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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7）01—0007—07
　　前言
　　2002年7月中国作家孙犁以90岁高龄去世了，而对孙犁的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年提高。近年出版的有关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方面的书籍、论文中，孙犁作为与赵树理并列的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家，得到了近乎同等的评价。初露端倪的是在几部文学史、研究书籍中，有关二人的论述用了几乎同等的篇幅，有时孙犁甚至占了较多的页数。但是，众所周知，对他们的评价曾经是比较悬殊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部文学史着作中，赵树理独自一人获得了很高评价，而与之相对，孙犁只不过被作为其他解放区出身的作家之一稍稍言及。这种评价与当时的文艺路线、思潮有关。这种评价对日本学者的影响也很大。赵树理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在日本被翻译出版，不仅如此，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文学史着作、文学辞典中也特意拿出不少篇幅对他进行介绍。与之相对，孙犁的作品没有翻译，文学史上几乎没有提及，文学辞典中也只有仅仅数十行的记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版的文学史着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孙犁创作的发展以及对其研究的进展有所涉及，记述也稍稍详细，但与赵树理相比，最初的姿态还没有改变。变化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改变显着是在最近几年。
　　一般认为，孙犁和赵树理都是在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开始创作的。1913年出生的孙犁仅比1906年出生的赵树理小7岁，他们几乎同时开始创作。赵树理最初的小说《悔》写于1929年，孙犁的小说习作之一《弃儿》发表于1930年。而二者各自开始获得较高评价的作品也是在同一时期，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发表于1943年，孙犁的早期代表作《荷花淀》发表于1945年。前者以其形式和语言的大众化广获好评；后者则以其清新的语言和优美的描写受到赞扬。作品的内容同样都是描写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的生活，赵树理首先设想是给当时的农民读的，而孙犁也许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些。另外，前者把目标瞄准在当时解放区日常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以及束缚人们的封建思想上，并指出了克服它的方向，是描写有关特定问题的作品；而后者则通过描写一个送丈夫参加抗日的农村年轻妻子的心情和行动来表现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的心态，内容带有普遍性。赵树理其后有《李有才板话》（1943年）、《孟祥英翻身》（1944年）以及长篇《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等作品发表，确立了其作为作家不可动摇的地位。孙犁创作了《芦花荡》（1945年）、《碑》、《钟》、《藏》（1946年）以及中篇《村歌》（1949年），不久以其独特的风格受到好评。
　　1949年7月，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 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后，二人同时被选为全国文协（后为作协）的理事，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对二人的评价却相当悬殊。
　　以下，我们追随时代的脚步，与赵树理对比着看看对孙犁评价的变迁。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史中对孙犁是如何评价的呢？以下展示的文学史记述可以说是对孙犁最早的严肃评价，节录如下：
　　孙犁有短篇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和中篇《村歌》等。他的作品大都以抗日时期的冀中农村为背景，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农村男女勤劳明朗的性格和英勇斗争的精神，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风格，尤其着重于表现农村青年妇女在战争中的心理变化和她们的伟大贡献。……在他这些作品中，关于农村女性活动的描绘往往占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勇敢矫健的革命行为，但也有一些委婉细腻的男女爱情，有时这种细致的感触写得太“生动”了，就和整个作品的那种战斗气氛不太相称，因而也就多少损害了作品应有的成就。
　　以上内容出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一节（见下卷，第302～304页）。该书上卷于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卷于1953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日文版在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之间分5册出版，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着作。孙犁、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和作品出现在原书下卷，所以，以上所引用的对孙犁的评价应该是到1953年为止的东西，其代表作之一的《铁木前传》还没有完成，只是对《荷花淀》、《蒿儿梁》、《嘱咐》、《村歌》、《风云初记》等作品的总体评价。但孙犁作品的特征基本上被抓住了，与此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其中也有对孙犁风格的批判。全文在原书中约占一页半。
　　与此相对，对赵树理的评价又如何呢？同书第十八章《新型的小说》第一节《解放区农村面貌》谈到：“解放区的小说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充满了新的气息，这是与五四运动以来的小说相比全新类型的作品。”在总结了解放区小说的特征之后，记述从赵树理开始，页数达4页，是孙犁的两倍还多。 其内容也引用了周扬、茅盾等人的评价，在明确赵树理创作的总体特征的同时，列举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福贵》、《传家宝》等作品，并进行了详细论述。引用周扬、茅盾等有代表性的评论家的评价，说明当时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讨论已经比较深入，并有了定论。我们来看看书中所引用的这二人分别对赵树理的评价。
　　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称赵树理是“一位具有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并有如下评价：
　　赵树理的突出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他对于农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复杂微妙以及这些关系和斗争如何反映在干部身上，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有时经过加工、洗练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
　　这里概括评价赵树理的作品是响应解放区的改革的，表现出对赵树理较高的评价。而茅盾在《论赵树理的小说》中对《李家庄的变迁》这样评价道：
　　《李家庄的变迁》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的例证。这一部分优秀的作品表示了“整风”运动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在思想和技巧的修养上会有怎样深厚的影响……现在单来说一说这部书的技巧。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朴实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很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镜。
　　做到了大众化，是民族形式的里程碑，这说明实现了让农民容易接受；“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镜”，则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是超越所有现存文坛作家的。茅盾指出这部作品受到了“整风”运动的深刻影响。
　　对以上周扬、茅盾的评论，王瑶在文学史中加以补充说明：“这就是说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成功，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是因为他能够比较深入地实践了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原故。”评论认为，赵树理作品的成功是忠实地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中为工农兵、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路线的结果。可以说，对赵树理的高度评价与当时紧跟《讲话》的文艺思潮密不可分。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介绍解放区小说的一章中，关于赵树理的部分占了4页篇幅，在介绍其经历的同时列举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并进行详细分析。在周扬、茅盾评价的基础上，评价他实践了《讲话》精神，这一点基本与王瑶相同。而关于孙犁仅提到《荷花淀》并简短总结道：“写在1945年的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以一种清新朴素的笔调描绘出了冀中平原游击区人民的爽朗、无畏的英雄性格和美丽愉快的战斗生活，充溢着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气息。”[1]127 比王瑶的文学史对赵树理和孙犁的评价更为悬殊。
　　正如以上所看到的，关于赵树理是由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家对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成果、创作的特征、创作所达到的效果以及该创作与《讲话》路线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肯定。与之相对，对孙犁仅就《荷花淀》等几部作品的特征给予了一定评价，而其创作所具有的独特风格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出。对于孙犁研究的进展始于20世纪50到60年代。孙犁于1956年完成中篇名作《铁木前传》，大病后又于1962年着手并完成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与此同时，1962年散文集《津门小集》、1963年评论集《文学短论》的增补改订版先后出版。这些都显示了孙犁创作的发展和充实。这些创作以及对它们的研究反映到文学史上却是相隔很久的“文化大革命”后。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的研究是沿着孙犁创作发展的轨迹进一步分析其特点，明确了他所具有的独特风格。而且，请注意这些研究多发表在1962、1963年。特别是1962年中国走上挽救大跃进失败的政策调整轨道，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自由在文艺界也得到保证的一年。这年孙犁打破了1956年大病以来长久的沉默。发表了17篇作品。以下的这些研究可以说也是在这种状况下发表的，如《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方纪1958年4月）、《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黄秋耘1962年10月）、《美的颂歌——孙犁作品学习笔记》（冉淮舟1962年5月）、《孙犁的艺术（上）——〈白洋淀纪事〉》（冯健男1962年1月）、《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冯健男1962年2月）、 《孙犁的艺术（下）——〈风云初记〉》（冯健男1962年3月）、《介绍〈荷花淀〉》（黄秋耘1963年）、《一部诗的小说——漫谈〈风云初记〉的艺术特色》（黄秋耘1963年2月）、《风格独特的〈风云初记〉》（钟本康1963年5月）、《读〈风云初记〉》（冉淮舟1963年2月）、《评〈风云初记〉》（楚白纯1963年8月）、《也评〈风云初记〉——与楚白纯同志商榷》（维章1964年4月）、《情景交融的风俗画》（秋耘1962年12月）、《关心与爱护——读孙犁的〈文学短论〉》（吉九章1964年8月）等等。其中特别是方纪、黄秋耘、冯健男、冉淮舟的评论，对孙犁作品把处于社会变革期的农村年轻女性表现出的优秀品质，通过优美的文章描写出来的特征，更加明确详细地分析，把他的独特风格也逐一明确。冯健男认为，孙犁的作品浪漫主义气息很浓，具有诗的韵味，冠之以“诗体小说”的美称。孙犁从这些评论家那儿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评价，但这些评论家、研究者都是单纯喜爱孙犁作品的那一类评论家、研究者，与我们前面指出的，周扬、茅盾等对形成时代文艺思潮起作用的权威评论家是不同的。孙犁并不是得到了文坛主流的评价。
　　二、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80年代的评价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版的文学史着作基本上沿袭了“文化大革命”前对孙犁的评价。虽然，加上王瑶的评价可以说涉及到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孙犁创作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但与赵树理相比，这些评价和定位依然很难说是高的。
　　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九院校编写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十四章题为“赵树理等的解放区小说”，分为五节，即赵树理（第一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二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第三节）、其他长篇小说（第四节）、其他短篇小说（第五节）。其中，“赵树理”一节占了7页半，列举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并进行了详细分析，对其成就和创作特点给予了很高评价，这与“文化大革命”前是一致的。关于孙犁在第五节“其他短篇小说”的第一位提出，约占2页（第489～491页）。如下论述，其中包括了一部分显示对其研究深化的评价。
　　孙犁的小说，在描写美和丑的斗争时，着力歌颂美的胜利。熔叙事、写景和抒情于一炉，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作者擅长于以散文的手法来写小说，不讲究故事的头尾完整，但在截取生活的某一片断来展示主题时，又注意这一局部的完整性；不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而在情节的自然展开中又能于平淡中见波澜；对人物极少作静态的描绘，而在行动过程中寥寥几笔又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品还有着浓烈的乡土气息。这就构成了作者的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
　　这部分文字，特别是对孙犁创作特征的说明，包含了过去文学史中从未有过的评论，令人深思。
　　10年后（1988年）出版的《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颜雄、程凯华、毛代胜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的第九章“解放区小说”， 其结构为第一节赵树理、第二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三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第四节孙犁等的小说，和前文提到的书结构基本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孙犁的名字已经提到章节的标题上。论述解放区的小说时，孙犁的名字紧跟着赵树理、丁玲、周立波之后提出，赵树理占5页多，孙犁约占了3页。从量上看，孙犁和赵树理所占的篇幅差距缩小了，另外此书对孙犁的评价有些内容是迄今没有的新东西，令人瞩目。其一就是反映了对有关1980年代初盛行的文学流派的讨论做了记述。第四节这样开头：“‘讲话’后解放区的短篇小说，除赵树理以他独特的风格饮誉文坛外，影响最大的要数后来‘荷花淀派’的轴心作家孙犁。”[2]245 另外， 该书把孙犁描写的东西总体归纳如下，在试图明确孙犁作为作家的特质这一点上也值得注意：
　　孙犁的作品表现了一个总的主题：反映党领导下的农民在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觉醒，挖掘农民内在的灵魂美、人情美。通过这种挖掘来歌颂美的新时代、新农村的诞生，歌颂创造着美的革命，表现自己对于美的追求。为了表现这样的主题，孙犁创造了自己的人物形象系列体系。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识大体、具有乐观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农村妇女，是他的主要描写对象。他注重从男女之间的爱情、夫妻之间的伦理，从“家务事、儿女情”中去展现人的灵魂，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面貌。
　　而且，该书不仅确立了孙犁的地位是属于以鲁迅、艾芜、沈从文为代表的描写农民和下层民众的“灵魂美、人情美”的作家这一系列的，同时还指出了孙犁的新颖之处：
　　孙犁比他的文学前辈幸运，他生活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新时代。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农民的心理、社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在新的时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孙犁及解放区其他作家所表现的正是这种解放了的新时代的农民的灵魂美和人情美，可以说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大大发展了鲁迅所开创的表现农民及下层人民灵魂美与人情美的抒情体小说。
　　该书并详细分析了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指出他与赵树理重视故事情节的作风不同，并引用了黄秋耘的评价，总结如下：
　　他的文学语言，“可以说得上是一种美的语言，它们不但能够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描绘出鲜明的生活图景，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还能够赋予作品以一种独特的诗意和艺术魅力”。就是这些：散文式的结构，充满诗意的写景和出色的文学语言，构成了孙犁的抒情体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他的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几十年来始终受到群众的喜爱，并且形成了一个人所公认的新兴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
　　追溯到1950到1960年代的研究，这可以说反映了1980年代对孙犁研究的深化。
　　三、1990年代以后的评价
　　中国20世纪90年代所出版的文学史着作，我们要分别看看以所谓现代（即1949年以前）为对象的现代文学史和以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为对象的当代文学史。
　　从现代文学史来看，我把手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出版先后顺序排列如下，我们可以对比赵树理和孙犁在其中各自所占的篇幅：
　　1.《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赵树理——21页，孙犁——21页；
　　2.《中国民国文学史》（葛留青、张占国着，人民出版社，1994年）：赵树理——2页多，孙犁——1页；
　　3.《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苏光文、胡国强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赵树理——3.5页，孙犁——概述部分有一点记述；
　　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赵树理——6页，孙犁——1页；
　　5.《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文学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张炯等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赵树理——11页，孙犁——10.5页；
　　6.《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赵树理——10页，孙犁——3页；
　　7.《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赵树理——3页多，孙犁——1页；
　　8.《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刘勇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树理——8.5页，孙犁——5页。
　　以上赵树理和孙犁分占的页数，1～4和6～8分别是6∶1和3∶2，只有5 占了几乎同等的篇幅。从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对孙犁的评价在逐渐提高，而在以当代为对象的文学史中，这种倾向更为显着。
　　从当代文学史来看，我把手头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按出版先后顺序排列，对比二人各自所占的篇幅如下：
　　1.《中国当代小说史》（金汉着，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赵树理——7页，孙犁——4页；
　　2.《当代中国文学史》（刘文田、周相海、郭文静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树理——6页，孙犁——6页；
　　3.《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赵树理——1＋4，计5页，孙犁——2.5＋4＋0.5，计7页；
　　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下》（苏光文、胡国强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赵树理——2.5页，孙犁——3页；
　　5.《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等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赵树理——3页，孙犁——5页，同书第10卷关于孙犁“文化大革命”后的散文占5页，因而关于孙犁共计10页；
　　6.《中国当代文学史》（陈其光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赵树理——5页多，孙犁——8页；
　　7.《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於可训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赵树理——2.5页，孙犁——2页；
　　8.《共和国文学五十年》（杨匡汉、孟繁华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赵树理——1页多，孙犁——1页多；
　　9.《新中国文学史》（张炯编着，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赵树理——3页多，孙犁——4页（含新时期）；
　　10.《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树理——7页，孙犁——8页；
　　11.《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年）：赵树理——18页，孙犁——17页。
　　除去1、4、7对赵树理使用了较多的页数外，其余都是二者同等， 或是孙犁占的篇幅较多。大多数当代文学史着作中赵树理和孙犁的比重已经出现了逆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其答案已经在《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以简单明了的形式表示出来了。关于赵树理，论述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登记》和1955年完成的《三里湾》以及50年代到60年代发表的《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赵树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迫害1970年去世，所以论及的对象截止到他创作作品的1960年代初。关于孙犁的论述有三部分：以1950年代发表的《铁木前传》为主的一部分，对“文化大革命”后发表的散文，包括受到高度评价的回忆录、文学评论等进行论述的部分以及对同样是“文化大革命”后发表的被称为“新笔记小说”的短小说的论述。“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的孙犁在其后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使他的创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是与赵树理在文学史上所占比重发生逆转的原因之一。不用说，这个逆转的原因还在于对二者文学内容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
　　对孙犁作品的评价也脱离了“讲话”的政治优先的束缚，达到了切合作品实际的、前所未有的周到、妥当。
　　对《铁木前传》的评价中可以看到新观点，值得关注，请注意强调的部分：
　　《铁木前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不是现成的公式、概念、口号的产物，孙犁重视形象的“生活性和真实性”，作品中那样活的艺术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黎老东变得面目全非了，他只顾自己发家而不顾其他，但这又并非秉性贪婪，而是为了攒下家业，遗爱子孙；与傅老刚的友谊，一方面是“这样的交情，断绝了也好”，而当他回忆往事时，心里承受的是沉甸甸的痛苦和惭愧，这是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真实人生的写照，而不是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至于小满儿更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这是50年代塑造出的性格最为复杂多彩的艺术形象之一。
　　这是切合作品实际的，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各自的描写特点的优秀评价。对小满儿这个充满魅力和矛盾的人物把握得恰到好处。而在论述《铁木前传》中所体现出的创作特征的下一节，有一些迄今未见的评价，请注意着重部分：
　　《铁木前传》比之孙犁过去的作品来，似带有更多的对哲理、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而使作品显得更为含蓄、凝重和精炼。正是孙犁这种追求美的、充满诗意的、透露出清新秀雅艺术气氛的、有着散文式舒展流畅的结构和叙述方式的独特风格，影响了我国当代的一批作家，……于是形成了一个以孙犁为核心被称之为“荷花淀派”（或称“白洋淀派”）的作家群体。
　　应该说这是对孙犁深刻的思想、切实的创作方法及其成果和对年轻作家产生的影响的正确评价。另外该书用了近4 页的篇幅对孙犁“文化大革命”后发表的散文从内容到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给予了很高评价：
　　后期散文……不仅在风格上保持了自然朴素的传统，而且笔力更为凝练、深沉，他常将深邃的思想见地，寄于淡泊琐事之中，于平淡中见崎岖，艺术造诣更臻圆熟。
　　孙犁新时期的散文回忆性的占多数，从自己的年轻时代、幼少年时代、抗日战争时代的各种经历，到亡妻、“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友人、熟人，如诗人远千里、画家马达和作家赵树理、何其芳等，涉及许多领域。还有就是有关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论及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等书籍，其造诣之深令人惊叹。
　　书中对孙犁关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文章的评价如下，它是对孙犁每篇散文各自所具有的深深韵味的准确评价。
　　人们对散文的理解，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孙犁所持的见解无疑是前者。他把文艺性散文以及序跋、传记、文艺随笔、杂文等都视为散文的范畴。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既有针砭时弊的警策篇章，又有评论古今文学创作的文艺随笔，题材丰富，形式不拘一格……其思想之深，感情之真挚，文笔之老练，在一定程度上都师承了鲁迅杂文传统。
　　这也可以说又是一个极高的评价。而且同书对孙犁“文化大革命”后写的短篇小说也给了很高评价。这些小说和其他作家的同类小说一起被归为“新笔记小说”。引文如下：
　　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较早写作新笔记小说的是老作家孙犁，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以孙芸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一批新笔记小说，总其名曰“芸斋小说”。其中《幻觉》……写得高度凝缩，质朴自然，不事雕饰，大有返璞归真之风范。《王婉》、《小D》追写动乱年代人们灵魂被污染，被扭曲，被异化， 记录下一个使人啼笑皆非、欲哭无泪的时代，痛斥和鞭挞了玩弄人性于股掌之间的邪恶势力。小说写得笔力雄健，人称“深得明清笔记小说玄奥旨趣”。
　　这是对“芸斋小说”这种孙犁独特小说的恰当的评价。
　　正如我们以上所看到的，在文学史上，孙犁无论是1950年代的《铁木前传》还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散文、新笔记小说，都得到了与其作品相称的周到的高度评价。与此相对，关于赵树理的评价如何呢？1955年发表的当时受到高度评价的《三里湾》在该文学史中，对于其准确把握并描写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把落后人物生动写实地形象化等，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如下问题：
　　《三里湾》也有它的不足，所写的矛盾展开得不够充分，问题的解决也似乎匆忙了一点；对新人形象的塑造虽作了努力的探索，然与马多寿相比，仍缺乏艺术光彩；有些描写如何科长巡视三里湾村与作品所写的矛盾结合不够紧密，也过于冗长等。
　　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赵树理发表的《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等几个短篇指出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是批判性的作品，在发表当时就毁誉参半。其后描写“中间人物”（既非英雄也非坏人的普通人）的作品一时受到了很高评价，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这些作品也成为赵树理受诽谤的靶子。他作为敢于写出这些的作家，其胆识也受到了该书的高度评价。而且，赵树理的作品所形成的大众性和民族性及其出色的技巧都得到了很高评价。另一方面，该书也指出了他的局限：
　　由于无法摆脱的时代和历史的原因，赵树理的创作当然也存在着某种局限，他提倡“问题小说”，强调创作直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注目于古代文学和民间文艺的传统而忽视对外来文艺的借鉴等，因而艺术视野不够开阔，比较封闭，不仅影响到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典型形象的创造，艺术表现力也难有较大的发展提高。
　　对赵树理和孙犁评价的逆转，不仅在文学史记载的量的方面，也涉及到质的方面。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四、对孙犁评价的最高点
　　我们通观20世纪40年代到现在，对孙犁的创作给予最全面、恰当评价的可以说是《中华文学通史》。在第七卷“近现代文学编”和第九卷、第十卷“当代文学编”中，孙犁所占的篇幅共计20余页，与此相对，赵树理只有17页弱。同书列举了孙犁经过《荷花淀》、《铁木前传》、《风云初记》到晚年的散文、新笔记小说的每个作品，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评价，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看对其作为作家的总体评价部分。如论述孙犁初期创作的章节，其末尾部分这样记载：
　　作为解放区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和另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不同，创作中很少方言土语，也不借用民间通俗文艺的手段。他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传统特色，也可看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孙犁倾向于较为开阔的艺术境界。
　　使用方言土语、民间通俗文艺形式的是赵树理。与之作为对比的孙犁的创作具有五四新文学的特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等这些评价是很重要的。另外认为孙犁涉及了广泛的领域，这也是对孙犁文学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评价。
　　对于他晚年作品的优秀之处从各种角度阐述之后，又做了这样的总结：“孙犁的散文是和中国散文的深厚传统相连接的。就文字而言，他已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精神而言，他虽酷肖古人却仍然是属于他的时代的。”（第10卷，第215页）这也可以说是极高的评价。
　　我想用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评价来结束本稿。这出自把孙犁和赵树理从生涯、性格、创作特征、思想内容、创作理念、影响等几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的专着中的一节。仅仅是这本名为《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的专着本身，就反映了近年来对孙犁评价的提高。这本专着的内容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我们只看它对孙犁和其作品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评价：
　　可以说孙犁是解放区作家中历史局限性最小的作家。因此，不少当代青年作家愿意到孙犁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或直接向孙犁本人讨教，进而受到了孙犁的影响。比如，河北作家阿宁说，“在国内的这些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算孙犁，他是一个很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广泛性、概括性，写的东西更为久远，如《铁木前传》等，都是百看不厌，特别是他的作品中渗透出的人文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3]259。
　　原文中用了“历史局限性最小的作家”这样的字眼，说明其作品的价值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具有普遍性。赵树理的作品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中国得到了不可类比的高度评价，而孙犁的文学具有与之正好相反的特性。这大概就是对孙犁的评价近年有所提高的原因吧。而对孙犁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定会越来越高。
　　（本文由渡边晴夫教授用日文写出，为原创作品，并授权由蒋锦文翻译成中文，叶君在译文基础上进行了删减和局部修改，特此注明）
　　收稿日期：2006—03—02
　　修改日期：2006—10—15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7～1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渡边晴夫20072007
孙犁/赵树理/文学史/评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部文学史着作中，赵树理独自一人获得了很高评价，而与之相对，孙犁只不过被作为其他解放区出身的作家之一稍稍言及。这种评价与当时的文艺路线、思潮有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版的文学史着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孙犁创作的发展以及对其研究的进展有所涉及，记述也稍稍详细，但与赵树理相比，最初的姿态还没有改变。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着作中对孙犁和赵树理的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大多数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和孙犁的比重已经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不仅在文学史记载的量的方面，也涉及到质的方面。
作者：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7～1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渡边晴夫20072007
孙犁/赵树理/文学史/评价

网载 2013-09-10 21: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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