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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3)01-0093-05
　　为了促进21世纪我国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发展，中国民族史学会和新疆社会科学院两家单位于2002年8月19日至21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召开了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关专家、学者90余人，收到会议论文提要70余篇。在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做了题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历史、现状、未来》的报告。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历史、现状、未来作了回顾、评论、展望。
　　现按照大会议题的主要内容，对主要代表的发言和会议论文提要加以整理。
　　　　一、古代中国疆域与近现代中国的边界问题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张正明研究员在《古代中国版图成因述略》的大会发言中认为：中国版图得以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2.以华夏族为主体，多种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民族形式。3.有恒久的儒道互补的主流文明，其中就渗入了蛮夷戎狄的文明。4.阿尔泰语系诸族与汉藏语系诸族的磨合，不但开拓了北部边疆，而且开拓了西南边疆和东南边疆。5.观念意识上许多民族都有共祖意识，《魏书序记》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记载、南方布朗族和赛夏人的神话传说、西部以柯尔克孜人为例的传说，都是证明。6.正统观念牢不可破的影响，就使中国古代的版图，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当权，都以正统自居。7.内地皇朝的开明政策，其特点是和平环境下对边疆少数民族礼遇之，优容之，厚恤之，善抚之，因而颇得远人之心。它对于开拓边疆和巩固边防所起的作用，胜于雄兵十万。该发言从地理、历史、民族意识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古代版图的形成原因，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辽宁省沈阳市东亚研究中心孙进已研究员在《历史上我国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的发言中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国际法等学识，指出疆域是由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来决定的。在历史上，我国中央政权管辖疆域的方式程度多种多样。因此，历代疆域不断变迁，但大体上是逐步形成一个传统疆域的。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的唐代两件汉文石刻碑铭研究》中，以其非凡的史学功力，对20世纪80年代在今吉尔吉斯境内阿克别希姆古城出土的两块镌刻汉文的石碑进行了考证。其碑一乃唐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杜怀宝为其亡父母瞑福造像碑之基座，作者认为此碑铭的出土，确认了过去学术界推测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就在今托克马克西南阿克别希姆古城的事实，并引论分析了“碎叶镇压十姓使”一职。其碑二，乃残余40字，作者考证其为裴行俭等平定西突厥反叛的纪功碑。这两碑铭是唐经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
　　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秦和平在《清末滇缅北段边界争执的由来及影响》一文中认为：由于中缅两国的长期友好，中缅两国对于滇缅北段边界一直没有详细的勘划，直到清末一直相沿习惯的边界走向。
　　　　二、跨界民族成因与处理等问题
　　辽宁省沈阳市东亚研究中心孙泓在《跨界民族的形成及处理》一文中认为：跨界民族通常由于民族的迁徙、疆界的变动等因素而造成。跨界民族又可分为历史的跨界民族和今天的跨界民族。对历史上的跨界民族，我们应“尊重历史”、“双向继承”、“一史两用”。对今天的跨界民族，我们应“尊重现状”、坚持原则、平等共处。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董洛教授在《跨界民族问题浅议》一文中认为，跨界民族问题产生主要是历史缘由、地理条件和帝国主义侵略等因素形成的。因而引起的现实问题也各不相同。作者认为我们只有正确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才能促进与邻国的共同进步与繁荣。
　　　　三、历代中央政权民族政策与对边疆经略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苗普生教授在《新疆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新疆在维护中国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不守西域，河西则危，河西危机，则陇右不固，陇右不固，必将震动京师长安；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历史上中国由于弃守或新建的封建王朝没及时统一西域，从而造成全国不稳定的事例也并不鲜见。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邢蒂蒂教授在《唐代民族政策探析》一文中认为唐朝执行了一条平等、宽松、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唐朝的民族政策对中央政权的巩固起着积极的作用。在该文中作者引用实例进行了论证，在指导思想上，唐采取了民族平等的思想路线；在行政上实行羁縻政策的执行方略；用人政策上的任人唯贤路线；处理被征服部落的“顺其土俗，全其部落”的重大举措；加强民族友好关系的和亲政策等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卢勋研究员在《唐王朝与南诏关系述论》中认为：唐王朝为了改变在西南地区与吐蕃争夺中不利的形势，稳定边疆，主动改善与南诏关系。南诏为了借助唐朝的势力抵御吐蕃的入侵、完成统一，也有与唐友好的需要。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南诏首领皮罗阁曾鼓动部下挑起事端，乘机扩充势力。唐朝为了解除这一不断壮大的外在威胁，采取镇压，制裁手段。同时鉴于南诏与吐蕃相抗衡，又不愿过分削弱南诏。这种矛盾的演变与激化，自然引发了“天宝战争”。最终两败俱伤，战争迭起，打破了和平共处的局面。作者比较客观地评述了这段历史。运用辩证的观点，从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总结了唐与南诏关系的利弊得失。
　　云南大学法学院方慧教授在《略论元代对云南治理政策的特点及影响》一文中论述了元代对云南治理政策的特点及影响。治理政策的三个特点：1.指导思想发生根本改变，元以前“羁縻政策”——元代以后土官土司制。2.全方位的治理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3.针对实际的统治方法，进行行省统治与宗王统治相结合，任命各民族首长为土官。对云南治理政策的影响：1.加强了云南在政权上与内地的统一。2.促进了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3.成功的民族政策。4.增加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蔡志纯研究员在《略论元代屯田与民族迁徙》一文中，认为元代统治者主观上是为了解决军粮，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在客观上通过屯田，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边疆少数民族封闭状态，使民族迁徙与开发边疆地区相结合。使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新变化。1.民族分布格局发生变化，主要是少数民族被迁移到汉族地区居住、屯田，使中原地区增加了新的民族成分。2.各民族在农业生产中互相学习，最突出的是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迁徙，带去了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3.屯田促使各民族的互相交往，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田卫疆教授在《从“哈密卫”之兴亡检讨明经略西域的政策》一文中，认为明建立哈密卫的初衷是由于明王朝为了维护内地与西域各地交通道，断瓦刺之右臂，阻其南下或向西发展；其次叙述哈密卫随不同时期职能的转化；最后论述了哈密卫丧失的三个原因：1.察合台汗国的进逼。2.西南以及西北边疆的吃紧。3.明朝宫庭内部矛盾的尖锐化。4.明在边疆民族政策上的重大失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贤佑研究员在《略论明朝的海禁与海防》一文中，作者先阐述了明朝海疆的地理概况和沿海民族的概况。继而叙述由于“倭乱”导致明朝实行海防与海禁。其海防措施有建卫所、巡检司、筑城堡、墩台、烽堠、派军队戌守及修造战船。海禁则与其同生共长，互为表里。接着评价了明朝海防措施产生了积极作用，海禁的作用却是消极的。海禁没有起到加强海防的作用，因断绝了濒海人民的生路，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国家的安全和海防建设。这种保守封闭的海禁政策，并未随明朝亡而亡，又被清统治者因袭之，从而彻底扼杀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王冬芳在《明代东北边疆政策特点和对后世的影响》文章中认为，朱明王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政策特点有四：一是羁縻政策，二是华夷之别的民族观，三是汉族正统观，四是枉自尊大。羁縻政策包括卫所制度、贡赏制度和马市制度。羁縻政策迎合了各民族的根本需求，该政策奠定了满族崛起的物质文化基础。华夷之别的民族观中，狭隘的民族偏见主要表现在对女真、蒙古等族的歧视，这种思想认识形成了“以夷制夷、剿抚并用”的策略思想。汉人正统观念是在此前提下，对边疆价值的估量产生的误差，这种观念是民族地域分隔的屏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正寅研究员在《和卓问题与清代西北边政》发言中认为，西域和卓作为一支强大的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一直是西北边疆地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严重影响着清朝西北边疆政策与边疆建设。刘正寅先生从和卓家族的演变及在清统一西域进程中的活动，清廷对其采取的相应措施，19世纪早、中期和卓在新疆叛乱、被浩罕利用入侵我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和卓问题与清代的西北边政。
　　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在《试论清前期对喀尔喀的政策》一文中，论述了清廷在争取喀尔喀归附时采取的政策，即经济上控制，军事上施压，并通过达赖喇嘛施以影响。其次阐述清廷对喀尔喀归附后采取的政策，制定了处理喀尔喀事物的准则：因俗而治，众建以分其势和政教分离，由间接管理过渡到直接管理。逐步强化并保持清统治的稳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方素梅研究员在《北洋政府民族政策述评》一文中论述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该文以较详实的资料论述了北洋政府是1912年3月—1928年6月中华民国初期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以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为核心建立的政府。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的内容为：1.在中央设立蒙藏事务处，蒙藏院等民族事务机构。2.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别行政机构和职官。3.吸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管理。4.保留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权如盟旗制度、土司制度、王公制度。5.在民族地区实行移民垦荒，以取得增加收入和实边的效果。该文对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客观地评价。
　　　　四、关于少数民族在边疆边防中的作用问题
　　湖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在《楚人对西南边疆的经略》一文中以慎密的手法论证了楚人对西南边疆的开拓经营。作者先引《淮南子·兵略训》中的原文“西包巴蜀”这句话。传统观念上人们认为此是指楚对西南的统治仅限于巴蜀一带。而作者根据对文献记载的钩沉和对考古材料的爬梳对这一观点产生了质疑。其次，作者引用《战国策·楚策》记载苏秦对楚威王所说的话中有“苍梧”一词。及对“苍悟”的理解，通过《史记》、《汉书·地理志》考证“苍梧”指的是今天广西，而把楚人统治边界扩大到广西地区。同时作者引用《淮南子·兵略训》一文中对“南卷沅湘”证明战国中期楚国将沅水上游地区囊括无疑。再次从地理方位上论证了楚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作者进一步引《汉书·地理志》中记载＠①柯郡有鳖县，证明楚人为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管理在今贵阳北部建立鳖邑。同时还引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楚人庄ｊｕé＠②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地区的经营，从行政管辖上再次证明楚人对西南边疆的管理。最后强调楚人对西南边疆经略的意义。该文思路严密，层层阐述了楚人对西南边疆的经略。
　　　　五、中国民族文化史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易华副研究员在《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论述了新石器以来欧亚游牧文明的传播路线问题。作者认为约1万年前西亚居民驯化了绵羊和山羊。大约5千年，羊传入了东亚，青铜时代东亚发展了养羊业。印欧游牧居民将羊毛加工技术传入东亚。马的驯化最早在乌克兰南部，它加速了当地居民游牧化进程。马和战车的传入使印欧人向四方扩张。商代西亚的马、车及骑术传入中原。西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东亚居民不习惯挤奶而引发了奶制品加工技术在东亚的发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石茂明在《开边·治边：汉晋时期民族关系的人类学分析》一文中，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汉晋时期西南民族的构成：西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和他们的族系渊源，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随着汉族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强大，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和认识西南民族地区，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开拓，并分析了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之间的冲突，主要涉及中原王朝及其代表地方官吏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冲突。最后，作者提出问题，回顾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冲突，它对人类的历史有什么价值？在各种民族冲突中，有没有一种被双边民族认可的普遍性原则来处理纠纷？作者认为，人类各民族之间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借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思维模式，采取平等互利的态度，我们总能以最小的牺牲不断接近共同繁荣。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树辉副研究员在《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有关问题考辩》一文中提出了独创的见解和新的看法。作者通过考辩《传说》的语音、词汇、语法上的特点和其体现的宗教色彩，根据《传说》与《世界征服者史》及《史集》有关记载，乌古斯的称号渊源。乌古斯可汗的治国、分国的特点及乌古斯可汗的形象考证等方面，论述考证了《传说》是一部记述乌古斯部族的勃兴史，是早期回鹘汗国时的民间文学作品，它形成于8世纪后半叶，创作者出自着名的乌古斯部族。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木拉提副研究员在《传教士与近代新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一文中认为，世界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新疆传播的“双泛主义”，激化了新疆近代社会民族矛盾，并导致各种文化的冲撞。作者从四个部分进行分析：1.传教士在新疆的文化活动。2.例举了内地传教士的文化活动。3.例举了瑞典传教团的维吾尔文化研究（维吾尔民间宗教研究和一些历史上的着名的传教士的文化研究活动）。4.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文化过程中发生三次大的冲突。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佟克力副研究员在《论锡伯族使用和继承满语满文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中认为，在移驻新疆前，锡伯族的语言与满族就极为相近，锡伯族人均能讲满语。在清政府“国语骑射”治国政策感召下，少数民族积极学习满语，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为操用满语、满文的新疆锡伯族创造了继承、发展满语、满文的基础。在新疆屯垦戍边时，八旗与锡伯族民间哈拉莫昆制有机结合的社会组织、锡伯营驻扎地的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环境、以及清政府后勤供给、自然经济相合的经济体质为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文、满语提供重要保证。
　　　　六、关于民族史上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王欣教授在《常惠与西域》一文中认为，鉴于在西方与西域，尤其与乌孙关系中，常惠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对西域的稳定及汉与乌孙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简牍材料，以常惠在西域的活动为中心，对其一生的活动加以总结，借以管窥西汉在西域的边政与边疆间的得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研究员在《清季联豫在西藏实施新政的评价》一文对联豫在西藏的新政从不同角度给予功大于过的评价。首先指出学术界关于联豫在西藏实行新政的观点的偏颇之处，然后作者认为对联豫新政应一分为二地看，既看到新政的封建性质的局限性，也应看到这一改革的积极意义：1.新政打击了英帝侵藏的野心。2.对西藏分裂势力给予有力回击。3.新政改革对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统治下的西藏社会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如兴办教育、文明卫生等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东主才让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历史功业述略》一文中对五世达赖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作者认为，五世达赖喇嘛生活在明、清两朝政权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五世达赖喇嘛以其特殊地位的影响，为西藏地方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厦门大学历史系连心豪教授的《施琅在清初开海设关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以施琅在清初开海设关过程中有第一功臣之美誉为切入点，论述了施琅在完成统一，治理海关，巩固海防，恢复发展沿海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因明郑势力，清廷几番禁海迁界，危害惨烈，是施琅力排众议，进击澎台，解决边患，才能使朝廷放心地开放海禁；后施琅封靖海侯，负责东南海防，以其丰富阅历较好地处理了开放与管理的关系；也是施琅一力促成海关的设立并以福建水师提督之位身体力行，坐镇闽海军事，调水师、辑走私、恢复对外贸易。
　　西南民族学院李全忠副研究员在《论孙中山边疆建设思想》中肯定了孙中山边疆建设思想的开拓性和前赡性。他从边疆交通建设，移民边疆及开垦边疆富源等三个层面论述了孙中山边疆建设的思想。孙中山的边疆交通建设计划是以西部和北部陆疆铁路建设为先，同时也规划了东南海疆建设事宜，移民边疆和开垦富源是其边疆思想的两个方面，故此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远在《张治中主新述论》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张治中在新疆时，与三区革命方面进行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及其任省主席时采取的措施，认为张治中先生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平等意识，对稳定新疆局势和促进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收稿日期〕2002-09-2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片加羊
　　　　＠②原字趺去夫加乔繁体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京93～97D5民族问题研究王茜20032003王茜(1957-)，女，甘肃甘谷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京93～97D5民族问题研究王茜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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