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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
　　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黑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无独有偶，2001年9月访华的法国着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思想，主张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
　　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中国哲学是哲学还是思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名词概念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它关系到研究中国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合法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的问题。
　　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否则就应该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之。
　　　　一
　　“中国有没有哲学”或者“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哲学”的定义。我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规定哲学：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文明的哲学都是哲学。但若从狭义上理解，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相对于狭义的哲学，我们可以将广义的哲学称为“思想”。就此而论，世界上所有文明最高的意识形态都是“思想”，西方思想则是“哲学”。这就是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思想”，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因而被称之为“哲学”。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而论，中国哲学当然是哲学，但就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论，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
　　我们可以笼统地将西方哲学看做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它通过理性认识把握自然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公理化系统为基本模式，以“是什么”为问题，试图以层层抽象追问最高的普遍性的方式，获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就狭义哲学而论，判断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可以视这种科学思维方式为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在西方哲学的名下有一系列“部门”或者“分支”，例如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等等，它们之间界限分明，都有规范的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自成一学科。而中国哲学虽然不能说没有讨论过相应的问题，但的确没有这样明晰的学科规定，也相应地没有学科性的发展。当我们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的时候，肯定会发现中国哲学不符合西方哲学的规范。如果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看，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
　　然而，如果从广义的哲学即“思想”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则是哲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思想”。
　　　　二
　　如果就哲学问题而论，不能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证明，通过科学思维方式是不可能解决哲学问题的，故而中国哲学的思路便成了一种选择，虽然这一选择也不会是惟一的选择。西方有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借鉴东方思想包括中国的道家思想，就是一例。
　　我个人主张，哲学是广义的人生哲学，因为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通达自由境界的至高无上的理想，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当然，像美学（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不同体现。所以仅就终极关怀之问题而论，还不能确定中国哲学是或者不是哲学。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在于，如果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很难区分它究竟属于哪个学科领域。我们经常说，在中国思想中，不仅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在某些学者看来亦具有宗教的性质，例如称儒家思想为“儒教”，实难以西方划分学科的方式疏理清楚，一旦疏理清楚了，恐怕就不再是中国思想了。
　　所以，将中国哲学称之为“中国思想”，一样需要说明理由。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此使用“思想”这个概念的时候，既不是从认识论上规定的，也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结构上说的，亦与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无关，而是一般地意指某一种文化的精神性的神韵和精髓。简言之，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明，其精神文明中的最高成就，作为文明的灵魂的东西，就是“思想”。显然，“思想”可以是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文化、文学、历史、宗教，其中也有哲学。不过，“思想”亦比所有的“学科”更古老、深邃和源始。
　　那么，在哲学与思想之间做这一区分，有什么意义？
　　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人类精神在追问终极关怀之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这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则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主要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并且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贯彻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所有领域，将整个世界引向了现代化的路径。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思想家们开始反思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人们逐渐意识到，哲学作为科学思维方式虽然在对自然的认识等方面产生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亦有其自身的限度。它在对于自然“祛魅”的过程中亦使精神的领域科学化了，而面对终极关怀的问题则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思想的哲学化或许正是西方哲学面临之种种问题的根源之一。哲学作为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我们将思想等同于哲学，势必使丰富多彩、奥妙无穷的精神世界在抽象化的过程中失去它的内在生命。我们可以把“思想”看做是活生生的、具有本源性的、构成性的源始境域，“哲学”则是学科化、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科学”。思想是“根”，哲学则是由此“根”而生出的“树干”之一。如果哲学能够从思想之源中汲取养分，那么就可以茁壮成长。而当哲学遗忘了它的根时，它便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以上关于“思想”与“哲学”所说的，基本上关乎“思想”与“哲学”的差别。如果我们将“思想”看做是广义的哲学，则需要另有说明。
　　如前所述，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广义而论，这更应该看做是思想的起源。换言之，思想起源于终极关怀问题，哲学则是其中对此问题的一种回应方式。“思想”这个概念虽然笼统，但是当我们通过“思想”来体现文明的神韵和精髓，并且视之为广义的哲学的时候，就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思想”的了。“思想”既是一种认识能力，也是思维的结果，更可以看做是思想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去思想思想的对象，也就是思想的反思，而反思则带有自我意识的性质。虽然人类文明创造了许许多多光辉灿烂的伟大成就，然而只有当它能够反思自己的成就，达到思想的自觉的时候，才能说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中国有句成语道：“殊途同归。”西方的谚语则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一样都是以某种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为追求的目标，只是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罢了。如果可以将思想看做是广义的哲学，那么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就是两种不同的哲学道路，这两条道路殊途同归，目的是一个，那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当然，尽管“同归”，毕竟“殊途”。从广义上将中国思想看做是哲学，的确需要说明。
　　文史哲不分虽然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但并非中国哲学所独有，在希腊哲学中就是哲学与科学不分的，甚至许多思想包含有宗教的成分。人类思想初创之时，所有的成分原本熔为一炉，学科划分乃是后来的事情。尽管在中国思想中文史哲不分，但是思想家们对“天”、“道”、“理”、“气”、“心”等概念范畴的思考，既不是文学的虚构，也不是历史的记载，更不是宗教的教条，而是思想的探索。他们探索的领域，属于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是外在的超越还是内在的超越，总之具有超越的性质。
　　如前所述，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把它们看做是哲学的对象，不过最好称之为“思想”。西方人锻造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走上了哲学的道路，这是西方思想的特点。由于关于终极关怀的哲学问题是人类精神永远在追问但却不可能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所以没有哪一种解决的方式可以终结人类精神的探索。因而，西方思想采取了科学思维方式，那只是其解决哲学问题的特殊思路，并不是惟一的思路。既然西方思想不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惟一思路，探讨这些哲学问题的中国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存在的意义，而且构成了西方哲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所以从广义上说，中国哲学当然也是哲学。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一定属于思想，但思想不一定非要采取西方哲学的形式，它完全可能走另一条路，例如中国哲学之路。
　　　　三
　　如前所引，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曾经提出了“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别。这就是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在中国的表现，中国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都属于哲学的名下，却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换言之，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不过，中国哲学究竟应该叫做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是，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能力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哲学就没有出路。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背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几可看做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之中，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之中，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所遭遇之难题的一个缩影。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我想把问题限制在学科问题上，简单讨论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哲学史观三个问题。
　　首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古典文献典籍，并且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思想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尽管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研究中国哲学无可厚非，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顾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强制性地将其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系统，不只会产生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且使中国哲学丧失了作为中国哲学的精髓和神韵，这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既不可能按照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路走下去，也不能继续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以为，我们可以以哲学解释学为基础，通过视界交融的方式，在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不过为了防止过度的相对主义，亦即不同的视界交融产生的不同成果之间难以通约，需要采取“还原”的方法作为补充，亦即确定原初本源的境域作为“视界交融”的基础和前提。若就更加广阔的思想环境而论，我们亦有必要采取还原的策略。为了避免以逻辑代替真实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尽量“复原”当时的历史环境，确定一种哲学思想在当时的恰当的历史地位，从而使被逻辑简化了的历史丰富起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上就具有逻辑地简化历史的危险。
　　当然，我们发现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问题所在，但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彻底抛开西方哲学而另辟蹊径，回到一百多年前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注经解典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认为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思想需要汲取外来的文化其中包括西方文化来取长补短、焕发青春，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早已渗透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另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思想的确缺少西方哲学的思辨性和清晰性。所以，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如何纠正原样照搬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思想的不良后果，借鉴西方哲学之长，同时不至于丧失中国思想的精髓与神韵。
　　其次，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哲学之“重生”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究竟是哲学还是思想，而在于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
　　简言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能理解为“西化”，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化。中国哲学百年来最主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以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原因、目的和标准集中于一点，就是看它是否能够积极地、建设性地并且有其独到之处地回应现时代的现实问题。在当今世界全面展开了现代化、全球化之际，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原则：全球化并不是要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化”为一种文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为各式各样的文明相互之间展开交流融合提供的一个大平台。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其一美其名曰“返璞归真”，回溯到中国哲学的本源，去寻找治疗现代文化之疾病的灵丹妙药。其二为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用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具有一定亲和性的东西弥补其缺陷。其三则是解释学的方式：关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视界交融”，所谓创造性的转化。我认为，这第三种方式比较合理。文化保守主义显然是不可行的，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点儿补丁缝缝补补，更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解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或者确立现代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或者根基，也就是所谓一种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中国文明植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现代化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证明中国哲学对于解决现代文明之难题所具有的意义。
　　我们可能会问，一种古典哲学如何对现代文化的难题具有现实意义？且不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底色”，中国文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彻底“西化”，因而中国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亦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灵魂。实际上任何时代的哲学都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哲学史观。
　　第三，重新审视我们的哲学史观。我们的哲学史观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束缚，惯于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盖棺论定，似乎这就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深受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的影响，把哲学史看做是一种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线性进化过程，似乎越是后来的哲学一定比在先的哲学更接近真理。这种哲学史观的负面影响，决不亚于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后果。就此而论，我想引入一种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不同的哲学史观。
　　哲学——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就其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而论，它的问题境域具有无限的开放性的特点，因而不存在终极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一种哲学思想，例如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我们面对同样的哲学问题而可以采取的一种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思想无论多么古老，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意义，甚至可以说其现实性恰恰体现在历史性之中。这就是说，如何思想都不会因为成为历史而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研究古典哲学的时候，古人的思想就在我们的思想中“复活”了，而这种“复活”并非简单地“复古”。由于我们与古人面对的是同样或者类似的哲学问题，他们的思想就成了我们的哲学思考的必经之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选择和开拓新的道路。因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找和确定中国哲学面对的哲学问题与我们所面对的哲学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将有史以来所有的哲学思想都纳入我们的选择范围之中。这样一来，我们才能辨别清楚中国哲学中的“死东西”和“活东西”，重新塑造中华文明的灵魂。
　　总而言之，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论，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审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17～24C8新思路张志伟20032003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17～24C8新思路张志伟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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