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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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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合作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国际化条件下加快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国，国际经济联系与合作更加密切，各国都在适应和利用这个大趋势在毗邻国家之间建立多样的经济合作组织，签订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或建立关税同盟。作为全球性经济组织重要补充的多样化区域经济组织，是走向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一、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当前，世界350个国家中有300多个处于区域经济中。在号称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西欧、北美和东亚三大地区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成立，而作为世界经济近年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则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合作较多的是在双边、次多边基础上进行，或是通过一些区域性经济论坛和政府间承诺来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合作。这使得东亚各国共同面临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在WTO多边谈判中各自承担压力，无法形成整合力量，这必然会使东亚地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东亚各地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应该首先解决自身的一体化问题。
应当认识到，近几十年来东亚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得益于特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环境。美欧为了遏制当时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遗余力地开放自己的市场，向东亚地区转移资金和技术，从而扶持其经济发展和增强其经济实力，为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现在，美欧已把东亚地区当作自己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东亚的历史机遇和外部环境已经改变。东亚各国现在只有靠自身努力和相互合作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同时，东亚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显着特点是“高度区域性”，即在东亚集中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东亚经济奇迹”也由此得名。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同样体现了“高度区域性”特点，即集中爆发于东亚地区，东亚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影响，反映出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金融危机的发生，反映了东亚缺乏一个较成熟的地区合作机制。缺乏政策协调机制的东亚，在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着层层壁垒，难以抵抗金融风险，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不少东亚成员面临的共同问题，如金融监管、汇率稳定及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等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因此，东亚各国只有携手加强区域内合作，成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才能进一步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保持和促进本地区的繁荣稳定。
二、成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优势
1.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良好基础
首先，东亚各国在历史发展、地理环境、价值观念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东亚国家间的往来与交流源远流长，各国在人文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上大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民族文明及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在人权等一系列意识形态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立性。同时，东亚大部分国家都是二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自己民族经济的相同任务。战后东亚大部分国家在采用共同的“东亚模式”发展经济，实现赶超发达国家和地区目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重视集体、教育及货币储蓄，强调宗教信仰和团队精神的“东亚价值观”，它在鼓舞民心、维护团结和加强国家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东亚各国之间在资源方面有极强的互补性，存在着明显的阶梯性产业转移，区域内贸易投资增长迅速。
在东亚地区，日本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也迅速上升。相比于东亚其他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和大量资金，但在自然资源、矿产和劳动力资源方面不占优势，这必然会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则具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劳动力资源，尤其在制造业领域具有极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缺少的正是开发其优势资源的资金和技术。这种互补性很强的产业供需关系，为国家间阶梯性产业转移提供了必然而又必需的基础。
近些年东亚各国及地区之间的阶梯产业转移，大体上通过以日本为雁头，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以及中国为雁翅的“雁形模式”得以实现。以“雁形模式”为鲜明特点的东亚经济发展奇迹，正是利用了东亚各国间存在的产业转移优势，从而带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腾飞。实质上，“雁形模式”就是资源禀赋不同的东亚先进国家（地区）与后进国家（地区）之间的一种动态的产业梯次传递过程，并且这种过程形成了东亚地区特有的区域产业循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以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形式向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产业，特别是机电类产品。继而日、韩、台都开始向东盟和中国进行劳动或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这使得这些国家制造业的附加值比重不断上升。近些年，泰国制造业产值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达70%以上，韩国则为80%以上，马来西亚和印尼也都在50%以上。同时，日本则开始从技术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转移。通过资金流和物流的交替循环，东亚各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尽管“雁形模式”自身有一定缺陷，例如容易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和单一化等，但这种模式仍是东亚各国短期内调整产业结构比较有效的重要方式。最重要的是，区域内产业转移的存在为东亚国家将来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和背景。
东亚国家（地区）间FDI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该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近十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间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9.3%。以中、日、韩为例，三国间的贸易额从1990-1997年就一直以19.5%的速度递增，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再以往日的“亚洲四小龙”为例，1996年底，其相互间投资为80.21亿美元，占其吸收外国FDI总量的8.5%；对东盟的投资为412.51亿美元，占东盟吸收FDI总量的20.1%；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占大陆吸收FDI总量的75%。1997年后，东亚国家间贸易虽因金融危机而下降，但仍占东亚各国外贸总额的50.4%。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和投资的持续增加，使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市场的向心力进一步加强。
2.东盟的经济发展与“10+3”、“10+1”合作框架的开展为东亚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1998年，东盟的GDP产值达7370亿美元，1999年GDP平均增长率达3.3%。预计到2010年，其GDP总值可达到9550亿美元。1992年1月，东盟六国贸易部长会议签署了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协议，通过减少成员国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强东盟区域一体化和促进区内贸易与投资，从而增强东盟地区作为单一生产单位的竞争优势。1995年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加速了AFTA的时间表，当时决定在2003年前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计划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尽管截至目前东盟成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东盟的发展模式与较强的经济实力，为成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提供了合作的经验与基础。
由于东盟与东亚其他国家间密不可分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更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所带来的教训，再加上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促使东盟的亚洲意识不断增强，东盟加强了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尤其是在金融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合作。
从1997年到2002年，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已举行了六次领导人会议，初步建立了“10+3”合作框架，藉此通过成员间携手合作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为探索东亚经济自立的途径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合作机制尊重各国国情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现实，遵循互利互惠、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照顾了各方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利益，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了重要进展。1999年3月，这13个经济体召开了“10+3”框架下的首届财长会议，讨论关于开展金融合作的问题。199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10+3”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将东亚合作明确作为“10+3”合作的目标。2001年11月和2002年7月的第五次及第六次领导人会议进一步促进了与会各方在经济、金融、信息技术、环境保护、湄公河流域开发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与此同时，2001年11月5日至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这为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2月，中国与东盟全面启动了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些都标志着双方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中国和东盟年贸易总额在2005年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从2004年1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将付诸实施。
毫无疑问，“10+3”与“10+1”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开展将促进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及技术转移，促进东亚社会、经济各方面的优势整合，发挥东亚共同体的桥梁纽带作用。
3.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包括了亚洲和大平洋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合作组织的成立具有借鉴意义。
这些合作组织的成立分别从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方面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使东亚地区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能够在现在和将来避免不必要的弯路。
4.日本近些年采取的回归亚洲的政策，以及国内经济的衰退，使得这个东亚经济强国加强了与东亚各国的合作。
由于日本与东亚各国间产业转移的存在和在机电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使得东亚一直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点及重要的产品生产和原料供应基地。日本早在1994年对以东亚为主的亚洲投资就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23.7%，超过对北美地区的16%，而居第一位。尤其是对中国的贷款和投资逐年递增，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近十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率为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欧美市场进一步萎缩。不少日本企业为利润所驱使，更加重视东亚市场，加大了对东亚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近几年虽发生过贸易摩擦，但几乎未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与贸易额逐年稳步增加，这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更加明显，其对东亚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的影响不言而喻。
5.人口众多、内需市场广大的东亚各国已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东亚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引起的几年经济衰退后，又重现生机。到1999年底，危机对东亚地区的冲击基本结束。受危机冲击最大的韩、泰、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东亚五国汇率稳定，股市回升，失业率下降，物价趋于稳定。在1999年，上述五国GDP平均增长率已达到4.9%，经济恢复势头强劲。其中，韩国1999年经济增长了10.9%，2000年又增长了9.3%。到2002年第一季度，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济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分别达到5.7%、1.1%和2.47%。同时，从1998年到2000年，受国际电子产品市场恢复增长影响，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的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不断增长，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增加。再以韩国为例，韩国在1997年底外汇储备仅有38亿美元，而到2000年外贸盈余已达230亿美元，外汇储备到当年2月份已升至710亿美元。至2002年4月底，韩国外汇储备奇迹般地上升到了107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居世界第五位。1999年后，在金融危机时流出东亚地区的外资重返东亚，表现了投资者对东亚经济恢复的信心，这无疑为东亚经济复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系列数据和事实说明，东亚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充满希望的地区。
6.中国的发展壮大及与东亚各国、地区的紧密经济联系，必将是成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中坚力量。
东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作用的增强。1996年，中国对东亚的进出口额增长率、出口额增长率和进口额增长率分别占对世界的总增长率的67.3%，62.1%和61.43%。到2000年，东亚对中国的投资已占到中国吸引外资的80%以上，中国已成为东亚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保持了7%的经济增长率，2002年经济增长率更高达7.8%，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中国作为贯通亚洲东、南、西、北、中的地区，正凭借其经济实力对区域经济起着核心作用，中国大陆与港、澳、台构成的大中华区经济圈与日、韩一起已经成为东亚的经济核心。所以，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间存在的市场拉动和投资推动因素必将继续拉动东亚经济的整体增长。
三、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面临的障碍
1.美国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对东亚事务的插手，势必影响东亚的整合。
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向东亚转移生产技术和开放本国市场，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目的，试图通过扶持中苏周围的中小国家经济增长来遏制中苏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美国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既可以得到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又能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还可以通过美元的杠杆作用，使东亚国家对美的贸易顺差中的很大一部分又以债券或投资等形式回流美国。
由于东亚地区没有在经济及政治上联合，美国可以在双边谈判中通过单方面制裁等手段施加压力，各个击破，迫使东亚国家对美让步。为确保自身利益，美国当然不愿东亚国家在经济上联合，不愿看到一个可以与之竞争的东亚区域经济组织出现。
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消极态度，使得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十几年前提出的定期举行“东亚经济会议”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构想，均因美国强烈反对而夭折。而且，东亚许多国家因与美国存在经济和贸易依赖关系，因此对美国的态度有所顾虑，在对待东亚区域经济联合问题上犹豫不决。
2.一体化进程较快的东盟要实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仍困难重重，经济合作仍处在较低水平。
东盟是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水平较高的经济组织，从1992年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至今已有十余年。由于各成员国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加坡因国家太小又无力带动整个东盟发展，所以东盟的内部合作进展缓慢。
同时，东盟从1993年开始实施“共同有效普惠关税”(CEPT)减税计划，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因为各国意见分歧较多从而导致实现其预定目标有一定困难。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盟内部合作冲击也很大，东盟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锐减，外国投资额从1996年的300亿美元降至1999年的160亿美元。各国都忙于恢复自己国内的经济，纷纷减缓了关税减让、推进服务业自由化进程的步伐。这使得其在近年内实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非常渺茫。
一体化进程较快的东盟在实现其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面临如此多的问题，那么包括了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东亚要实现区域一体化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3.日本的政治大国野心和依附西方的本性，以及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怀疑和警惕，使得东亚地区的合作蕴涵着不稳定因素。
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繁，造就了大和民族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和对外扩张的欲望。随着近几十年日本经济强国地位的确立，其追逐“政治大国”地位的欲望进一步强烈。以金钱开道，通过“雁形模式”建立以其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途径。此外，日本近些年来进一步依附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了与其技术、军事联系，通过了《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和与美合作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协议，这已经引起了东亚其他国家的警惕。加上日本否认二战时的侵略历史，近两年又借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借口出兵海外，进一步引起东亚国家的反感和舆论谴责，使得东亚国家坚决反对日本在亚洲经济及政治领域扮演“领袖”角色。
4.东亚国家还没有完全摆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经济恢复仍受诸多因素制约，导致近几年贸易自由化程度后退。
从1999年起，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经济有了较明显恢复，但要想完全摆脱金融危机，解决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还需一段时日。应该说，东亚经济的复苏离不开国际环境的改善：2001年以前美国新经济的暂时繁荣和国际电子产品市场、欧洲市场的稳定为其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又为其做了坚强的后盾。而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东亚各国政府的国内财政扩张政策，即依靠大量借贷、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国内需求。这种恢复显然不是东亚各国从根本上解决了危机所带来的问题的结果。事实上，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增长到了2000年下半年已开始初露遏止的势头，代表高技术概念的纳斯达克指数在2001年又跌到了历史最低点。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随之产生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的萎缩，对东亚各国还未进行升级的出口产业结构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使得以电子产品出口为主的东亚出口难度进一步加大，对经济恢复产生了制约作用。
与此同时，东亚银行业不良债权仍未彻底清理，呆坏帐数额仍然惊人；金融改革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制度改革也同样未深入进行，包括政府部门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尚未开始启动。在这种状况下恢复经济快速持续增长显然有非常大的难度。
受上述因素影响，近几年东亚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程度不进反退。一方面是因为东亚各国的经济实力大打折扣，达不到进一步推进自由化的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因各国为恢复国内经济，纷纷采取了关税或贸易壁垒，相互之间合作障碍增多，信任度下降。总之，单从经济恢复的角度考虑，继续富有成效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一段曲折的路要走。
5.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地域及宗教意识差异的影响，东亚各个国家间存在着互不信任。
在领土争端方面，存在着中越马南沙群岛矛盾，日朝“独岛”、日俄北方四岛、中日“钓鱼岛”之争。众多的领土争端将成为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隐患。而近年的朝核危机，牵涉到中、日、韩三国，美国又积极插手此类东亚事务，使得东亚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存在不稳定的因素。
四、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措施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行必将面临一系列困难，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建立东亚区域经济组织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东亚走向繁荣，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由之路，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东亚地区自身利益。
1.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遵循五大原则，即互利互惠原则、渐进式原则、非歧视性原则和市场相互开放原则，而最重要的则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开放的地区主义就是政府的政策基本以非歧视性的措施促进经贸活动为核心，在企业进行区域内经营的基础上，有力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东亚地区近年来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合作框架，主要是APEC的有关多边协定和倡议、国家和地区间双边协议及为实现某一局部地区或个别项目开发而制定的多边协定。所有这些框架内容无不具有开放性特征。因为本地区以外市场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所以，东亚采取任何自我区域封闭性政策，建立任何排他性制度都不利于自身发展和东亚一体化进程。
2.吸取APEC的非制度约束的经验，采用适当的一体化模式，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分阶段实效。
APEC作为一个官方性质的论坛，一直承认成员的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成员单边行动与多边行动相结合的磋商机制，是其非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特征。现阶段的东亚应依据自己的现实情况，把建立自由贸易区作为近期目标：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同的前提下，在自愿的经济合作范围内，以公开对话为基础，参与者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强彼此间信任和理解，求同存异，稳步推进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经济差别缩小的情况下，逐步向欧盟式的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一体化迈进，最后达到完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3.东亚既应开展自由式的区域内合作，又应加强与欧美等域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和合作。
东亚的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决定了东亚对域外市场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事实上，没有欧美市场的支撑，东亚经济近年来不会有如此骄人的业绩。脱离了欧美，不但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愿意，就是东亚成员自己，也不会答应放弃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外市场。
东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中国在内，既是WTO的成员，又是APEC成员，亚欧会议的举行又为灵活的多边及双边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所以，鼓励东亚成员在积极推进域内合作的同时，加强与域外地区的交往，既符合东亚地区的利益，又会减少西方发达国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反对或阻挠。
4.调整改善中日经济合作关系，加强东北亚各国在双边合作基础上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没有日本参加，东亚区域联合难以成功。而日本脱离亚洲，不与中国合作，也将孤掌难鸣。中国在经济上与日本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合作潜力，政治上又比日本占尽优势。所以，在新世纪里，中国既要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又要促进中日经贸往来，扩大开放，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合作。中日双方应站在东亚地区的立场上，从长远角度出发，建立相互融洽、相互信赖的双边关系，为维护东亚地区利益，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东北亚地区涉及了东亚地区的中、日、韩、朝、俄、蒙等多个国家，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次区域，是与东南亚地区进行产业阶梯转移的重要地区，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也必然在这个次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促进东北亚地区在双边合作基础上的一体化进程，对于培养东亚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好地发挥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优势和作用，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着重要作用。
5.东亚各国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应加强信息、金融、教育、资源、国家安全方面的发展与合作，尤其是高新技术方面的经济技术转移的合作，改进各自的产业结构。
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经济的崛起，是继金融危机以后对东亚地区的又一次冲击。无论是从巩固地区经济复苏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应对新经济的冲击来看，东亚都迫切需要进行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合作。提升整个地区产业结构是防止泡沫经济发生和抵御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也是促使东亚经济在复苏后继续保持增长的根本途径。
6.东亚各国政府高层官员应阐明各自关于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观点，开辟东亚共同论坛，就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安全成立一个进行共同磋商和合作讨论的官方组织，从各国政府的高度积极推动合作进程。
7.以已经发行和流通的欧元为样本，借鉴欧盟经验，逐步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为亚洲金融稳定和东亚区域内贸易提供稳固的货币基础。
欧元问世和进入流通领域消除了欧元区各国之间的汇率风险，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除此之外，它进一步促进了欧元区国家价格的趋同趋势，加强了欧盟内的公平竞争，促进了欧元区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节省了大量的货币兑换费用。以欧元为模板，积极探索在东亚或亚洲区域内实行货币统一，将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自由贸易区后必须考虑的步骤。
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东亚各国的经济利益。中国作为东亚重要的经济、人口大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外向发展，也将进一步密切我国与东亚各国友好关系，有助于化解一些政治矛盾。同时，在开展东亚区域内合作的同时，我国应注意选择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尤其是现代信息等高新科技产业。其次还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的影响，在与东亚开展经济合作和交往的同时，加强与欧美的往来和次区域的经济合作。
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给刚刚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影的东亚经济造成新的困难；美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遭受恐怖袭击，增加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要有效应对经济、社会和安全领域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实现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东亚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只要东亚地区按照既定原则有步骤、有秩序的积极推动地区经济、金融、高新技术、政治等方面的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一个富有竞争力、崭新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将在新的世纪里产生，这将有利于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平衡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并有力地推动全国际经济合作京10～15F8世界经济导刊邵惟楠20042004美国布什政府于2001年和2003年两次提出减税计划并得以通过和实施。2003年美国经济出现全线复苏的局面，尤其是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令人振奋。本文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布什减税政策的经济背景和内容，分析其初步成效，并对减税政策和经济复苏的前景做出一定的预测。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4BJL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高启杰李The Primary Effect of Bush Administration's Tax Relief Policy and Its P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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