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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Grundfrage），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dem Verhaeltnis von Denden und Sein）。”[①]这个问题包含着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本体论）；二是思维与存在有否同一性的问题（认识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曾对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通过研究，曾在《哲学基本问题所蕴含的方法论》一文[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即哲学基本问题实际上蕴含着第三个方面：如果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它们究竟是如何同一的。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显然，增加这第三个方面将使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更加丰富。
　　但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把视野扩大到方法论上是不够的，必须从根基上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新的反思。促使我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主要是就马克思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就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哲学而言的。然而，在恩格斯学说的某些解释者那里，这种情形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一样，其基本问题也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磨平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知识论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把凡是未论述到这一问题的现代西方哲学理论一概称之为“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或“抹煞哲学基本问题”，这就把恩格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哲学基本问题”概念唯一化、简单化了，从而磨平了现代西方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扩而言之，当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去研究中国哲学时，也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取消掉了。
　　完全可以说，人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之所以很难获得真正富有创新意义的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误解。因此，在当前的研究中，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哲学元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就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呢？恩格斯认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的关系乃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die hoechste Frage der gesamtenPhilosophie）”[③]。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在从事哲学思考时，都无法绕过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思维”与“存在”又是最抽象、最普遍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总之，在确定的语境中，恩格斯的上述见解是有充分理由的。
　　然而，当我们引入类型理论来考察哲学时，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最高问题之间的重大差异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众所周知，哲学是相对于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其他学科而言的，作为一门学科，哲学是唯一的。人们通常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哲学。”其实，这个说法是有语病的，尽管存在着许多迥然各异的哲学类型、流派或体系，但哲学却是唯一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哲学”、“全部哲学”或“所有的哲学”这样的提法也是有语病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暗含着下面的意思，即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哲学。由于哲学是单一的，所以在这里，像“一切哲学类型”、“全部哲学体系”或“所有的哲学流派”这样的表述才是比较确切的。仔细地分析起来，连“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中国哲学”、“德国哲学”这样的提法也是不确切的。比如，物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唯一的，如果谁使用“西方物理学”、“东方物理学”、“中国物理学”或“德国物理学”一类概念，听起来一定是很滑稽的。当然，哲学与物理学不同，它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中会受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哲学。严格地说来，我们应该把上述提法改为“哲学的西方模式”、“哲学的东方模式”、“哲学的中国类型”、“哲学的德国类型”等等，然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又显得有点别扭。所以，我们不妨沿用“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中国哲学”、“德国哲学”这样的习惯的提法，但切不可把它们理解为各种哲学，而应该理解为哲学的各种类型。
　　人们在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和其他哲学问题时，之所以常常陷入误解之中，是因为他们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混淆起来了。比如，人们只能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某一种类型的哲学，如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却不能说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与知识论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将在下面一节中进行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如何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显然，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的差异是通过哲学观的确定而展示出来的。那么，哲学观又是如何确定的呢？众所周知，哲学观是通过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解答来确定的。不用说，人们关于哲学这门学科的一切其他问题的解答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才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哲学的元问题。澄清这一点，许多误解也就烟消云散了。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明白，在哲学研究中，人们首先要回答的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也就从抽象的、单一的哲学中下降到某种具体类型的哲学中。比如，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节中写道：“一般说来，哲学首先可以定义为对对象的思维着的考察（denkende Betrachtungder Gegenstaende）。”[④]在他看来，哲学是用概念去把握对象的特殊的思维方式。显然，黑格尔的哲学观是从属于知识论哲学传统。又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Sprachkritik）。”[⑤]不用说，他的哲学观是从属于语言哲学这种特殊的类型的。再如，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说：“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⑥]显然，冯友兰的哲学又是从属于人生哲学这种特殊的类型的。由此可见，正是通过对“什么是哲学？”的元问题的解答，哲学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创立了某种类型的哲学或使自己的思想从属于某种类型的哲学。
　　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在确定了某种类型的哲学之后，才谈得上这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换言之，哲学基本问题并不是无前提的，它是在哲学元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哲学元问题是相对于哲学而言的，由于哲学是唯一的，所以，哲学元问题也是唯一的[⑦]；与此不同，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对于不同的哲学类型来说的，所以，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唯一的，有多少不同类型的哲学，就有多少不同类型的基本问题。在这里，最易混淆的是：不同的人在谈论哲学基本问题之前，就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某种类型的哲学。所以，他使用的术语是“哲学基本问题”，而实际上真正谈论的却是自己所信奉的某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理解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而仅仅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
　　弄清楚这一点之后，人们就不会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了，也不会把不讨论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概斥之为“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或“抹煞哲学基本问题”了，因为在某些类型的哲学的语境中，并不需要讨论这一关系问题。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作为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把哲学理解为“语言批判”，对于这种类型的哲学来说，其基本问题并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语词与对象、句子与原本事实的关系问题。又如，对于冯友兰的哲学所从属的人生哲学类型来说，其基本问题也不会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天人关系、知行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一旦我们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唯一性）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多样性）区分开来，把哲学的元问题（唯一）与不同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多样）区分开来，我们也就从根基上对所谓“哲学基本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
　　 二、知识论哲学传统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凡是稍稍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以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肇始人的知识论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拥有支配性的影响。何谓知识论哲学呢？知识论哲学就是把哲学理解为单纯的求知活动。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⑧]当然，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的求知不同于人类实用技术方面的求知，哲学知识出现在有闲暇的地方，哲学家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各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的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⑨]。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两个模糊不清的地方：第一，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是在一部分人有了充分的闲暇时间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这当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哲学在闲暇中产生，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单纯的求知活动，并不意味着它的整个思考活动与人的紧迫的生存活动是无关的；第二，自由并不等于任性，每一时代的自由实现的程度都取决于人类实际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在生存中的相互关系。所以，每个人的生存和他人的生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不管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哲学总是在人的生存活动的根基上展示出来的。
　　从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定位可以看出，在西方哲学发生的开端处，亚里士多德已把哲学理解为以单纯的求知活动为宗旨的知识论哲学，而在知识论哲学家看来，理性、思维和概念在人们的求知活动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这种类型的哲学家自然而然地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问题。
　　事实上，这方面的意识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已见端倪。巴门尼德在《论自然》的着作残篇中这样写道：“（４）……第一条是：存在都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因为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５）因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６）必定是：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因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者存在是不可能的。”[⑩]在巴门尼德看来，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凡是可以思议的，也必定是存在的。这种见解，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在哲学上，这是从思想与语言来推论整个世界的最早的例子。”[①①]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把思维作为基础推论出整个存在乃是知识论哲学的重要倾向之一。
　　如果说，巴门尼德把思维、真理与感觉、意见对立起来，并肯定前者贬斥后者的话，那末，智者哲学作为一种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潮，则把两者的关系从根本上颠倒过来，并肯定后者贬斥前者。智者哲学的代表人物普鲁泰戈拉认为，人（的感觉）是万物的尺度。显然，这种见解只承认主观意见而否定了客观真理。智者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高尔吉亚把这方面的见解发挥得更为彻底，他提出了以下三条着名的原则：“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地把它告诉别人。”[①②]这就从根基上否定了知识论哲学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面对这样的挑战，苏格拉底巧妙地运用“产婆术”，通过一次次的辩论，把人们的认识从主观随意的感觉经验引向客观的概念知识。正如梯利指出的：“苏格拉底对知识和明确推理的思考怀有很强烈的信心，以至认为知识可以治百病。”[①③]正是通过苏格拉底的努力，知识论哲学的根基被保住了，理性、思维和概念的权威被真正地确立起来了。但苏格拉底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把理性、思维、概念从混沌的感觉经验中剥离出来，他还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把理性、思维、概念理解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种意向在他的学生——柏拉图那里终于被表达出来了。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为“可知世界”，亦即理念（或概念）世界，它是永恒不变的，从而也是最真实的；二为“可见世界”，亦即现象世界，它是变动不居的，从而也是最不真实的。要言之，“可知世界”是原本，而“可见世界”不过是“可知世界”的摹本而已。柏拉图的理念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知识论哲学体系。理念作为知识蕴含着思想与实在的一致性，亦即蕴含着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但他并没有把巴门尼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论述接过来，直接加以探讨，所以，黑格尔批评道：“柏拉图把理念了解为联系、界限和无限者，了解为一和多，了解为单纯者和殊异者，却没有把它了解成为思维和存在。”[①④]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进一步修正并推进了他的老师的理念论，特别是通过形式逻辑的创立为理念或概念在人的思维过程中的正确的运作奠定了基础。正如梯利所说：“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是，思维和存在是一致的，真理是思维和存在相符合。”[①⑤]从此，知识论哲学借助于形式逻辑的力量而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西方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本质上也是知识论哲学，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求知活动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展开的。众所周知，在经院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争论。实际上，这一争论的实质就是思维（概念或共相）与存在（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只是名字，唯有个别事物才是存在的；而唯实论者则认为，共相并不只是名字，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比如，唯实论者安瑟伦从上帝这一概念的完美性推出了上帝的存在，这就是着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如前所述，这样的论证思路我们在巴门尼德那里已见端倪。黑格尔认为，安瑟伦“认识到了思维与存在这一最高的对立的统一”[①⑥]。但在他那里，或者说在所有的经院哲学家那里，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不是通过思维或存在自身的运动展示出来的，而仅仅是理智的一种强行的假定。因此，黑格尔批评道：“在经院哲学里，思维和存在的本性并不是研究的对象，——它们的性质只是被假定罢了。”[①⑦]
　　事实上，只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才引起哲学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黑格尔说：“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①⑧]但对这种统一的追求却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唯理论的方式，即从思维、内心出发去论证这种统一；二是经验论的方式，即从感觉经验出发阐明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笛卡尔作为唯理论的创始人，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着名命题，并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建立了近代哲学的第一个知识论哲学体系。如果说，古希腊知识论哲学的着眼点是宇宙起源论，中古时期知识论哲学的着眼点是基督教教义，那么，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着眼点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黑格尔明确指出：“笛卡尔哲学的精神是认识，是思想，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①⑨]然而，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所营造的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大厦都在经验论哲学家休谟那里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休谟从彻底的经验论哲学的立场出发，把传统形而上学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思维规则（如因果律）还原为心理习惯，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
　　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使康德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然而，就基础理论而言，康德的哲学非但没有离开知识论哲学的轨道，相反，却以理性批判的方式为知识论哲学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先验唯心论出发，强调把知识限制在现象和经验的范围内，反对对理性作超经验的运用，即去认识物自体。黑格尔认为：康德对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反驳之所以受到欢迎，“无疑地大半是由于当他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区别时所举的一百元钱的例子”。[②⑩]但康德对理论理性的局限性及思维与存在的区别的片面强调表明，他实际上否认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的哲学仍然停留在主观主义的阴影中。
　　后来，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起来批判康德的物自体理论，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作为自己的知识论哲学的前提。黑格尔写道：“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是哲学的起点。”[②①]作为西方知识论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自己哲学的最高目标看作是对“绝对知识”的追求，并反复强调，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使命是使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得到和解。然而，费尔巴哈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和解是神秘的、颠倒的，因为他把思维看作是主体，把存在仅仅看作是宾词。费尔巴哈针锋相对地写道：“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②②]费尔巴哈还试图从自己的人体主义哲学出发，对知识论哲学进行改造，所以他说：“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②③]然而，由于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归根到底是抽象的，所以他对黑格尔知识论哲学的批判始终是缺乏力度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西方知识论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和黑格尔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古代世界和中古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通过一与多、一般与个别等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的，而在以笛卡尔和培根为肇始人的、注重反思的近代哲学中，这一关系问题才被哲学家们普遍地意识到了。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哲学，即长期以来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
　　 三、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这里，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又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先来论述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深入地钻研过黑格尔的着作，所以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的见解也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马克思论述到康德对安瑟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驳斥时，指出康德用想像中的一百元钱与真实的一百元钱的区别来驳斥这一证明是无效的：“如果有人自己想像着他有一百元钱，如果这个表象在他不是任意的、主观的，如果他相信他的表象是真的，那么对他说来，这一百元想像着的钱和一百元真实的钱将有相同的价值。”[②④]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表明，黑格尔关于思维（想像的存在）与存在（真实的存在）神秘同一的学说对他仍有一定的影响。
　　不久以后，当青年马克思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并致力于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之后，很快地认识到黑格尔式的“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②⑤]的局限性。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认识到，作为想像的、观念的存在的思维与作为真实的、现实的存在的存在并不是一回事。在论述到货币的作用时，他这样写道：“当然，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他的需求只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它对我、对第三者、对另一个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不存在的，因而对于我依然是非现实的、无对象的。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的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的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Sein und Denken），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②⑥]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差异，并且像费尔巴哈一样主张把被黑格尔颠倒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神秘关系再颠倒过来，即肯定存在是主体，思维是谓词，但他并没有否认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可能性：“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②⑦]从国民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货币正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媒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还对黑格尔的“思维”概念提出了疑问：“黑格尔为什么把思维同主体分离开来；但就是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②⑧]显然，脱离人的思维是抽象的，马克思还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②⑨]，从而肯定，不被人对象化的存在物的总和——存在实际上也是抽象和虚假的。总之，马克思已从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改造了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神秘主义学说，但当时他的思想还未完全从费尔巴哈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一文中，马克思以下面这句名言宣告了自己的新的哲学观的诞生：“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⑩]这就表明：第一，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它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第二，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与传统的知识论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后者的中心任务是“解释世界”，而前者的中心任务则是“改造世界”。
　　正是从这种新的哲学观出发，马克思对传统的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透彻的批判。首先，马克思指出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实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e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③①]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思维的真理性”或“思维的此岸性”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实践问题，而传统的知识论哲学由于把哲学理解为单纯的求知活动，总是离开实践来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结果必然导致经院哲学式的抽象的、烦琐的争论。其次，在知识论哲学的框架内，不管人们采用的是传统的唯物主义立场（肯定存在是第一性的），还是唯心主义立场（肯定思维是第一性的），都不能正确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③②]也就是说，在探讨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传统思路中，唯物主义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却凝固在这种直观中而失去了能动性；反之，唯心主义继承了巴门尼德的传统，把一切存在都淹没在思维的黑洞中，但这种能动性却只具有纯粹精神的、抽象的特征。要言之，在这个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传统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失败者。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借助于自己的新哲学观的确立，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从而也超越了这一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在马克思之后，不少哲学教科书把这一问题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来是缺乏理由的。事实上，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完全有着自己独特的基本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在下面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如前所述，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而这个提法本身已把这种哲学的基本问题透显出来了。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马克思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③]这一论述充分表明，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中，实践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上。众所周知，实践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些形式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劳动，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实践概念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而它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必然展示出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稍稍留意一下马克思的着作，就会发现，他多次论述到这个问题。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到共产主义时指出：“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③④]马克思这里的论述已超出传统的知识论哲学的纯理论的视域，而融入了实践的维度，所以他把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提到首要的位置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更明确的表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主要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③⑤]这就告诉我们，这两方面的作用构成了人类整个实践活动的两翼。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这两翼并不是平行的，它们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在论述古代社会时说：“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③⑥]这种双重的狭隘性观念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③⑦]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人与自然、人与人）、三重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思想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矛盾的真正解决”。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传统的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迥然不同的。不厘清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真正地进入马克思哲学的视野。
　　 四、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
　　通过类型理论的引入，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哲学元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差异被显示出来了，从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再成为“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下降为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我们还阐明了，马克思哲学与知识论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其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哲学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发现，现代西方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是与哲学家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态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西方知识论哲学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在近代欧洲才获得长足的发展。同样地，这一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才获得典型的表现形式。黑格尔在论述刚从经院哲学中脱胎出来的哲学时写道：“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从这时起，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③⑧]黑格尔的这段话表明，整个近代哲学都在知识论哲学的框架内思考，在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挣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号称思维与存在具体同一性的黑格尔哲学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蔽的二元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就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特征作过反复的论述。然而，作为知识论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的逝世既宣告了这一传统的陨落，也宣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是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这两个时代的哲学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是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笛卡尔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倾向，即或者把思维与存在对立起来，或者在对立的基础上寻求同一的二元论倾向，力图把哲学奠基在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上。如唯意志主义的“意志”概念、现象学的“现象”概念、生命哲学的“生命”概念、存在主义的“生存”概念、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经验”概念、语言哲学的“语言”概念、过程哲学的“过程”概念、诠释学的“理解”概念、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等等。这些概念既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各派哲学立论的出发点，又是它们各自的基本问题。所以，只要明白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扬弃近代西方哲学的明显的或隐蔽的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也就不会简单地用“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抹煞哲学基本问题”这样的套话去评论现代西方哲学。这样的评论方式表明，评论者本身的观念还处在近代知识论哲学的问题框架的束缚中。事实上，评论者只有深入地领悟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质，才能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视野，并对其局限性作出彻底的反思。
　　其次，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获得了新的认识。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并不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而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其他流派的共同点是扬弃了近代西方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态度，从而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基点就是实践。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解释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误解在于，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理论框架出发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哲学，特别是把适合于近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套用到马克思哲学上去，这就把本来在性质上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近代化了，或者换一种说法，误解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把它理解为一种热心于谈论存在与思维或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形而上学关系的知识论哲学。按照这样的理解方式，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尤其是知识论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便被磨平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贡献便被掩蔽起来了。马克思哲学不是被曲解为只关心自然的先在性的自然哲学，就是被曲解为只关心范畴辩证运动的逻辑学。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在我们的哲学思维还停留在近代知识论哲学的框架内时，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不可能的。就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而实践问题又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两方面的历史关系来说，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关心社会发展规律和进程、关心社会关系及其转换的社会哲学或法哲学。此外，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教科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元论体系模式，从而不仅仅把实践理解为马克思认识论的基础，而是理解为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就获得了根本的保证。
　　再次，避免了哲学史研究中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步的政治倾向和反动的政治倾向的简单化的做法。如前所述，马克思并不认为，唯物主义一切都好、唯心主义一切都不好，他早就告诉我们，哲学思维的能动的方面更多地为唯心主义所发展。他在论述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时甚至说：“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③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指出了“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这样写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与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④⑩]在这里，马克思指出的不仅是费尔巴哈的局限性，而且是一切传统的唯物主义者的局限性。在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即使他们在自然观上正确地肯定了存在（或自然）的先在性，但由于他们思考的存在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因而他们在历史领域里的根本倾向必然表现为唯心主义。也就是说，一进入历史领域，传统哲学中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便失去了意义。这就表明，一旦我们站在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传统的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全部局限性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此外，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出发点来研究中国哲学，也必然会导致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全部工作的简单化。一方面，中国科学是以天人关系、知行关系、道器关系、理气关系等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的，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直觉、是整体把握，而不是抽象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是人生哲学，而不是知识论哲学，所以用思维与存在两分的方式去研究中国哲学史，必然会曲解中国哲学史的本质。另一方面，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重点始终落在自然观上，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中国哲学，必然会重视中国哲学的自然观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观。而实际上，中国哲学的重点始终落在社会历史观上。只有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去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丰富宝藏才会真正地向研究者展示出来。
　　注：
　　[①][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④]《黑格尔着作》第８卷，１９８６年德文版，第４１页。
　　[⑤]《维特根斯坦着作》第１卷，１９８４年德文版，第２６页。
　　[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页。
　　[⑦]我们这里姑且作这样的假定，请参阅拙文“再谈哲学的元问题”，《学术月刊》，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⑧][⑨]《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页。
　　[⑩][①②]《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１—３２、５６—５７页。
　　[①①]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９页。
　　[①③]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９页。
　　[①④][①⑧][①⑨][③⑧]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７、６７、６页。
　　[①⑤]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第９６页。
　　[①⑥][②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９６、３７２、２９５页。
　　[①⑦][②⑩]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４０页。
　　[②②][②③]《费尔巴哈哲学着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５、１８１页。
　　[②④]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９４页。
　　[②⑤][③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２４５、６４页。
　　[②⑥][②⑦][②⑧][②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５４、１２３、１７８、１６８页。
　　[③⑩][③①][③②][③③][③⑤][③⑥][④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６、３—４、３、５、４１、３５、５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２０页。
　　[③⑦]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９６—９７页。＊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67-76B1哲学原理俞吾金19971997本文认为，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本文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不应提“哲学基本问题”，而应提“某某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所以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将使我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获得许多新的成果。哲学类型 哲学元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 知识论哲学 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作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67-76B1哲学原理俞吾金19971997本文认为，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本文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不应提“哲学基本问题”，而应提“某某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所以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将使我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获得许多新的成果。哲学类型 哲学元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 知识论哲学 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

网载 2013-09-10 21: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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