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城故事吳儂軟語溫婉人心的力量  >>>

簡體     傳統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译文]  司马昭的阴谋野心是有目共睹的，所有的人都知道。

       [出典]  西晋  陈寿  《三国志》

       注：

       1、原文：

        《三国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传》：“五月已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裴注：“《汉晋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待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2、【解释】

         路人：路上的人，指所有的人。

        3、【典故】

        司马昭是三国时魏国人，他父亲名叫司马懿，是魏国的大将。魏文帝曹丕死后，魏国的大权实际上落到司马懿手里。

        司马懿死后，大儿子司马师辅助十三岁的皇帝曹髦，权势比司马懿更大，但没有多久，就病死了。司马师在病重的时候，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弟弟司马昭。

        司马昭总揽大权后，野心更大，总想取代曹髦。他不断铲除异己，打击政敌。年轻的曹髦知道自己即便做"傀儡"皇帝也休想当长，迟早会被司马昭除掉，就打算铤而走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干掉司马昭。

        一天，曹髦把跟随自己的心腹大臣找来，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耻辱，我要你们同我一道去讨伐他。"几位大臣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飞蛾投火，都劝他暂时忍耐。在场的一个叫王经的对曹髦说："当今大权落在司马昭手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军王您力量软弱，莽撞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应该慎重考虑。"

       曹髦不接受劝告，亲自率领左右仆从、侍卫数百人去袭击司马昭。谁知大臣中早有人把这消息报告了司马昭。司马昭立即派兵阻截，把曹髦杀掉了。

       后来，人们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说明阴谋家的野心非常明显，已为人所共知。

      4、曹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赤膊上阵、亲手去刺杀权臣的皇帝，但是他失败了。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个人英雄主义皇帝是北魏的元子攸。他虽然杀了权臣，但并没有解决权臣当国的问题。相对于当国权臣来说，生长深宫的皇帝最大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血统。“皇帝”的金字招牌还是可以吓住绝大多数人的。比如曹髦在打斗中，他的皇帝光芒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遗憾的是，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而且是不断钝化的武器。随着权臣权势的巩固和人们对皇室的失望，皇帝的光芒就逐渐暗淡了。更要命的是，对于那些权臣的党羽来说，他们的利益是与皇帝的利益截然相反的。成济之所以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皇帝，就是因为被贾充点拨出了这一点。

　　曹髦利用皇帝的权威、高贵与尊严来扞卫皇帝的权威、高贵与尊严。他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太看重皇帝身份本身了。这位被称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小皇帝以这种罕见却可以理解的，高贵而又屈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20岁的生命。

　　曹髦本来是无缘于皇位的，而仅仅是高贵乡公。六年前（曹魏嘉平六年，即254年），魏帝曹芳被司马师废黜，降封为齐王。曹髦因为是曹丕嫡孙，被选中成为新皇帝。当时曹髦才14岁。虽然年少，但是由于过早目睹了家庭变故、宫廷争斗和皇室日衰的政治现实，他显露出了与年龄极不符合的成熟和世故。正史艳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

　　曹髦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到洛阳的时候，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在门口下轿，要向各位官员回拜还礼。礼宾官员阻拦说：“礼，君不拜臣。”曹髦回答说：“我并未登基，现在也是人臣。”最后，曹髦在城门口向群臣恭敬还礼。进城来到皇宫止车门前，曹髦又下车步行。礼宾官员又说：“天子有资格车驾入宫。”他又说：“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所为何事。”曹髦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曹髦谨慎得体、大方稳重的言行赢得了朝野的称赞，史称“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曹髦不仅会说话办事，而且个人能力非常出众。古代考察一个人的能力的重要方法是看他对儒家作品的理解程度和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曹髦虽然年纪轻轻，却能在太学里与年长的儒者们谈论《易经》、《尚书》及《礼记》，而且还能谈出新意来。同时曹髦还是古代历史上数得着的画家，画迹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放鸡犬图》、《于陵仲子像》、《黔娄夫妻像》。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其人物故实，独高魏代。”

　　也许是个人素质之高，让曹髦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兴复皇室的重任。为了收复已经涣散的人心，革清政治，曹髦在即位初就派遣侍中持节分巡四方，观察风俗，慰劳百姓，纠察失职官员。他以身作则，一改祖父辈大兴土木奢侈享乐的风气，“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为了赢得军队的好感，曹髦多次下诏哀悼军队伤亡的将士，安抚那些饱经战火创伤的地方。但是他能做的也仅仅是这些象征性的举措而已，司马昭牢固掌握着朝廷实权，曹髦还是逃脱不了金丝笼中鹦鹉的命运。中兴的欲望和现实的压抑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曹髦心理失衡，加上血气方刚，他就上演了赤膊上阵身亡殉位的一幕。

　　在曹髦刚登基的时候，当时掌权的司马师曾经私下问亲信：“新皇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一旁的钟会回答说：“才同陈思，武类太祖。”钟会是大世族大官僚家族出身，他将曹髦与曹植和曹操的文才武略相比，可见对曹髦的能力评价之高。司马师听完，轻声说道：“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社稷有福了啊。”实际上，他用凝重后悔的眼神注视着弟弟司马昭，心想：“这回，我们哥俩可能选错了人。”

　　现在曹髦在进攻的路上被自己的党羽当众刺死了，司马昭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喃喃自语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司马昭所谓的天下其实是指天下的世族大家们，没有权臣会对普通小百姓的感受投入过多的关注。东汉开始兴起的世族势力在三国曹魏时期得到了膨胀，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一些家族世代垄断某些官职。司马家族本身就是大世族，又是依靠北方世族的支持上升起来的政治势力。现在小皇帝暴亡，而且是被自己间接杀死了，世族大家们怎么对待这件事，司马昭心中没底。

　　他先跑到宫里去，对着曹髦的尸体放声大哭了一场，然后下令召集贵族百官，商量对策。

　　司马昭毕竟对突然的变故心虚，极需要将这件事情尽快摆平。他下令收殓皇帝尸首，开始操办丧事。多数贵族百官都应召来到皇宫，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对皇帝的“驾崩”悲伤欲绝。少数贵族官员没有来到，其中就包括大世族出身的陈泰。

　　司马昭极需要所有世族的支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去召陈泰入宫，理由是皇帝突然驾崩需要会集大臣商议，双方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司马昭不需要说什么，多次派人催请就是他最明显的态度了；陈泰也不需要问什么，去还是不去也是他最明显的态度了。

　　最后，陈泰还是去了皇宫，这是天下政治力量对比的客观结果。

　　司马昭紧张地握着陈泰的手，问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陈泰冷静地回答说：“斩贾充，才能稍微平息天下人的议论。”

　　这段对话发生在两个政治高手之间。司马昭开门见山地刺探陈泰对自己支持的要价。陈泰不追究皇帝的真正死因，只是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他要求杀贾充既是对曹魏王朝做个交代，也是寻求个人心理安慰。整个对话简洁而直入主题。但是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为司马昭解决了曹髦进攻的难题，是有功之臣。更重要的是，贾充也是一大世族，而且还是司马氏的亲家，西晋八王之乱时的贾后就是贾充的女儿。杀贾充来掩饰自己的罪行对司马昭来说，代价太大了。因此他不同意陈泰的要价，他还需要贾充这个得力助手协助完成代魏的过程呢。

　　因此，司马昭又问陈泰：“杀其他人，行吗？”

　　陈泰坚定地说：“但见其上，不见其下。”陈泰的意思是皇帝的死事关重大，只能杀官居高位的人，而不能找一两个喽罗顶罪。

　　司马昭决定抛开陈泰，强硬摆平这件事情。他高声宣布：“成济弑君，罪大恶极，应诛灭九族！”

　　成济当时正站在司马昭一旁，可能还在想着自己会接受什么样的奖赏，万万没想到等来的会是这个结果。他当即急了，大声嚷起来：“成济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罪不在我！”

　　司马昭不等成济说出更难听的话来，示意将他立即拖出去。兵士涌上来，堵住成济的嘴，架了出去。成济全家因刺穿曹髦的那一矛当即被族诛了。司马昭再以为臣不忠，祸乱朝政的名义将没有向自己报信的王经族诛。接着，司马派势力迅速地筹办起皇帝的丧事来。

　　必须承认，司马昭对此事的处理并不完美。他以杀戮来掩盖弑君的真相，反而给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感觉。从王经死的时候到现在，曹髦死亡的真相一直就不是什么秘密。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昭的叔父司马孚当时就反对侄子的处理方法。曹髦遇害初期，百官因为司马昭的态度不明，没人敢奔赴现场悼念皇帝。司马孚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抚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边哭边说：“杀陛下者，臣之罪。”

　　司马孚与其他人云亦云地参加丧礼的人不同，他上奏要求追究弑君主谋之人。司马昭不理会自己的叔叔。当时太后和司马昭商量，以平民之礼埋葬曹髦。司马孚坚决反对，拉着一批大臣上表要求以王礼安葬曹髦。

　　最后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领衔，众大臣将此事定性：“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现在朝廷依西汉昌邑王因罪被废的先例，以平民之礼埋葬他。臣等身居高位，却没有避免这样的祸乱发生，真是肝胆破裂。太后仁慈过隆，臣等心有不忍，特加恩以王礼安葬高贵乡公。”也就是说，曹髦死后被称为他之前的封号：高贵乡公。他的死被归为他的道德缺陷，是咎由自取。因此朝廷将他废黜，以平民之礼安葬。但因为太后可怜他，所以升格为亲王的葬礼。

　　几天后，高贵乡公曹髦在洛阳西北三十里的瀍涧之滨安葬。没有贵族和大臣送行，没有旗帜礼乐，整个行列只有几乘破败的车辆。有许多百姓围观，指指点点。有人说：“这就是前几天被杀掉的天子。”说完，有人掩面而泣。

　　南朝的裴松之在注释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叹地说：“司马昭做得太过分了，这哪是王礼安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