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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陆耀东，１９３０年生，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学会副会长，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现代文学评论家，尤以诗歌研究和鲁迅研究为学术界所称道。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已出版专着《二十年代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中国现代四作家论》以及《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等。
　　陆耀东先生自１９５５年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以来，一直执着于学术与教育事业。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矢志不移，即使在反右斗争中受到冲击，１９５８年下放农场劳动时，都坚持搜集资料，读书和写作。凭着在本学科领域的丰厚的资料积累、广博的知识修养和扎实的写作工力，早在５０年代的鲁迅研究等领域内即有建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更成为本学科领域出色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与同辈优秀学者一样，陆先生虽不具有创业者的资格，但历史却赋予他们以承继者的新姿、艰难推进的使命与深入开掘的重任。在王瑶、李何林、唐韬、刘绶松等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他们以扎实求新的学术品格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学术成就与贡献
　　　　　　１．鲁迅研究
　　陆先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从鲁迅研究起步的，在５０年代他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的骨干之一。当时，在一些研究者普遍否认鲁迅笔下的狂人所固有的病理特征，以划分阶级成分的方法取消这一形象的复杂性时，陆先生发表了《关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一文，通过对狂人的言论、行动和心理特征的分析，认定“狂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狂人，不是假装的，也不是统治者故意给他戴上狂的帽子，更不是作者心目中的概念的化身。从这个人物的言论、行动、心理活动来看，是具有狂人的病态的。他的感受，是一个有着明智观点的人物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的感受”。这种论析冲破了批评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使对于《狂人日记》的研究回归到审美对象本身，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供继续深入开掘的基础。因此该文常被一些论者提及，被认为是５０年代鲁迅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文章之一。纵览“狂人”形象的学术观点，先后有“假狂”说、“真狂”说、“真狂·象征”说、“狂与不狂的模糊集合说”，陆先生那颇有说服力的“真狂”说，已成为一家之言，载入鲁迅小说研究的史册。
　　“文革”后，陆先生在鲁迅研究中较早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在鲁迅与尼采的研究上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作为特定时期标志的成果。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一直是鲁迅思想研究者关心而不大敢接触的问题，除１９３９年洛浊文（王元化）写过《鲁迅与尼采》专论外，最近数十年来，在宁左勿右思潮的指导下，很少人去探索这个问题，似乎觉得把鲁迅与尼采联系起来便会贬低鲁迅。１９７８年，陆先生发表了《试谈鲁迅评尼采》一文，第一次系统地归纳了鲁迅在三个不同时期对尼采的不同评价，理清了鲁迅对尼采的认识过程，同时又特别将这种认识过程与鲁迅自身思想发展历程联系起来作动态考察，指出鲁迅对尼采的认识过程，“前期有偏颇，后期基本上正确。鲁迅对尼采的认识，和鲁迅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是一致的”；认为“有的同志把‘五四’看作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并不符合鲁迅思想发展的实际”。由于此论具有一种内在的深刻性和令人信服的真实感，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重视，多次被一些学术论着援引其观点或全文转载。赵家璧先生在《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这个专题自１９３９年王元化论文发表后研究上的“一个大突破”，“一次可喜的大收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从解放后数以万计的鲁迅研究论文中选录了３１篇其中就包括了这篇文章。在１９８１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陆先生又与唐达晖先生合写《论鲁迅与尼采》，较前更为深入透辟地分析了鲁迅接受尼采影响的时代原因，鲁迅与尼采在若干问题上观点的异同，尼采着作对鲁迅着作的影响，并就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从鲁迅的杂文、散文诗、小诗中逐一剥析出鲁迅与尼采的思想关系及其异同，论述十分精彩、深刻。该文在《鲁迅研究》发表后，先后三次被转载，又被选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１９８６年又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一书，该书编者在《概述》中指出此文“是近年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它将鲁迅与尼采比较论研究课题推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陆先生对鲁迅小说艺术的研究，成绩也比较显着。他和唐达晖先生合着的《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着眼于鲁迅小说作品思想与艺术上的独特之处的探过，新见颇多。其中既有微观探讨，也有整体把握。其敏锐的发现是作者通过细磨慢研而喷射出来的。这部书并不厚，但读过它的人都感觉着沉重的份量。
　　　　　　２．中国新诗研究
　　陆先生治新诗有年，早在５０年代就开始准备，新时期思想解放之初，他的新诗研究一发而不可收。《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等学术论着标志着他一开始就站在中国新诗研究的前列。收入该书的十篇论文，对２０年代各个流派中成就较大的１４位代表诗人诗作分别作了专题论述，加上附录的《新诗第一个十年鸟瞰》，从而较全面系统而又清晰深刻地展现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坛面貌。从他的一篇篇诗人论中，我们既能看到一个个诗人的独特面貌，又能窥见诗歌某些方面的总体气象和诗歌潮流的整合趋势，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诗歌研究的独到之处吧。所以，有的评论文章说，《诗人论》是可以“当作现代诗歌的断代史来读的”［①］。《诗人论》坚持以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为指导研究新诗。作者在评论“湖畔派”的爱情诗时说：“爱情是与人类社会同在的。在不同时期，一方面不可否认，它有着共同的成分。故而爱情诗的生命力，不能仅仅从它的时代特色中去寻找；另一方面，它又必然有着特定的时代特色，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即使爱情诗水平相等，它们的历史地位也不尽一样。可以设想，如果‘湖畔’派的爱情诗晚出十年那它就不会如此受人重视。今天，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然会降低。”这的确准确地把握了“湖畔”爱情诗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之所在。作者通过对冰心的小诗细致入微的分析后指出，冰心小诗对“爱”的讴歌，尽管其主观动机是多么不同，客观上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他说：“诗人那么重视母爱，把母爱视为最美好最高尚的东西，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社会只有冷风凄雨，充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没有或者缺乏‘爱’的温暖。诗人为什么那么推崇‘童心’，原因之一还是：儿童相对地说，较少受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薰陶，比较纯真，‘和他们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诗人歌颂宁静、柔和和清秀的大自然，我认为也是他不满意于社会现实，追求比社会现实更美好的境界的反映。”这里清楚地表明冰心的小诗内容与她所歌咏“爱”的哲学是合乎人道、关乎人性的，是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时代旋律相应和的。因为陆先生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把握诗人的思想倾向性，论定诗歌的审美价值，《诗人论》也就具有了浓厚的历史感。
　　《诗人论》在重视思想评论的同时，更重视美学的评论，这具体表现在对诗人艺术个性的探求和诗美的发掘上。作者对郭沫若、冯至、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的诗艺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他们的抒情个性和艺术技巧作了准确的揭示。他指出冯至的诗歌和郭沫若的诗歌两者都是美，但郭诗体现为“狂放不羁的气势，奇特的想象，粗犷的声音和英雄的格调”，而冯至则是“以正直的观念，健康的感情，纯净的心灵美影响读者。”郭诗如《女神》的美，“首先是内律”，冯至诗歌则“几乎全部用形象显示或暗示”。在论闻一多的诗美时，指出了他那“沿着自辟的航线飞翔”的想象的独特性，诗歌语言的绚丽的情调色彩等等。对徐志摩的诗，作者指出具有词藻美、形式美和音乐美，但同时也根据他从积极浪漫主义后退到消极浪漫主义的创作过程，指出他那妍媸互见的“感情柔细而流于腻，风格轻灵又近于滑”的抒情个性。类似这样的分析不仅避免了评论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批评思想中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的结合。
　　《新诗第一个十年鸟瞰》一文，可说是２０年代诗歌的略史。它是在对２０年代重要诗人专论的基础上对２０年代新诗的总论，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说了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对中国诗歌变革的动因，新诗理论建设和论争，新诗创作的总体面貌，新诗流派的发展线索及兴衰起伏的原因等，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其资料之详，涉猎之广，领会之深，让人佩服不已。这篇论文，无疑加重了本书的份量。
　　陆先生对２０年代各流派诗人的研究以对徐志摩等人的研究最为学术界所推崇，最引人注目。《徐志摩评传》是陆先生新诗研究上的重要收获。他以多年教学与研究的深厚功力，对徐志摩的生活、思想、艺术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索，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见解。在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作家。早在３０年代初，他就被认为是文坛的一个杰出代表，是没有与之并驾齐驱的继起者的布尔乔亚式的“开山诗人”和“末代诗人”。《评传》以大量的原始材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他还就徐志摩民主主义思想的性质，爱国主义的深度，在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中所起的作用，在几次论争中的具体表现以及文学创作的主张和实践，以及和他当时亲近的陈西滢、胡适、闻一多等人的异同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对于徐志摩思想与艺术的复杂性的发掘与剖析，是十分新颖、独特的，是作者从纷繁复杂的头绪中，从大量的史料中，经过理性的梳理后完成的，因而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徐志摩评传》对徐诗的评价，颇多精细独到的阐发。例如认为《志摩的诗》虽写于“五四”低潮期，但“也有时代精神的回响”，“具有‘五四’光华的折射”。《评传》在分析中摆正作品的生活内容与作品的总的艺术价值的关系，不以题材论高下。有些批评者特别着重《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谁知道》、《盖上几张油纸》、《一条金色的光痕》等，因其题材的现实性较强。而《评传》则认为，这些诗从题材上说，确有积极意义，但作为艺术总体，其艺术水平并不很高，给诗坛提供的独创并不多。而他的那些以爱情、理想以及其他一些无直接政治意义题材的诗篇，如《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再别康桥》等，则是徐诗艺术成就中最高的。
　　陆先生重点研究的诗人还有冯至。他写过《论冯至的诗》和《冯至评传》两篇长文，都着重探讨冯至的创作道路及在抒情诗、叙事诗和十四行诗方面的独特艺术贡献，特别是对其诗美的探讨，尤富于学术理论素养和才情。现在，他正在撰写北京出版社约稿的《冯至传》，相信这会是一个更有份量的学术成果。
　　陆先生对二十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已充分展示了他的实力和才华，现在他正在对三、四十年代诗人诗作进行具体研究。其中《论艾青诗的审美特征》尤富新见。学术界曾对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带有忧郁成份”持不同看法，有人并以此攻讦诗人。陆先生则认为，对于忧郁正如同对于乐观，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艾青的忧郁，其实是政治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诗，对于同一种政治内涵的情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以诗人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任何不必也不应加以规定，或从中分出高低好坏。“艾青诗中这种基于革命责任感的忧郁，与他的诗的深沉特色相联系，否定了其中的忧郁，无异于否定了这诗的根本价值和诗美。”这种见解，有力地矫正了以前研究中的偏颇。陆先生正在撰写的多卷本《中国新诗发展史》一定会是一部富于创见性的书，一座丰富的诗的宝藏！
　　　　　　３．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现当代文学思潮一直是陆先生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他在这方面有过很多思考，发表过很多启人深思的见解。他正在从事的国家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思潮》就是试图集中展开对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研究，还有博士点基金课题《中国现代诗歌变革与西方漫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把侧重点放在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上。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完成，还无法作出具体评说。不过，他在鲁迅研究和新诗研究中，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厚功力。从这些并不是以思潮为主的研究课题中可以看到，他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从来都是把它放到文学思潮这个大背景中去观照、去审视的，或者说，他的作家作品研究从来都没有脱离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种种联系。在陆先生的多种论着中，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他对现当代文学思潮的深刻洞察与精辟见解。《论鲁迅与尼采》比较系统地体现出鲁迅与外国文学思潮的某种深刻联系；《鲁迅与“拉普”派》则较全面地理清了“拉普”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陆先生对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贡献。从陆先生的一些基本见解中，我们已经领悟到了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必须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治学态度与学术品格
　　在４０年的学术生涯中，陆先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学术品格。总结陆先生的治学态度与学术品格，主要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一贯坚持严谨、扎实的学风，十分重视研究资料的全面掌握和深入挖掘。他在鲁迅研究和中国新诗研究中，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从５０年代起，他就开始搜集新诗资料，从１９７８年起，到旧书屋选购，到全国各地图书馆大量复印、抄写新诗集。现在，他所购买、复印、抄写的现代新诗集达６００种左右，占解放前全部新诗集的约百分之五十。他搜集新诗资料之多，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美国学者李欧梵先生认为“国外学者不能望期项背”，他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第２６辑上的《二十年代新诗雪泥鸿爪》一文，综述２０年代中国新诗概况，罗列诗集之多，涉猎资料之广，实为少见。陆先生的新诗论着，始终坚持从原始材料出发，他对每个诗人的评价，都建立在对诗人全部诗作及其有关研究资料的掌握和审视的基础上。例如他在撰写《徐志摩评诗》之前，是香港出版的《徐志摩全集补编》的主编之一，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徐志摩的生命、思想及其创作作了全面的研究。《评传》对徐志摩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思想中重要而微妙的变化，发掘出不为人注意的四个例证材料并加以论述，颇具说服力。这种广征博引、探幽发微的学术风格，给本书增添了资料价值，为后来的徐志摩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赵家璧先生在读了《评传》后致信作者说：“拜读后，感到传记部分，字字有据，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与有些人着眼诗人私生活的文章完全不同；而你的评论，我认为既符合史实，也符合诗人的个性，可称最值得给徐志摩研究提供资料的一本好书！后面三篇评作品的查证，说明你这几年确实下了扎实的研究功夫，值得我向你学习、致敬。”［②］由于对现代新诗作品和研究资料广泛涉猎和充分掌握，陆先生对２０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驾轻就熟，材料和观点密切统一，每篇诗人论既是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立论，又是以翔实、典型、准确的材料去恰当地证实其观点，因而具有扎实、丰厚和透彻的风格。陆先生做学问不尽可能全面占有资料，就不轻易动笔，一旦为文，便言必有据，论证充分、细致、有力。他的《试谈鲁迅评尼采》一文几乎列举、囊括了鲁迅论尼采的所有作品、文章。《为“俄国歌剧团”与该团在北京的演出》更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作家生平材料及其创作的众多作品，展示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的有机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因为全面占有资料，才有可能全面的分析，也才能做出稳妥科学的历史评价。
　　二、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事的科学精神。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现当代文学研究通常采取的是一种简单化的、片面的政治视角，以单一的、非历史的政治标准作为唯一的“试金石”，合则是，不合则非。粉碎四人帮之后，现当代文学的众多领域都等待学者们去开发、去突破，但由于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大多心有余悸，而对于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禁区”，更是小心翼翼绕道而过。而陆先生在这期间则表现出了大胆追求真理的勇气，较早注意到了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率先向一些学术“禁区”和学术疑难问题发起挑战。１９７８年他将尼采对鲁迅的影响作了比较研究。１９８４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发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评价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此文以《新月》、《现代》作家群及徐志摩、沈从文、戴望舒等作家为例证，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中至关重大的理论问题。文章指出，由于对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评价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造成中国现代文学史很不“完整”的现象，对这些作家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文学史就谈不上全面反映历史，更不用说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对“有争议的作家”评价不当，实际是由于理论上“左”的偏颇造成的。其表现是，在作家的思想与作品关系的问题上，用对作家思想的分析代替对其作品的评价；用作家某一阶段的思想代替他的整个一生的思想；用作家的政治态度来取代他的整个思想，从而造成了对作家评价的偏颇。在作品的生活内容与作品总的艺术价值关系上，用作品题材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第一要义，这就势必对一批不以重大题材为内容而艺术上确有异彩的作品采取不公正的态度。所以“对于作家作品的历史评价，应从作品出发，根据它在文学上独特贡献的大小而定。”陆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击中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流弊，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陆先生勇于探索的勇气不仅体现在对现代文学研究“拨乱反正”的理论问题的深刻洞察上，更明显地体现在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如果说从客观上提出整个学科建设的理论见解，需要的是站在时代高度的胆识与深谙历史与未来的眼光，那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把握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然是一门学科，那么，它只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客观地科学地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才会真正成为科学，才会有生命力，任何人要想步入历史科学宫殿的大门，至少要有敢于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决心和态度。”（《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评价问题》）陆先生在８０年代上半期接连推出的专着和论文，就是“敢于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决心和态度”的鲜明标志。他“以作家作品为根据”，重新评价了一大群以前被否定、冷落和有争议的作家和诗人，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对新文学的贡献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三、力求艺术感受的独特、真切与审美评价的精当、公允。文学史研究除了钩沉稽索，辩识谬误之外，更在于有新的理论和艺术发现，而越是能把握文学这种富有审美张力的状态，就越能有新的发现。或者说，文学史研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很多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研究者本身要有艺术的眼力，艺术感受一定要独特、真切，审美把握一定要准确、中肯。陆先生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处处体现出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文学素养，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具体而又深刻的艺术感受和认识。他对鲁迅小说的探讨细腻深入，在很多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发现了鲁迅小说的独创性所在，他对《狂人日记》、《风波》、《故乡》、《阿Ｑ正传》、《孤独者》、《补天》及《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内蕴的独特的感悟与深刻理解，使他一一掘发出其中的精妙，显得十分引人瞩目。他的诗人论几乎篇篇写得扎实、厚重、活泼、生动，这一方面在于他对研究资料的全面占有和深入控掘，另一方面则得力于他那较强的理论素养和艺术感受能力。解读诗歌需要由敏锐的感觉体味，从深思里去领略。解诗，作为一种批评，则是对诗歌语义的意思的解读与阐释，这尤其需要有相当的艺术感受和审美判断能力。陆先生对诗歌的研究，以理解作品为前提，在理解中实现对作品本体的欣赏和审美判断。他认为对作品本体的细读与理解是诗歌研究的第一步，一首诗的形式与意义只有在反复咀嚼、不断细读之后才能展现；只有通过对作品的细腻感受与深切体验，研究才会深入，结论才会准确可靠。这种诗歌研究的科学性决定了它的难度所在。陆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寻觅诗美，是探宝，也是探险，是愉悦和享受，也有艰辛与失败，我主观上力图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出发，尽可能地排除个人的偏见，客观地从中国新诗的发展长河中来考察，来分析论述。”
　　四、始终保持活跃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和不断更新自我的超越意识。不少人认为，陆先生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我认为，这，一点也不假。一般来说，今天的中老年学者和青年学者之间有一条“代沟”，但陆先生在为一批８０年代研究生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撰写序言时，不仅为青年学者群的崛起感觉到一种激励和幸福，而且认为这两代人“精神上似无间”，不应夸大“代沟”界限，这刚好说明陆先生有一颗热情、奔进的年轻的心。陆先生喜欢和年轻人接触、交谈，切磋学问，他和他的学生象朋友一样亲热，这使他始终拥有一种年轻的心。但对于年轻人中存在的“玩学问”，他是反对的；对于某些年轻人的所谓“轰动效应”和追求“片面的深刻”，他是不赞成的。我们说陆先生始终拥有一颗年轻的心，主要指他始终保持活跃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和不断更新自我的超越意识。陆先生和同代绝大多数学者一样，主要持一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但同时，陆先生并不为此所囿，始终注意吸纳时代新潮，大胆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关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就是他在５０年代运用美学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批评原则的最早尝试。在鲁迅与尼采、鲁迅与“拉普”派等研究课题中，他自觉运用比较论的研究方法，其中《试谈鲁迅评尼采》被认为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运用比较研究解决历史疑难”的最早文章［③］，它为鲁迅与尼采的比较论研究“开了一个好头”［④］。《闻一多的新诗与其文化心态》有意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切入，而《从创作过程看鲁迅杂感的特色》则从创作心理学角度分析作品，陆先生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思潮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并且经常注重学术界的新信息、新观念、新方法，大量地涉猎新知识、新书籍，始终注视着学术前沿的新动向，把握着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势。这就使他在学术研究上能跟上发展变化的形势，在学术交流和学术信息中能胸有成竹地发言和对话。对“历史的”与“美学的”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他运用得十分娴熟，这种传统的方法并没有妨碍他接纳新潮，除旧更新，他还常常从研究对象出发选择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使得他对中国新文学的分析高屋建瓴，切中要害。
　　注释：
　　①《文学评论》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②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印〈巴黎的鳞爪〉（序）》。
　　③《文学评论》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９５页。
　　④张梦阳《鲁迅与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概述》。
　　　　　　　　　　　　　　　　　　　　　　　（责任编辑　周棉）＊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73-7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龙泉明19961996 作者：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73-7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龙泉明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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