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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西方哲学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为一切科学陈述找到一个绝对的、不容怀疑的基础。哲学家们在试图为整个世界和人自身寻找确定性时，不能回避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人与世界的关系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探究的主题固定不变，而建立哲学体系的尝试却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解决的方法也在不断改变。在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家看来，应通过纯粹理智的思考，通过直观的认识和逻辑的论证来获得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把握和对人的本质真正理解。处在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在寻真去疑的过程中，常常怀疑以往哲学的正确性，并通过对以往哲学怀疑和批判，企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笛卡尔便是其中一位。他以怀疑的精神和反经院哲学的勇气写下了他的重要哲学着作《形而上学的沉思》。
　　　　　　一、怀疑方法
　　17世纪的欧洲正是封建社会制度开始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经院哲学旧的知识和认识方法成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障碍，使得哲学家怀疑其真实性和效用。这样，时代就要求出现新的哲学思想来总结各门学科发展的成就，制定新的研究方法，以推动科学的进步。因此，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就成了近代哲学家最关注的中心问题。笛卡尔迫切地感到必须彻底改造旧哲学，在哲学上开拓一条新的道路。他于1640年完成了《形而上学的沉思》（亦译为《第一哲学沉思集》）一书，试图建立起能够解释世界的新知识体系。
　　在《致神圣的巴黎学院院长和圣师们》信中，笛卡尔强调了自己哲学方法的重要性。他首先向神学家申明写作此书的正当动机，即不反对宗教神学。在这种神学保护的外衣下，笛卡尔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1〕笛卡尔指出宗教信仰的局限性，认为只有用自然的理由即人类的理性来加以论证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而对上帝的认识，不是本书的目的，本书的研究的重点是采取一定的办法和方式研究“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笛卡尔自信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因为笛卡尔怀疑以往理论尤其是宗教神学对二者关系论述的真实性。哲学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就是从世界观的高度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每个哲学家无法回避而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笛卡尔以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敢于在本身里执行这个任务”——“全力以赴地去阐明真理”〔2〕，勇敢地探索世界和人的本性。 笛卡尔知道，论证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以往伟大人物提出过许多可以理解的理由，因此就要“从哲学的角度上，出于好奇心并且仔仔细细地再一次找出一些最好的、更有力的理由，然后把这些理由安排成一个非常明白、非常准确的次序，以便今后大家都能坚持不移地确认这是一些真正的证明”〔3〕。这里， 笛卡尔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求真的欲望、认真态度、逻辑学的方法和达到的目的。为了达到“真正的证明”的目的，就要寻找解决问题的一种科学方法。笛卡尔制定过一种解决科学中各种难题的方法，他试图以此方法来解决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笛卡尔坚信自己论证理由的充分和真实可靠，令人信服。可见，笛卡尔的哲学是求助理性，求真知、检验疑团，提供的是追求真理的方法。
　　笛卡尔在该书《前言》中进一步申明自己的新方法，“和人们通常用的方法大不相同”。当时经院哲学的认识事物方法是以某些宗教信条为根据，按照一系列固定的逻辑公式（如三段式），推导出维护宗教的结论。这种论证方法从来不管论证的前提是否可靠；即使在前提可靠情况下，推出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中，无新内容；再者，像三段式一样固定的逻辑公式只与事物的形式方面有关，完全不涉及内容，因此结论玄而空，是主观的东西。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与之相反，是先通过理性怀疑来确立论证前提的真，这种理性的怀疑是在接受观念前进行系统怀疑，摒弃旧的偏见的思考，这样推导出的结论既真实又有新内容。
　　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和历史上的怀疑论大不相同。以前的怀疑论所怀疑的对象是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即理性；而笛卡尔的怀疑是方法的怀疑，其目的是找到真理，他并不怀疑人有能力达到真理。笛卡尔怀疑的对象，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旧有的知识，一类是人的认识活动本身。他怀疑他学过的数学、神学、哲学和其他学科的真理性；他怀疑感觉、想象、推理这样一些认识活动的可靠性。
　　实际上，笛卡尔决定撇开一切假设和经验，从思维开始创立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按照几何学的方法从最简单明了的定义、公理出发，用理性思维来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的定理的办法建立新哲学体系。这一新的哲学体系所使用的怀疑方法，是针对经院哲学信仰主义的方法而提出的，这种方法贯穿在本书的整个沉思过程。
　　　　　　二、人的精神之特性
　　在沉思提要中，笛卡尔简要地概括他的沉思结论，提出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的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从而表现为二元论；同时又认为上帝作为“无限实体”创造了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这两个“有限实体”；确立了真理的标准就在于观念是否清楚明白。
　　要建立永久不变的哲学基础，必须确定前提的真，这就需要考察我自身的认识能力。人的认识能力可分为感性认识能力和理性认识能力，或者称为经验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前者依赖于人的感官，后者依赖于理性的抽象思维。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强调经验对于人的认识的重要性，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强调理性是人认识事物根本。笛卡尔认为，人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依靠人的理性能力，人所感觉的东西是不可靠的。他在《第一个沉思》一开篇就明确指出这一点，讨论关于上帝和人的灵魂问题，要“进行严肃认真的沉思并且能够脱离感官的干扰、完全从各种成见中摆脱出来”，“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我要认真地、自由地对我的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4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笛卡尔首先从他的“全部旧见解所根据的那些原则下手”，这些原则是什么？他通过反思得出过去的全部旧见解“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被“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这些旧见解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感官是骗人的，决不能完全加以信任。他指出人的抽象思维比形象思维更可靠，因为抽象思维是对事物的一般特性的概括，“一般的物体性质和它的广延，以及具有广延性东西的形状、量或大小和数目都属于这一类东西”，即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这些“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5〕。而具体的东西是通过人的感官作用于人脑的形象思维产物， 其真实性不能确定。这样，笛卡尔就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认识能力和理性认识能力，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给人带来真实认识，应怀疑早先信以为真的见解，包括对上帝信仰。同时，要对“日常的生活方式”注意，因为“日常的生活方式”是相信人的感官的旧的思维方式，是一切所见之物旧见解，不具有真实性，不值得信任。“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行动，而仅仅在于沉思和认识。”〔6〕
　　这里，笛卡尔并没有完全否定人的感觉作用和人通过感官所获得的知识，笛卡尔对感官、经验的这种看法只是强调人的理性的作用。怀疑之后，他开始沉思“人的精神本性”，确定立论的基础。
　　笛卡尔在第一个沉思中指出人的理性在人的认识事物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从而确定了理性的地位。在第二个沉思中，他要说明人的精神本性，说明人的本质是人的精神。笛卡尔在第一个沉思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沉思，试图找到解决自己内心的疑惑办法，也就是要找到可靠的东西，确切无疑的东西，即立论的支点、依据，也可说是笛卡尔哲学的基本命题。为了寻找这种真实的东西，笛卡尔假定自己感知到的东西是不真实的、是假的，连自己的感官和身体都是假的，假定的结果推出“我思故我在”这个真命题。笛卡尔认为通过自己的假定和对一切事物仔细地加以检查之后，“最后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它当成确定无疑的，即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7〕
　　在得出“我思故我在”这个真命题后，笛卡尔要说明“这个确实知道我存在的我到底是什么”，即“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要想解释“人是什么”，必须先说清楚精神与物质或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他明确承认物体的存在并给予界定：“至于物体，我决不怀疑它的性质；……物体，我是指一切能为某种形状所限定的东西。”〔8 〕物体性的东西不存在于我心里，而灵魂的那些属性中的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只有它不能跟我分开。通过一步步分析，结果是“我”严格来说“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因而“我是一个真的东西，真正存在的东西了。”〔9 〕人的精神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比物体更容易认识，这是笛卡尔第二个沉思进一步要说明的。为什么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被认识？笛卡尔分析我作为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属性，得出精神的特点：精神是用思维领会，物体是通过想象、感官领会。前者抽象、概括，具有确定性；后者具体、丰富，易变而不具有确定性。
　　笛卡尔的第四个沉思中仍然是考察人的精神特性。前面的沉思使得笛卡尔“已经习惯从感官里把我的精神摆脱出来”，去认识自我能力，发掘认识真理的精神过程。他坚持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人认识真理和辨别错误的唯一方法。人的感性认识能力并不可靠，不能给人以正确的认识。抽象的观念、纯粹的精神比具体的物质性东西更容易清楚、准确地被认识。认识事物的途径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精神到物质，从绝对到相对。上帝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基础，因此从深思上帝走到认识宇宙间的其他事物。这是从对无限的信仰进到对有限事物的认识思维过程，先寻确定性的纯粹精神或上帝，后推及不确定的具体事物。上帝成为至上的存在体，是真理的源泉，人出错的原因是因为人的意志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对事物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三、关于上帝
　　寻找到了理性的确定性的特点，明确了“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后，笛卡尔“脱离开我的一切感官”，通过苦思瞑想又要试图找到上帝的确定性。论证上帝及其存在是笛卡尔第三个沉思的内容。寻真去疑是人的理性的本性，笛卡尔倡导这种理性精神，用怀疑、批判的理性之光来照耀上帝存在的旧信仰。为什么一个具有至高无上、神圣的、赋予人的本性的上帝常常使人出错？这也是笛卡尔很久以前的一个疑惑。上帝的存在与人的错误存在不能自圆其说。因此，为了解惑，笛卡尔寻找机会。他说：“我应该在一旦机会来到的时候，检查一下是否有一个上帝；而一旦我找到了有一个上帝，我也应检查一下他是否是骗子。”〔10〕不管检查的结果如何，已经说明笛卡尔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在理性法官面前，事事平等，都要接受他的审判。理性的精神不是先信仰后认识，而是先认识后信仰。这种精神与基督教教义是相对立的。笛卡尔从“我的存在”开始分析，把“‘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一条订为总则。”〔11〕那么从这个真理标准出发就要追问：什么是能被“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一个个体存在离不开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我的感觉不能带给我真实的东西，而在我心里呈现的观念或思维的那些东西是我领会得清楚和明白的，因此它们是真实的。我的内在的本性是精神、思维。笛卡尔从“我”作为个体、内在的存在推出上帝作为全体、外在的存在。并且也是从“我”推出上帝观念的。
　　实际上，笛卡尔的“我”是认识的起点，是认识主体，但认识主体并不是本体。因此想要走出“我”的狭隘圈子，至少必须在观念上承认有一个外界，也就是说必须越出经验去设定一个超验的本体。在笛卡尔那里，这个本体就是上帝。笛卡尔是从他的认识论中引出他的本体论，上帝作为观念的存在原来只是认识论中的一个结论，但是它一旦获得了实在的存在或形而上学的存在后，就变成了本体论的大前提。因此，笛卡尔哲学中的认识论的秩序与本体论的秩序正好相反。在认识论中，“我”是原始项，上帝是派生项；在本体论中，上帝是原始项，“我”是派生项。上帝作为观念是后于“我”自身的观念的，作为存在却先于“我”的存在。因此上帝从观念到存在的转化是笛卡尔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化的标志，笛卡尔是通过上帝存在的证明来完成这一转化的。
　　上帝的观念在笛卡尔那里最初不是通过肯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论证的。他是从“我”自身的观念的不完满性中推出上帝的观念的完满性的。“我”的不完满不是通过与上帝比较才被知道的，而是直接被经验到的。“我”之所以是有限的、暂时的、变化的、无知的、无能的观念，并不是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全知的、全能的观念，而正好相反：上帝之所以是如此完满的观念只是因为我是如此不完满的观念。笛卡尔正是从对“我”自身的观念的否定中达到上帝的观念的。所以上帝的观念决不比“我”自身的观念先出现于我的心中。
　　在本体论中，上帝是万物的创造主，但是作为观念，它却是从“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中推出来的。笛卡尔在建立“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则以前，曾对一切都表示怀疑，那时他明确表示自己对上帝并没有清楚明白的观念，因为他把上帝当作一个骗子。上帝的观念作为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出现在“我”心中只是在“我”已经有了对自己的观念之后。
　　“我”是主体，是天赋观念赖以存在的根据。与“我思故我在”这个经验原则同时产生的是一条真理的标准，即“清楚明白”。“我思故我在”之所以是真实的原则，仅仅因为它是清楚明白，而它的清楚明白只是对我而言的，也就是说，我清楚明白地经验到它。所以不仅是第一原则，而且连真理标准也是主观的、经验的、笛卡尔的天赋观念之为天赋观念，只是因为它们具有清楚明白这一特性。这样，天赋观念就不再是客观的或理念的，而是主观的、经验的了。因此，笛卡尔的“我”才以真正的主宰者的姿态出现。上帝之所以成为必要，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它作为本体可以为我的认识引出一个非我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通过它作为观念来保证我的认识的正确性，以便用一个公认的权威来证明凡是“我”清楚明白地经验到的观念，本身就是清楚明白观念。所以笛卡尔的出发点和根据仍然是经验的、主观的、内省的。笛卡尔觉得自己对上帝的沉思还有局限性，需要信仰来弥补。
　　　　　　四、灵魂与肉体
　　笛卡尔在第三个沉思中，由上帝的存在推出了物质性的东西的存在。那么物质性的东西是否能被人们认识呢？笛卡尔通过分析，认为人能清楚地认识物质性的东西。物质的特性形成的观念已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如物质性的东西有“量”或“广延”。人能认识物质性东西的“有关数目、形状、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无数特点”。关于产生有关物体性东西的观念既不是从我心里产生的，又不是上帝直接或间接地送给我的，只能“来自或产生于物体性的东西”，“因此必须承认有物体性的东西存在。”〔12〕这里，笛卡尔肯定了物质性东西的存在。他要进一步说明肉体这个物体与人的灵魂的关系。他相信人的肉体比其他任何物体都更真正、更紧密地属于人，“因为，事实上我决不能像跟别的物体分开那样跟我的肉体分开。我在身体上，并且为了身体，感受到我的一切饮食之欲和我的一切情感。”〔13〕我有一个肉体，自然用疼、饿、渴等等感觉告诉我，我不仅住在我的肉体里，我和它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融合、掺混得像一个整体一样地同它结合在一起，我决不怀疑其存在的真实性。但是，笛卡尔指出，肉体与灵魂有本质的区别，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灵魂，“我确实有把握断言我的本质就在于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14〕而肉体“它只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维，所以肯定的是：这个我，也就是说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15〕笛卡尔还具体分析精神与肉体的差别。
　　由于笛卡尔二元论哲学中即包含着唯心主义，又包含唯物主义，因而《形而上学的沉思》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判。笛卡尔的“沉思”已引起了神学家们的不安和恐慌，神学家的反驳目的主要是说明笛卡尔对上帝存在论证的不充分或不正确，看到了笛卡尔的“怀疑”在动摇他们宗教信仰的基础。关于来自哲学家的反驳，主要是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和伽森狄的反驳。这些反驳反映了唯物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和无神论思想。他们基本上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上，批判笛卡尔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同思想的交织碰撞，反映了其时代哲学的焦点和特点，也更能反映笛卡尔“沉思”深刻性、针对性和时代性。
　　《形而上学的沉思》作为笛卡尔主要哲学着作，是他哲学思想基本阐述，反映其时代特征和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西方哲学思想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哲学中心问题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换。这一转换过程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近代哲学终于从经院的烦琐而神秘的形而上学中摆脱出来，并且第一次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研究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培根和笛卡尔在这场哲学重心转换过程中起了先驱者的作用，但是他们两人却是从不同的方面发挥这种作用的。
　　培根把认识的对象即经验世界作为自己哲学的起点，通过大量经验材料的归纳去寻找物质世界的原因，为近代实验科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哲学是客观的、分析的。笛卡尔则从主观出发，把经验的主体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通过少数自明公理，演绎出整个外界对象。笛卡尔从其哲学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推演出他的整个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但是这个原则本身却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建立在纯粹的自我经验上的，它是作为直觉的起点才成为思维的第一原则的。所以笛卡尔决不是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去谈思维和存在的，他的第一原则是经验的，而他那一整套唯理论的数学演绎方法都是建立在这个最基本的经验原则之上的。由于中世纪哲学仅仅只有神学和形式逻辑，哲学只是在培根和笛卡尔的时代又开始有了新飞跃，其二者的结合产生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有价值的哲学，可以说，没有培根和笛卡尔，就没有整个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
　　第二，确立了主体性原则。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强调人的本质在于他有自主自由的能动性、创造性。它以理论的形式表达了西欧近代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不断得到改造和发展的事实，所以它反过来又对历史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西方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奏响了近代人本主义的序曲。作为资产阶级哲学的近代哲学，其最高宗旨就是把神的问题还原为人的问题，恢复人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新型的人本主义。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通过理论来论证人的主体地位，把对象化上帝那里去的人的本质又归还给人。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认识到了主客体的对立，然后再求统一。因此，在克服这种对立的哲学探索中，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这一震聋发聩之语宣布了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哲学的开始，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以此为开端，唯心主义哲学家以理性为最高权威和主宰万物的无限力量，试图用理性、精神来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对立。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用理性的实体取代了上帝，理性、精神又成了人的本质。笛卡尔通过“怀疑”、“沉思”，树立了理性的权威，突出了人的主体性。这样就使西方近代哲学成为主体性哲学。
　　由于笛卡尔深信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科学万能，通过理智的启蒙，旨在唤醒人的独立精神，即相信人类自身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因而，笛卡尔的学说表现出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特点。笛卡尔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预示：人的世界必将是科学的世界，知识的世界，当代人不再像中世纪的人那样从宗教信条、从对上帝的信仰获得知识的确实性以及人生确实性的保证时，他们只能从他们自身中去寻找确实性的理由。从此，人必须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自己确定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自己决定以什么方式来设置认识的对象。这种主体性原则强化了近代个人主义思想。
　　第三，建立二元论哲学体系。经过一番沉思，笛卡尔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二元论哲学体系。笛卡尔的二元论立场同他的妥协的政治倾向和形而上学方法紧密相关，由此造成了他的哲学困境和自相矛盾。因此，笛卡尔的二元论不可能贯彻到底，它最终走向上帝决定一切的客观唯心主义。这种二元论哲学为后来的哲学家所扬弃。
　　与西方以往哲学研究相比，笛卡尔哲学思想在对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的研究方面，都更为深刻、具体和丰富，已经系统化。笛卡尔的“沉思”使他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怀疑精神把整个西方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笛卡尔在“沉思”中所具有的勇气和怀疑、批判的理性精神，是哲学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为此深思。
　　注释：
　　〔1〕〔2〕〔3〕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第3页，第3页。
　　〔4〕〔5〕〔6〕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第17页，第23页。
　　〔7〕〔8〕〔9〕〔10〕〔11〕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第24～25页，第26页，第36页，第35页。
　　〔12〕〔13〕〔14〕〔15〕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4页，第80页，第82页，第82页。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05～111B6外国哲学杨廷久19981998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是近代哲学家最关注的中心问题。笛卡尔用怀疑的方法来解决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同历史上的怀疑论不同，他的怀疑是方法的怀疑，其目的是通过纯粹理智的思考、直观的认识和逻辑的论证找到真理，来获得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把握和对人的本质真正理解，彻底改造旧哲学，建立起能够解释世界的新知识体系。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理性的沉思，他的理性沉思结论：一是提出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地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从而表现为二元论；一是指出人的理性在人认识事物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从而确定了理性的地位，实现了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理性/怀疑方法/灵魂/肉体/上帝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00875，北京：男，博士生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05～111B6外国哲学杨廷久19981998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是近代哲学家最关注的中心问题。笛卡尔用怀疑的方法来解决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同历史上的怀疑论不同，他的怀疑是方法的怀疑，其目的是通过纯粹理智的思考、直观的认识和逻辑的论证找到真理，来获得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把握和对人的本质真正理解，彻底改造旧哲学，建立起能够解释世界的新知识体系。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理性的沉思，他的理性沉思结论：一是提出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地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从而表现为二元论；一是指出人的理性在人认识事物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从而确定了理性的地位，实现了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理性/怀疑方法/灵魂/肉体/上帝

网载 2013-09-10 21: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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