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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
　　自近代王国维以来，中国的美学基本上是输入、采取了西方美学的模式。1949年解放以后，又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美学的模式来思考。今天，在面向21世纪来思考我们的美学的建设时，我以为应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深入地研究、开掘中国人自己的有悠久历史的美学宝库，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融会中西美学，建立在体系、结构、范畴、原理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美学，为世界美学的发展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自20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与艺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只从一般的理论上抽象地研究美与艺术是什么，并囿于传统的、已有的各种说法，或简单借取西方现代某种尚待予以批判考察的说法，而要在研究人类社会实践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基础上，大胆设想，勇于创造，回答当代和未来的美与艺术究竟是什么这个现实的、迫切的、重大的问题。美学中历来使用的各种概念、术语也可能要相应地发生变化，融会中西，创造出一些新概念、新术语。此外，美学要大力朝着实证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并注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不要只停留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但同时又不应陷入简单肤浅的经验性的现象描述，并以此自诩，而拒绝对各种重大的本质问题作严密系统的理论思考。美学要倾听时代的呼声，细心观察美与艺术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回答当代人所关注的美与艺术方面的种种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世界的和平、进步、发展服务。
　　从美学来说，中国古代有丰富深刻的美学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是有它的内在联系的。但在中国古代，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以系统的形态表述出来的学科，所以也只有向西方学了。这对促进中国近现代美学的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中国人学西方美学也不是完全照搬，没有自己的创造。但总的来说，至今尚未形成现代中国的，有自己的显着特色的美学体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21世纪，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与地位将会提高。此外，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所面临的问题是地区性的，西方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即民族民主革命问题。这也是中国人也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原因。现在，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全球的问题紧紧联在一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只是西方在历史上已经解决，但中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是西方也还在寻求解决之道的世界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也还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但我们所处的位置已不再是做西方的学生，而是要与西方一道来共同探讨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曾是西方的学生的中国，今天已独立地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创造中去了。由于中国人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问题，所以可以期望在21世纪中国会产生有大的世界性影响的学者、思想家。就美学说，也将会产生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性意义的美学。近百年来追随、仿效西方美学的情况将逐渐归于结束。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当一方面面向世界，另一方面努力发掘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丰富宝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为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在美学方面提出的问题作出贡献。当然，这不是说几句豪言壮语就能做到的，需要许多人作长期坚苦的努力。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仔细观察、思考20世纪以来美与艺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勇于创造，反映时代新的审美要求，提出新的理论，不为任何已有的体系概念所束缚。其次，要充分深入地弄清中国古代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实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其中至今仍有价值的东西，给予现代的诠释，发扬光大。例如，西方美学自希腊以来基本上是建立在认识论上或以认识论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主客二分是它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所讲的美与艺术则是由主客交融而构成的一种人生境界。美既不是某种独立于主体的实体性的存在，也不是仅由主体意识决定的观念性的东西。这种境界说是否更有利于将美同人的日常的、现实的生存相联系，使人从自身的生存活动、生存方式中去感受、体验和创造美呢？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实践观点，至今仍然是科学地解决美学上各种问题的根本，应当坚持和发展。但在这个问题上，各人会有不同看法，这是很自然的。需要实行“百家争鸣”方针，各抒己见，在共同讨论中推动美学研究深入发展。
　　　　　　美学的生长点：构建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这几年美学界其实并不沉寂，因为不断有新的美学论着出版，只是相比于文革结束初几年的“美学热”，它是沉寂了一些。这其实是好事。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热”对它并非好事。美学总只是少数学者在做本学科的扎实的深入的研究工作。
　　基于此，我对这几年一度炒得比较热的审美文化讨论持保留看法。审美本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弥散性。人的一切活动都程度不一地带有审美的性质，因为人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的。如果把带有审美性质的活动都纳入到审美文化的范围，那就太泛了，这无助于美学学科的发展。事实上，这几年谈得很多的审美文化只不过是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别名。对它做一些研究，包括从审美角度做研究是必要的。但如果说对这种实为大众文化的审美文化做研究就会给美学带来“转型”，那实在是幼稚得可笑。事实上，那些嚷着“美学转型”的人并没有提出像样的理论，也没有制造出新的美学话语。
　　对实践派美学提出批评并提出要建立后实践美学的言论倒是很值得注意的。尽管这些批评有很多缺点，并未真正击中实践派美学的要害，但我认为，这毕竟是在为美学学科的发展从哲学基础上做切实的努力了。
　　实践派美学的出现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美学界主要在讨论美的本质问题。实践派美学的创始人是为了找到一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美的本质的解释而到马克思那里去找武器的。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这样给引进到美学领域。它对于解决美的本源问题，应该说有比其他理论优越之处。但美的本质问题毕竟不只是一个本源问题。而且就是美的本源问题用实践论去解释也嫌过于粗疏，缺乏美学这门学科的专业特点。因此，实践论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之一是可以的，但美学的哲学基础恐怕不只实践论一个。而且，哲学基础毕竟只是哲学基础，它不可能解决美学的许多重大问题。
　　对实践派美学做认真的深入的分析，既指出它的贡献，又指出它的不足，然后去寻求一种更合适的美学理论，特别是美的哲学理论应该说是当代美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承认实践派美学有局限，有缺点，现在需要突破其局限，改正其缺点，向前发展，但目前我还不同意将它彻底抛弃。
　　我认为，要推动美学学科的发展，首先要找到它的生长点。美学的生长点在不同的时代是有所不同的。早期人类，人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在自然与人的矛盾中，自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此时的人类其基本任务是向自然开战，努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向自然夺取财富。这个时期的美学无疑是建立在人向自然斗争这个生长点上的。经过漫长的人向自然斗争的过程，人类逐渐变得强大了。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由比较被动的地位转变成比较主动的地位。矛盾的主导面不是自然而是人了。这个时候，人一方面要继续与自然斗争，向自然获取财富；另一方面又要认真考虑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问题，并且切实落实在实际行动中，不然，自然就要反过来无情地惩罚人类直至消灭人类。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美学的生长点就不能只落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上，还要落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上，而且后者较前者更显得重要。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在任何时期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美学作为一门让人生活得更好的学科无疑不能不考虑人与社会的关系。美学的生长点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又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特点，需要我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构建更适合于人类发展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无疑大不同于以前社会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家长制的专制的社会统治结构已经崩溃，金钱的魔力在人际关系中起着正面的或反面的巨大作用，传统的人伦关系在金钱的渗透下正在改变它固有的色彩。辩证地看，这一方面是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的灾难。人与金钱的关系已深入到人性领域，动摇着人的固有本性。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正显示着人的某些固有本性正在发生着变化。如何在新的时代构建健康的新的人性是时代赋予今日人类的重要使命。人类无法抗拒这一使命，否则就只能是人类的自灭。美学的生长点似乎也应在这里。
　　美学的基本问题是构建更适合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活方式。诚然，这也是所有学科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一基本问题。当然，美学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贡献是有它的特点的，这包括它的特殊贡献和特殊的局限性。我们既不赞成抹煞或不重视美学贡献的特殊性，但也不能无限度地扩大美学的贡献，那只会导致美学失去自己的个性，以致失去自己本身。就美学的学科性质来看，无疑，应将如何构建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看作自己的生长点。这是时代对美学的要求。每个美学工作者都应重视它。
　　　　　　展望21世纪中国美学
　　当前，我们正处在20世纪末。世纪末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飞跃、大转折、大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美学蕴育已久的转型发展正日益成熟，美学界同仁们已经逐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尚有某些分歧，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体系已经是21世纪中国美学界的一个时不我待的历史任务，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美学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的必然选择。
　　　　一、顺应主潮，百川汇流
　　新时期以来，美学研究的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步形成，西方哲学、美学、文艺学的各种流派、方法大量介绍，使得美学的发展态势出现多元并存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规定，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的主流依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与中国的文艺实践和美学文艺学传统相契合的美学主潮。而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个主潮就是所谓的“实践美学”。
　　“实践美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的不可否认的主潮，尽管它内部还有不同的具体流派，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出发来建构美学体系却是这个主潮的根本。这个主潮的巨大生命力正在日益充分显示出来，并且在各个不同流派（如李泽厚派、蒋孔阳派、刘纲纪派等）的具体构建中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因此，实践美学将在21世纪继续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潮也是可以预料之事。
　　我们必须顺应实践美学的这个主潮，完善实践本体论的基础，牢固实践（创造）的逻辑起点，融合中国古代美学和五四以来美学的优秀遗产，发展实践美学。具体来说，第一，规定基本原理；第二，建构美学范畴体系；第三，具体运用于中国文艺实践。
　　在顺应主潮的同时，我们还得继续百家争鸣，接纳百川，以壮大主潮。不论是当前反对实践美学的倾向（如“后实践美学”），还是从具体学科出发建构美学的流派（如系统论美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美学等），都可以成为实践美学主潮吸纳的“百川”，必须把其中的精华部分汲取过来。
　　　　二、面向世界，突出特色
　　从我在国外所见到的有限资料来看，当前世界美学的发展也处在一个调整、协商、融合的时期，主要从德语国家来看，目前的世界美学的主要特点在于：1.多元化发展，主潮不明显。至今为止，似乎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左右欧洲美学的大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仍然是哲学大师，在美学中仍旧引人注目，可是还不足以主宰德国美学界。其他流派，如接受美学、分析美学仍在发展，可依然只是多元中之一元而已。2.哲学美学衰落，应用美学发展。目前有关美的本质之类的哲学美学的课题已遭冷落，然而一些应用型的艺术美学和门类美学有逐步发展的趋势。在书店中很少见到诸如美学概论之类的书籍，可是音乐美学、美术美学、舞蹈美学、服饰美学、旅游美学、美容美学之类的涉及美学的书籍却有不少，在德国、奥地利，我见过不少。3.东方美学引起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不衰。这种情况是由于西方思想家们在探讨解决西方社会的“异化”问题时，感到了东方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其一定价值，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目前在欧美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流派，象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美国的杰姆逊仍然十分活跃，而研究中国美学着作的汉学家也增加起来。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的李夏德博士就在潜心研究我国古代美学名着《文心雕龙》。
　　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我们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在当前世界上出现这种驳杂情况的形势下，我们更加有责任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回到马克思，面向全世界，突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在多元化美学世界中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为世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三、脚踏实地，严谨求实
　　为了实现中国当代美学的21世纪的转型大发展，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进行科学探索，争取在21世纪之初能有一些实质性的突破。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当务之急在于，打牢美学的哲学根基，在中西方美学精华的基本材料上进行创造性的建构。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把中国当代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清理出较完整的理论构架。第二，探索出实实在在的“美的规律”，包括美的一般规律，具体的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规律。第三，整理和构建起融合中西古今的美学范畴体系。这个过程决不是一个简单相加或照搬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机融汇的再创造过程，应该允许有多种设计和试验，然后加以比较在实践的检验中逐步选择出较有价值的体系，或者甚至允许有不同学派的美学范畴体系相互竞争并存。第四，加强应用美学与理论美学的相互促进。美学研究要加强各门类实用美学的研究探讨，但也要防止美学的“滥用”，要使理论美学与应用美学形成辉映增光的效应。第五，继续加强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传统美学的研究，使得一切人类的优秀美学遗产都能用来为我们服务。第六，密切注视当今西方美学的新动向，以新思想、新方法、新视角来促进中国当代美学的不断发展。
　　　　　　从表述方式看中国美学理论的特色
　　听了各位学者、专家的高见，感到很有启发，受益匪浅。在此，也想谈点想法，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探讨我国跨世纪美学研究的特征，或下世纪美学学科发展的趋向，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必需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世界美学有重大影响、独树一帜的美学理论。近两百年来，在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是实实在在做西方的小学生，美学领域当然也不例外。而现在，在世纪之交，这种局面和身份应当发生改变。我们再不应当只是坐在教室里听西方老师讲授美学理论，而应当是在学术会议上平等地进行对话、交流；我们再不应当只是坐在学术报告厅里听西方学者连篇累牍发表宏论，而是也要登上世界讲坛，阐述我们的观点和理论。
　　发生这种转变当然不仅是一种主观需要，而是有着各种客观条件和趋势，前面专家们已经指出了一些，此处我想再补充很重要的一点，即世界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问题。早在本世纪80年代，世界上各专业的一些有识之士已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文化重心将东移，将由欧洲移到太平洋沿岸。对此见解，美国马上响应，率先宣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随后，亚洲太平洋国家不断广泛接触，不断构想并进行各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实际是对这一趋势预见的认同。在欧洲，虽然有些人对此预见不以为然，但欧洲各国努力加快联合步伐，甚至于明年实行统一货币——欧元，则实际以行动表明了对这一趋势的担心。而西方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在本世纪末爆发，对下世纪亚洲经济的发展，倒是一大好事。因此，即使一个统一的、更繁荣富强的欧洲出现，世界也将形成两个中心，不会再是以前的一个中心。而东太平洋地区原有文化的主干，是中国文化。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随着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根源于中国文化的日本禅学和宗教学等已走向世界，就是明证。
　　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必须以我国传统的美学为基础，大力地、不墨守成规地吸取西方各种美学理论，从而建立起独特的美学体系。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各位专家已经达成共识，并且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笔者近年来学习、研究魏晋文论，小有心德，感到有一点也许可供美学研究者们参考，抛砖引玉，可能有点用处，这就是文艺理论的表述方式问题。
　　所谓表述方式，即在理论表述时选取概念和逻辑陈述形式的最基本的原则。它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因而既决定理论外化的形式，也往往影响内容本身。对于文学理论而言，表述方式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建立一批概念、范畴，以抽象或基本抽象的语言叙述各概念间的理论和逻辑关系，与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学科的文章形式几乎相同。这种表述方式的优点是便于构建较完整严密的体系，理论纯粹度高，所以现代西方文论几乎全采用它。而缺点是抽象，不容易理解，并且愈是体系严密，理论纯粹度愈高，便愈显得高深莫测，读者便愈少。莫说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就是作家、编剧等往往也不愿意碰它，只有少数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还在孜孜不倦地读着。这种情况发生在自然科学中，倒是自然而无所谓，因为每一专业本来就只有极少数研究者。而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另一种是选取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本身具有的事物代替概念，用形象直观的语言进行描述，类似带有理论色彩的散文。其优点是通俗易懂，且有一定艺术性，读者面广。但缺点也显而易见：不完整、不严密，难以构成体系，理论纯粹度低。并且由于它缺乏一定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其中蕴含的道理便需读者自己领会，能领会多少则取决于读者的领悟能力，因而常为理论家们所不满足或诟病。
　　第三种表述方式是前二者的结合。它既有抽象的较纯粹的概念，又有生动的直观的描述；既有冷静客观的逻辑推理，又有富于情感的形象显现；既注意理论性，又注意艺术性。应该说，它是一种较理想的表述方式。但就像一切以结合法产生的东西一样，它也有着固有的缺憾：弄得好，取了前两种表述方式之长，成为理论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弄得不好，接了前二者之短，搅成一锅什么特色也没有的杂烩。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表述方式本身，而是理论家的素质，它不但要求理论家具有精深的理论素养，还要求它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据笔者粗浅的观察，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论着中三种表述方式均有。第一种有《尚书·尧典》、《诗大序》等。第二种有《庄子·轮扁斫轮》、司空图《诗品》等。第三种出现较晚，肇端于曹魏之曹丕，完成于陆机，其典型代表作为《文赋》。而且经研究发现，陆机是在了解了前两种表述方式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创立了第三种表述方式。他成功了，现在文学理论界公认，《文赋》是我国第一篇较完整的、有体系的、杰出的文论着作，同时又是一篇金声玉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赋。自陆机以后，第三种表述方式在我国文论着作中占据主要地位，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历代诗话、词话均属这一类。
　　由此，可进一步推知，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与这种表述方式的采取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方式，我国传统文论的理论外化形态就不同于西方，理论内容也受影响于这种方式而呈现自己的特点。人们常说的中国文论重经验、重直觉、重妙悟等特点，固然与我国的哲学、理论、思辨方式、艺术认识、审美心理有关，但肯定也要受制于表述方式。我国古代的文论家们要使自己的论着具有双重品格——既是理论名着又是文学精品，其内容与形式必然要与其它两种表述方式不同。因而，有的西方文论家囿于他们的文化环境，仅从第一种表述方式的角度管视，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片断、零碎、体系性不强，这反映了他们观察问题的片面性，更深入地说是一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表现。
　　现在，回头再谈我国美学理论的建设。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着名论着，如《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两《诗品》等，同时也是传统美学名着。因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表述方式，也是三种都有。同古代文论一样，与西方经典美学论着相比，可能也是第三种最具特色。但我国当代美学界，其论着为第一种表述方式占绝大多数，显得单一了一点。故在考虑创立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时，是否也可以考虑一下理论的外化形态，考虑一下表述方式的多样性问题。当然，笔者并不认为都要采用第三种表述方式，而是希望三种都有，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创立更好更具特色的表述方式，以而使我国乃至东方的美学园地更显得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当代美学的出路
　　80年代末以来，中国美学进入了消沉阶段。美学热骤然降温，读者的兴趣转移到了文化、宗教和国学等方面；美学界也从高层次的理论探讨跌落到传统的一味妙悟、欣赏和评点。学者们普遍厌倦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体系的建造，更热衷于一些实证和实用的技术分析和技术处理。当人们在90年代打出“反美学”的旗号时，这只不过是首肯了中国当代美学正在走向消亡的事实。
　　中国当代美学的消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一个时代的美学必须是某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才能富有生机活力。80年代的美学热是与当时全民自我教育的高潮分不开的。记得那时各种大小讲座办得热火朝天，主讲人报酬微薄甚至没有报酬，听讲者来自各行各业和各个阶层，不是为了混什么文凭（讲座不发文凭），而是为了获取知识。在“文革”长期压抑下，一股不可遏止的求知欲突然爆发了出来。当时每个人都想要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
　　我由此也想到，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产生出一大批很有生气和社会批判锋芒的美学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等，他们的美学在今天看来虽然并不是特别高明，但那种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列叱咤风云的气派却值得赞赏和羡慕。通过文学批评和美学建构，他们不仅使俄罗斯民族的审美素质和精神教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形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俄罗斯艺术和鉴赏趣味的民族特色（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更不用说它的反抗沙皇思想专制的社会历史意义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启示：当前我国美学的症结也许正在于忽视了美学理论和审美欣赏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文艺批评。人们要么高悬在抽象概念的王国作纯范畴的演绎，与艺术创作和欣赏无缘；要么就一下子沉入到琐碎的感觉、美文、小品文和随笔，只讲究行文的漂亮和小趣味、小感触，而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厚度。拿文学评论来说，这可以说是我国目前学术界最薄弱的一环。众多文学评论家纷纷改行，剩下的几个也写不出有份量的东西，只有纠缠于一些无谓的小事（如“马桥事件”）；另一方面，90年代有大批很有思想深度和批评价值的作品出现（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却又无人评论，任其湮没。文学家、艺术家是时代精神最敏感的触角，但他们本身并不靠理论来表达，他们创造的意义要由评论家来确认。然而当代评论却陷入了“失语”和沉默。多少年后，当后人写这段文学史时，也许会说这些作家“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其实这是评论家的失职，也是美学家的失职。其原因，我想可能是由于一些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在哲学、美学方面的修养和思想的深度上非常欠缺（这又是与我们大学阶段的文学理论教育内容的陈旧和水平的低下分不开的）。这就极其需要哲学、美学界对具体文艺批评领域的介入。我今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对中国90年代十多部有重要思想意义而又缺乏认真评论的长篇小说进行了一次系列研究，写出了一部文学评论的书《世纪末的灵魂——中国90年代文学的生存意境》，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当然，据我的体验，这种工作是相当不容易做的，它既不能陷入空谈概念（“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等等），又不能局限于单纯的艺术赏析；而另一方面，它又非常需要一整套美学理论乃至美学体系作指导，同时还要有对艺术的真切敏锐的感受力作根据。但这正是当代美学向纵深发展对我们美学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它注定美学从此再也不可能出现那种全民性的“热”，但它却是中国人研究美学可能真正取得创造性成果的一个前提。只要我们着手这一工作，我们就会发现，当代美学缺乏的不只是直接的、实际的审美感受，同样也极其缺乏理论上的严密性和逻辑性，缺乏真正站得住脚的美学体系。只有从两方面同时用力，中国当前的文学评论才可能有点起色。我想，研究美学的人是否可以通过认真考察一下当代文学的现状，研究几部作品，写一点货真价实的文学评论，来实地检验一下自己的美学观和艺术观，同时也可以填补当前文艺评论界出现的“空场”，重新引起学术界、读书界对美学的普遍关注，使美学再一次成为时代思潮的弄潮儿和中坚。这也许倒是当代美学走出困境的一条出路。
　　　　　　世纪之交的困惑与中国美学的复归
　　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口，回首人类审美的汗漫历程，特别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百年史，面对世界性的美学潮流的茫茫涌动，有必要严肃地探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将向何处去？
　　美国人比尔兹利在《二十世纪美学》中写道：“20世纪是美学发展空前活跃和百家争鸣的时期。”[1]的确如此，20 世纪美学产生了空前众多的流派，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各领风骚的美学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出在中国。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在当今世界美学讲坛上几乎没有中国自己的声音。我们没有诺贝尔奖得主，没有自己的理论大师，没有造成世界影响的学说与流派，甚至缺乏自己的话语。在中国，美学讨论未尝不热烈，但是，当我们争辩“美在主观”或者“美在客观”的时候，当我们争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孰优孰劣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无论哪一方，其实都是在替别人兜售精神商品！我们操着半生不熟的西式话语，论证的是人家的思想。难怪人家不承认中国当代有自己的美学。
　　处在20世纪末的中国学人对此深感困惑。有人提出“失语”问题，大声疾呼，认为当代文论与美学的症结在于失去自己的话语。[2] 尽管人们对“失语”说有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对“失语”危机的警觉，有利于我们反思百年美学的得失，有利于我们自觉地把握世纪之交的美学走向。
　　所谓“话语”，并不是纯形式的词语，而是具有一定文化意蕴的思维范式、基本概念和言说习惯。所谓“失语”，则指失去了自己应有的话语，用外来的话语来说话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美学与文论的“失语”，表现在如下三个层面：一是概念术语从西方照搬，如审美、典型化、现实主义等；二是思维模式取法西方，论述方法与学术规则承袭西方，如主、客二元对立，内容形式分析等；三是理论观点追随西方，如引入“反映”论、“精神分析”说、接受美学等，缺乏自己独创的能影响西方的见解主张。一定的概念术语、思维模式与理论主张形成一定的话语。可以说，没有自己的话语就没有自己的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原有自己的话语。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曾经是领先的强势话语，曾引来日本等国的留学生攻读中国诗学，也曾让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佩服。但是在上个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带来了话语的危机，中国文化的强势话语经过碰撞逆转为弱势。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人“别求新声于异邦”[3]，向西方取经，变更话语以自强。 学习西方对于古老的中国是一大进步，然而过于匆忙，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文化创伤。“美学”及一系列术语就是在近代话语大变更中引进的。一百年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就是使我们的整个20世纪变成西方二千多年美学的大译介、大展览和大压缩。先是转道日本学西方，又直接学欧美，以后一度袭用俄苏话语，近20年来再学欧美各派学说，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只见西方话语纷至沓来，我们消化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创造自己的话语。另一方面，西化的浪潮使中国原有的话语处于弱势，长期不受重视；由西式话语培养出的理论家对祖先的话语感到隔膜，邯郸学步，数典忘祖，故而出现“失语”危机。
　　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就没有中国自己的美学。20世纪的话语危机警示我们：美学界割断传统而西化的失语现象确实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世纪之交的社会现实向我们提出了复归中国美学话语的历史使命。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是否必须有自己的美学话语，能否形成自己的话语，怎样确立自己的话语，还存在值得商榷的意见。一种看法是以为失语何妨，谁的话语更好就用谁的，不必一定用自己的；比如中国人也时兴穿西装，不妨脱去长袍马褂。这种看法并没有深入了解话语的实质，话语并不像服装说换就换；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与文化习惯是西式话语取代不了的；况且西式话语根本不合中国实际，现行教科书上西方美学的教条根本不能解释当前中国的文艺现象。因此把握我们自己的美学话语已成为当务之急。另一种看法则视“失语”为目前生存状态之必然，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看到了文化强势与弱势的差异，感到无法逆转。这种看法体现了一定的忧患意识，但我们不应失去民族自信力，要看到中国文化蕴含的优势。我们并不排斥外来的先进的思想方法，但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尤其需要树立民族自我的形象，运用自己的话语。第三种意见是主张重建话语[4]。 这似乎是说中国美学话语已经消失或者中断。尽管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代美学今天很难解读，但我以为中国美学的话语并未完全丧失。它有独特的品位与生命力，至今还活在民间。活在艺术创作之间。美学界的任务不是重建，而是发现，整理，阐明，复归中国美学话语。现在如果你悉心体察，就会感到，一股向自然人性复归的美学思潮正在悄悄兴起，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最有民族特色的美学走向。
　　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应有这样三个条件：一是深厚的传统，二是生活实际，三是运用话语的能创造理论体系的主体。我认为，前二者已经具备，为美学理论界复归自己的话语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自然人性之美，是中国传统美学关注的焦点。渊源古老，内涵丰富。从“美”与“艺”的甲骨文造形即可见民生乐艺爱美的自然人性。老子提出“自然”话语。庄子发挥说：“顺物自然”。其《齐物论》标举“天籁”的自然品性曰：“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郭象注：“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庄子《秋水》篇又说：“牛马四足，是谓天。”也就是主张不受任何拘束，像牛马天生四只脚一样，自由自在地表现“民性”，是之谓自然、天然、“欣欣然而乐”。如果排除儒家的政教伦理，可以发现，孔子其实也是希望人生自然而乐的，例如他提到“游于艺”，特别欣赏“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这种崇尚自然人性美的思想渗透到艺术理论中，蔡邕论书法“肇于自然”，主张“任情恣性”；嵇康论音乐有“自然之和”；鲍照认为“谢公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张彦远提出绘画当“妙悟自然”。又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人性与自然融为一体，认为文学乃作者“性灵所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最受人称道的“自然”一品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明清明期，更兴起自然人性美学思潮。其代表之一李贽在《焚书》中写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又如唐志契《绘事微言》说：“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张问陶论诗绝句云：“天籁自鸣天趣足，为诗不过近人情。”都鲜明地指出自然人性为文学艺术之本，文艺创作应合乎自然人性美；并且创造了一套表述自然人性美学的语语。
　　美学话语本来植根于生活中。自然人性美学话语一直活在中国民间。例如“自然而然”、“神乎其神”、“只可意会”、“活灵活现”、“有趣有味”等一系列话语都在民间代代相传。靠外来力量盛极一时的各种观念在历史的检验下像潮汐一般退去之后，我们发现，只有自然人性美至今依然存活在人们爱美的生活中。从当前人们喜闻乐见的抒情散文、电视小品、流行歌曲中，可以窥探到艺术创作的鲜活的自然人性美的苗头。其中也体现出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潮之后焕发的现代意识，但是从根本上说，乃是源远流长的，有独特品位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结晶。我们完全可以用心物感会、中和圆美、妙悟传神、比兴象征、韵味兴趣、自然和谐、人生乐艺等中国自己的话语来品评之。当然，我们也可以像唐人融化印度佛学那样，化用西方美学，创造一些适合中国民情的新术语；甚至可以像日本人那样借用一些外来语；但是这话语的基调必须是中国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参与到世界经济文化大交流中去，也即将在世界美学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话语。这应该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古代，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而属于当代中国的美学话语。我想，是不是可以用自然人性美学的复归来指称，用生动活泼富有文彩的自然人性美的话语来描述。
　　在潮汐滚动的世纪之交，我们期待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人性美学的复归。
　　注：
　　[1]　转引自李普曼《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2]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2。
　　[3]　鲁迅《摩罗诗力说》。
　　[4]　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辑。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5～15B7美学刘纲纪/陈望衡/张玉能/毛庆/邓晓芒/张皓19981998石圃　　　　　　 作者：武汉教育学院学报5～15B7美学刘纲纪/陈望衡/张玉能/毛庆/邓晓芒/张皓19981998石圃

网载 2013-09-10 21: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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