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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孙中山关心的问题之一，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关于他的人口思想，却少有人述论。因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作一些探讨。
　　 一、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虽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思想，但主张减少人口或增加人口始终是议题之一。孙中山在人口问题上，也同样离不开这个问题。早在甲午战争前，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已经提出中国有“人满之患”。他说：“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由斯而往，其势必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安能无忧。”［①］辛亥革命后，他一再提到人口过剩问题，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他在《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中，就明确地说：“生齿之繁，至吾国而极矣。”“即兴矿务，尚有工不应人之虞，农产无可加辟，早有食不应工之患。”［②］在《建国方略》中他又说：“我国人口四万万，除老少而外，能工作者，不过二万万人，然因工业不发达，虽能工作亦无工可作，流为游手好闲，而寄食于人者，或一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过一万万人耳。此一万万人之中，又不尽作生利之工，而半为消耗之业，其为生产事业者，实不过五千万人而已。”“此国之所以贫，尚过于韩愈所云：‘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③］直到２０年代初，他在讲演中，仍然不断提到这个问题。例如，他在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９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说：“吾党以华侨为多，试问何以有华侨？则因内地生活不足，乃谋生活于海外。就香港出口计之，前二十年每年往南洋者，多至四五十万人。现在必有加无减。”［④］
　　由上可见，在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中，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是一贯的。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一向认为中国人口过多，有“人满之患”的孙中山，到了后来却突然提出中国的人口不但增加得太慢，而且迅速减少，发展下去有亡国灭种的危险。１９２４年他在广州讲演《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时说：“我们现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来比较一比较。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十倍，日本也增加三倍，俄国是四倍，德国是两倍半，法国是四分之一。”“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耸然！”“到了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要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⑤］
　　一方面认为中国有“人满之患”，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的人口增长得缓慢，更害怕人口的减少，这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孙中山在人口思想上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现象，首先与中国缺乏对人口的精确统计，使他轻信某些外国人关于中国人口减少的所谓调查有关。这一情况，孙中山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中曾有所说明。［⑥］
　　其次，则是孙中山所说的列强人口的迅速增加并非一个国家里的人口自然繁殖，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即美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主要是欧洲移民的大量流入，其他列强人口的快速增长，则是由于它们实行殖民政策，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在这次讲演中，一反过去一贯认为中国存在着过多人口的看法，并非是在严格科学论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它既未成为孙中山人口思想中的主体思想，也未成为孙中山制定人口政策的根据。
　　再次，孙中山在这次讲演中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太慢，忧虑人口锐减，将来被人口成倍增长的列强挟其优势的人口所吞并、灭亡，是从长远的未来所作的推论，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口相对过剩的事实。因此应该说，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是孙中山在人口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二、中国“人满之患”的根源是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
　　 侵略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把贫困、饥馑和农民起义，归咎于“人满之患”，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当甲午战后，孙中山放弃对清廷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后，就放弃了这种观点。他在１８９５年２月发布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说：“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⑦］这里，孙中山已不再把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归咎于“人满之患”，而是归结为清廷的腐朽统治了。同时，“四百兆苍生之众”已不是作为“人满之患”，而是作为可以“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的宝贵的人力资源。其后，孙中山在其他论着中，还一再强调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建设独立富强国家的有利条件。他在１８９７年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饥荒、水患、疫病、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四种巨大的长久苦难的原因，“既不可指责是由于人口过多，也不可说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粮食恐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无限榨取人民的结果。”“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一个贤良的政府”，要“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⑧］在这以后，随着认识的加深，孙中山除了继续指出清廷极端腐败的统治，是造成中国人民种种苦难和严重的人口问题的根源之外，还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同样是使中国是现在“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最低地位”的根源。［⑨］他列举了帝国主义用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种种特权，并估计，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每年要损失１２亿元。他说：“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⑩］他认为挽救的根本办法，就是实行革命，收回国家的主权。他在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致全国学农工商通电》中说：“农民生活，五十年来日见痛苦，蚕丝之出产，日受外人之操纵，非收回我国之主权，农民之生活愈趋愈苦，城市无容身之地，乡村无养身之地。中国不革命，农民方面实无（发财）机会。”“工人失业日多，实业不发展，不但不做工不得食，且无机会做工。中国实业之发展，须待革命之成功。工人当参加革命，以促革命成功。”“商务日见零落，外货日渐充斥，此非一时之现象，乃永久之现象。革命不成功，则此现象长此不灭。”［①①］
　　由上可见，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是和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和他的革命实践的发展，孙中山日益深刻地领会到，要克服民族危机，改变国家的衰弱和由于人民的贫困所带来的严重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挖掉使中国存在“人满为患”的根子。
　　 三、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所谓“黄祸”的批评
　　孙中山虽然认为中国有“人满之患”，但他认为只要能发展生产，就能变过剩的人口成为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他的人口思想是积极的、乐观的，对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采取批评态度的。早在１９１２年，他应中国社会党邀请所作的一次讲演中，就最早在中国树起了批评马尔萨斯的旗帜。他说：“英格物家马耳国（今译马尔萨斯）者，着有人类物产统计表一书，其主脑谓物产之产额，有一定之限制，而人类之蕃息，为级数之增加，据二十五年一倍之说，推之将来，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众食寡，天降疫疠，国际战争，皆所以减少人口之众，防止繁生之害，而合于世界演进之原理，于是乎国家殖民政策，缘此发生，弱肉强食，劣败优胜，死于刀兵者，固属甚多，其受强族之蹂躏，沦落而至于种族灭绝者，又比比皆是也。”［①②］后来，他在１９２４年的民族主义讲演中，更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斥之为一种亡国灭种的学说。他提出告诫说，以往“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太少。”但是，假如中国也照马尔萨斯的主张去做，减少了人口，在将来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①③］
　　对于马尔萨斯所提出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孙中山也是不赞成的。他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只要重视农学，讲究科学种田，“则能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田，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①④］后来，孙中山在他的许多论着中，一再强调只要运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就可以做到“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①⑤］因此，人口虽有所增加，亦不会有饥馑之虞。马尔萨斯把人民的贫困、失业等问题归咎于人口的增长超过食物增长这个所谓自然规律的作用，孙中山则认为人口的过剩、贫困、失业和社会动乱，只是因为政治腐败，生产方法不良，只要改革政治，应用农业科学技术，使用农业机械，就可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所以，尽管孙中山也认为有“人满之患”，但他的人口思想和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中，还有值得重视的是他对所谓“黄祸”的批判。帝国主义借口中国人口众多，有丰富的资源，污蔑中国如果发展强大起来，就会对全世界产生威胁，成为西方的“黄祸”，因此要尽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对于这种谬论，孙中山在１９０４年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这种说法首先是不道德的，因为“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这显然是不道德的。其次，“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立，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再次，“从经济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逐步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么？”他告诫那些借口“黄祸”，顽固地推行侵略中国政策的人，“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①⑥］孙中山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驳斥了所谓“黄祸”的谬论，而且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思想。
　　 四、解决“人满之患”的途径
　　孙中山对于解决中国社会人口相对过剩的途径和具体办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自己认识的发展，而侧重有所不同的。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认为“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①⑦］因此，他把解决“人满之患”的重点，放在讲求农政，使用新法上。他提出了机械、肥料、种子、除害、水利、运输、防灾等一整套的农政方针。辛亥革命后，他则把解决民贫国弱和“人满之患”的问题，重点放在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发展实业上。还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他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当视本国利益为本位。”“中国人民号称四百兆，物产丰富甲于全球，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就壑，吾等当首先利用，以振兴其工商业；俟信用大着后，则投资更为稳固，外资更当能大集于中国。”［①⑧］
　　孙中山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发展实业的方针政策，是建立在对国情认识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有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有辉煌的过去，人民的聪明才智自古无匹。近代之所以落后，原因之一是封闭保守，没有积极接受近代文明。他认为“排外与畏惧，两端皆非。”［①⑨］正确的国策，应该是对外开放而又维护主权。由于他对于在建立民主共和以后，即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发展实业，早已胸有成竹，所以一当他从临时大总统解职，就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发展实业上来。他认为随着实业的发展，人口过剩问题亦可随之而解决，而“要想发达实业，非用开放主义不可。”“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凡是我们中国应办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②⑩］
　　他批评怕借外债的思想，指出“借外债营不事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金滩（引者按：指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为纯利。”一个国家“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②①］他说，民主政府的借外债、用外资，与清朝政府完全不同。“满清借债之弊窦，第一则丧失主权，第二浪用无度，第三必须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微。埃及所以借外资而亡国者，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而美国之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②②］
　　在兴办实业方面，孙中山把主要精力放在吸收外资发展铁路事业上。他说：“实业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而待举者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然负之而可举者，其作始为资本，助之而必行者，其归结为交通。”而“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建设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谋议干路，尤当以沟通极不发达之干路为重要。”［②③］因此，他“潜心规划铁路大计，将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并说“一俟各路告成，则货物流通，苦乐可均，而饥馑之灾亦可免矣。”［②④］孙中山的全国铁路计划，既是他发展实业的设想，也是他试图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
　　除了采取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发展实业，作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根本途径之外，移民垦荒，也是孙中山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好办法。他认为移民实边，不仅有利于改变中国人口地域分布方面的不平衡，也是开辟富源的有效方法，同时可以安置散兵游勇，解决裁兵问题。为此，他在《实业计划》中将建设“北方大港”和建设“西北铁路系统”，联为一体规划。关于北方大港，他说：“此地（引者按：指北方大港）西南为直隶、山西两省与夫黄河流域，人口之众约一万万，西北为热河区域及游牧之原，土旷人稀，急待开发。夫以直隶生齿之繁，山西矿源之富，必赖此港为其唯一输出之途。倘将来多伦尔诺、库伦间铁路完成，以与西伯利亚铁路联络，则中央西伯利亚一带皆视此为最近之海港。”“若乎沿海、沿江各地稠聚人民，必需移实蒙古、天山一带从事垦殖者，此港实为最近之门户，且以由此行旅为最廉矣。”关于西北铁路系统，他制定从北方大港起，建筑四条路线把整个蒙古和新疆联结起来的计划。西北铁路系统建成之后，“稠密省区无业之游民，可资以开发此等富足之地。此不仅有利于中国，且有利世界商业于无穷也。”又说：“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的至大者。夫中国现实应裁之兵，数过百万，生齿之繁，需地以养。殖民政策于斯两者，固最善之解决方法也。”
　　对于移民实边的具体政策，孙中山主张给予信用贷款加以支持，并规定“一区之移民为数已足，应授以自治之权。”［②⑤］
　　孙中山的移民思想，是继承了我国历史上传统的移民实边思想，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提出的。虽然随着《实业计划》的落空，移民计划也就无法实现。但是，当时他所提出的这一移民计划亦不失是一个宏伟的设想，在今天也还有借鉴参考的价值。
　　中国人口思想的历史，源远流长，二千多年来，在人口问题上，曾出现过许多颇有见识的思想家，留下了不少关于人口问题甚有价值的思想。孙中山虽没有关于人口问题的专着，可是在他的全集中，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议论，却占有一定的比重。我们翻阅了他的全集，觉得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确为他关于人口问题的主要思想。应该说，孙中山关于人口的这种思想，是当时社会存在的真实反映。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所说的人口过剩，是指人口的相对过剩。他不是把众多的人口作为包袱来看待，而是把它看成为建设国家的伟大人力资源；他正确地找到了国家贫弱和人口问题的根源。他把人口问题的解决和政治、经济制度联系起来，把人口问题与国家建设、国强民富联系起来，这些都是他的人口思想光辉和深刻之处。在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中没有提出节育和限制人口的问题，这是因为他认为只要解决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根据中国的自然条件，不仅不会再有人口过剩问题，相反地还可养活更多的人口。孙中山也没有明确地使用人口素质这个概念，但不能说在他的人口思想中没有关于人口素质的内容，他的着述中关于恢复民族精神，提高人们的爱国思想、国家思想，以及作为一个国民应努力学习，不断提高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知识的论述，实际上都属于人口素质方面的内容。总之，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是我国人口思想中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继承。
　　注释：
　　① ⑦ ⑧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 ②②《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１７、２１、８８、１１、３２７、２５４、１１、５６０、５６８页。
　　② ①②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③ ②④《孙中山全集》第２卷，第３８４、５１３、４９４、５３２、３２２、３８３、３８５页。
　　③ ②⑤同上，第６卷，第２２６、２５５页。
　　④同上，第８卷，第５０４页。
　　⑤ ⑨ ⑩ ①③同上，第９卷，第１９４、１８８、２０８、１９６页。
　　⑥同上，第１１卷，第３３５页。
　　①①同上，第１０卷，第５９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郭林
　　
　　
　　
学术研究广州17-21K3中国近代史胡绳武/戴鞍钢19971997 作者：学术研究广州17-21K3中国近代史胡绳武/戴鞍钢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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