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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1月7日至10日， 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故乡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会议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大学、安徽省海外文化交流协会、安徽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徽省台属联谊会、安徽省刘铭传研究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与会代表88人，其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代表24人，共提交论文48篇。与会学者围绕刘铭传领导的抗法保台战争、刘铭传抚台期间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刘铭传与近代集团、人物关系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坦率的交流。
　　与会的海峡两岸学者普遍认为，刘铭传在国势颓危、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为维护祖国统一，扞卫领土完整，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尔后在建设开发台湾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人物、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先驱。刘铭传在台湾活动的七年多时间，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的名字是和御侮图强、抗法保台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台湾的近代化开发联系在一起的。现将此次会议的有关学术观点介绍如下。
　　　　　　一、刘铭传领导的抗法保台战争
　　刘铭传在抗法保台期间的功过以及撤基（隆）援沪（尾）这一具体决策的是与非，一直是以往刘铭传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了刘铭传作为清军在台湾的最高军事统帅，为抗击法国侵略，保卫台湾做出的贡献。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指出：刘铭传是坚决的主战派。他在奉到圣旨后，6月23日请训，7月16日就到达基隆，半个月后部署稍定，随即投入战斗。以往有一种观点说刘铭传受李鸿章影响，消极应战。我看了他的时间表，不像是消极应战，而是态度非常积极。梁义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刘铭传到台伊始，重新组织海岸防御，动员群众巡逻防守，规划防区，筹措械饷；为抗法保台积极制定战略战术；后在抗法战争中亲临前线，坚毅不拔，坚定了全台军民抗法战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大敌当前，他能克服种种困难，消除畛域之见，协调各系官兵的关系，共同对敌，最后终于取得抗法保台战争的胜利。刘子明（江西省军区）对刘铭传抗法保台的战略意义、战略思想与决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刘铭传坚持抗法保台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拖住了敌人，使法军强大的远东舰队的力量消耗在台湾而在中国东南沿海无所作为。二是保住了台湾，从而粉碎了法军占领台北“踞地为质”、“获取担保”的企图，保证了中国政府在与法国政府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抗法保台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刘铭传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即确定台北为全台防御的战略重点；坚持“兴地方自有之利，养全台防守之兵”的指导思想，实行以台保台、力争外援的战略方针；坚持持久防御战略，以保存自己军力，逐渐消耗、削弱、拖垮敌人。
　　对于撤基援沪这一具体决策的是非，与会者有几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正确的决策。王道循（台北实践设计管理学院）指出，基隆到台北一路悬崖峭壁，易守难攻，而淡水河易于溯流而上，如不重兵设防，法舰极易威胁府城中枢之地。故刘铭传撤基援沪的策略是以空间争取时间，以地利补充人力不足，无疑是正确的。梁义群认为，刘铭传集中优势兵力，舍基隆，重创侵犯沪尾之敌的决策，是符合御敌制敌战略原则的。从实践看，实现了断敌后路，固守台北府城，确保全台大局的战略目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撤基援沪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缺陷。刘子明指出，刘铭传在得到沪尾告急电报后，不加详察即全撤基隆守军，专顾沪尾一方，造成不应有的被动局面。如果刘铭传握有强大的预备队，或仅抽调章高元部两营去增援沪尾，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还有一种意见是从近海防御的角度来剖析这一问题，以为法军在基隆集结了10艘主力战舰，刘铭传要想在近海作战并获取胜利是不可能的，可行的途径即是避开法国海军强大的火力，而主动撤退至内地山区，采取伏击战，袭击敌人。后来的战争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中法双方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法军占领基隆并没有得到有助于进一步侵略的实际便利条件。来自台湾地区的代表根据实地考察指出，基隆港是渔港，也是雨港，秋冬两季雨水很多，不宜外人久住，法军在此水土不服，死亡人数较多；基隆煤矿点分布在离城七至二三十公里的地方，煤质差，数量少，开采成本高，交通又不便利，而且刘铭传事先已有准备，为免资敌，主动毁坏存煤、破坏矿井，使法国获取煤炭数量及其它实利均很有限。所以，后来连孤拔也毫不掩饰地说：“占领基隆是一个错误”。法军实际上是被困于基隆。其次，法军占领基隆并未实现法国政府的“担保政策”。戚其章（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认为，法国“踞地为质”的“担保政策”，不仅仅是占领基隆，获取煤矿，以补给舰队的燃料，而且还要占领包括淡水在内的台湾北部，以此作为要挟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筹码。刘铭传根据其“巩固沪防，拥护台北府城，固全根本”的战略思想，经慎重考虑后做出撤基援沪的决定，保证了沪尾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占领台湾北部的企图。沪尾大捷之后，尽管法军还暂时占据着基隆，但已在战略上丧失了主动，陷入进退维谷之中，最后不得不从台湾撤退。其“踞地为质”的“担保政策”最终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二、刘铭传抚台期间台湾的近代化建设
　　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期间，在建置、防务、吏治、“理番”（即对原住民的政策）、工商、财政、交通、教育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数与会者认为，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戴逸认为，刘铭传在就任台抚的短短六年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加强了台湾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台湾从一个新建的、后进的、不能自给的省一跃而成为全国先进的、能够自给的、近代化水平居于前列的省。茅家琦（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认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客体的发展与进步，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这个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二是社会主体的发展与进步，即人自身在科学文化、伦理道德、思想水平等方面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三是社会载体的发展与进步，过去指兴修水利，在今天即指环境保护问题。刘铭传在这三个方面对台湾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许多贡献，如兴办交通运输、工矿企业，鼓励经商，开展城市市政建设，创办新式学堂，团结原住民，加强台湾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等等。所以说，刘铭传在台湾主政六年多，实践了他的变革维新主张，加快了台湾的开发与建设，推动了台湾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在台湾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刘铭传起了开创和奠基的关键作用。陈延厚（台湾铁路管理局文献编撰委员会），曾经撰写《刘铭传与台湾铁路》、《中国铁路创建百年史》，深感仅此一端，刘铭传就足可以称为中国近代开风气的先驱者，是推动台湾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奠基者。他在台湾修建铁路时，经常不畏寒暑亲临工地督查，并且调动军队开挖隧道，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他在任六年，为台湾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利，做了那么多事，是一个勤政爱民的领导者。今天的台湾人提起刘铭传，感受到的是人亲、土亲、文化亲。
　　至于刘铭传1880年应召赴京，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是否首开近代修筑铁路之风气，高鸿志（安徽大学历史系）认为：最早提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应该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ｇā＠①，但他在1859年写的《资政新篇》中提出的这一理想并没有实现。实现这种设想的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淮系将领。在淮系政治家中，最早提出的应该是李鸿章，他在1867年（同治六年）给清廷的奏折中提出铁路、电报等事。刘铭传不能说是最早提议修铁路的，而且刘上奏前后，和李鸿章交换过意见，李的幕僚吴汝纶以及一位“范姓”幕僚均参与拟稿。翁飞（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认为：刘铭传富有实干精神，敢于犯颜直谏；他以专折奏修铁路，是清臣公开向朝廷建言修筑铁路的第一个专折，李鸿章称为“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刘铭传履任台湾不久，即开始台湾铁路建设。说他在修建铁路方面首开风气，未尝不可。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主持各项近代化事业的总体效果等问题，与会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吴新兴（台南成功大学）认为，刘铭传施政期间，因为急于求成，各种建设事业不免头绪纷繁，由于财力严重不足，必然力有不逮。他“思以一岛基国富强”，想把年轻的台湾省在十年左右建成全国行省中近代化的样板。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就去职了，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分析总结。
　　沈葵（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比较研究了1884—1894年间皖台两省的近代化历程。他认为，安徽地处内陆，官吏既无“自主”制订政策的权力、又无改革胆识，与此相比，刘铭传在台湾推行新政，相应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作为“海防新政”的重要省份，在财力上得到清廷较多支持，同时，刘铭传在制订政策上也有较大自主权，加上台湾地处沿海，风气易开，当地绅民也支持刘氏各项新政，因而刘铭传在台湾搞建设遇到的阻力，比内地要小得多，成效自然显着。沈寂（安徽大学历史系）则进一步指出，清政府于清末在台湾建省，带有强烈的国防意义。然而，刘铭传以满腔热情为台湾构画了一幅近代化蓝图并大力推行的时候，却受到朝中保守势力掣肘不得不辞职，台湾的近代化成就因此而大打折扣。
　　有的与会学者从个案研究出发更具体地探讨了这一问题。陆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办全台商务总局是刘铭传进行台湾近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刘铭传注重发展商业，于1887年春夏之交成立了全台商务总局（亦称铁路商务总局或轮船铁路商务总局），既管商务，又管铁路、轮船运输。它的活动加速了台北府城的建设，带动了建省、设防、抚番、兴垦等项事业，推动了台湾经济日趋繁荣。陈斯劫（台湾《读者文摘》）指出，刘铭传对台湾的社会教育进行了重大变革。他认为，只依赖科考取士不能培养识时务的俊杰，必须顺应时势，输入西方文化。1885年刘铭传在台北创设了西学堂，从学科及规模看，该校实际上可称之为当时的高等普通教育机构。值得称赞的是，为配合招抚原住民的工作，刘铭传特创了一个教育机构，即1890年设立的番学堂，它仿照中国私学家塾的办法，向各番社酋长的子弟传授内地通行的礼法与习惯，以期“化民成俗”。
　　　　　　三、刘铭传与近代集团、人物关系研究
　　刘铭传与近代集团、人物的关系，受到许多研究者注意，本次讨论会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1.与李鸿章的关系。综观刘铭传一生，对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李鸿章。贾熟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李鸿章于1862年初招募淮军。刘铭传组建铭字营开赴安庆时，即与李氏确立上下级关系。在淮军诸将中，程学启死后，李鸿章最赞赏的就是刘铭传。刘与李尽管也曾发生矛盾，但从总体上看来，仍然是休戚与共的。汤奇学（安徽大学历史系）认为，刘与李关系很密切，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在早期，刘铭传受知于李鸿章，极其尊敬李鸿章；李鸿章对刘铭传也非常器重、信任，注意对他的培养与提拔，在刘铭传受到攻击时代为说项。从称谓等一些细小问题也可看出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抗法保台战争中，李鸿章曾经在人力、财力和精神等方面给刘铭传以大力支持。刘、李关系密切，不仅仅因为是同乡、同系，更重要的是，关于内政改革、洋务新政建设、对外政策方针等问题，两人基本一致。在过去的研究中，“刘主战、李主和”的提法颇有影响，其实李鸿章不是不主战，其出发点是忍小诟而图远略；刘铭传则认为战亦是为了和，以便争取一个有利的环境俾能发奋图强。刘铭传对李鸿章的主和方针是支持的。翁飞认为，刘、李之间既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又有相依相傍的一面。早在淮军初建时，李鸿章就认定刘铭传为“帅才”。其后，淮军在苏南迅速发展，刘铭传尤为注意讲求西法西器，并最早启用洋教练，致使“铭军火器为诸军冠”，成为淮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刘铭传虽然没有功名，但深得李鸿章厚爱。刘铭传是有政治抱负的人，正是由于思想见解比较一致，李鸿章对刘一直眷念不忘，并在中法战争的危急时刻，一再力荐，刘铭传因此得以由武职实授台湾巡抚，有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2.与翁同ｓū＠②的关系。关于翁刘关系， 曾有笔记记载：翁同ｓū＠②不惜重价，欲得刘铭传之虢季子白盘，甚至提出联姻， 均被拒绝，于是翁刘交恶，以至甲午战争时，翁同ｓū＠②设法阻止刘铭传担任前敌统帅。对于此说，朱育礼（常熟市翁同ｓū＠②纪念馆）认为疑点甚多，未可遽作信史。因为翁氏虽身居高官，但家境并不富裕，常看到文物精品而无力购买；他膝下并无子女，四十岁时，过继次兄翁同爵之子翁曾翰为嗣子。刘铭传得虢盘时，翁曾翰已二十八岁，早已娶妻，所以重金购买及联姻之事，皆与事实不符。1880年12月，刘铭传奉诏入京，九天之内三访翁同ｓū＠②，赠虢盘拓本。翁称誉刘铭传为“此武人中名士也”，实在看不出翁刘为虢盘交恶的迹象。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指出：1861年，苗练围攻寿州，翁同ｓū＠②长兄翁同书与绅民坚守危城。其间，刘铭传与王舟等曾率庐州练众前往救授。1870年，刘铭传奉召入京时，为谢当年寿州解危，翁同ｓū＠②四次前往刘氏下榻之处拜访。1880年，因中俄伊犁交涉，刘氏再次奉召来京，翁刘第二次相见，彼此纵论国是，切磋诗文。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氏督办台防，翁氏全力关注。刘任台湾巡抚后，翁任户部尚书，对刘氏经营台湾给予多方扶助，对台湾每年80万两协银勉为筹措。甲午战争爆发后，翁氏采纳张謇等建议，支持起用刘氏统率淮军抗击日本，只是刘铭传因年老多病未能奉召出山。纵观翁、刘的交往，翁刘交恶说纯属无稽之谈，甲午年刘氏“屡诏未出”一事也与翁同ｓū＠②无关。
　　3.刘铭传在湘淮派系之争中的角色与作用。湘系和淮系作为前后踵接而又同时并存的两大军政集团，既存在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存在隔阂磨擦以至冲突，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关于刘铭传在湘淮派系矛盾中的作用，与会者的看法有所不同。董丛林（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认为：刘铭传作为李鸿章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属于与湘系基本没有渊缘关系的淮系元老层人物。及至平捻时期湘淮之争明朗化，刘铭传成为衡量双方态势天平上一个相当有分量的砝码。在曾氏挂帅“剿捻”时，淮军将领仍惟李鸿章马首是瞻，对曾或阳奉阴违或公开对抗，而刘铭传俨然是其中领头人。在李鸿章挂帅之初，刘铭传又因尹隆河之役而与湘系鲍超霆军发生严重龃龉，李上奏袒刘抑鲍，而曾氏兄弟不愿为此事得罪李鸿章，致使鲍超一气之下辞职归养，导致湘消淮长态势进一步发展。之后，刘铭传在督陕军务期间与左宗棠交恶，在台抚任上打击湘系的台澎道刘áｏ＠③。综观刘铭传一生，屡进屡退是其醒目特征，而其出身进退又与湘淮之争的态势紧相关联。
　　对此，王澧华（湘潭大学古籍研究所）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对刘铭传与鲍超、刘áｏ＠③以至左宗棠的冲突，人们习惯于视为集团矛盾的延续，且归结为集团利益的驱使。可是仔细分析，个人意气与人个利益之争，才是刘铭传与湘系矛盾的根本原因。刘铭传与鲍超无甚宿怨，尹隆河之役中的波折，不过为争夺头功，逃避责任，是各自为争功名所致，并非有组织的集团行为。
　　徐川一（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认为，以往研究湘淮集团，过多地注重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强调“异”的方面，而忽视了“同”的方面，常常把这种矛盾冲突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曾、左、李这些湘淮系领袖人物，尽管出身、经历、性格、学养各有不同，但作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应该说都是较有眼光、有头脑的封建政治家，在兴办洋务、促使中国封建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能主动协调好人际、派系之间的关系，求同存异。湘淮集团之间同大于异。刘铭传也是这样，他在台湾，除了打击妨碍施政的刘áｏ＠③，对待其他湘系将领如曹志忠、孙开华等人，基本上还是能不分畛域、和衷共济的。
　　4.刘铭传和桐城派以及其他人物的关系。不少讨论者提出，要注意研究刘铭传周围对其思想和决策有影响的一般人物。施立业（《安徽史学》编辑部）认为，刘铭传与桐城派的关系值得注意。刘氏功业得助于桐城派人物，首先发现刘氏为将才的即是桐城门人曾国藩。刘出身粗俗却爱好诗文，其诗钞经曾氏题序后声名鹊起，解甲后，更与桐城文士唱酬不绝。刘氏形成倾向变法的开明思想，也与桐城派人物不无关系。如曾任刘家塾师的王尚辰、徐子苓以及幕僚朱景昭等，均是桐城弟子。刘上《筹建铁路以图自强折》，为其拟稿润色的吴汝纶、范当世，皆系桐城派着名人物。刘氏功业为后世桐城派所张扬，有关其事迹的记传主要出自桐城派之手，如王树＠④撰《清史稿·刘铭传传》，马其昶撰墓志铭，陈澹然撰神道碑及《书刘壮肃公碑阴》等。而陈氏所编《刘壮肃公奏议》与其说是编书，毋宁说是以编代着。在刘铭传身上，桐城派人物倾注了将他作为经世致用理想形象的思想感情。通过刘铭传的所作所为，依稀可以看到桐城派对近代人物的影响。马昌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分析剿捻之后刘铭传的思想转变，认为刘铭传回籍后，将剿捻期间的函稿付之一炬，不欲传之后世，这种思想转变可能是受朱瑞生影响。朱瑞生原是太平天国丞相，太平天国失败后隐居六安山中，距刘铭传居处不远。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奉诏赴台，曾邀朱出山而被婉拒，说明两人时相过从，关系甚密。张振ｋūｎ＠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指出，晚清幕僚人物的研究过去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幕僚群体应该说是封疆大吏的智囊团。就刘铭传而言，搞清楚他的幕僚——智囊团都是由哪些人士构成的，对于了解台湾这样一个省区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张亦工）
　　〔作者翁飞，1954年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方英，女，1973年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是王加干为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龠加禾为左右结构
　　＠③原字为王加敖为左右结构
　　＠④原字为木加丹为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昆加鸟为左右结构＊
　　
　　
　　
历史研究京175-181K3中国近代史翁飞/方英19961996 作者：历史研究京175-181K3中国近代史翁飞/方英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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