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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当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运用理性去裁判一切时，他们也以理性为基础构筑了新的哲学体系启蒙哲学。这种启蒙哲学又被称为理性哲学。因为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哲学与理性是同义，哲学来自理性，狄德罗说：哲学是必须与理性联系着的那一部分人类知识，其范围是很广泛的。达朗贝尔也说，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理性之应用于它能够对之发挥作用的对象。所以，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也常称之为“哲学的世纪”。
　　早在笛卡尔那里就已论证了人的理性的存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在理性的概念上赞同笛卡尔的意见，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理性”条目中指出，理性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二是指人的精神不先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能够延期达到的一系列真理。这样，理性不仅是先赋的，而且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引导人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智慧力量。
　　但是，在十八世纪的哲人们看来，运用理性决不能仅象笛卡尔那样从先赋理性所构筑的原理出发，而是要运用理性去分析经验材料，然后得出抽象与一般的结论和原理。伏尔泰说：如果人们莽莽撞撞地试图去洞悉事物的内在本质，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马上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官能实际上是有局限的。会发现自己宛如一个须去鉴别颜色性状的盲人。但分析是传递的自然交给盲人的一根拐杖。有了这根拐杖，他就能在纷繁的现象中摸索着前进，发现现象的顺序和排列；这就是他在探讨人生和知识、确定理智的前进方向时所需要的一切。因此，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认识的过程只能是分析具体的、现实的材料，绝不是先验地假设和构筑原理。伏尔泰说：“决不要制造假设；决不要说：让我们先创造一些原理，然后用这些原理去解释一切。应该说，让我们精确地分析事物。……没有数学的指南或物理学的火炬引路，我们就绝不可能前进一步。”〔1〕
　　沿着这样的认识路线，理性在分析经验材料、辨别真伪上将发挥着重要的功用。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分析人们通过感官所得到的现实材料，分析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份，不把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绝不罢休的。正是在分析之后，在这些具体材料之中，根据理性的理解，建设起反映事物内在联系的整体和一般原理。所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认识与分析的逻辑进程是：从基于观察和感觉的事实出发，运用理性的力量去分析这些经验材料，构筑整体，建立原理。原理并不是理性思维的出发点，人们不能强行地图解歪曲事实去适合原理，原理只是在对事实进行全面分析后必然得出的概括。没有原理，人类不可能有健全的知识；没有事实，人们也不可能去构筑起原理。十八世纪的哲人们正是用这种理性的分析方式发展与创立起自己的启蒙哲学。
　　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始终坚持，理性最重要的基本功用就是发现同一性和普遍性，没有它，就不可能合理地把握和概括经验材料。在现实世界中，无论经验材料多么纷繁与复杂，理性的力量都能穿透进这些多样性之中，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原理。因此，理性就是要达到和构建起同一性和普遍性。理性的这种特性不仅表现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一切人所共有的。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是天赋的，它存在于一切民族、一切思维之中，无论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差异都不能抹杀和取消理性的这种普遍性和永恒性。从本质而言，理性的存在与运用便是揭示世界的普遍性和同一性。
　　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十八世纪的哲人们也同样重视感觉，通过感觉，才有可供理性分析的现实经验材料，它是理性思维与客观外界进行沟通与联系的中介。在感觉中，人客观地反映外在的事实，不能逾越现实社会所规定的种种景象；但同时，人又不仅仅是简单地直观地去反映外界，还需运用理性来进行分析，进行综合，超越于具体事实之上。因此，自然得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时“意见支配世界”。虽然这好象是二律背反式的结论，其宗旨则在于证明改造人，首先必须改造环境，改造社会。同样，感觉是人人皆有的，以感觉为基础，一切诉诸感觉也就意味着要打破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实现人的平等，要把生理上、感觉上的平等转化成为社会上、政治上的平等。
　　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感觉的观察与理性的分析无法使自己仅仅局限于纯思辨的哲学领域，而要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因而理性的哲学在认识与思维方式上必然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它要去重新审察一切，度量一切，裁判一切。狄德罗大声疾呼：“应当毫无例外地大胆地检查一切，动摇一切”，“应当把所有这些空洞无益的幼稚的东西踏在脚下，把不是理性设置的障碍物统统推倒，给科学和艺术以对它们十分珍贵的自由。”〔2〕哲学正在阔步前进，它的声音是最强音， 人们在开始挣脱权威和陈规旧例的羁绊，以坚持理性的法则，几乎没有一本原理和教条的书使他们完全满意。达朗贝尔在《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把它所在的世纪称之为哲学世纪，其含义为理性的批判要涉及一切领域，他说，十八世纪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辨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被人们所提出。〔3〕
　　自中世纪以来，人们的天赋理性一直受到宗教神权和世俗王权的控制和压抑，现在，要以哲学的名义把人的理性呼唤出来，恢复它的合法权利，要在批判之中高扬理性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确立起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当时来说不啻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精神的伟大革命。伏尔泰在给狄德罗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正处于人类精神革命的前夜，狄德罗也说：这是在人的精神上和民族性中进行的一场革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在于使人们不只是获取和扩展具体有用的知识，而是扞卫、强化和巩固这种新的思想方式。狄德罗在编辑大型《百科全书》时就表示，编写此书的目的不仅是提供系统和大量的知识，而且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确定以理性为基础的新思维，以探索世界，获取真理。
　　　　　　二
　　在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启蒙思想家接受和发展了笛卡尔的力学科学原理，并依据当时自然科学的认识水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机械唯物主义。这种机械唯物主义不仅推进着未来哲学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中世纪后期，一批科学家打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开始探索自然、研究自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即是天体力学，科学家们试图运用力学科学原理去解释自然界和有机体。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试验材料之后，于1628年出版了《动物心脏与血液循环运动的解剖实习》一书，把心脏、动脉、静脉看作是一个机械系统，用力学科学原理解释人体内的血液循环，认为心脏犹如水泵，通过扩张和收缩，借助于血管系统，使人体的血液进行不停的循环运动。后来荷兰医生勒卢阿又把机械运动衍伸到思想，认为人的思想也是机械运动。笛卡尔也认为各种动植物和人体等一切生物体，都是由同一的机械定律所支配的机器，物理界和有机界都是由性质相同的物体所组成的同质的力学体系，每一种物体都服从由数学方法的分析所揭示的机械定律。他肯定全部自然受规律的支配，而自然规律也就是力学规律。牛顿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古典力学体系。他把茫茫的宇宙视为一个力学体系，并给予了圆满的解释，从此开始了牛顿力学的统治时代。“自然与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里；上帝说：牛顿诞生吧！于是，一切光明。”这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牛顿力学的伟大贡献，他为人们的科学探索指出了光明之路，同时也使哲学的发展奠定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建立起了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理论。
　　当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在用理性的力量探索世界寻求真理时，他们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伏尔泰就曾写过《牛顿力学原理》一书，宣传牛顿学说，为牛顿学说辩护。由此出发，他们切断了宗教神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把整个宇宙、自然界及一切生命都看成是受着力学支配的机械体。拉美特利在《人是机器》一书中反复强调，自然的一切都如机械系统，包括人本身，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它的计秒的齿轮如果停滞不走了，它的计分的齿轮仍能继续转动和走下去。〔4〕伏尔泰也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 合乎理性的物体，从创世之日起，就一劳永逸地被安排得井然有序。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一书中把整个自然类比为制造产品的工场，通过机械的作用即可产生成品。“让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有感受能力的部分吧，这个整体完全没有情感，它的所有形式和组合，在产生并延续或长或短一个时期后，都将消逝。让我们把自然看作一个巨大的工场吧。这个工场具有产生我们眼前的所有那些组合物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不要把只存在我们头脑中的想象的原因加于自然吧。”〔5〕
　　宇宙、自然等等一切不仅是一个机械体，也是独立于超自然神的意志和力量的本体。以往人们总是从上帝的意志与创造中来理解自然，现在，自然已经摆脱了与上帝的任何联系，成为一个独立整体。霍尔巴赫这样说过，自然，从它最广泛的意义来讲，就是由不同的物质、不同的配合以及我们在宇宙中所看到的不同的运动集合而产生的一个大的整体。自然，狭义地讲，或是在每一个存在物内部加以观察的自然，乃是由于本质，就是说，由于有别于其它存在物的一些特性、配合、运动或活动方式所产生的整体。自然是一个大的整体，一个系统，由多种物质、元素如土、火、气、水等所组成。狄德罗就曾说过，自然就是元素的组合的一个现实的一般结果或许多一个接一个的一般结果。
　　这种超然于神学的自然不需借助上帝力量的推动来进行运行和演化，也不再象牛顿那样把终极推动力归之于上帝。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自然本身即已包含其运动的动力。霍尔巴赫曾说道，运动在物质之内是自行产生、自行增长、自行加速，并不需要任何外因的帮助。如果人们问，在物质中，运动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就要回答，那是由它必须无终无始地运动这个同一的道理而来的，因为运动也象物质的广延、重量、不可入性、形状等等一样，乃是物质的存在、它的本质及一些原始的特性的必然的结果。狄德罗也反复表示，自然界以及任何物体都有着自身的动力，“物体就其自身说来，就其固有性质的本身来说，不管就它的一些分子看，还是就它的全体看，都是充满活动和动力的。”〔6 〕这种动力是天赋的、不变的、永恒的和不可毁灭的，正是这些物体间力的相互作用，便产生出宇宙的普遍运动。正是这种动力推动着宇宙的普遍的运动和自然的演进。一般来说，这种运动是一种机械的运动，如元素的转移与组合、物体的量变和质变等等，这种演进也是一种进化的演进过程。自然界的任何物质，包括人本身都经历了起源、发展和消逝的过程，都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狄德罗说：“动物界和植物界一样，每一个个体可以说都有开端、成长、延续、衰颓和消逝，整个的物种岂不也是一样吗？”〔7〕他还说， 如果我们上溯到万物诞生之际，我们感觉到物质在运动，混沌在消除，我们会遇到大量不成形的东西，碰不见某些组织完善的东西。……各种畸形的怪物都相继灭绝了；所有一切不良的物质组合都消失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是那些机体中不包含任何重大矛盾的组合，它们是能够凭着自身继续存在下去，能够传种接代的。〔8〕这里， 狄德罗为我们勾勒了生物进化演进的过程。这沉重打击了当时的宗教神学，并为后来的进化论开辟了道路。
　　在物体的进化演进过程中，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都是从无序走向有序，每一种物种都找到了适合自己存在的空间，世界或自然也形成了一个因果的联系，成为同一性的系统，具有秩序，蕴含规律。狄德罗一再重申：如果现象不是彼此联系着，就根本没有哲学。也许有一个中心的现象将放射出光芒，不仅照在我们已有的那些现象上，而且还将照在日后将使人发现的一切现象上，它把这些现象都联系起来，并将形成一个系统。他在《对自然的解释》一书中多次论证道，我们只属于其中的世界，各种物体都不是分离的，它们在本质上存在着一种秩序，因而，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界本身都处于普遍的共同的秩序之中。爱尔维修从自然的演变、生物的进化出发也得出这一结论，认为自然界的各种元素在运动之中形成了无数种结合，最终它们在平衡和自然秩序中定下各自的位置，处在自然界的一定秩序之中。因此，尽管现实的世界和自然界物种纷繁，多姿多态，就在这些多样性之中一定总是具有着秩序性、同一性和规律性，并且它的变迁转换也都是要遵循着机械的规律进行。霍尔巴赫说，自然就是由物质所组成的一个系统，在世界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均是按照物质自身的我及机械规律进行结合、变换和运动，这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结果都出自一个已知或未知的自然原因，是由这个原因遵循必然的规律所产生的。“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联系着的：宇宙本身只不过是一条由生生不已的原因和结果构成的链条。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也就是说，都不能不是这样；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事物，以及各种不为我们所见的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而活动的。”〔9〕
　　自然是有秩序和规律的。人们能够用理性的力量穿透复杂的自然之中，认识自然规律，揭示自然的奥秘，以求改造和利用自然。十八世纪的启蒙哲人们无比乐观地表达了这种信念。人们不必再对自然蒙昧无知，对自然充满惊奇甚至恐惧，人们能够用理性的力量揭示自然所构筑的奥秘，用理性的光芒照亮幽深黑暗的自然，总之，我们能够认识自然。霍尔巴赫说道：“在自然之内只能有一些自然的原因和结果。在自然中发生的一切运动都遵循着一些不变的必然法则；我们能够判断或认识的那些自然作用的法则，就足以使我们发现那些不为我们所见的法则；我们至少可以通过类比来对它们作出判断；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自然，自然向我们表露的那些活动方式将告诉我们，可不要因为有些活动方式自然拒绝向我们表露而感到非常狼狈。”〔10〕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从自然中认识自然，自然本身存在着因果联系，在碰到挫折暂时不能认识的情况下，也要坚信，它终究会被认识，而不必也不能超出自然，设想出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来解释自然。
　　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正日益能对自然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正日益挑战和摧毁宗教神学的教条。启蒙思想家们不仅接受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原理，而且也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和探讨。伏尔泰出版了《牛顿哲学原理》，狄德罗写过生理学原理的着作，孟德斯鸠早年沉迷于科学试验，探讨过物理学和生理学问题，拉美特利本人是医生，霍尔巴赫更是对很多自然科学领域进行过研究，因而他们根据科学的认识和原理，在理性的指引下，建构了机械唯物主义，强调自然的运动、秩序和规律，目的就是清除迷信、打破教条、使科学得以大步发展。在科学的进步中，更好地认识自然，利用和改造自然，推进人类和社会的幸福与进步。
　　　　　　三
　　从古代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关于社会或人类进步的观念，有的则是对历史和人类循环往复的解释和推断。到十六世纪时，科学技术的新发现使人们产生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决心和信念，人类进步的观念由此萌发。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人类通过运用科学知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取得人类的进步。在《新大西岛》一书中，他描绘了一个科学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法国思想家丰特内指出，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并具有一定的规律。后来法国政治家杜尔阁较系统的提出了人类进步观念。1750年，杜尔阁在索邦作了题为“人类精神持续进步的哲学考察”的讲演，与以后写下的若干篇文章一起陈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观念，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普遍的进步的历史，是人类从原始蒙昧状态逐渐进步到取得自由的历史，其表现为人类的知识在增长，心智在提高。这些均表明，此时社会的发展需要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作出解释，并给人们指明一条未来的进步发展之路。
　　十八世纪是启蒙运动的世纪，崇尚理性的世纪，启蒙思想家常说，理性的太阳已高悬在地平线上，以最鲜艳的光辉照耀着大地，使人们走出黑暗的中世纪。理性是天赋的，人人所具有的，它的本质就在于要使事物不断完善，引导着人类获得公正、自由和幸福，达到前所未有的进步。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必然进步。从这时起，进步、人类的进步就成为启蒙思想家所关注的又一中心内容和矢志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看来，人类的进步是必然的、无限的，也是不可阻挡的。孔多塞这样说道：“我将通过原因和事实显示出我所研究的成果，人类在实现其能力的完善上决无限制，人类的完善是真正无限的，这种不断完善的进步将挣脱任何想使之停顿的力量，它比自然所赋予给我们的地球的持久还要无限，毫无疑问，这种进步只会在速度上或慢或快，但它决不会倒退。”〔11〕　　
　　穿越时空，启蒙思想家们通过总结、反思人类的发展历程得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走向进步。孔多塞以欧洲的发展为依据，把这种进步划分为十个时期：
　　第一，原始部落时期
　　第二，畜牧时期
　　第三，农耕和发明字母时期
　　第四，希腊时代人类心智进步时期
　　第五，古代罗马科学的进步时期
　　第六，科学衰落的黑暗时期
　　第七，文艺复兴时期
　　第八，印刷术发明和科学哲学挣脱宗教桎梏时期
　　第九，从笛卡尔到法国革命时期
　　第十，法国革命以后人类完美的理性王国时期在这十个时期中，人类由于理性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和取得完善。到了笛卡尔和法国革命时期则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由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把人们的思想从权威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而法国革命则在实践上使人类挣脱了锁链，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和进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法国革命之后，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被消除，合乎理性的制度被建立起来，国际大家庭和睦相处。人类在身体、精神和道德方面都将取得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达到真正的完善。
　　人类的这种进步，按照孔多塞等人的说法，具体表现在：它是朝向知识和智慧的进步，朝向普选权、教育、言论和思想自由、法律平等以及财富再分配这些普遍目标的进步。总之，是人类在身体、精神和道德上的全面和谐的进步。这种进步的动因则在于在理性和科学的引导下，人的本性的改善和心智的提高。爱尔维修认为，人类进步实质上是人性的进步，而人性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本身是可以被知识和政治制度所教化的，他说：“人们在一种自由的统治下，是坦率的，忠诚的，勤奋的，人道的；在一种专制的统治下则是卑鄙的，欺诈的，恶劣的，没有天才也没有勇气的。”〔12〕霍尔巴赫说：“对科学对人类精神的进步，对道德、法学、立法、教育的完善，有多少好处不会从思想自由中得到啊！如今天才到处受到束缚；宫廷不断地扯他的后腿。被带子缠绕的人不能得到官能上的享受，甚至连他的精神也受到约束，人好象被他儿时的襁褓裹着似的。”〔13〕所以，促使人类进步的方法在于改变和改善人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改变现在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由此，我们也会明白启蒙思想家何以尖锐地抨击现存的社会制度，希望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样，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孔多塞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必然带来社会科学的进步，从而推动社会政治、道德、法律和艺术等等的进步。他说：“政治上和道德上所有错误都是建立在哲学的错误之上，这些反过来又都与科学观的错误相关联，没有一种宗教体系或超自然行为不是建立在对自然法则的忽视上。”〔14〕一旦人们在教育中接受了正确的科学知识和观念，便会确立独立的理性思考，同时也会确立科学法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摧毁在政治、道德等领域的种种谬误。因此，科学将通过摧毁偏见和谬误，调整人类智慧的方向，推动人类的进步。对于教育，启蒙思想家则多次论述其重要性，认为，通过教育才能达到科学进步、知识的增长，实现人类心智的进步。没有教育，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孔多塞希望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人人有机会汲取知识，发展个性和才能。他多次说道：科学的进步保证教育艺术的进步，教育的进步反过来又推动科学进步。这种相互影响不断前进，是推动人类进步完善的重要动因。
　　启蒙思想家崇尚理性，确信在理性的引导下人类精神的进步。由此，启蒙思想家把目光投向了历史领域，因为只在历史领域中才能看到理性如何克服种种障碍，显现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真正命运。这意味着，作为哲学意义的理性在经验的、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和充分表现，并推动着人类的逐步进步。因而，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研究历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历史显示着人类进步的真实历程，是人类精神进步的教育工具。正如伏尔泰自己所说：“我的目的决非积累大量总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是选择最重要最确凿的事实，以便读者能自己判断人类精神的毁灭、复兴和进步，使他能够通过各民族的民俗来认识他们。”〔15〕孔多塞也说道：历史应当观察、记录人类社会进步的不同阶段，分析揭示各阶段发展的连续性和变化的秩序。这样做将使历史成为一门预见、引导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审视、反思人类进步及完善的规律，我们才能理解我们今后进步的希望和所能达到的限度。
　　在这一目标下，历史也不再是纯粹象过去那样只见帝王将相、战争厮杀的政治史、军事史，而是视野更加广阔高远，关注于人类的精神、文化的演变和进步，不仅只看到某一国人民的进步，也要看到各国人民的进步。伏尔泰撰写的学术巨着《风俗论》便是如此。1756年，伏尔泰完成了《试论通史和各国人民的风俗和精神》一书，这本着作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的是要让人们了解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国家风俗与精神的发展。书中，他不仅赞扬了欧洲一些国家的特长优点，同时扩展到欧洲以外的东方各民族。他认为居住在巴勒斯坦的游牧民族是文明的奠基者，埃及在古代曾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他还叙述了阿拉伯人、加勒比人、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文明，伏尔泰倍加赞赏。这样，在伏尔泰那里，历史的考察对象延伸到了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从而描绘了世界各国人民精神演进的各个阶段。没有这种精神状态的描绘和理解，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的进步。
　　人类的历史果然就是精神不断进步的历史？卢梭以他特有的思想智慧和洞察力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与自然作斗争中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并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良好、淳朴的德性。而随着科学与艺术等文明的发展，日益摧毁着这些原始自然的德性，“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16〕科学和艺术愈加变成一种外在修饰的形式，窒息着人们的思想和自由，腐化着人们的德性。卢梭断言，科学与艺术不会敦化风俗，相反，这种文明越进步，社会将越来越加道德沦丧，腐化堕落。
　　当伏尔泰读到卢梭的着作后，不同意他的看法，在信中写道，你是要把人变成猴子，脱离文明，准备用四肢爬行。其实，伏尔泰误解了卢梭的真正意图，实际上，卢梭始终认为，人类不可能始终处于自然状态，它终将发展进步，这种进步的动因在于人类的本性，自我完善的本性。伏尔泰的误解恰恰表明他对进步观念的无比执着与自信。伏尔泰认为文明的进步、人类的进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能只是设想古代比现代好，同样，社会的进步并未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堕落。他热切地向往科学艺术繁荣昌盛，并断言最大的罪恶和人类进步的障碍是由无知造成的。伏尔泰说：人们过去和现在大体上是一样的。他无比乐观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将会得到医治，社会必然要运用理性而取得胜利，人类的生活条件一定能够改善。这种乐观精神一直伴随着伏尔泰一生，只是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以后一段时期内曾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但很快，他又重新恢复了对人类进步的乐观和自信。
　　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的进步是持久的、全面的和普遍的，它不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全体人类。同时，这种进步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一切方面，如各种丑行将被消灭，一切事务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人类不仅生活得以改善，生命得以延续，幸福得到保障，而且智力和精神也将得到提高。正是从全人类而不是从本民族、本国家人们的本质和进步出发，自然衍伸出人类彼此之间要互相热爱、和睦相处，不能心怀恶意，争战不已。他们认为，战争将是最大的瘟疫和最大的犯罪，卢梭希望实现各民族、国家之间永久的和平，提出人类的形成并不只是为了要互相毁灭。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都称自己为世界公民，要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而工作。孔多塞建议创造世界语，以适应人类交往和进步的需要。孟德斯鸠曾经说：“如果我知道有些事情有益于我的祖国而不利于欧洲，有利于欧洲而不利于全人类，我将认为这是犯罪。”〔17〕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观》一书中衷心希望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落后民族获得独立和进步，国际大家庭平等互助、和睦相处。人类在社会地位、教育和财富上达到平等，在身体、精神和道德上达到完善。
　　列宁曾经指出，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的确，他们是真诚而又正直的人，他们从人、人类出发，抹去了地区、时代、民族的一切差别，衷心地期望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性王国”，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和进步。
　　注释：
　　〔1〕〔3〕〔5〕〔15〕E ·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2页、70页、211页。
　　〔2〕转引自《外国史研究集刊》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4〕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4—65页。
　　〔6〕〔7〕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第112页、106页。
　　〔8〕〔9〕〔10〕〔12〕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0页、595页、590页、465页。
　　〔11〕约翰·赫尔曼·兰德尔《现代思想的形成》波士顿第383页。
　　〔13〕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4页。
　　〔14〕罗伯特·尼斯特《进步主义观念的历史》伦敦1980年版，第209页。
　　〔16〕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页。
　　〔17〕汉斯·柯恩《民族主义观念》纽约1946年版第228页。
　　
　　
　　
历史教学问题沪5～10B6外国哲学李宏图19981998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作者：历史教学问题沪5～10B6外国哲学李宏图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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