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簡體傳統

作者: （美）莫里斯・梅斯纳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 张瑛／等
出版年: 1992-02
页数: 546

作者简介 · · · · · ·

莫里斯·迈斯纳，写作此书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主要着作有《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MZD主义和乌托邦》等。

目录 · · · · · ·

序言
增订版序言
・第一编革命传统
・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
・第二章知识分子的叛离
/民族主义与对传统观念的抨击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
・第三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流产
/1925―1927年的革命
・第四章革命的MZD主义阶段与延安传统
/长征在政治上与心理上的意义
/延安时代与农民革命
/MZD主义的渊源
/延安的马克思主义
/延安的传统
・第二编新秩序（1949―1955年）
・第五章胜利后的窘境
・第六章新国家
/领土统一：未完成的任务
/镇压与恐怖
・第七章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
/建国初期的城市经济
・第八章土地改革：农村中的资产阶级革命
/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
・第九章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与政治后果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经济落
/后与社会主义的观点
/第一个五年计剁工业化与
/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性质及其
/经济后果（1953―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政治后果
/高岗事件
/肃反运动
/社会后果
・第十章农业集体化（1953―1957年）
/新的土地革命
・第三编重振革命精神（1956―1960年）
・第十一章百花：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自由
・第十二章不断革命：大跃进运动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与不断革命思想
/MZD主义与不断革命论
・第十三章大跃进的经济
/人口、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问题
/劳动力与“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
/技术革命
・第十四章人民公社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1960年）
/农村人民公社的出现
/第一次退却
/庐山会议
・第四编热月的反动（1960―1965年）
・第十五章官僚主义的重新出现
・第十六章新的经济政策（1961―1965年）
/人民公社的衰落
/工业的整顿
/教育
・第十七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年）
/军队的作用
/MZD崇拜
/革命接班人
/关于历史和辩证法的争论
・第五编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1966―1976年）
・第十八章文化革命的概念
/文化革命的概念与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社会不平等
/社会主义理想的衰退
/阶级与阶级斗争
・第十九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
/红卫兵
/上海公社的浮沉
/夺权、军队与极左派
/（1967年 3―8月）
/文化大革命的热月
・第二十章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后果
/农民与城乡关系
/工人阶级与工业劳动分工
/知识分子、学生与文化
/政权与社会阶级：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第二十一章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与MZD
/时代的结束（1969―1976年）
/林彪垮台
/批林批孔运动
/“四一人一帮”的兴衰
・第六编尾声：MZD逝世后时代的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
・第二十二章 MZD时代的诸遗产
・第二十三章 MZD逝世后的中国
/邓小平的上台
/MZD问题
/经济改革及其社会后果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化
・美国一些报刊对本书的评价

MZD的中国及后MZD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序】

莫里斯·迈斯纳

中译本序：另一角度的考察
　　面向世界、这不仅是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理论科学的要求。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科学尤其如此。
　　如果说在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人类文明曾经分成互不联系的独立体系而同时发展的话，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世界已经变了样。科技进步、交通发达、信息交流、把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地球变小了”。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发展的整体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没有接受丝毫的外来影响，并反转过来影响于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能局限于个别国家和地区，只作微观的考察；而必须开阔视野，从全球角度，作宏观的多方面的考察，才能更真实地了解事件的全貌。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这样的考察研究，正是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缺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贯彻，中外的学术交流增多了，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着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我国的一些学术着作也被介绍到外国，这对理论科学研究无疑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发展的形势是可喜的，但就现有成果看，又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极需大力加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它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这场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是国际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普遍公认的。例如，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道，“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绝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这段历史，更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去考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们是当事人和亲历者，搞研究工作有别人难于具备的优点和长处。但正因为是当事人，也就难免有其局限，难免要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以致主观情感的制约；在一些事情上反而旁观者可能看得更清楚。这正是外国学者们的有利条件。因此，当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杜蒲提出要把莫里斯•迈斯纳教授的专着《MZD的中国及后MZD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翻译成中文出版时，我便欣然同意了。
　　莫里斯•迈斯纳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主要着作有《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MZD主义和乌托邦》等。这部《MZD的中国及后MZD的中国》，是他近年的一部力作，概括了他近年的主要研究成果。作者在前言中声明：“本书将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与过。”从对许多具体历史事件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力求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例如，他没有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攻击中国的抗美援朝是“侵略者”，而承认这场战争极大地唤起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豪感，因为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西方军队——而且还是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于颇为西方许多人诟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对于共产党人的恐怖镇压不能仅仅从道义上去谴责，因为中国人民几十年来饱受反革命恐怖之苦；而且若不这样做，也不能巩固新的国家。对于土地改革，他也是肯定的。认为土改运动消灭了封建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扩大了新政权的群众基础，为国家在农村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土改是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但它并没有改变农业传统的生产模式，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限制等等。
　　当然，由于作者研究的角度、掌握的材料和指导思想体系的不同，对于中国革命和某些具体事件得出与我们不同的评价和结论，这也是不奇怪的。例如，他认为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衡量，只能得出令人沮丧的的结论：中国既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也绝非像现在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又如，他认为，共产党与其号称代表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并无联系；再如，认为MZD时代的遗产是一份含混、矛盾的遗产，其标志是前进的社会经济与倒退的社会政治之间的深刻矛盾等。
　　接触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不是会有危险呢？过多的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有自信心。而且，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舆论一律，长期只能听见一种声音，并不是一件好事，它会导致思考力的萎缩和不动脑筋的盲从。相反，在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切磋中，恰恰埋下了理论发展的契机。正是在这种不断扩大的中外学术交流中，才能真正做到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因此，这种交流无论对党政干部，理论工作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肯定都是会有益的。
　　金春明
　　1988年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修订版前言
　　《MZD的中国》一书初版的写作工作始于70年代初期，1976年夏季，仅仅在MZD于9月去世前的几个星期，本书的手稿全部完成。1977年，在自由出版社即将准备出版本书之际，我又简略并十分匆忙地将关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的去世及这一事件的直接政治结果①［注：MZD去世的直接政治结果是华国锋接管权力和（于1976年10月）逮捕了自称是MZD信徒的“四一人一帮”。在《MZD的中国》一书的初版中，我曾将华国锋称为“官僚机构的看守人”。后来华国锋作为中国领导人短暂而又平庸的执政历史表明，没有必要修改这一评语。关于“四一人一帮”的情况我在1976年知之不多，所幸的是，虽尚有许多不足，但修订后的这本书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的内容补充进最后一稿中。
　　尽管MZD和MZD的神话曾经如此显赫地支配着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1／4世纪，但是在我写作本书初版的最后几页时，我尚未充分认识到MZD离开中国历史及他本人进入“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意义。事实表明，MZD的去世为中国革命全面的非激进化和解放MZD时代创造的但又受到压制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提供了时机（尽管并非必然是其原因）。这些力量基本上是迅速的（然而是失调的）工业化的产物，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上升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MZD去世后的这些年中，邓小平和他的伙伴们使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了令人注目和引起争议的变化。虽然还难以预料邓小平时代实行的政策和改革试验的社会结果，但迄今所发生的变革已远远超出了我在1976年所能预期到的范围。虽然我怀疑，这些变革并非像其表面呈现给现在的观察家们的那样是根本性的。然而，无论邓小平时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MZD的继承人提供了大量关于MZD时代的新情况，尤其是如今受到北京谴责的关于1966—1976年“文一革十年”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出于有意，另一方面也是在“四个现代化”旗帜下实行的新路线的自然结果。
　　有关MZD时代后期的新线索和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进入后MZD时代）促成了本书新版的问世。考虑到大量新的事实和研究成果，我对本书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共灾难性后果的第五部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新增加的“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一章，把60年代后期发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事件置于一种更易于理解的历史和理论的环境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果的叙述（本书第19章和第20章）增加了大量的内容，这场大动乱如今呈现出来的比我在写作本书初版时所看到的要更有破坏性，也具有更复杂的社会含义。关于叙述MZD晚年统治的第21章（初版第20章）尤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扩充。在1976年，标志着MZD时代结束的大量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尚未为人所知，至少对我是这样。我所知道的事情的意义又是十分模糊并常常有所误解。我希望经过修订后的本书不致有重大的缺陷。所以，讨论“文一化一大一革一命十年”的第五部与本书初版时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篇幅也相应更长了一些——对此恳请读者见谅。
　　本书新增写的第六部是认识MZD去世后这些年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初步尝试。这部分由两章组成，其中比较简短的前一章是试图评价MZD时代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并指出MZD遗留给他的继承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后一章（第23章）扼要地阐述了后MZD时代的历史。由于这是一个在 1985年中期尚未结束的变革和实验的时期，所以这一章仅仅是一个历史纲要，在这里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尝试性的说明。
　　应该指出的是，对本书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章节的修订受到了财力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除了更正印刷方面的错误外，对本书叙述1966年前的历史的修订只限于其中两章。关于50年代中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10章的后半部分作了一些变动，吸收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14章的最后几页也作了些修改，补充讨论了由于大跃进的冒险而造成的饥荒。
　　在试图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后MZD时代的中国历史时，我在本书中运用的判断标准与初版时运用的完全一样。在评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时，无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MZD主义者还是批判“文革十年”的后MZD时代的领导人，我都努力接照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目标所持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喜欢用的“现代化”这个多少有些杂乱的棱镜来看待他们本人的言行。后MZD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MZD主义的前任一样，也宣称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所推行的不单纯是现代化，而且还是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他们努力的结果也应相应地以此来判断。
　　中国的共产主义现实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差距，按照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与过去的）领导人宣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当代中国历史，势必会导致批判性的、或许还是令人沮丧的结论。在《MZD的中国》一书的初版中，我正是按照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后MZD时代很可能是以官僚主义的持久存在及官僚主义对社会的继续统治为标志。尽管MZD的继承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们，我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这个结论，即使我对于这些年变化了的许多其他问题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本书初版的另一个结论是MZD主义的中国没有能够坚持其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修订后的这一版中，我又将这一结论用于后MZD主义的中国，因为对我来说，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似乎比10年前更加遥远了。另一方面，我也并不打算接受那些后MZD政权的批评者或拥护者在目前所持的观点，即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黎明即将来临。和MZD时代的情况一样，后MZD的中国既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也不可能变成其中任何一个，除非人们无视所有经历史认可的事实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重新加以定义。在本书第六部中，我将论及我作出这个也许是模糊不定的结论的理由（尽管比我原先想作的要简短得多），读者将会鉴定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
　　在本书的各部中，尤其是在最后几部中，读者也许会发现某种失望的或许是悲伤的情绪。尽管我并不指望亲眼看见但却总是希望着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而对MZD政权后期和后MZD时代所怀有的这种希望的逐渐破灭，无疑反映在本书的第五部和第六部中。然而，我确信，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既造成过大的灾难，但也取得了较大的物质成就和社会成就。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会唤起人们很高的期望，但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革命者成为统治者后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而不是他们取得的成就。不过，我希望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MZD时代还是后MZD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与过。
　　本书初版与新版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许多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造诣颇深的学者们的工作。尽管他们不一定同意我在本书中的很多观点，但本书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在这里简略地提到的以及未提到的他们的着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帮助、卓识、批评和鼓励。
　　无论从个人的还是学识的角度，我都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妻子林恩•卢布克曼，她对本书的写作所作的贡献是不朽的，即便这本书本身并非是不朽的。
　　莫里斯•迈斯纳
　　1985年秋
前言
　　卡乐•马克思喜欢历史悖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一个世纪即1850年，马克思沉迷于某种带有异想成分的推测：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①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七卷，第265页。此下凡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皆为译本，不再标明。］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乘坐喷气式飞机飞往中国，他们发现，在中国的墙上不仅写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口号，而且还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在马克思时代以“天朝”而闻名并被马克思称为“活化石”的这片国土，如今不但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国家的入口，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字样：“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马史思当然从未作过这种预言），“先进的”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竟然会深深植根于“落后的”亚洲这片最古老的国土上。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悖论苦思冥想。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这一假定的基础之上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才告诉人们，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创建使社会主义具备现实的历史可能性的工业前提，并同时造就出现代无产阶级这一注定会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力量。然而，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却利用农民的造反力量实现了一场现代最伟大的革命。
　　当然，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并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首创。第一次马克思主义革命发生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与他们最初的期望完全相反）不久便被迫将自己的革命活动限制在一个缺乏马克思规定的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和社会先决条件的国家里。如今，这些活动的社会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对那些期望人类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人来说，这些结果令人十分沮丧。30年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一条不同的革命道路，在一个更加落后的国家里取得了政权。在过去了的1／4多的世纪里，他们形成了一条新的革命胜利后的道路，它的最终社会结果还难以预料。本书便是一部关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进行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共和国史。
　　这一时代正式始于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MZD高高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但革命本身已走过了它的历史顶点。在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前的几个月，人民解放军的农民士兵就已开进了北京和其他城市，他们受到了城市居民（这些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的执烈欢迎。而在远离古代中国都城和近代中国城市的辽阔的农村偏远地区，在此之前就已完成了革命的决定性战役。征服城市并在北京宣告建立人民共和国只是这场革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趋于完成的短暂的一瞬，而在此之前，这场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革命性内战经历过20多年艰苦的岁月。英雄的严峻的革命时代已成为过去，那为1949年的胜利者尚无法预见其进程的新的革命一幕业已开始。
　　然而，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1949年10月1日却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日子。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单一的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革命事件是决定性的，就像巴黎群众一举攻占巴士底狱、或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撼世界的10天”里一举夺取政权那样。对于中国革命者来说，既没有巴士底狱可去进攻，又没有冬宫可去占领。近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点，给中国革命提出非常不同的和更加艰巨的革命任务。当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时，摧毁旧制度的战斗已经结束并取得了胜利。10月1日并不是北京的革命暴力时代的开始，而是革命者推翻统治者的革命结束之日，这一天可以回溯到（并反映了）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多年的斗争和付出的牺牲，也正是在这一天里，人们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发展自己国家的和平任务。在长达数十年的摧毁旧的统治的革命暴力中，逐渐孕育着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芽，奉献给1949年10日1日，正是在此之前的革命性破坏和革命性创造的全部历程。在过去的1／4多的世纪里，每逢这一天，中国领导人都要站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国庆节——“新中国”正式诞生的纪念日。
　　但是，一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却不能从这一法定节日开始。革命产生了新社会，但新社会决非从无中产生的。尽管MZD曾宣告说，中国是一张白纸，勤劳的中国人可以在上面写下他们所希望写上的任何新的革命词句，但历史的往事却不可能这样轻易地一笔勾销。因为在马克思的中国信徒宣布革命的有利之处在于“一穷二白”之前的一个世纪，马克思就曾指出，革命事件的历史真理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中国的过去承继下来的特定条件和经验的产物。新的制度并不像至今还很流行的（但却是错误的）“共产党接管” 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于1949年突然从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头脑里完全成熟地出现的。那些准备和发动革命的人不是外来的入侵者，他们既是具体的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又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要理解他们在1949年以后创造的中国历史，就必须首先理解他们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因此，本书第一部是关于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历史环境的总论，阐述他们直接碰到的、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第二部到第五部试图叙述和评价被称为“MZD时代”的历史，既从1949年MZD宣布新中国诞生之时起到1976年9月9日MZD逝世之日止的历史。
　　我并不想把这一段历史当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实例来研究，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书以下各章将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全景式地研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是“现代化者”，既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无法建立一个评价其成败的高水平的判断标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痛切地认识到写作当代史的困难和危险。距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距一个刚刚结束的革命时代越近，那么认识这个时代所具有深远意义的特征也就越困难。今天看来似乎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在明天就显得毫无意义。而对一个试图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来说，他既苦于资料过多又苦于缺乏资料，我只是希望，本书没有遗漏太多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也不致包括过多的将被证明是琐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