比较简单，以为这段时期的基本特点集中表现为一个“乱”字。所谓“天下大乱”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个总体态势。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新文化是在一个“乱世”之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存环境，是一种典型的“乱世”。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大多发生在朝代的交替时期。“乱世”的基本特点是，原先的权力系统崩溃了，而新的权力系统还没有建立或没有完全建立，从而缺乏政治统治方面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在文化思想上的特点则表现为，原有的观念体系特别是其阐释方法受到严重挑战和打击，或者说，原有的意识形态及其特定的表现方式的权威性受到根本性的削弱，从而导致各种“异端”思想的出现和活跃。因此，似乎可以说，“乱世”是一个原先的社会形态瓦解后所形成的权威“真空”时代。现在就从这个角度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现代“乱世”社会形势中的政治、文化特点及其关系。
　　大致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清政府的政治统治地位便逐渐发生动摇，并迅速走向衰亡。清政权的衰亡和崩溃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逐渐丧失其对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的过程。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1905年）以及“满汉之别”的社会舆论和“排满革命”的政治思潮之所以会在清末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最极端表现。而尤其能说明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统治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系的现象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局和历届政府、政权，都严重缺乏持久牢固的稳定性，因而它们对文化思想的控制不能不都是相当有限的。从清末到四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动荡和混乱，不仅表现在政权和政府的频繁更迭，而且还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权力的紧张对立、军阀割据势力的始终存在、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的连年不断、西方各国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和文化势力的影响等等。比较起来，即使在相对较长的蒋介石国民党取得中国的全面统治权力时期，上述各种政治危机因素也依然明显存在。抗战时期，中国更有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和敌伪汉奸政权同时并存、各自为政的现象。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西方各国包括日本，在中国的最大文化都市上海，一直都保持有“租界”。抗战前期，这些“租界”也就成为后来人们所说的文化“孤岛”。所有这些现象和因素的存在，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现代政治状态。由此造成的政出多门和朝令夕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政治统治的一个明显特点，同时也是其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中国政治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作用，早已被人们所了解，但对于一个特定的时代中政治所给予文化的具体的影响方式，分析起来显然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表现。中国现代的“乱世”政治，始终都不能长期有效稳定地控制全国的政局，对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无法采取比较一贯和统一的政策，加之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的失落和外来文化思想的猛烈撞击，中国新文化的发生不仅有了最大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而且它的发展也有了最大的自由度。同中国新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的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相比，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启蒙时期，主要理由就在于它是一个全面探寻并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观念体系和价值规范的自由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最少表现出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则最多地表现出观念信念和文化价值取向的丰富复杂性，甚至还不免于混乱和矛盾的状态。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在现实政治的空间和传统文化的废墟上构建新文化的大厦，但是他们对于建设这座规模巨大的历史大厦，一方面缺乏统一的施工规划，一方面对工程所需的材料和使用方法又各执己见，于是，他们只好每天都在工地上讨论。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只有等到政治的权威重新牢固建立起来后，他们才或者自觉、或者被迫地统一行动起来。但由此筑起的大厦，却可能并不是当初讨论时所能够想象到的。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我对中国现代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看法，更充分地说明中国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环境，我想提一下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理论。毛泽东主张在各个政治行政区域的交界地带、也就是所谓的“边区”建立红军政权。他在论证其可行性时，首先注意到了由各种势力的割据而在“边区”所造成的政治和军事的空白现象，中国红军和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地域空白建立“红色根据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理论的合理性。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央政权和各种地方势力，始终都无法消灭在“边区”活动的共产党红军。从这个例子中所能得到的启发是，中国现代动荡、割据和政出多门的“乱世”政治形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造成了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边区”存在。对统治者而言，政治和军事上的边区“红色割据”尚且无法消灭，那就更谈不上统一文化思想上的“边区”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割据”了。左翼文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最活跃的文化中心城市和知识分子中得以存在和发展，也就有了可能性。广义地来看，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启蒙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正是在一种没有权威政治、特别是没有权威意识形态有效控制的时代环境中，得以自由地生长，并最终影响和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面貌与精神气质。
　　乱世和政出多门在政治上的意义姑置不论，在文化领域则我以为是新思想得以出现和生存的契机。这是在充分重视中国的现代政治对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的前提下得到的结论。所以，我认为“五四”前后及后来一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活跃——其中当然也是包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活跃——是中国现代的政治特点所给予的一种时代机遇。新文化是在缺乏权威的政治和文化的空间恰逢其时地生长起来的。
　　　　　　二
　　要认识中国现代政治对于文化思想的具体影响，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当略加说明和澄清的。一是“乱世”政治对新文化发展的阻碍和压制、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权利的侵犯和打击的问题，其中特别是左翼或左倾意识形态和知识者的生存境遇问题；一是战争对新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复杂影响问题。
　　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总体上看兼具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大多数时期实行的是一党专制，同时明显表现出军人（军阀）政治的色彩。因此，它对以民主、科学和自由权利为精神旨趣的新文化思想并不能真正做到宽容和承诺。当然，相比之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是它的最主要的敌人。如果说统治集团受到政治和文化的权威程度的局限，使得新文化思想的发展一般还有相当自由的可能，那么，左翼文化则始终受到最大的敌视。北洋军阀政府和其他各种政治统治势力对左翼文化的打击不必细说，最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是国民党政权对于左翼文化的压制和迫害。比如说三十年代就是如此。不过，这种现象并非可以一概而论，其中仍有值得推究的问题。我粗略地想来，觉得应当把“左翼”和“左倾”、“左翼文化”和“左倾文化”区别看待。“左翼”是明确具有党派集团归属及其利益的政治单位，“左倾”则是指一般思想表现上所显示出的政治性倾向，但并不以政党归属为其前提。换言之，我试图把主要属于特定政治范畴的“左翼”和基本上属于一般思想文化范畴的“左倾”区分开来。从二、三十年代的许多例子中能够发现，受到最残酷迫害的大多是与现实政治或政党活动有直接参与关系的“左翼”知识分子。例如着名的“左联五烈士”等。在把这些事例当作文化斗争现象来分析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认识到其中的政治因素是最主要和最关键的。这些事件首先或主要是政治事件，而非文化事件。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大致能对“左翼”文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理论的推导，但就其具体、个别的事例来看，则政治和党派斗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显然是理解这些事件的关键，我们在文化思想领域内是很难把握其症结所在的。在学术文化的范围中之所以还必须提及“左翼”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从事过文化活动。其实，他们更象是文化活动中的政治活动家，许多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因此，他们作为现实统治集团和政党的政治敌人而遭到迫害乃至牺牲生命，是并不奇怪的。否则，政治斗争就显得出人意料地平静和温和了。相比之下，那些主要属于学术文化身份却具有或表现出“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他们的思想倾向而遭致残酷迫害的现象，则相对来说是较少见的。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或直接处在现实政治斗争的对抗关系中。同其他的知识者和文化人一样，他们没有把自己纳入到政治集团的营垒中去。在这方面，我以为鲁迅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关心政治，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并为之进行不断的探索，但他只是一个批评者和思想者，尽管他一度非常接近“左翼”组织，但却始终坚持自己超于政治和党派的自由批评家和思想者的立场。他是从文化思想的启蒙立场去进行和从事那些具有“左倾”政治文化性质的活动和工作的。所以，明显表现出“左倾”思想色彩的鲁迅，虽然还甚至与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有过直接往来，却从未受到过政治上的严重迫害。有人曾经认为，鲁迅之所以一直没有遭到严酷的政治迫害，主要是由于他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秘密的生活方式。这种看法未免太牵强和一厢情愿了。政治斗争不是胆小者的天真的游戏，一旦构成对权力的实际威胁，那么政治迫害是不择手段和不顾及任何人的。并非共产党的杨杏佛的被杀，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政治统治的权威专制还没有充分建立的时代，置身于政治中心和党派之外的知识分子，大概还是比较安全的。他们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或者也不想获得这种权力，但他们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最终也会影响到政治。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虽然一直都在受到种种干扰和压抑，但总体上仍然不断地挤在中国现代政治的空隙中顽强地成长着。
　　第二，再来谈谈战争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问题。中国现代几乎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新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自然会与战争因素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对中国新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对中国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的“民族救亡”这两者关系问题进行过深入分析，其中主要强调了“救亡”的时代要求对“启蒙”意识的制约性影响。对此，我是这样看的，中国现代的民族救亡战争及与之有关的救亡思潮，无疑是超于一切之上的时代主题，但对中国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发展产生明显影响的刺激因素也并非仅此而已。换言之，中国现代的基本政治态势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自身的复杂性等等，也显然在起着作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来合理地看待救亡时代的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发展与表现。也就是说，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新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形式”与启蒙运动的问题。在观察历史现象时，如果过于集中在表面形式上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特征明显的那些“潮流”和“运动”，往往可能导致对另一些重要存在因素的轻视甚或忽视。在二十年代后期、特别是民族救亡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类似“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在表现形式上可以说是消退了，但启蒙的思想和文化精神并未夭折。相比之下，我以为启蒙思想及其文化精神的表现只是更加具体化和个人化了。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而言，新文化的精神已经成为他们思想意识中的基本素质。否则，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化也就根本不可能在政治和战争的废墟上又奇迹般地得以发展。作为一种历史的开端或者说是时代转型的一个枢纽，“五四”时代的启蒙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实现了它的文化目标。它已经使现代新文化的基本观念、思想和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
　　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现来看，每当时代的关键时刻，比如晚清和“五四”时期，抗日救亡战争时期等，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思考就显得尤为忧切，其表现形式也就尤为激烈。对其中流露出的政治热情，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但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深入了解，这一切也源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而决非完全是环境的刺激。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历来是每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他们的思想言行的旨趣都能归结在“道义”和“文章”之中。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也可以归结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重建和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道义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上。在救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始终怀抱和坚持着这种道义信念。特别是他们的这种传统的道义信念的升华，主要并不体现为他们的激烈的政治热情，而是最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沉静的学术文化研究中。并且，在这之中，一方面反映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成果，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此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发展，是与“五四”新文化精神一脉相承并以之为基本前提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才认为“五四”的启蒙生命并未因救亡而夭折。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我想举中国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和朱自清、王瑶两位先生的例子。西南联大的形成，不仅是战争时期紧急应变的一项临时举措，而且实质上也反映出保全中国学术文化命脉的一种历史意识。由于危急的战争形势，当时沦陷区的许多文化机构、学校以及教师和学生，纷纷向西南等地迁移。形式上看这与战争难民的逃难没有什么两样，但以后的事实却证明了这其中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坚忍信念。我想不能把这些行为单纯地看作是政府当局的决策，而应当从中体会中国知识分子为自己的文化信仰所表现出的忍辱负重的精神。否则，就难以解释西南联大等战时学术文化和教育机构中的学者们，怎么能在如此偏僻的地区、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因。对于像朱自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现在人们注意的大多还是他们在“五四”时代的诗人、作家形象，或者是抗日救亡时期充满政治热情的爱国学者的形象。实则贯穿他们一生的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信仰及其孜孜不倦的研究工作。这一代学者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们保持并发展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在学术领域中的历史成果。即使是在纯粹的古典学术研究中，也能反映出他们作为现代新文化氛围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品质和时代精神。从大的方面看，他们的纯学术研究也是与时代的救亡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他们的救亡意识正具体表现为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忧切关注和深入研究。这种方式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合理而特定的选择。从小的方面看，他们的学术研究思想也与传统的旧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在文化观念、思想态度还是学术方法诸方面，他们都显示出了“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特征。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也就根本不可能创造出较之“五四”时期更为丰富和坚实的一代学术面貌。朱自清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他的学生王瑶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对中国新文化知识分子传统的继承。王瑶先生是在救亡时代开始从事古典文化研究的，以后他曾强调过，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一直受到鲁迅等“五四”一代学者的深刻影响。这其实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与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思想联系。正因为这一点，即使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他的思想观念也与在封闭文化条件下造成的后代知识分子有着明显不同。直到八十年代，他仍被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视为最可钦佩的前辈导师。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如果没有像王瑶先生这样的一代直接承传“五四”新文化思想精神的知识分子，那么，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发展和精神人格的建设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历史的联系和发展中，最足以证明中国新文化的思想精神包括其中的启蒙意识，即使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政治形势下，也没有丧失其生命的发展而半途中断。尽管它不再适宜继续保持一种浩大的思想运动的形式，却早已将其精神具体化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了。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以其最残酷的方式最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性，而救亡赋予了中国新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表现的一种新的方式，中国现代文化也得以在战争和救亡中实践新的发展形式。
　　　　　　三
　　谈到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发生，人们一般都比较注重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这是有相当道理的。但如果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看作是一种连续性的整体，那就不能不同时甚至首先注意到文化发展的自身机制和特点。由于时代的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在许多方面确实有所区别，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前提，传统文化不能不是新文化得以发展的一种保证。换句话说，新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合理进化，两者有相承相续的必然的逻辑关系。如果忽视传统与现代之间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维系，那是很难全面领会新文化的思想渊源的。我们常常说，历史可能会为我们提供有关现实问题的启发或答案，道理也就在此。当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悠久、丰富和复杂，人们不难从中找出许多相同、相似或相异甚至矛盾的因素，这只有看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基本立场了。
　　就目前来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许多人都主要以保守性和封闭性等批判性的观点来概括。直到不久以前，我自己也持这种看法。但现在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也表现为明显的兼容性和开放性。这不仅是由于我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观察和思考，而且也是基于一种理论上的深刻怀疑，即很难想象或相信一种主要以保守和封闭为特征的文化体系居然能惨淡经营维持数千年之久，并绵延至今仍保持其生命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割断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继承与发展关系，而必须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种整体性、一体化的精神存在。因此，只要承认中国文化从古至今的发展总体上是一个不断进步、完善的历史过程，兼容性和开放性必然是它的一种根本特征，是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命发展动力。我也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历史进化论者，无条件地相信或承认时代的每一次变革都体现了历史的进化性和发展的合理性。对于兼容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强调，既是出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的重新观察和思考，同时首先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现和行为方式对我的启发。
　　我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和开放性特点，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来自各种地域或民族的文化因素，基本上都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开放接纳并选择吸收的宽容态度。自然，在一种文化发展到相当独立和成熟水平时，它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取舍必然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标准，这是文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在形成其自身基本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后，也不可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因素，这是应当充分理解的。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也没有采取过完全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态度。对此，必须要把传统文化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理解。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曾有不少学者充分强调了所谓传统形成的动态性。这就是说，不能从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一种传统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在今天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传统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能非常合乎情理地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和开放精神。
　　先秦时代，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当然也还谈不上有统一的文化体系。但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诸子百家的学说和思想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兼容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中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由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传统从其形成之初就不是单一性和封闭性的。虽然从汉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取得文化上的独尊地位，并且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集团的主要政治文化理论和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但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它本身也表现出消长起伏的曲折性，特别是它对其他思想因素如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和异域外来的佛家思想的兼容吸收。更是人们熟知的事实。实际上，从秦汉开始，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统一民族国家，它与异域外来文化的接触就鲜明地表现出了不同民族或传统的文化交流的性质。比如已经提到的佛家思想和佛教文化，最初就是从汉代传入中国的。到了唐代，它们几乎已经基本上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禅宗的形成，标志着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最终本土化。相对以后的历史，以禅宗为核心的佛教文化不再是异域文化，而确确实实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这也正是通过兼容和开放，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壮大、丰富和发展的一个证明。唐代的李氏家族是被历史学家称为带有所谓“胡气”而入主中国的，从文化渊源上看，李氏王朝与当时中国的正统文化应当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恰是在唐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与此相应，唐代的中国同海外各国的外交和文化往来，也是空前频繁的。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日趋完备和严密，并且，随着理学的兴起，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也达到了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即便如此，宋代的情形与唐代一样，儒家思想还远远没有获得和表现出它在文化上的独断专制权力，甚而几乎相反，较之于中国历史的封建文化政策，宋代还堪称是一个最为宽松和自由的时代。比如，宋朝对士大夫的刑罚处分就是历朝历代中最轻微和宽容的。由此，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思想上乃至生活方式上等等，都享受到了封建时代可能有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利。这种历史现象在以保守和封闭为特征的文化环境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汉族以外的异民族较长时期统治的时代，但它在文化发展上也并非尽如人们一般所说的历史的低潮时期。元代和清代的“异族入主”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我在下文还将涉及。明清两代，大多被视为封建历史上政治专制的时代，在文化思想方面如“文字狱”之类就特别多。然而众所周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传教士以及一些较早的西方近代科技器物等，就是在明代进入中国文化领域的，而且，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文化现象，在明代更有突出的例子。比如当时就有西方人在明代朝廷中担任天文官员的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的天文官是一种具有特殊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官员，他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往往会与一朝一代的政治统治形势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与现代政治行政制度中的国家官员或公务员的身份和职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这一现象所显示的意义，不仅是文化方面的，而且也有政治的鲜明色彩，应当把它看作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清代的文化政策，人们印象最深的，除了“文字狱”以外，恐怕就是所谓的“闭关锁国”了。但是，这两者尽管有文化禁锢的倾向，特别是在它们的客观后果方面，而实际上其首要的用意还是在政治方面。“文字狱”主要发生在清代的早期，其维护立足未久的满清政权的统治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显的。“闭关锁国”也不是清朝自始自终的一项国策，何况它有着沿海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的管理与防卫性质。清代中前期开始实施“锁国”政策，到它的后期，这一政策实际上已经被完全冲垮，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因此，“闭关锁国”政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不彻底的。当然，由于中国政治对于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诸如“闭关锁国”的政策不能不带来文化发展方面的消极后果，但将政治动机与文化发展两者的不同关系区分清楚，也仍然是重要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方的近代文化随其军事入侵而比较广泛地出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面前时，一些思想开明的封建士大夫就提出了“师夷”即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这种主张不是一种被动自卑的文化心理的流露，而分明是出于积极进取、自我更新的强烈民族愿望。其目的乃在于立足和发扬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制夷”。从中我们能看出传统文化即使是在比较衰微的时代，它也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开放姿态。
　　在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兼容性和开放性特点时，还可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所谓“异族入主”现象对文化发展产生的特殊影响。战争对文化的破坏是巨大的，尤其是国家或民族间的战争，大凡战败民族的文化受到压抑几乎是必然的。但对于这种现象，也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看待。中国自先秦到满清，战争无以计数。其中以结果而论，当首推元代的蒙古人和清代的满族人通过战争胜利最终统治中国的例子。鲁迅曾把元、清两代“异族入主中国”的历史，归结为是造成中国人思想精神中“奴性”的由来和根源。他在年轻时受到“排满”思想的深刻影响，自身的痛苦经验也使他对遭到“异族入主”的歧视和压迫有切肤之感。以后他更把“排满”思想同“国民性批判”联系在一起，由此对“异族”统治的历史和中国人“奴性”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是鲁迅思想的独特方式。我现在则比较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来评价“异族入主中国”的历史意义。因为在一定范围内，战争包括民族战争也有促进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变革和进步的作用。至少，战争促进了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开放的可能性，不管其是否自觉或者被迫，都是如此。对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民族间的战争，也当作如是观。元、清两代经过战争一方面达到了“异族入主中国”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以最激烈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使不同民族的文化产生了空前的接触和交流。这似乎出于无意，成于无形，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却不能不说是增强了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特点。作为一种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或许是不能拒绝、也无法拒绝的。这种文化上的融合，既是时代的偶然性促成的，但也有其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中国传统文化除此没有其它选择。作为一种回报，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一阵似乎是痛苦的选择之后，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因素。它比以前具有了更丰富的精神素质，发展的前景更广阔远大了。
　　但是，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和现象，许多人却认为，一旦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其结果要么被排斥，要么被同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同化性”，历来是受到过分强调的，并且同时也被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的一种主要表现。对此，我的看法也正好相反。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因素有所谓的“同化”作用，那恰恰不是它保守、封闭的反映，而是最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如果真是一种保守、封闭的文化，并且又是一个战败民族的文化，那它对其他文化的态度除了完全拒绝以外，以后的结果也只能是毁灭和死亡，它还怎么会再有能力去“同化”其他文化呢。对于已经相沿成习的用以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同化”概念，我以为不应该继续完全在侵蚀和消耗之类的意义上去使用它，而应当在兼容和吸收的意义上去解释它和使用它。另外，历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性”的过分强调，表面上好像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其实在思想前提上却隐含有一种自大、偏执而且相当狭隘的民族或文化的傲慢倾向。如果只是客观地、恰如其分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性作用，那么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促使文化进步的自我变革力量，并且是以文化上的兼容和开放为前提的。
　　中国现代的一些杰出学者如陈寅恪、钱穆等先生，都曾强调过我们后人对于历史应当首先具有一种“同情和敬意”，应当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去充分感受历史的氛围，从而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古人产生切肤般的联系。这种体验和尊重历史的思想方法，与古人所谓“知人论世”正含有同样的道理。鲁迅那篇着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以为堪称这种研究态度和思想方法的范例。比较起来，纯粹用一种激进的态度和方式去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其致命弱点恰在其缺乏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在中国学术界，至今仍有夸张地强调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历史。我想这是会产生很大偏见的。由此不仅会过于苛责古人，而且也会误解甚而曲解历史。在历史研究中，作为一种前提，已经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我们的主观意识，如果再一味强调对历史的批判，结果只能导致偏离历史。
　　我之所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和开放性精神，还在于由此可以从文化精神的渊源上对中国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现获得一种历史的理解。如果没有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或人文思想遗产作为最坚固的基础，光凭一批吃过洋面包和生鱼片的留洋学生，要想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并获得成功，那是难以理解的。我以为，晚清至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原因自然有许多，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兼容性和开放性精神，不能不是这一历史现象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外来文化面前所表现出的宽容、自信和自由的这种健康文化心态，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明的豁达精神有直接的承传关系。尤为突出的事实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并没有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度激烈的反传统情绪冲击下烟消云散，而恰恰是这同一代人，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几乎都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者。这一历史事实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度。说得极端一点，胡适、鲁迅的反传统思想的形成，其近因或许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以来不断衰微的刺激和同时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而其远因则也凭借和依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度与深厚。周作人要在晚明小品中找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某种源流关系，并非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偏好，而是他独具历史眼光的表现。从中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启发是，任何一种文化或文学上的变革，都有一个比较缓慢、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突然爆发。那么，要探寻和认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轨迹及其内在动力和生命精神，就不能不从传统中去获得答案。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探寻历史的目的。至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会在“五四”时期形成一种高潮，那正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它因素在这一个“时间点”上为它创造了最佳的机会。革命就象是一颗炸弹，它要成功地发挥出最理想的威力，势必要在适当的时间才能去点燃它的导火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才既变革和发展了传统，同时也没有在西方文化面前迷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所谓反传统与学习西方文化一样，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时代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相比之下，如果这种手段发挥得过于激烈，那么他们倒会突然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无以判定自己的行为方式的价值所在。所以，不管表现形式如何，他们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抛弃或背离这一根本，他们将一无所有，并且也无所作为。事实证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非常清醒地了解了自己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境遇。他们为我们开启了现代新文化的先河，使传统文化的流程也因此变得更广阔绵长了。传统在继续，在发展，同时也在更新。
　　　　　　　　　　　　　　　1995年2月，日本仙台—东京。＊
　　
　　
　　
上海文化16-26J1文艺理论吴俊19961996 作者：上海文化16-26J1文艺理论吴俊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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