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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现的汉代民间俗赋
　　据《文物》1996年第8期报道，1993年3月，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村发掘出六座汉墓，出土大批木牍竹简。其中有一篇比较完整的文学作品，全文现存664字，首简顶头书写“神乌傅”。据学者们研究，“傅”即赋之通假字，写作时代当在西汉晚期。（注：《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及《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年第8期，又见《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9月出版。）另一支竹简上部为□□书（？）□风阳（？）□□，下部有双行小字：“兰陵游徼宏（？）ｓｕǒ＠①（？）故襄贲（？）□沂县功曹□□”，疑为赋的作者或传抄者的姓名和郡望官职。（注：见《文物》1996年第10期，又《尹湾汉墓简牍》第150页，中华书局1997年9月出版。按：兰陵，为汉置县，属东海郡。游徼，为秦汉乡官名。襄贲，秦置县，属东海郡。贲，读肥。沂县，地志无此县，疑为临沂县，汉置，属东海郡。功曹，郡之佐吏。）文体属于汉代俗赋，语言朴素直拙，不像汉大赋那样辞藻华美。句式四言，少量三五六言，与汉代以四言为主的咏物赋相近，不像汉大赋那样以杂言为主。押韵有规则，或句句连押，或隔句相押，自由换韵。裘锡圭教授认为，“显然作者是一个层次较低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强烈影响下创作此赋的”。（注：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1期。）墓主系东海郡功曹吏，姓师，名饶，字君兄。推测该赋作者也可能是与墓主地位相近的下级官吏。全文为隶草，稍别于其他竹简之隶书，且有涂改痕迹，或许是草稿。又据同墓出土的木牍《君兄缯方缇中物疏》即随葬物品清单，其中“神乌傅”又作“乌赋”。还有《列女赋》、《弟子职》、《楚相内史对》等文书，均未见。《弟子职》可能就是今本《礼记》中的《弟子职》。《列女赋》与刘向《列女传》虽一字之差，恐怕不是一回事。
　　《神乌赋》的内容是禽鸟相斗及生死决别的寓言故事。有雌雄二乌，阳春三月，外出飞翔，一乌受伤，乃筑巢高树。有盗乌取其材，一乌呼而追之，并加谴责。盗乌不服，反怒作色，强辞夺理。二乌晓以道义，冀其悔改。盗乌仍然顽抗，遂相拂击。雌乌被创，坠地不起，为贼捕取系之于柱。（注：此处原简“贼”字，扬之水《神乌赋谫论》（《中国文化》1996年第4期）认为是“材”之假借字。裘锡圭作“赋”字，指捕取雌乌的人或动物。笔者认为，“材”在赋中曾二见，皆未与“贼”字通假，故从裘说。）幸得挣脱，而余绳缠绕，不能自解。雄乌助之，反愈束愈紧。（注：此处原文有脱落，述意据裘锡圭文。扬之水释为：“雌乌似落入一处捕乌机关，故不能自解，缚之愈固。”）其雄惊惧，连呼苍天，愿与雌同死。雌乌谓雄：“死生有期，各不同时，……疾行去矣，更索贤妇。毋听后母，愁苦孤子。”语毕自投污厕而死。其雄大哀，涕泣纵横，忧懑呼号，无所告ｓù＠②。（注：《文物》1996年第8期《尹湾汉墓简牍概述》，误将雌乌说成雄乌，并说：“雄乌临死之前求与雌乌同死，雌乌讲了不能同日而死的道理。最后雌乌述说风云莫测，世事难难，独自高翔而去。”理解与原文距离大。裘锡圭、扬之水解释与之不同。）盗乌反而得免。最后是作者的评论。
　　赋的意象可以概括为两点：前半段写神乌与盗乌相争斗，比喻人间的以强凌弱，谴责窃夺，同情反抗。后半段写受伤的雌乌与雄乌对话，有如夫妻永诀，场景凄凉哀伤，颇为动人。全文以禽鸟相斗意象为主，以雌雄别离意象为辅，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构成一个完整的寓言故事。叙事层次清晰，以鸟喻人大致入情合理。全篇以对话为主，声容辞气各肖其身份，更别见生香真色。虽未必特有讽谕，却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图景。（注：扬之水：《神乌赋谫论》，《中国文化》1996年4期。）其中多处引用《诗经》、《论语》、《孝经》、《淮南子》文句，可见作者颇受儒家影响。不过，让鸟儿面对强敌大引古书劝其改恶从善，未免书呆子气。篇末评论有些离题。
　　《神乌赋》的发现，主要价值有二：第一、为汉赋增添了新的品种。以往人们只注意京苑大赋和抒情小赋；现在得知，同时还存在民间俗赋，由此对与之风格相近的汉赋和民间文学有了新的认识。第二、它补充了古代禽鸟寓言文学系列中的一个实例，使人们对这一类型文学现象从产生、发展到延续、变化的历史过程有了更系统的了解。下面试对这一题材的源流作些考察和比较。
　　　　　　禽鸟寓言之祖：《鸱ｘｉāｏ＠③》
　　描写禽鸟争斗并拟人化以寄喻社会矛盾的寓言文学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诗经·豳风》中的《鸱ｘｉāｏ＠③》。该诗以被害母鸟口吻控诉恶鸟鸱ｘｉāｏ＠③，攫取其幼子，毁坏其窝巢。为了有个避风雨防侵害的家，它不辞劳苦，手足拮据，毛羽瘁＠④，在风雨之前抓紧修补摇摇欲坠的鸟窝。诗中的母鸟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动作，是势单力薄苦苦挣扎的受戕害者形象。鸱ｘｉāｏ＠③象征残暴的掠夺者。作者爱憎分明，完全站在弱小者立场。基本主题与《神乌赋》前半很相近。区别在于：一为取子，一为夺巢；一为诗，一为赋。旧注以《鸱ｘｉāｏ＠③》为周公谕成王而作。当代研究者指出，应属民间寓言文学，与周公无关。
　　有人认为，《神乌赋》这一类型的故事，“其源头可能是《诗经》的《鹊巢》，承上启下的则是《燕子赋》”。（注：刘乐贤、王志平：《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乌夺巢故事》，《文物》1997年1期。）这一判断似欠周密。按《诗经·召南》之《鹊巢》篇只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两句，没有故事性，没有拟人化，算不上寓言。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是“婚礼告庙词也”。张西堂《诗经六论》以为是“送嫁和亲迎的婚姻仪式诗”。陈介白《诗经选译》说：“诗中鹊巢鸠居，只是诗之取兴，比喻女之居男室。鹊善筑巢，故以为此。”总之，该诗不具备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寓言特征，只是选取这一自然现象让人产生某种联想，并没有批判讽谕的目的，也未能表现出事情的过程和情节，与《神乌赋》似难看成同一类型。
　　战国时期，寓言文学长足发展，出现许多动物题材的作品，其中有些禽鸟或禽虫对话的故事，往往表达某种哲理或政见。如《庄子》的“鸱ｙàｎ＠⑤笑大鹏”，以大鹏象征志向高远者，鸱ｙàｎ＠⑤比喻见识短浅者，让后者对前者的行为表示嘲笑。情节虽然简单，但想象奇特，寓言深邃，引起后世无数文人学士的不断效法和探究。《战国策》的“鹬蚌相争”，让禽虫相咬并对骂，互相揪住不放，结果第三者得利。西汉时期，《淮南子》有“鹊巢旁枝”、“狐捕雉”，《说苑》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鸠劝枭徙居不如改声”等寓言，虽然思想内容和文章体裁与《鸱ｘｉāｏ＠③》《神乌赋》不同，但在将禽鸟拟人或人格化的形象思维方式上，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艺术创作经验的互相吸收与借鉴，是不受题材与文体限制的。
　　　　　　汉代文人赋中的远亲近邻
　　汉代是赋体文学的黄金时代。《汉书·艺文志》着录前汉赋894篇，今多亡佚。据费振刚等辑《全汉赋》统计，两汉有可考作者83家，作品293篇。尚未发现与《神乌赋》题材完全相同者，但风格接近的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如东汉赵壹《穷鸟赋》，基本手法和句式与《神乌赋》略相仿佛。全文如下：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毕网加上，机ｊǐｎｇ＠⑥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弓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以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
　　赵壹恃才傲物，为乡党所摈，后屡抵罪，几致于死，得友人救助获免，因此作赋以谢。作者以穷鸟自况，苍隼，驱者，罗者，指仇敌和当权者。虽然故事情节还不完整，但已能见到杀机四伏的场面和内外交困的心态，充满恐惧哀告之态。通篇四言，浅近平易，不事雕饰，风格与其另一名篇《刺世疾邪赋》迥然有别。有理由认为，正是仿效当时民间俗赋而作。《神乌赋》所写也可以说是“穷鸟”，开头一段也有对环境惶恐不安的描述。两赋艺术思路是相通的。
　　与《神乌赋》语言风格相近的还有扬雄《逐贫赋》和《酒赋》，二赋与扬氏代表作《甘泉》、《蜀都》、《河东》、《羽猎》等大赋风格明显不同。《逐贫赋》想入非非，把贫穷人格化，呼而与之对话，正言若反，大发牢骚。《酒赋》咏酒瓶，亦属游戏笔墨。二赋皆纯用四言，文字通俗，富于诙谐幽默感。把它们与《神乌》、《穷鸟》归于俗赋一类，应该不成问题。
　　不少论者指出，汉代咏物赋来源于荀卿《赋篇》，荀赋即属于民间俗赋。汉代咏物赋很多，哪些可以算俗赋？尚待研究。笔者以为，像东汉边韶《塞赋》，以平畅的四言韵语，描述一种博奕之具，并把它的活动方式哲理化、政治化，其手法与荀子《箴》、《蚕》等赋相同，可否算俗赋呢？有的研究者把王褒《僮约》《责须髯奴辞》列为俗赋，其实那是诙谐之文，是通俗文学的另一支派，与赋体文学似有区别。《全汉赋》摈而不收，良有以也。
　　　　　　民间兄弟：汉乐府和《易林》
　　汉代民间文学的真正代表是汉乐府。其中有些禽言诗，让鸟儿作人语，抒人情，反映鸟被人伤及生离死别之恨，与《神乌赋》似可看成同一类型。如《艳歌何尝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疾病，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十里一徘徊。“吾欲街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颓摧。”“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踌躇顾群侣，泪下不自知。”
　　写白鹄并飞，其一有病不能相随，乃作永诀，暗寓夫妻别离的悲伤。与《神乌赋》后半的情景略似。所不同者，一为有病，一为盗乌所伤，而抒情手法基本一致。
　　再如《乌生》，写乌生八九子，被游荡儿弹弓打死。作者以母乌口气，先叙乌儿惨遭毒手经过，次叙其自责藏身不密，然后转念世情难测，善于藏身的鱼、鹿、黄鹄皆未能幸免，最后归之天命，表达弱肉为强食的痛苦。《雉子斑》假托老野鸡对小野鸡说话，体现被掠去子女的父母的悲痛心情。两诗虽写人禽矛盾，与《鸱ｘｉāｏ＠③》《神乌赋》的禽乌相斗有别，但在以鸟比人的手法上是相同的。他们都用天命自我安慰，此亦为民间作品所常见。《神乌赋》写雌乌死前劝雄乌另索贤妇，勿亏待孤儿，跟汉乐府《病妇行》所写病妇死前向丈夫托孤的话相似。这或许是《神乌赋》向乐府诗汲取营养的痕迹。
　　在汉代，乐府诗与赋之间的界限尚不严格。有些诗像赋，有些赋像诗（如《善哉行》全部四言，《满歌行》基本上四言，与四言咏物赋句式相同）。而《神乌赋》最后几句：“众鸟丽于罗网，凤凰孤而高翔，鱼鳖得于ｂì＠⑦笱，蛟龙蛰而深藏，良马仆于衡下，骐骥为之徐行。”这种类型化的取象，在汉代抒情小赋和无名氏古诗中时常使用。
　　汉代民间韵语集《易林》，或以为昭宣时焦延寿作。书中有大量鸟类争巢、相斗的描写。如《明夷》卦有：“鹤盗我珠，逃于东都。鹄怒追求，郭氏之墟。不见踪迹，反为祸灾。”如果把“盗珠”改为盗材，再把“反为祸灾”具体化，岂不跟《神乌赋》情节接近了？这个动物寓言在书中三次引用，说明当时很流行。《益》卦之《萃》：“雀行求粒，误入罟域。赖仁君子，复脱归室。”简直是《穷鸟赋》的内容提要。《大有》卦之《萃》：“雀行求食，出门见鹞，颠蹶上下，几无所处。”已经具备曹植《鹞雀赋》的基本框架。《豫》卦之《晋》：“鹊巢柳树，鸠夺其处。任力薄往，天命不佑。”前两句与《诗经·鹊巢》同，后两句说明双方发生过争斗，作者以失败者鹊的口吻，谴责鸠恃其暴力而缺乏道德，天必殛之。比《鹊巢》更富于寓言色彩。书中还有两处提到“鹞鸱娶妇”，似乎隐含着有趣的童话故事。还多次描写鸟类打群架，有如人类战争。作者将禽鸟人格化故事化并暗喻《易》理，很可能是在民间寓言基础上提炼而成。可惜每首只有四句或五六句，没有展开写成乐府诗或俗赋。《易林》属于通俗性解《易》读物，无疑对当时民间作家和文人都会发生影响。
　　　　　　似曾相识：曹植《鹞雀赋》
　　魏晋时期的辞赋作品，以禽鸟比喻人类者十分普遍。其中具备完整寓言故事性的是曹植《鹞雀赋》。
　　该赋除第二三句外，其余均为四言。鹞取雀，雀说：“身体些小，肌肉瘠瘦，所得益少，君欲相ｄàｎ＠⑧，实不足饱。”鹞说：“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宁复置汝。”雀又说：“性命至重，雀鼠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倾。”鹞稍犹豫，还是要吃雀。雀跳入茂密枣树中躲藏，不停地跳动。鹞不能得，乃弃之而去。然后是二雀相逢，叙说脱险经过。马积高说：“此赋当据民间寓言写成，语言全是口语，非常生动形象，完全摆脱了文人赋的窠臼。”并指出赋中“蒜颗”即当时俗间常语。（注：马积高：《赋史》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所论极是。郭维森、许结说：“就辞赋发展来说，此赋吸收民间文学资料，充分发挥了赋的叙事功能，具有开创性。……直到唐代俗赋才有继响，然后又被搁置，这是很可惜的。”（注：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第22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湾汉简的发现，足证曹植正是从《神乌赋》和《易林》得到素材而加以发展的。前半节写雀鹞相辩相斗，雀比神鸟巧于言辞，长于跳跃，不那么呆气。后半节二雀对话，既含事过之后的夸耀，又有反省和劝勉，很像大难之后幸免的村中翁妪。刻划雀与鹞的心理、动作、神态比《神乌赋》具体细致，从反映社会上凶残与弱小之间的斗争看，颇不如民间俗赋。据《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曹植喜欢民间文学，曾对邯郸淳“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及“古今文章赋诔”。可能与《神乌赋》之类俗赋有过接触。
　　曹植的《令禽恶鸟论》，曾引述《说苑》鸠劝枭徙居不如改声的寓言和孝子伯劳被谗杀后变成燕子报冤的传说。又有《蝉赋》，写狡童捕蝉，蝉多方逃避，终于落网。前半节场景颇类赵壹《穷鸟赋》，但语言风格不属于俗赋，而接近祢衡《鹦鹉赋》一类文人赋。
　　曹植略后的俗赋，傅玄有《鹰兔赋》，仅存五句：“兔谓鹰曰：汝害于物，我益于世，华毛被札，彤管以制。”（《初学记》卷二十），估计是接近《鹞雀赋》的俗赋。左思有《白发赋》，让白发与主人对话，大发怀才不遇蹉跎岁月的牢骚，有意模仿扬雄《逐贫赋》。束皙有三篇俗赋：《贫家赋》全用文言，写贫穷人家种种＠⑨状，不少句子吸收汉乐府。《劝农赋》讽刺官吏以劝农为名到乡间作威作福，大吃大喝。《饼赋》描写从作饼到吃饼种种情形，旨在戏谑。明人张溥说：“晋世笑束先生《劝农》及《饼》诸赋文词鄙俗。今杂置赋苑，反觉其质致近古，由彼雕绘少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束阳平集题辞》）。所谓“质致近古”，也就是接近汉代民间俗赋。上述作品皆出自文人之手，如同当时文人多喜模拟乐府诗一样，实际上是在模仿汉俗赋，都属于文人文学向民间文学汲取营养的潮流。
　　　　　　南北朝俗文学中的禽鸟题材
　　南北朝时期，通俗文学主要有民间志怪小说、民歌和文人诙谐文等等。
　　志怪小说多源于民间传说，而后由文人记录加工。其中有些禽鸟相搏故事，题材与魏晋稍有渊源，思想倾向已经变化，增加了不同程度的神怪色彩。如宋刘敬叔《异苑》：“张华字茂先，有一白鹦鹉。华行还，鸟辄说僮使善恶。……公后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出户。’公强之，至庭，为ｚｈāｎ＠⑩所搏。教其啄ｚｈāｎ＠⑩，反而得免。”鹦鹉讲仆人坏话，与ｚｈāｎ＠⑩乌搏斗得脱，可能实有其事。但“梦恶”云云，则是传说者的添枝加叶。
　　梁吴均《续齐谐记》：反汉杨宝九岁时，见一黄雀为鹞所伤，取归养之。后毛羽长成，与群雀哀鸣绕堂，数日乃去。及夜，有黄衣童子，向宝拜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莱，不慎为鹞枭所搏。君仁爱拯救，实成德济。今当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极以悲伤。”以白环四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且位登三公。”后来杨氏果然四世三公。这就是成语“结草衔环”中“衔环”的出典。前半节也许是实录，后半节则是附会。禽鸟报恩为民间传说常见题材，鸟为王母使者之类神话，汉魏以后广为流行。
　　这些故事虽不能说与《神乌赋》、《鹞雀赋》有直接联系，但主体意象《禽鸟相搏》相同，当同属民间文学系列。
　　南北朝民歌中未发现禽鸟寓言诗，但文人拟乐府有大量写禽鸟相别并拟人化的作品。如鲍照《代空城雀》：“雀乳四Kòu＠（１１），空城之际。朝食野粟，夕饮冰河。高飞畏鸱鸢，下飞畏网罗。辛苦何伊言，惊迫良已多。诚不及青鸟，远食玉山禾。犹胜吴宫燕，无罪得樊窠。赋命有厚薄，长欢欲如何。”象征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生活处境，思想与意象都是汉乐府《乌生》的继承与发展。
　　不少禽鸟诗比喻夫妻别离。如刘宋吴迈远《飞来双白鹄》：“可怜双白鹄，双双绝尘氛。连鳞弄光景，交颈游青云。逢罗复逢缴，雌雄一旦分。哀声流海曲，孤叫出江ｆéｎ＠（１２）。岂不慕前侣，为尔不及群。步步一零泪，千里犹待君。乐哉新相知，悲来生别离。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阴移。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极像汉乐府《艳歌何尝行》的翻版，只不过没有采取雌雄对话形式。
　　梁吴筠《咏燕诗》别出心裁：“一燕海上来，一燕高堂息。一朝相逢遇，依然旧相识。问余来何迟？山川几纡直？答言海路长，风驶飞无力。”把燕子人格化，有如老友久别重逢，问候旅途辛苦，已经纯属寓言。虽然情节简单，而艺术思维方式与《神乌赋》相通。
　　南北朝赋中有何逊《穷乌赋》，题目与赵壹《穷鸟赋》一字之差，思想境界大相迳庭。何逊笔下的穷乌，“既灭志于青云，遂甘心于园沼”，“同鸡埘而昔宿，啄雁稗以争肥。异海鸥之去就，无青乌之是非。”似自比甘心沉沦、胸无大志者，也许是不得志的反语。《南史·卞彬传》记，梁卞彬“大忤旨，因此摈废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而为《枯鱼赋》以喻意。”《梁书·高爽传》记：爽坐事系治，曾作《＠（１３）鱼赋》自况。二赋今已不存，可见赵壹《穷鸟赋》这一形象影响深远。
　　南北朝文中有一些描写动物而旨在讽刺的诙谐之作。如袁淑《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木兰王九锡文》、《常山王九锡文》，封鸡为会稽公，驴为大鸿胪，猪为木兰王，蛇为常山王，利用谐音或形态双关，极戏谑之能事，矛头指向王公大人。若上溯到汉魏，与王延寿《王孙赋》（猴子）、曹植《蝙蝠赋》是相通的。虽然还不具备故事性，不能算寓言，但显系受民间寓言影响的结果。
　　　　　　有朋自远方来：佛经禽鸟寓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通俗文学还有另一个重要支派，那就是佛经故事。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之际已对思想界发生重大影响。南北朝时，文学界受其启发，出现了诗歌音韵史上的划时代变化——永明体。在寓言文学领域，佛经中大量的嘲笑国王、贵人以及各种动物的寓言故事，使传统寓言题材大为扩展，想象更加丰富。有些禽鸟争斗的寓言，与《神乌赋》、《鹞雀赋》虽非同一来源，然而恰可遥相映衬。
　　元魏时译《杂宝藏经》有乌烧枭穴故事。乌与枭相怨，乌因枭白天不能见物而啖其肉，枭乘乌夜眼暗而啄其子，日夜相斗，无所休止。有一智乌使出苦肉计，让众乌拔其毛，啄伤其头，因自悲鸣。枭闻其声，乃问其故。智乌说：“众乌仇我，不得生活，故来相投，以避怨恶。”枭遂留养。日月长久，毛羽平复，日衔干枝枯草于穴中，似如报恩。枭问：“何用此为？”乌答：“孔穴之中纯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风寒。”枭以为好意。冬日大雪，众枭皆集穴中。乌乃衔牧牛人火，用烧孔穴，众枭于是一时殄灭。佛经原意在宣扬因果报应，故事本身却告诉人们，不能相信仇人的诡计，以臻养虎遗患。全文以四言为主，文字通俗，以鸟拟人，情理酷肖，情节构思比《神乌赋》、《鹞雀赋》更加有趣。
　　同经又有鹊夺乌巢故事：鹳雀口中衔草，告诸鸟言：“我等应当共相怜愍，集会一处而共住止。”诸鸟信之，咸来聚集。鹳雀伺众鸟出后，就其巢穴，啄卵食子。众鸟将至，伪装衔草。后被发现，感加嗔责。鹳雀拒不承认，诸鸟知如其谄欺，悉舍而去。故事写众鸟受骗而不报复，表现了佛教所提倡的宽忍胸怀。但读者印象是勿为甜言密语所欺骗，客观上揭露了窃夺者的阴险诡诈。
　　后秦时译《出曜经》有小鸟智斗鹰王故事。鹰王攫获小鸟，欲食之。小鸟说：“今日被捉，只因离家，否则不尔。”鹰王问：“家在何处？小鸟说：在高山绝壁上。你根本无法抓到我。鹰王说：暂时放你回家，让你看了我的威力，能不能再次抓到你？小鸟回到高山，落在两片巨石之间，挑战鹰王说：敢来抓我否？鹰王大怒，鼓其羽翼，奋力从高空冲下，小鸟急入石间缝窝中。鹰翼被巨石折断，堕入深涧而死。故事赞扬小鸟巧妙利用鹰王好胜逞强心理，使其陷入绝境。似乎属于智慧寓言。亦可归入禽鸟相斗系列。
　　南朝时译《百喻经》有愚鸽杀雌故事。雌雄二鸽共一巢，秋果熟时，取果满巢。其后果干减少，唯半巢在。雄疑雌独食，雌答不曾独食，雄不信，啄杀雌鸽。天降大雨，果得湿润，还复如故。雄鸽见状，方生悔恨。讽刺愚人无知，不问缘由，错怪无辜者。
　　佛经中鸟类寓言甚多。从上述数例不难看出，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在取象立意，情节构思、语言表达许多方面较之本土文化具有不同特色。不但与汉魏俗赋风格迥别，与六朝民间故事也旨趣相异。但也有少数佛经寓言，如鹦鹉灭火，也被具有明显佛教色彩的志怪小说集《宣验记》所吸收。可见这时已经开始中外寓言交融的趋势。
　　　　　　隔代传承与变异：敦煌《燕子赋》
　　扬之水、裘锡圭、刘乐贤、王志平等人的文章都认为，敦煌遗书《燕子赋》正是从汉代《神乌赋》发展而来。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二者之间既有传承也有变异。
　　《燕子赋》有简繁二本。简本实为五言叙事诗，作于开元年间，以对话为主，情节和动作描写较简单。繁本以四言韵语为主，夹有杂言，据推测当作于开元后期至天宝十四年以前，（注：张政离：《从〈燕子赋〉看民间文艺》，光明日报1951年4月14日。）文字比简本多出三分之一以上，艺术性更强，颇似后世弹词唱本。出场的鸟儿由简本的三个增加到七个，每只鸟（其实是人）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都极力刻划，绘影绘声，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场面不断更换，已经具有初步的戏剧性。开头说：“仲春二月，双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与《神乌赋》开头相似。刚刚筑好巢，黄雀即乘虚霸占，燕子归来，黄雀率其妻儿拳脚相加。燕子上诉凤凰，凤凰命ｃāｎｇ＠（１４）ｌｉáｏ＠（１５）传唤，黄雀嘻皮笑脸，推拖不去，ｃāｎｇ＠（１４）ｌｉáｏ＠（１５）把它扭送到州。凤凰审判，责打黄雀五百，枷项禁身。接着是黄雀的哥们＠（１６）鸽向燕子说情，雀妇探监，黄雀在妻子面前充好汉，又向狱卒低声下气乞求脱枷。第二次审讯，黄雀拿出当年随大将军出征高丽获得的上柱国ｘūｎ＠（１７）告，愿以赎罪。凤凰准予释放，燕子乃与黄雀讲和。最后鸿鹤批评二鸟，燕雀同词答对。
　　作者同情弱小的受害者燕子，鞭挞强梁的流氓黄雀，反映了唐代社会某些丑恶现象。但全文主旨在于戏谑，谈不上对官场作深刻有力的讽刺。作者笔下的众鸟，分别代表官长、差役、幕友、狱卒，他们尚能秉公办事。黄雀耍无赖，已经受到应得惩罚，因有军功而从宽发落，不能算是不受法律制裁。因此，从思想倾向看，《燕子赋》既继承了《神乌赋》的基本精神，但并没有提升到新的高度。《神乌赋》是悲剧结局，《燕子赋》是喜剧结局，社会批刺力有所削弱。然而从艺术技巧看，《燕子赋》无疑大大超过《神乌赋》。它不同于一般的以此喻彼的寓言故事，而具备了着意追求艺术审美情趣的自觉创造意识。特别在俗语的运用方面，赋中有大量唐代口头语，新鲜活泼，表现力极强，描摹各色人等（尤其是黄雀的无赖相）维肖维妙。其上源可以追溯到汉魏六朝的通俗文学，如王褒《僮约》、石崇《奴券》、束皙《劝农赋》、刘谧之《宠郎赋》、刘思其《丑妇赋》，任ｆǎｎｇ＠（１８）《奏弹刘整》等等。而在同时的唐代竟没有同类作品能与之相比。《燕子赋》虽藏于敦煌窟寺，可是其中只有一处提到“口中念佛，心中发愿，若得官事解散，验写《多心经》一卷”，此外未见佛教思想痕迹。最后竟以道家《庄子》中的典故作结。所以，我认为此赋不能算是佛教文学，而是典型的民间俗赋。
　　唐代民间故事中亦有禽鸟相斗传说。如《明皇杂录》记，明皇有白鹦鹉，聪慧能言词，呼为雪衣娘。“忽一日飞来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有所祈禳者。”不久，明皇与从官校猎于殿下，“鹦鹉方戏于殿槛，瞥有鹰至，立时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与张华所记平分秋色，一脉相承，属于文人记录的民间传说，实际上都是由禽鸟相搏杀而引发的想象。比之同时的《燕子赋》，艺术创造力未免相形见绌。
　　　　　　唐代文人笔下的禽鸟争斗故事
　　在唐代文人的诗赋散文中，不乏禽鸟相争相别题材，有的已成为抒情述志的一般意象，它们不属于通俗文学，但无疑受到汉魏以来同一类型作品的影响。
　　唐诗中拟乐府禽鸟题材甚多，通常作为取象、起兴，少数具备不同程度的寓言性质。如韦应物《鸢夺巢》：
　　野鹊野鹊巢林梢，鸱鸢恃力夺鹊巢，吞鹊之肝啄鹊脑，窃食偷居还自保。凤凰五色百鸟尊，知鸢为害何不言？霜ｚｈāｎ＠⑩野鹞得残肉，同啄羯腥不肯逐。可怜百鸟纷纵横，虽有深林何处宿。
　　这是一首典型的寓言诗。作者谴责鸢夺鹊巢食其肝脑，比喻恶霸横行，鱼肉乡民；作为百鸟之王的凤凰不闻不问，暗讽最高统治者的昏＠（１９）纵容；ｚｈāｎ＠⑩鹞只顾啄食残肉，而不驱逐凶暴，比喻地方官吏狼狈为奸，玩忽职守；百鸟无处寄宿象征百姓不得安身。这首诗若用赋体加以演绎，可以写成一篇更深刻的《燕子赋》。天宝十四年韦应物十九岁，他也许接触过《燕子赋》，也许不谋而暗合。
　　杜甫有《义鹘行》，写二鹰养子柏颠，为蛇所吞噬。二鹰力不能救，乃领来健鹘，与蛇搏斗，折蛇尾，穿蛇肠，为鹰报仇后高翔而去。作者从樵夫那里听到传闻，立即作诗大加赞扬，目的是“用激壮士肝”，提倡为民除暴。后世评杜诗者比之太史公义侠传。
　　白居易有《燕诗示刘叟》，写梁上双燕育四儿，雏燕羽毛丰满后，弃母而去，老燕日夜悲鸣。作者意在谴责不孝儿女抛弃父母，最后却要老燕反省：“思尔为雏日，高飞背母时。当时父母念，今日尔自知。”较汉魏以来将群燕分飞比喻夫妻分离，算是别出心裁了。
　　在唐代散文中，司空图有《说燕》。他写道：“燕虽同类，有巧拙之目。里人构其寝始就，而拙者遽巢其间。巧者既至，必搏而逐之，俾之他室。虽童稚亦以为恨。里人不能决其去留者，盖辨之不早尔。”作者联想到执政者用人，“则贤不肖之取舍，乃系所择之先后尔，可不戒哉！”这实际上是一篇小品文，托物喻政的意识很明显。
　　李华有《ｘｉāｏ＠③击狐记》，有狐扰乱宫里，为ｘｉāｏ＠③所击杀。有人责ｘｉāｏ＠③伤生害理，作者却为之叫好。通过猛禽搏击恶兽，宣扬除暴安良。并警告地方官吏，如不改恶从善，有甚于狐之害人，则将被惩于ｘｉāｏ＠③。文章主旨与杜甫《义鹘行》相同，皆赞扬侠义，而议论更多，政治性更鲜明。
　　唐代赋中，郗昂有《鹬蚌相持赋》，把《哉国策》中的寓言用赋的形式加以铺张，不但鹬蚌互相指责，渔父也发表评论。颇具戏剧性，但没有什么政治性。语言典雅，音韵和谐，题下注明以“洛城风日”为韵，属于律赋。
　　张仲素有《黄雀振白环赋》，将《续齐谐记》里的传说改写为赋，基本思想和故事情节没有变化，文辞绚丽，也属于律赋。丽则丽矣，反而不如民间传说之朴素自然。
　　卢照邻有《穷鱼赋》，小序中说，他为群小所攻而被拘，赖友人救护得免，遂感赵壹而作此赋。手法更铺张，更拟人化，让拯救穷鱼的大鹏也开口讲人话，发感慨。故事性更强，寓言色彩更浓。
　　　　　　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宋元明时期，禽鸟争巢或相斗的故事，仍然屡见于作家笔端。有诗，有文，有记实，也有寓言。
　　北宋梅尧臣有多首此类诗篇。如《乌毁燕巢》：“堂间两胡燕，哺雏衔百虫。老鸦亦养子，偷雏燕巢中。燕巢忽坠地，六七皆命穷。赤身无羽翼，肠断彼雌雄。”仅作纯客观叙述，对燕与乌都予以同情。《雀夺燕巢生四雏》写雀夺燕巢生雏，燕竟去而不争。义者欲除雀，作者矜而留养，俟其长大乃逐之。实录而已，并无讽刺。《谕鸟》诗则纯属政治寓言。将凤凰比作帝王，乌鸦比作宰相，所用鸟官，唯求附己，不问贤否。“以燕代鸿雁，传书语暄凉。ｑú＠（２０）鸽代鹦鹉，剥吞说语详。秃ｃāｎｇ＠（１４）代老鹤，乘轩事昂藏。野鹑代雄鸡，爪咀称擅场。”它们胡作非为，朝政一塌糊涂。为百鸟所厌，乌鸦亦被凤凰逐去远方。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认为是讽刺范仲淹任用“四瞪”、“三虎”等酷吏而作。梅氏又有《灵乌后赋》，用意与此诗相同，描写不及诗之具体。范仲淹曾作《灵鸟赋》，为自己辨解。可见寓言已卷入政争。
　　南宋李若水《李忠愍集》有《巢乌说》，记其庭有群乌筑巢，“其勤者巢始基，而惰者惮取薪之难，每视勤者之往也而攘焉。”勤者病之，相约护巢，而惰者势众，相斗ｘｉé＠（２１）不已。“护者力不胜，乃遁。迨相呼而至也，其巢虚矣。其复巢之而攘也亦然。”于是相搏，相追，相诟，日夜飞噪。作者感慨说，动物尚且如此争斗，“则夫人之宅显位处高爵而欲免乎忌夺倾失，难矣哉！难矣哉！”虽有讽世之意，但倾向性不鲜明，似乎争夺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不但缺乏《神乌赋》《燕子赋》那样的同情心，也不如司空图《说燕》的是非感。
　　元人王旭《兰轩集》有《黠乌说》，记其邻之树，“有乌分南北巢其上，（南乌）伺北乌之出也，则往窃其构，不数日而巢成。北巢殆尽，疑南乌之窃己也，伪飞去，止他树以觇焉，既而果然。北乌飞还，据巢相斗，尽取其所窃以归。”作者由乌及人，“世之怀诈伪以相倾，行穿窬而无耻，损人益己，害众成家，与斯乌何以异也？呜呼！终亦败亡而已矣。”明确谴责偷盗行为，比李若水思想前进一步。李王二氏的基本意象都是记实，也可以说源于《诗经》的《鸱ｘｉāｏ＠③》。至于汉代的《神乌赋》，他们未必见到。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有人作《雕传》以警告刁唆词讼蠹民梗政者。大意说，凤凰为百鸟长，有雕为害，百鸟逃避。雕无所食，乃在凤凰面前诉说百鸟种种过错，凤凰惑焉，命ｓｈｕāｎｇ＠（２２）鸠治之，ｓｈｕāｎｇ＠（２２）鸠与雕勾结，搜，逐，捕，啄众禽，而雕势益涨，百鸟或馁死草莽，或深藏远窜。凤凰忧之，访求鹤仙，命其乘轩巡察。鹤查明事实，请除众雕。凤凰从之，使虞人广罗弓矢，雕徒尽毙，余党慝于深山不敢出。这是又一个有意创作的政治寓言，比韦应物、梅尧臣情节更复杂，与敦煌《燕子赋》近似，但人物只有行动，没有话语，不如《燕子赋》之神情毕现。
　　明人刘基有《义鹊》，记“二鹊各巢而生子，其一母为鸷所搏，二子失母，其鸣啁啁。其一方哺子，若见而怜之，赴而救之，即衔至一处哺之，若其子焉。”作者叹息说：鹊“乃能义若此，何以人而不如鸟乎？”（《田间书·杂言》）亦属禽鸟相搏而派生的故事。如果说杜甫《义鹘行》是赞扬男性中的侠客，刘基《义鹊》则有似女性中的义妇。
　　明人谢肇ｚｈè＠（２３）有《鹞雀赋》，小序申明是有意效子建之赋。全用四言，铺陈演绎。前半节写鹞雀对话，相斗，大致同曹赋；后半节增加行人救助，雀乃高飞；最后还有群鸟吊问。故事性更强，刻划更具体，但文字不如曹植平易通俗，似属戏谑之作，无他深意。
　　刘乐贤、王志平《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列举了藏族民间故事“乌鸦与猫头鹰”，那其实是佛经《杂宝藏经》寓言的翻版。该文还提到白居易《禽虫十二章》、李频《黄雀行》、李建勋《归燕词》、张岱《夜航船》，其中虽有禽鸟夺巢的记述，不过简单几句而已，没有故事情节，也缺乏以此寓彼的用意，就不一一论列。
　　从以上简单考察不难看出，描写禽鸟相斗相别的寓言文学，萌发于民间，《诗经》开其端，汉乐府、《神乌赋》踵其后。继而引发文人的兴趣，赵壹、曹植、鲍照、吴筠、韦应物、白居易、梅尧臣、王旭、刘基，竞相效法，代有创作。并且逐渐增加了作家的主体感情成分和社会政治意图，对客体的描写则越来越淡化，禽鸟相别题材甚至成为凝固的抒情定式。而在民间，从六朝小说、佛经寓言到《燕子赋》，结构愈来愈复杂，比较注重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和客体活动的具体表现。各个不同时的作品尽管有这样那样思想内容的区别，文章体裁的不同和手法风格的差异。但终于汇集成为同一类型的文学系列。
　　通过对《神乌赋》源流的考察，或许能够举一反三，提高人们探索古典文学某些主题、题材、意象的产生、发展、继承、变化的兴趣，从中总结出某些艺术思维的经验与教训，这也许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琐去王
　　　　＠②原字朔下加心
　　　　＠③原字号加鸟
　　　　＠④原字疒内加者
　　　　＠⑤原字安加鸟
　　　　＠⑥原字穴下加井
　　　　＠⑦原字竹头下加比
　　　　＠⑧原字口加敢
　　　　＠⑨原字疒内加君
　　　　＠⑩原字颤右加鸟
　　　　＠（１１）原字为彀中的弓替换为鸟上加一横
　　　　＠（１２）原字氵加贲
　　　　＠（１３）原字钅右加隹下加又
　　　　＠（１４）原字仓加鸟
　　　　＠（１５）原字僚去亻加鸟
　　　　＠（１６）原字贝加鸟
　　　　＠（１７）原字熏加力
　　　　＠（１８）原字日加方
　　　　＠（１９）原字目加贵
　　　　＠（２０）原字瞿加鸟
　　　　＠（２１）原字胁的繁体字
　　　　＠（２２）原字爽加鸟
　　　　＠（２３）原字氵加制
　　
　　
　　
中国文学研究长沙8～16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谭家健19981998《神乌赋》属于汉代俗赋，这类禽鸟相斗相别寓言，原于《诗经》；存在于汉乐府，曹植曾戏作，佛经有同类，敦煌赋有发展，唐宋元明文人多有模仿者。禽鸟相斗相别寓言/民间俗赋/文人赋/拟乐府谭家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职称：研究员　邮编：100732 作者：中国文学研究长沙8～16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谭家健19981998《神乌赋》属于汉代俗赋，这类禽鸟相斗相别寓言，原于《诗经》；存在于汉乐府，曹植曾戏作，佛经有同类，敦煌赋有发展，唐宋元明文人多有模仿者。禽鸟相斗相别寓言/民间俗赋/文人赋/拟乐府

网载 2013-09-10 21: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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