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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I206.6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0)06-0001-04
　　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到80年代末期的文学，即我们习惯意义上称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个时期的文学。近几年来，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合一纳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概念已得到较普遍的认可，并已有多种20世纪文学史问世。我们也认为从时间范畴上给近百年文学史命名是比较科学的。我们的文学史仍然采用现代文学之名，主要是表明我们主要描述的文学史对象是20世纪文学中的一个阶段，20世纪初期的文学我们仍视为现代文学发生的源头与背景，“五四”之后的文学与它有着质的区别。而文学史下限我们只讨论到80年代末期，是因为9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相距太近，进入文学史需要一个沉淀的时期。将现代、当代文学合一，也是根据教育部新颁布的中文系教学大纲的需要，而这两个时期文学的连续性意义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首先，我们需要辨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不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突然实现的，它经历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20世纪之初十多年的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的酝酿与准备。梁启超在1923年撰述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用进化论观点，把近代社会的历史描述为社会实践重心频繁转移的过程，这就是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变革，“制度”变革到“文化”变革的实践过程。他将“文化”变革纳入到了近代社会变革的整体框架之中，但是他没有看到“五四”“文化”变革的全新意义。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中，将晚清的语文革新运动和诗界文界革命的实践，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与白话文学的资源准备。一方面我们必须肯定近代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先导性与过渡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五四”文学运动所带来的中国文学观念的新的质变。这种新旧的质变既体现在对封建文学思想体系的全面批判中，也体现在对传统文学形式规范的否定中。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一直与社会的政治变革历史联系在一起。有不少文学史家或学者希望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中来划分文学的历史，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近百年的文学一直处在政治风云际会的社会剧变之中，它的变化无不与中国社会的变动休戚相关。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它几乎没有给作为精神生产形态的文学提供相对裕余充足的条件，使其从纯文学的意义上来自觉自足地发展，这就决定了近百年文学历史的分期整体上难以游离于社会的历史变动的特征之外。
　　从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开始到1927年这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特征突出表现为在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性变革中，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初步确立：以体现人性的自觉、个性的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表现了科学民主的现代理性精神，鲜明地显示了与封建专制文化思想体系的分野。白话文对文言文正宗地位的取代所带来的文学语体形式的根本变革，各种新型文学样式的出现及其文学实绩的初步显示，有力地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的确立。在面向世界的广博采纳中，全面开通了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交流融汇的渠道，中国文学开始获得了现代视野。
　　1928年至1949年是现代文学的发展期。这一阶段的文学特征，首先体现为多元化文学思潮的整体发展状态，并且围绕着社会变化与政治斗争，形成了不同文学思潮的对立竞争与不同区域文学面貌相对自成格局的文学局面。这20余年的文学格局主要由三方面的文学潮流构成：一是从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普罗文学思潮，经历了由左翼文学到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而形成的革命文学思潮；二是代表国民党政府行为，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官方文学思潮，包括从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到40年代的战国策派倡导的文学思潮，以及30年代后期与40年代的部分国统区其他官方文学；三是无党派的知识分子作家构成的民主主义文学思潮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从后期新月派文学到30年代现代派创作，从30年代京派文学到40年代海派都市传奇，还有三四十年代巴金、老舍、曹禺、钱钟书等人的创作，大都属于这一文学思潮范畴，而从区域范围来看，这一文学思潮主要由沦陷区与国统区的文学创作构成。其次，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学价值观念，从文学的主题到文学的形式建构与审美风格的追求呈现为多元化的倾向，这也是现代文学逐渐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再次，长篇叙事文学的丰收与成熟是这个阶段的突出成就。一批文学大家的创作走向成熟，文学新人成批涌现，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繁荣兴旺的发展局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阻碍现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抗战文学的主题在30年代初期东北沦陷区文学以及东北文人的流亡文学中就开始奏响，包括茅盾30年代上半期的一系列社会分析小说，艾青30年代的部分诗歌等，皆表现了殖民主义文化统治下的社会悲剧。抗战后文学主题相对集中，但是文学思潮的演进并不是在某个区域内单一演进的，像钱钟书、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冯至、九叶派诗人的现代主义诗歌，国统区与沦陷区的都市通俗文学，以及大批散文、杂文作家的创作，皆体现了文学的多元化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将现代文学三四十年代作为一个整体阶段来描述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把1950年至1978年近30年的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现代文学的曲折变化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继承了上一时期革命文学思潮的传统，是现代文学思潮的一元化文学时代。从第一次文代会对解放区文学方向的提倡，到第二次文代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第三次文代会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最好的创作方法”，这一时期对现实主义的一贯倡导与实践，都更加突出体现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性影响。如果说建国初期十七年的文学较多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积极影响的话，那么，“文革”十年便呈现为左倾思潮对现实主义文学生命力的严重侵蚀。70年代末期文学的拨乱反正，仍带有过渡性的特征。
　　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80年代文学的复兴，这一阶段的文学突出表现为文学重新步入了多元化的文学历史的发展轨道。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文学本质意义上的复归、深化与发展过程。一度中断了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其文学变革与文学复兴的先锋姿态出现在80年代的文学思潮中。从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新笔记小说、新历史小说到朦胧派诗歌、新生代诗歌，再到探索性、实验性戏剧等，在80年代文学中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特征，是大众化文学思潮与文学的商品化趋势在80年代后半期开始影响文坛，处于文学中心的“纯文学”或“精英文学”位置受到动摇，文学的边缘化趋势已初现端倪。
　　关于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历史特征
　　在对现代文学性质的描述中，较长时期，大都借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的精典阐释，即“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若从文学的时代精神与文学反映历史的本质特征来看，这一论述是完全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前三十年的历史面貌的。我们把现代文学从时间范畴上延至80年代末期，也就无法再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性质来概括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了。再则，作为文学性质的界定，既要有对文学与社会历史关系的规律性特征的认识，又应该体现文学审美地作用于社会历史特征的描述，以及文学自身嬗变规律的总结。近些年来，有学者试图从现代化的意义上来概括总结现代文学的特征，又由于人们对现代化内涵理解的分歧，也没有达成统一认可的价值判断标准。而且，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仍处在初期探索性时期，要定义现代文学的性质，也是困难的。鉴于此，我们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嬗变中所呈现出来的某些现代性特征作一些概括性总结与阐释。
　　鲜明的政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显着的特征之一。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经历了深重的忧患与灾难的沧桑岁月中，逐步走向兴盛的民族自立自强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与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一部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阵痛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进入20世纪的历史的第一页，就是民族的屈辱史与愤怒史。中国社会日益殖民地化的现实与民族危机，迫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重视思考探索救亡图存，拯兴民族的道路。“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体现的就是一批先觉的精神界战士对历史责任的自觉而庄严的承担。他们扮演着思想启蒙与文学启蒙的双重角色。在双重角色中，他们首先充任的是思想启蒙的精神界战士的角色。他们深知，只有有了人的觉醒，“沙聚之邦”才可成为“人国”，只有先“立人”，才能后“立国”。他们大都是为了思想启蒙而走上文学启蒙道路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与民族兴衰的忧患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变革与社会的变革休戚相关。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文学要自觉承担民族忧患的历史使命的传统，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境遇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所决定的。
　　“五四”后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从黑暗走向光明。尔后的30年，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危机重重的艰难岁月中。“五四”后，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阵营的分化，整体上逐步强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与功利主义色彩。20年代最有影响的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作家群的创作，前者标举的是真实地观照现实，表现人生，改造人生的文学价值取向，而后者虽然标榜的是为艺术的文学，但是他们的创作又是最具时代精神的产物。30年代影响文坛的是左翼文学思潮与以现代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新兴的左翼文学公开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突出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倾向，而现代派文学在所谓“纯艺术”的追求中，低吟的依然是与民族前途、个人前途相关的心灵苦闷，含蓄地表现的仍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精神迷惘。抗日战争中的文学呈现出悲壮的战斗气息。国统区、沦陷区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汇合成反帝爱国的主潮，“抗日御辱”，“抗日救国”成了全国民众的头等政治。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演绎着苦难受辱，反抗斗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共同主题。4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文学汇聚成工农兵文学的潮流，坚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方向，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得到了政策性的强化。国统区40年代的文学较多历史题材的创作与讽刺文学，作家的政治倾向性在一种隐晦的叙事中表现出来。
　　解放后，第一次文代会突出地强调了解放区的革命文学传统，把文学看做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作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规定了文学艺术的基本任务，要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逐步完成。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大大地强化了文学服从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这一时期，广大作家自觉遵从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努力追求文学与政治的艺术融合，加上长期的斗争生活的积累与一代知识分子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心灵变迁，50年代后期，作家们为新中国贡献了一批较优秀的艺术成果，像《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林海雪原》、《山乡巨变》、《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放声歌唱》、《回延安》等诗歌，以及《茶馆》、《蔡文姬》、《关汉卿》等剧作。无疑，这一批作品，是与共产党在50年代的文艺政策与文艺方向一致的，也是作家在服务于现实的政治中，较好地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艺术感受的产物，是政治思想性与艺术的创造性较好的结合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文艺横遭反动政治摧残的时期，自然是文艺的凋零时期。
　　进入新时期后，第四次文化会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这比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内涵要深广得多，宽松得多。由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过渡性特征的影响，80年代的文学仍体现着较鲜明的政治色彩与政治倾向，从侧重政治控诉的“伤痕文学”到侧重政治批判的“反思文学”，从着眼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改革文学”到把艺术触觉伸向古老文化传统的“寻根小说”，都在为民族的复兴尽着文学赤子的舔犊之情。在疗治岁月的创伤与心灵的创作中，新时期80年代的文学再次承担了文学的思想启蒙的历史责任，并且整体上呈现为文学与政治的艺术融合，作家心灵的体验与时代精神的共鸣，再不是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也较少文学对政治的理性图解。
　　鲜明的政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性的品格，在对封建专制制度与文化思想体系的批判与否定中，建构起了以现代科学民主意识为核心，争取个性发展与民族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性文学思想体系。但是，政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的功利性倾向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变革与艺术创新。在文学与政治的艺术融合，作家心灵的审美体验与时代的精神产生共鸣时，文学的政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与宏大气象；当政治硬性干预文学，文学理性地图解政治，被动地服从政治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就产生了一批文学赝品或教条主义的文学读本。中国近百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留给了我们丰富的启示。
　　现代文学史是一部逐步走向人民大众的文学演变史，大众化是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特征。
　　1917年文学革命发难时，陈独秀提出的响亮口号就是要建设“平民文学”，推倒“贵族文学”，用“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代替“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其实质就是要根本改变旧文学，把文学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五四”文学变革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开通民智，启蒙大众；二是推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在近代维新改良运动中，就有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文言文发难。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前驱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道：“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维新派把改革文言，采用白话作为开通民智的重要手段。做为“五四”文学革命发难宣言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并不满足于用白话文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而是要“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以白话文为正宗，直接建设白话文学。他的“八不主义”是从文学的本质意义上变革文学的纲领。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出的“平民文学”口号，在30年代开展的大众化文艺运动，以及抗战时期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40年代以来的工农兵文艺思潮等，它们不仅仅是从文学的语言及其他形式方面来展开的大众化讨论与实践，而是一个包括了文学与大众生活，文学与大众的情感、趣味，文学创作主体与大众的角色位置等丰复而复杂的具有文学思潮意义的重大问题。正是从上述关系中，鲜明地反映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本质性区别的现代性特征。概括来说，“五四”以来的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文学的价值观念。首先，将平民化的大众人生做为了各个时期最主要的描写对象，结束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宰文学的时代。现代文学整体上以对大众生活的贴近体现大众的意志，受到人民大众普遍关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没有过的。其二，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平民主义、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现代思想，创作主体整体上的价值观念与情感态度是与广大民众为一体的，作家与大众的角色位置在变化调整中，基本呈现为平等关系。其二，现代文学主要采用的是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口语，各种现代文学形式在不断改造中，为大众所理解接受。
　　近百年来，通俗文学的不间断性的发展也是现代文学大众化特征的体现。现代文学发生期文学的倡导者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武侠小说等消闲文学是持全面批判态度的。新文学一开始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反映现实的文学也正是在突破了统治文坛的封建主义载道文学与消闲文学之后获得现代性意义的。从30年代开始，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受时代变迁与同时代新小说的影响，也不同程度地获得了现代性新质，出现了一批较为受读者关注的通俗小说家和通俗文学作品。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受商品经济大潮与港台文学影响，大陆文学中以小说为主要形式的通俗文学构成了文学的一大潮流，成为了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
　　现代文学是在现代化的追求中不断变革传统的新的民族化的文学。传统文学的现代化与外来文学的民族化，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在外来文学的影响下，求新求变的重新解构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中获得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某些本质性特征的。然而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根深蒂固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与文学思潮的涌入中不可能无所作为地被淹没被摧毁，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不是西方文学的拼盘移植，依然呈现出现在特有的中国化特征，也主要是固有的文学传统作用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是对外来文学自觉选择，对外来文学加以中国化改造的产物，是中西方文化与中西方文学互动交融的结晶，是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民族的新文学。它既不是一种中西方文学简单地对立冲突的产物，也不是简单化地与传统文学彻底决裂的结果。
　　“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与“五四”新文化思潮一样，以激烈的批判方式甄别传统，反思传统，扬弃传统，从而得以在新文学建设中继承真正的优秀传统。对传统的偏激态度，是重建新文学的一种变革策略。唐ｔāｏ＠①的《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一文指出：“五四”新文学“并不像守旧派忧虑的那样，将中国古代文化冲洗净尽，丝毫不留”，“古典作家中一切有用材料，包括仍然保持生命力的文学语言和艺术表现方法，不仅受到尊重，而且作为民族的优秀遗产，被继承，被吸收，消化生发，融汇贯通，成为新的机体的一部分”。“五四”是一个思想文化全面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新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系统的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在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解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没有这个解构过程，中国的文化无法成为开放的文化，旧文化无法成为新文化，但这种解构又绝对不是抛弃，不是砸烂，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是通过与外来文化的对立、斗争、汇合、融合继续在中国新文化的系统中得到传承、再生和发展的。”[1](P.5)一个封闭、停滞的旧文化与旧文学系统是无法提供变革自身的思想武器的，因此，“五四”新文学不得不向西方借鉴，必须把中国文学纳入到开放的，动态的，与西方文学的发展相融的新文学系统中去。近代文学维新运动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旧文学的取代，也正是由于将改良纳入了传统的躯壳，这就不能不被旧体式、旧风格所淹没。传统的母体中是不能脱胎出异质的新文学的。鲁迅对新的文学的建设构想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他主张在中西古今文化的贯通融合中创造新文化与新文学，这一构想为现代文学的历史所证实。
　　发生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中全面开放，广纳百川，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西欧文学、北欧文学、俄国文学、日本文学等纷纷涌入，形成了新文学尉为壮观的崭新气象，全面实现了对旧文学的变革与取代。20年代对西方文学的大量引进并以之为参照来建构新文学，并没有形成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舍弃。代表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鲁迅、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歌，朱自清、周作人、冰心的散文等，都鲜明地映现着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学审美机制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与制约。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体现了现代性与民族性融合的特征。
　　进入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选择，在面向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较突出地取向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与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一倾向的形成受到了国内外政治格局与社会关系变化的直接影响。从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到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思潮，在面向世界革命文学思潮时，更加突出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征”[3](P.500)。这一时期革命文学思潮在中西文学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某些较片面的倾向，对传统的东西继承的多，改造的少，对西方文学的选择也较多受到了现实主义文学一元化观念的限制。
　　在三四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坛。这一股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侧重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方面。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希望尽快完成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接轨，然而，这一股西方思潮的影响实质上也没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文学的制约，像30年代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何其芳，主要接受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但是从他们诗歌的表现情绪到意象的群体构成以及审美风格，都明显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潜在的深厚的影响。这一阶段，还有一批作家自觉地接纳多种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古今中外文学的融汇中探索民族的新文学，像曹愚、李健吾的戏剧，艾青、冯至的诗歌，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等，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多元化文学选择的价值取向，是对新的民族文学形式建构的较成功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强化了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传统，文学实践中，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对立倾向日益严重，除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外，对西方文学思潮基本上采取的是回避或排拒的态度。至“文革”十年，将大量的古代文学的艺术精华作为封建主义文化予以了否定，新文学的民族化逐步走上了一条脱离现代化改造的道路。到80年代，文学又重新回归多元化，现代文学重新站到了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经验得到了同样重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自身的优秀传统得到了弘扬。至8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探索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但是总体上在综合中外古今文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改造。它既不失“固有之血脉”，又“别立新宗”，把中国文学纳入到了与世界文学大体同步的潮流中。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现代化的探索与建设中逐步走向成熟的新的民族的文学。
　　收稿日期：2000-10-27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5～2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泽龙20012001本文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1917～1989)的历史分期及其原因，分析了各个阶段文学的不同状况，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分期/现代性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modernity本文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导言。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Modern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WANG Zhe-nong(Jingzhou Teachers college,Jingzhou,434104)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division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17～1989)and the bases of the division.It also analyses its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various periods and summarises the modernistic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王泽龙(1957-)，男，荆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荆州师范学院 湖北 荆州 434104 作者：《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5～2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泽龙20012001本文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1917～1989)的历史分期及其原因，分析了各个阶段文学的不同状况，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分期/现代性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modernity本文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导言。

网载 2013-09-10 2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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