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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德洙主编，张儒、徐亦亭任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首次对今天中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作了亘古贯今的科学描述，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源流和文化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着眼于中国古代的民族区域文化，注意到历史上的中国古代民族在其孳息和活动的地域内，受一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的以物质资料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东南沿海的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南方的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以及北方和西部游猎、畜牧民族的游牧区域文化，历史唯物主义地探索了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在反映和推动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进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这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系统介绍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及其主要表现──衣、食、住、行、宗教节日、工艺技术、音乐诗歌、神话传说、伦理观念等方面的沿袭和变革，勾勒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同条共贯的发展，及其风格迥异的特征。不仅形象地直接展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而且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长期密切交往，促进了彼此依辅、相得益彰的团结互助关系。
　　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编撰的64位作者，有不少是造诣颇深的着名学者。其中有一批少数民族的专家、教授，以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谙熟和独到的深刻理解，弥补了目前文献资料和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使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脉络清晰、特征鲜明地呈现于世。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反映和标志着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新研究和新成果。这部具有一定新意的学术性论着，尽量在文字上做到简明流畅，寓深奥难解于通常的表达之中，具有民族性，群众性和科学性、通俗性，从而使广大读者能够读懂并且喜欢。
　　揽阅《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会发觉内中不乏精义入神的高识妙论。开卷首载满族学者赵展教授所撰《满族文化史》，根据满族的文化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肃慎，溯探了肃慎之称的文化渊源，提出“肃慎是东进的通古斯原始群体的后裔。毫无疑问，他们是通古斯诸群体中最东边的一支，自然形成‘东方人’的概念”。接着，深入浅出地解释了通古斯语东方之意的汉字音译为“朱里”；在其后缀表示人的附加，汉字音译为“钦”，两者结合的“朱里钦”。因汉字不能标记卷舌音，于是就标记为肃慎，或者稷慎、息慎等。这样就使繁锁枯乏的史学考证，变得简洁明了，浅近易懂了。
　　谢肇华、何溥莹两位研究员的《锡伯族文化史》，并不拘泥对今天有聚居地的新疆查尔查布等地锡伯族的文化进行探源，却立足于其“悠久而曲折的历史，广阔的北方大地，为锡伯族创造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了深厚的根基”。有了如此开阔的历史和地域视野，作者便言之有据地，从古代东胡人的文化、乌桓人的文化、鲜卑人的文化和室韦人的文化那里，理出了锡伯族文化的源流脉络，从民族形成的角度，折射了锡伯族文化的起源：“室韦的部落很多，始终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到了辽金两代，室韦部落群基本解体。到了明清两代，南室韦即演变成了今天的锡伯族。”
　　张公瑾教授在《傣族文化史》中，进行了拓创性的文化溯源。提出：“至今7 千余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器物，对我们追溯傣族的古老族源将会是饶有兴味的。浙江一带本是古代越人住地。河姆渡文化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傣族先民的古老渊源，可以从河姆渡文化中看到其间的连续性。”从历史上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拓展传播，山回路转地开辟了傣族文化源头的追溯。作者还认为：“语言中保存着历史、文化的遗址，通过语言可以考察傣族人民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从而解决民族文化史、思想史上的某些疑难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把语言只看到是一种交际工具，而且还要看到它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要把语言史纳入文化史的范畴之中。”
　　土家族学者彭英明教授同张雄教授等合撰的《土家族文化史》，不仅脉络清晰地将土家族文化的缘起、发展，纲目有序地呈现于世，而且详尽地对羁縻时期、土司时期、改土归流至辛亥革命前以及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建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家族文化进行论述。介绍了柄彪史册的土家族文化名人和土家族优秀文化，充满了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是成功的少数民族文化史的又一范例。
　　当然，集各地、各民族作者通力编撰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鉴于参写者的学术造诣和理论修养等方面的水准不一，对一些问题也各有所见；加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还刚开始不久，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尚比较薄弱，因此，在这部着述中，不仅有着各民族文化史内容取撷和某些体例上的参差，同时也有质量上的高低。甚至使有的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少数民族，在这部引入瞩目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显得相对地暗淡失色，这不啻是个不该有的遗憾。
　　我们还注意到，编纂者虽然是根据各民族的地理分布进行排列的，但是，也没有忽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语言分布系属的内在联系。实际上，这正是这部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编撰上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然而，个别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编排，却同全书遵循的民族地理分布及民族语言分布系属结合的方法，有着抵牾和矛盾之处。
　　辽宁人民出版社在当前出版界面临的新形势下，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资金，策划和出版这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他们的远见卓识，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出版事业，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所给以的关心和支持。出版社的编辑们，对书籍的开本、版式、封面装帧都精心设计，尽量完美地反映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独颖的传统形式和民族内涵，又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化恢宏混一的意蕴。
　　总之，我们欢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编撰和出版。并且还期望着在此基础上，有更多、更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的论着出现，尽快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和编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促进全人类的进步，作出新的应有贡献。
　　
　　
　　
民族研究京98-99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魏谷19951995 作者：民族研究京98-99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魏谷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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