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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美学的发展问题在和谐文化建设的境遇之下，突出表现为三个方向性的问题：一是中国美学的民族化问题；二是当代美学的转型问题；三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和谐文化建设为中国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和思路，和谐文化既呼唤中国美学的这种发展，也更加需要这种发展。
　　一、中国美学的民族化发展
　　民族化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一直困扰着中国美学界。对于美学思想，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就是尽管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西方，但是世界上其他文化并非不具备美学思想，更不缺乏丰富多彩的美学资源。然而，美学作为一门业已成熟的学科体系，由于根植于西方文化，自然形成了符合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所以当我们用这些概念、范畴、方法、体系来分析和阐释中国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时，得出的理论成果依然是西方美学，或者说是西方化的中国美学。
　　为什么说和谐文化建设为中国美学的民族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思路呢？和谐文化承继了传统中和文化的精神实质，而中和文化则内在地构造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情感模式，表达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所以说，和谐文化实质上是对文化民族气质的重新确立和标举，民族文化建设的加强自然有利于美学的民族化发展。
　　所谓民族性，其实是同其他文化系统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比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把握，而西方人则强调思辨分解。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其根源是中西方宇宙观念的不同。中国人认为“道”是宇宙的核心和根本，但“道”不是具体的事物，所以“道”的形而上特征是“无”，“道”通过“气”而生成具体的事物乃至整个世界。所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1]。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元的，一元化二气(阴阳)，“气”将“无”(本体)和“有”(事物)分开，又将二者相联，有无相生是中国人构建的宇宙模式。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决定于“气”的特征，“气”是虚体，本身没有独立性，其性质决定于世界的本体和整体性质，所以对于“气”所构成的具体事物的认识，就必须依赖于对于整体的认识。而且面对“无”的本体和“气”的虚体，以及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功能性的“气”的特性，就只能靠经验和感悟，靠整体性思维来把握。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认为世界的本体在" Being" (有)，具体的事物只是" to be" (是、存在)。认识世界从认识存在开始，西方人的宇宙世界是一个实体的世界，是外在于人的明晰可分的客观世界。所以在认识的过程中，表现为对概念的分析和分析的系统构建，包括数、比例、秩序、系统等。“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这就是浸渗于各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2]
　　传统文化不但有思维的基础，还有固定的本质和独特的言说方式，而这一切都根植于“和”的范畴，“和”是中国传统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早在春秋之际就出现过和、同之辨，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3] (卷16《郑语》)这段话明确讲到：“和”是“以它平它”，是各种不同事物的协调组成，是杂多或对立统一；“同”则是“以同裨同”，是同样事物的相加，是单一的抽象统一，因而，“和”才是事物的本源与生长的动力。由“和”的思想又发展出“中和”的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 (《中庸章句》)“中和”概念贯穿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董仲舒就曾说：“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5] (卷16《循天之道七十七》)可见，“和”成了宇宙世界的发展方式和最终指向。
　　“和”成了传统美学的元范畴，而和谐文化也在提示我们当代美学的民族化发展要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基础自然要从美学的元范畴开始。从哲学基础来看，过去认为只有矛盾才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实上，通过论证我们可以发现和谐同样具有普遍性，和谐才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原动力。以和谐的普遍存在和发展原动力为前提，来超越传统的对立斗争理论，是中国美学从西方文化走向民族化的基础和开始。和谐不是否定矛盾存在，不是不斗争，而是在矛盾对立中强调化解，在斗争中强调互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基本思维模式，是中和文化的核心和宗旨。现在，“和谐”作为美学的元范畴是建立民族化中国美学的基础。当然，有了美学元范畴不等于就有了美学系统，一个民族化的美学范畴也还远远没有解决民族化问题。如何在元范畴的基础上整合中国传统美学范畴，构建一系列中国美学概念，建立既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又可以和西方文化沟通并让西方人理解和接受的思想体系，这是民族化美学建设庞大而艰巨的工程。
　　二、美学发展的转型问题
　　发展转型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美学界已经意识到美学必须走出象牙塔，不能再陶醉于仅仅对形而上问题的论争、思想体系的构建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批评。美学的发展到了必须重新思考定位以及研究对象、范围、范式、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时候。研究者应将社会生活方式、日常审美经验、现代传播模式等等，在当代生活中表现得最为活跃、变化最为剧烈的方方面面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纳入美学研究的视野。于是，出现了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质疑与批判，包括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存在论美学、修辞美学等。后来又出现了像接受美学、形式美学、体验美学、分析美学、审美文化学等思想流派，中国美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景象。有的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比如现象学、接受美学、符号学、文化研究等；有的引入新的学科视角，比如文化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中审美文化研究成为探索转型发展方向的一种努力，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
　　审美文化研究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在研究范围和姿态上对美学作了调整，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上来思考，以更贴近现实和人性的方式来研究。其实不然，审美文化研究的出现，证明了美学发展在转型上的几种尝试。其一，由理论演绎转向现实阐释，由理性思辨向感性体验转移。审美文化研究放弃了对美学本体论的追问和终极理想的推演，转而关注现实生活的各种表征现象，不再依赖于缜密的逻辑思辨和系统的思想体系，而是将感性作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表现性存在直接加以关照。正如王德胜所说：“在‘审美文化’里，‘美’却不再是一种抽象理性的专有权利象征，也不再是具有终极本能属性的价值实现形式；‘艺术’不再是‘美/审美’的同义物的唯一通道，也不再是纯粹理性的现象与观照活动。由经典形式的美学话语所规定的感性向理性的投入，‘直接性的取消’，在‘审美文化’概念中失去了它那种有严密的思辨逻辑所限制的必然性，感性作为现实生活的表现性存在而向理性价值理想炫耀自身的力量。……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概念超越了经典的‘美’或‘艺术’概念，显现出某种‘非美’或‘非艺术’的特征。它较之经典美学话语的逻辑性规定形式，更加突出了对各种当代性现象的描述性把握。”[6] 其二，从研究方法上大量引入了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建立起交叉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扩展了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和视野。其三，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着大众文化潮流席卷全球，尤其是媒介的作用力，颠覆文化霸权，让思想直接面对大众，让学术研究发挥更多的现实价值，这是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必须更新思想和范式方法才能面对的问题。
　　审美文化研究在努力寻找当代转型的出路，但它的意义更多的是对传统美学体系的破坏和多种发展可能的尝试，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整体发展而言，还缺乏宏观的把握和历史的视野。这就需要审美文化研究从最基本、最核心的层面解决发展转型的问题。
　　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我们最应关注的首先是价值的确立，比如美的价值、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等。作为文化发展的一部分，社会价值体系是深层的发展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当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强大的经济场影响力，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和破坏，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审美作为超越物质需求的精神活动，希望从理想世界和意义层面的正面角度重建人的精神世界，消除社会负面价值观念的影响。和谐文化所要建立的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成为时代性的审美理想和美学精神的基础。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恰恰是连接传统精神与未来理想的纽带，秋风在《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中讲：“道德就是道德，文化就是文化，信仰就是信仰，本无所谓新旧之分。道德、信仰、文化的具体内容确实是可以演进的，但其中的核心价值却是永恒的，它们就蕴涵于传统中。离开了传统，道德、信仰、文化也就不复存在，而没有了这些价值的纽带，社会也就趋向瓦解。”[7]
　　如果说核心价值观念是当代美学发展的一个基础，那么另一个所要面对的基础性问题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当代美学界对发展转型问题的探讨虽然是多元的，意向所指不同、使用方法不同、核心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何解决二元对立问题。20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也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解构主义还是存在主义，无论是现象学还是阐释学，事实上都没有真正的摆脱二元对立。美学的发展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理性思潮到非理性思潮，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物本主义，始终处于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极度对立斗争之中。究其根源，强调矛盾对立的思维本身就是二元对立式的，这也许是文化基因所致，而只有强调和谐统一的思维模式，才有可能真正超越二元对立。所以，美学要从本质上走向下一个发展阶段，就要从思维基础上扬弃和超越二元对立，现代辩证思维模式从哲学基础上、从本质上肯定和谐的普遍存在，解决世界二元对立划分的问题，扬弃近代形而上学思想，完成对古代朴素辩证思维的否定之否定，实现思维方式的本质超越。
　　在当代文化的发展语境中，美学理论对二元对立的超越还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比如精英意识和大众意识的互补融合。西方研究大众审美文化的问题，是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文化精英主义的批判和贬损，到文化民粹主义的肯定和妥协，都是将精英意识和大众意识对立起来。而事实上，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存在，其民主性和参与性的优势已经得到现实发展的印证，并不是精英人士可以遮蔽和否定的。但是，大众文化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庸俗化倾向、工具理性的问题等。所以，在审美文化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应该明确相对客观正确的理念，那就是精英意识和大众意识的互相渗透与融合，达到互补和平衡，即保留精英意识的批判性和引导性，也肯定大众意识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实现中国当代美学的新思路发展。
　　三、中国美学要走向世界
　　中国美学的发展受西方影响很大，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在21世纪的今天，整个世界文化是一个大合唱，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美学理论都希望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加入进来。如果我们的美学还是西方化的美学，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而走向世界的中国美学恰恰必须是独特的、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蕴的、真正意义的中国美学。否则，在世界美学大合唱中，中国美学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也无法真正走向世界。
　　中国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拥有自己的历史、流派和观念，但是直到今天，西方美学在我们的思想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不可否认，西方文化有我们不具备的长处，西方美学有着成熟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所以，我们一直处于学习的位置。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从文化冲突的发展规律来说，挑战和应战的格局必须在某一天得出这样的结果：即应战方必须在吸收挑战方的优势的情况下，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熔铸性的和重组性的再造，从而使自身的文化恢复活力。”[8]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我们的理解应该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要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及其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二是要反映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紧跟自己的文化。这两点也就是我们在上面阐述过的民族性和当代性问题。从历史上看，西方理论家很贬低中国美学，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美学，比如黑格尔、鲍桑葵。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还不了解中国文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衡量标准是西方的、单一的。中国的美学家们也一直在努力研究和建立中国美学，对本民族的美学资源的发掘、美学观念的整理、审美意蕴的阐释、艺术实践的分析，可谓是丰富而又详尽，但是在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却一直裹足不前。这其中有我们推介的力度不够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我们的认识和表述还存在问题。比如说，中国美学的特点是一种经验形态的美学，而事实上很多民族的美学都是区别于西方理论形态的经验美学；再比如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重意象、尚感悟”，而这同样也是日本传统美学的一个突出现象。所以，这样的表达就无法清楚地揭示中国美学的独特性。我们以韩国的美学研究为参照，在第15届世界美学大会上，有两篇来自韩国的发言分别为《Meut，韩国最一般、最重要的美学概念》和《关于白色的争论》。第一篇从Meut这一概念分解出一系列概念，“特殊、畸形、混乱、浪漫，甚至可以说古怪，虽风格特异，但都有其和谐的方式。”指出Meut的独一无二和新鲜别致，证明韩国人对于美的独特感受力，为韩国美学定位并论证其独特的美学价值。第二篇从白色来探讨韩国美学和艺术的另一个特征，“最终还导引出韩国艺术的形而上界定：‘非双重性(一元论)，虚无，空无’。”[9] 可见，我们对于民族性的论述，一是要更加细致和准确，不仅要区别于异质性的西方文化，还要区别于同质性的东方文化；二是要用属于自己的范畴体系和核心观念，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比如“和谐”范畴。
　　如果说探究中国美学的民族性，是从根源上解决文化和美学的独特性问题；那么，中国美学的当代性研究则是要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表达我们的感受和意识。如果我们的美学要成为真正的中国美学，就必须紧跟我们自己的文化，反映我们的实际生活，这是今天美学界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比如说现代性问题，事实上对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很多国家而言，现代化就意味着西方化，这同样出现在我们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表达上。而实际上我们对于西方的吸收和学习，并没有使我们的文化成为真正的现代文化。从现代性的内涵来说，在深层次上，传统文化是反现代性的，对抗于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启蒙现代性，也就说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艺术实践可以为世界文化贡献更多的审美现代性的启示。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除了传统美学之外，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也还同样能够为世界美学的发展提供异质的思想成果和审美经验。
　　综上所述，中国美学现在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谐文化建设不但提供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且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和思路。概括而言有两点：一是要拥有概括民族特性的核心观念；二是在文化和思想多元共存的今天，更加强调“和而不同”，一方面在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增强多元思想的亲和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中，以独特的价值贡献于文化交流。
江西社会科学南昌80～83B7美学周纪文20072007
和谐文化/中国美学/民族化/当代性
和谐文化建设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表现出当代文化特征，因此，在和谐文化建设的机遇中，中国美学面临着三个紧迫的方向性问题：一是确立民族性特征；二是紧跟中国的当代文化，探讨当代转型；三是使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走向世界。
作者：江西社会科学南昌80～83B7美学周纪文20072007
和谐文化/中国美学/民族化/当代性

网载 2013-09-10 21: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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