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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概况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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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呈现繁荣景象。李云汉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和几个层面”一文中，对包括海峡两岸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出版状况作了详细的评介。他说：“通论性党史着述，为数当在50种以上”，其中“体系完整，内容充实，足资代表某时代、地域或特别方面”，而又常见的，有30种。有关国民党党史专论性着作，包括阶段性、地区性、专题性以及有关党史人物的传记等一共列举了28种。各种论文集有36种，所收学术论文总数在300篇以上。（注：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4-83页。）
在如此众多的专着中，我们认为，属于通论性质的、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只有4种，即：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初版于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计1262页；193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第3版，计112页；1960年中华书局版计1686页。②张其昀：《党史概要》，1951-1955年先后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分册出版；1979年3月增订2版，增加“补编”一册，共计2148页。③罗家伦：《七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1964年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计171页。④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1993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计324页。
此外，李云汉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的、在大陆出版的主要专着还有以下7种，它们是：①李友仁、郭传玺主编：《中国国民党简史》，1988年，北京档案出版社出版，计404页。②萧效钦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89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计364页。③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计669页。④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计707页。⑤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计794页。⑥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2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计788页。⑦马尚斌等着：《中国国民党史纲》，199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16页。
以上列举的11本专着，详古略今现象极为明显。
不少专论性着述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对研究中国国民党史极有贡献，但它们毕竟不是全面、系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史着作。
海外学者主要从事国民党人的传记、国民党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性研究。据李云汉统计，用外文撰写的孙中山传记在50种以上，蒋介石传记亦在30种以上。此外对黄兴、汪精卫、宋教仁、戴季陶、冯玉祥、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亦有多种研究成果发表。（注：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第84-85页。）近年来，亦有蒋经国传记问世。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国民党史》的外文着作问世。
（二）
阅读已经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以及众多的有关国民党的着作与论文，我们有两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受到政治需要以及主观感情的支配较多，严肃的学术性着作较少。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张其昀的《党史概要》、罗家伦的《七十年来之中国民党与中国》都属于官书性质，为中国国民党政治服务殆无疑义。
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在论着中往往流露了“孙中山情结”。以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一事为例。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到了日本，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国民党没有统一号令，党员不服从党魁统一指挥。“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对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他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党员要“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第二，党人入党时不仅要宣誓，而且要在誓词上签名、“捺手印”，表示誓不反悔。当时黄兴、谭人凤等人对“附从孙中山”一词有不同看法，又认为签名后还要捺手印，近乎侮辱，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已出版的国民党史着作对孙中山的这些措施都予以肯定，或予以同情的理解，认为“孙中山重新树起了一面革命的大旗，成为凝聚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中心”；“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为发动第三次革命东奔西走，一片苦心，逐渐为大家所理解”。对“附从孙先生”、“捺手印”两点实际上是肯定的。唐德刚在1999年版的《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对此事有一段评论，他说：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9月27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1927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其实正如卢梭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1907年3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5000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1913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注：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55-556页。）
在台湾学术界，对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评价已经达到“神化”的地步。汪荣祖、李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一书批评这种现象。书中揭露了两个例子：一是台湾大学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在1978年4月5日的《联合报》，其中有云：
“3年前的4月5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另一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1975年5月1日《幼师月刊》上，其中有云：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蒋总统是神’！”（注：转引自汪荣祖、李敖合着《蒋介石评传》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学术研究成了政治的俘虏，竟然到了这一步！
第二，视野不够放开，就事论事多，从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全局考虑问题不够。
以中国国民党的奋斗目标——政纲为例。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当时，由满洲贵族做皇帝的封建专制政权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驱除鞑虏”就是驱除满洲贵族，废除专制政权；“创立合众政府”就是按美国模式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显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提出的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檀香山兴中会提出的奋斗目标相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点没有改动，却增加了一条“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就是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论者肯定它是革命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对于“平均地权”一点，又认为是孙中山的预见。从就事论事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无懈可击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开，考虑晚清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演变，我们不得不承认：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同盟会的奋斗目标，已经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要求了。
1894-1895年甲午战争清廷惨败；1898年谋求政治现代化的戊戌维新运动又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镇压。但是仅仅两年以后，慈禧太后却下令变法维新。新政时期改革维新的步伐远比戊戌运动的要求大得多；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了，新式学堂兴建了，商律颁布了，商部建立了，民营工商业得到扶植。绅商资产阶级力量得到发展。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推动了“君主立宪”思潮的发展。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决定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形成一个颇有生气的立宪派。1909年各省咨议局先后成立，立宪派在各省，特别在江苏、湖南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切说明：晚清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与1894-1898年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
清王朝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是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虽然不少满洲贵族仍不甘心丧失权力，但至少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满洲贵族同意君主立宪。在这种形势下，再坚持“驱除鞑虏”，显然是不策略的。君主立宪不同于民主共和，但与封建帝制有原则区别。在当时，从封建帝制到君主立宪，显然是一个巨大进步。实际上，立宪派是革命派反对专制政权的同盟军。在这种形势下，批判立宪派是失策的。民营经济是绅商立宪派的基础。在新政时期，近代民营经济和资产阶级刚刚得到初步发展，遽尔提出“平均地权”，限制资产阶级发展，既违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得不到正在成长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绅商和立宪派的拥护。
武昌起义是革命派发动的，但起义后各省宣布独立，是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完成的。但立宪派与革命派“同床异梦”，他们不拥护孙中山，却选中袁世凯。袁世凯是晚清时期新政的积极推动者。袁世凯上台是立宪派的胜利。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根据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符合实际的政治纲领以团结、利用一切可以团结、利用的人士，包括绅商立宪派以及拥护立宪的满洲贵族，并给他们以实际利益。
放开视野，深刻认识晚清政治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纲——奋斗目标，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第三，对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的评价较多，对他们的思想理念的分析则较少。
已出版的国民党史着作对事件过程及人物评价着墨较多。但由于主观因素的干扰，评价分歧很大。又由于评价分歧，事件过程的叙述亦随之详略有异。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思想理念的分析、综合、评判的工作做得不够。
有人认为，政党史包括思想史、政治史与人物史三部分。政党的主义、理论之发展为思想史；政纲政策之实行为政治史；党员个人活动为人物史。一般地说，这种观点没有错。但是政党的主义、理论、政纲、政策都是是党员，特别是领导人物制订的。领导人物制订政党的主义、理论、政纲、政策，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国民党内长期实行并成为习惯的制度是“服从领袖”。领袖人物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形成过程中，在中国国民党日常活动及兴衰过程中都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国国民党就必须深入研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理念特点的形成与变化及其思想根源。迄今所见到的台海两岸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对孙中山思想理念的研究比较充分，但还需要深入；对其他人物的思想理念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层次上。
（三）
撰写中国国民党史需要考虑下列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研究政党历史的基本指导思想。
人们考虑问题总有一个指导思想。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总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指导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界流行进化史观，进化论成为他们的指导思想。50年代中期以后，殷海光大力提倡“科际史学”、“引社会科学入手”，就是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思想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没有指导思想是不可思议的。
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领域内，台湾某些学者往往批评大陆学者遵循一种意识形态——阶级分析，即以阶级分析作为指导思想。凡是有“阶级分析”字样出现的着作，都斥之为“阶级分析框架”没有突破。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他们的着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在反对大陆学者遵循一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遵循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即与大陆学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反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他们是以“反阶级分析”作为指导思想的。这种分歧不说明需要不需要指导思想，只说明用哪种意识形态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国民党研究中出现上述现象并不奇怪。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涉及若干政治集团的利益，原本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国共两党长期的激烈斗争，又增加了这门学科的政治敏感性。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唯物史观，中国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学术上也就反对以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分歧就从这里产生。
我们认为研究历史需要有指导思想。但是，我们又认为研究历史的指导又是多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指导思想，即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实事求是”。遵照“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进行历史研究就是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按照史料反映的历史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理，而不是对史料任意剪裁，以满足某些主观需要；对学者的批评冷静思考，有理则吸收，无理可以解释，但不必纠缠。崇尚真实，也就能够昭示真理，给人们以新知，推动国家社会进步。
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可以引入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作为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也应包括在指导思想的范围以内。作者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实践中，他就按这种方法去做。但是，作为指导思想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都必须服从于基本的指导思想，即都必须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阶级分析为例。在阶级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利益，因此阶级分析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阶级斗争观点及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早在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梯叶里(1775-1856)已经用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历史，并且将阶级关系归结为财产关系。他认为，各个阶级之间所以要进行斗争，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际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另一位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米涅(1796-1884)于1828年出版了《法国革命史》，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认为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基佐(1787-1874)也是复辟时期法国的着名历史学家。他对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阶级斗争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人类全部的历史，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其他僧侣和贵族两个特权等级的斗争。以上所述都是史学史上的基本知识。因此，阶级分析方法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当然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也要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绝对化、不能简单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仍然主张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
学术着作是科学。科学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切忌主观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政治感情的干扰。政治感情干扰了学术研究那就没有学术是非可言。我们曾经阅读了一本中国国民党史的着作。这部书中对大陆学者批评中国国民党的论点，诉之为“歪曲历史”；对大陆学者肯定中国国民党的论点，又说成是“统战阴谋”。学术真理与谬误的标准何在？这是政治感情干扰学术是非的一例。
百年来国民党的活动与中国各界同胞有密切关系，广大民众对中国国民党有各种各样的感情纠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作为严肃的学者在研究国民党史时必须服从理智，即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二，政党的定位及评析政党历史作用的角度。
政党在政治运作中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在几本书名为《中国国民党史》的着作中似乎未引起作者的重视与研究。我们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国民党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会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思路和观察问题的角度。
先从政党是什么样的组织说起。下文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是政党是一群要求达到一个共同政治目标的人组成的。这一群人或是某一阶级，或是某一阶层，或是某一团体，或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他们组成政党，目的是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这个政治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不外两大方面：一是通过参加政治选举，或是通过武装斗争，掌握国家政权；二是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是政党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然要组织一个最高领导机构，即最高决策机构。这个机构除了确定最终目标及达到这个总目标的总政策外，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贯彻总目标和总政策的各个时期的“政纲”。
再次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政党需要通过组织与纪律，形成一个稳定的、有一定规模的、有力量的战斗集体。
如果读者赞同以上三点分析意见，那么，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政党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工具，它不是政治目的。通过组织政党这种手段，集中力量，掌握政权。
二是政党掌握政权也不是组织政党的最终目的。政党掌握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这才是组织政党的最终目标。
这两点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的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的四大政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创立兴中会、同盟会都是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是掌握政权；“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是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发展，因此，一个政党的成败得失，它的历史地位应该从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这一视角来分析。撰写一部中国国民党史当然要论及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理论思想、政纲政策、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个人的实践活动等方面的发展演变、兴衰嬗替的规律，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是探讨这些规律，总结这些经验教训都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国民党在推动中国国家社会进步发展方面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第三，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
要研究中国国民党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哪些作用，首先要明确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是什么，然后再衡量中国国民党在这些方面是作出业绩，还是有所损害？程度又如何？这样，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又成为衡量中国国民党历史功过的标准。
我们认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包括两个方面，即客体方面与主体方面。就客体方面说，国家社会发展进步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主权与民主政治的维护与发展、社会文化的进步以及生存环境的保护与改进；就主体方面说，即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包括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素质与水平的提高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客体的发展进步与人自身的发展进步是密切联系的。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要人来实现，维持主权与发展民主政治、文化事业也要人去完成。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创造历史的，人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这许多因素构成了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
党派是治理国家社会的手段，政党的历史就要从它是否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进行评论，而不是狭隘地站在党派兴衰的立场上进行评议。
第四，关于“党史”与“国史”、“党史”与“革命史”的关系。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如何？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就1949年以前的历史而论，有人主张“党史”即“国史”，也有人认为“党史”是“国史”的骨干。对编写一部中国国民党史来说，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党史”不是“国史”，这是十分明确的；也不能笼统地说“党史是国史的骨干”。关键的问题是要看这个政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中国国民党在实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国家事务即是党的事务，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当然要研究在它的掌握下国家事务的得失、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国民党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时期，如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史”也要写入中国国民党史么？或者，以中国国民党史为“国史”的骨干么？大多数学者恐怕难以赞同这个观点。
党史与革命史的关系如何？这也是一个存在着模糊观念的问题。50年代张其昀奉蒋介石之命写了一部《党史概要》，又署一名“近八十年中国革命史”，在他看来，中国国民党史就是中国革命史。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和同盟会举起反清革命旗帜，难道反清革命的组织就只是兴中会和同盟会一家么？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难道就只有中华革命党一家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又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在某些时期，难道没有蜕变为阻碍中国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政党么？中国国民党史不能自封为中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就是中国国民党史；中国革命史有民国档案南京87～91K4中国现代史茅家20042004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则逐步演变为“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互相联系又有某些差别，他们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综合的基础上，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研究这一段历史，将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供宝贵经验。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民族性与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收稿日期］2003-08-02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市 250100
山东大学考古学TO Inaugurate the Historical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 ln the Conflict and Fusion between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s
Wang SuliThe history of the intercommunication of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s is of long standing. In 1840, the western powers invaded China and put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great danger. In the field of mentality and cul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asion, there broke out a big debate about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 in China. The atutudes of the early Marxists to the cultures, such as Chen Duxiu, Li Dazhao and Mao Zedong etc. were not only interlinked but also differentiated. Based on the synthesis of the conflict and fusion of the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 they inaugurated the historical path of integraing Marxism with China. To study this period of the Chinese history can provid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upgrading the "cultural conse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茅家琦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邮编：21009 作者：民国档案南京87～91K4中国现代史茅家20042004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则逐步演变为“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互相联系又有某些差别，他们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综合的基础上，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研究这一段历史，将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供宝贵经验。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民族性与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收稿日期］2003-08-02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市 250100
网载 2013-09-10 2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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