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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1月7日至10日，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大学、 安徽省海外文化交流协会、安徽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徽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徽省台属联谊会、安徽省刘铭传研究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刘铭传的故乡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刘铭传领导的抗法保台战争、刘铭传抚台期间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刘铭传与近代集团、人物关系研究以及对刘铭传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有关的学术观点做如下综述。
　　　　　　一、刘铭传领导的抗法保台战争
　　在以往的刘铭传研究中，他在抗法保台期间的功过以及撤基（隆）援沪（尾）这一具体决策的是与非，一直是热点问题。有关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史学界历来褒贬不一，分歧较大。
　　此次与会学者认为，刘铭传作为清军在台湾的最高军事统帅，面对强敌，领导台湾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占领台湾的企图，成功地保卫了祖国宝岛——台湾，他在抗法保台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有与会者认为，刘铭传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孤身无助，“临难渡台”，这本身就是爱国之举。他到台伊始，重新组织海岸防御，动员群众巡逻防守，规划防区，筹措械饷；为抗法保台积极制定战略战术；后又到第一线亲自指挥作战，并能克服种种困难，消除畛域之见，协调各系官兵的关系，共同对敌，最后终于取得抗法保台战争的胜利。故刘铭传抗法保台功绩应予充分肯定。也有与会者就刘铭传抗法保台的战略意义、战略思想与决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刘铭传坚持抗法保台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拖住了敌人，使法军强大的远东舰队的力量消耗在台湾而在中国东南沿海无所作为。二是保住了台湾，从而粉碎了法军占领台北“踞地为质”、“获取担保”的企图，保证了中国政府在与法国政府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而抗法保台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刘铭传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即确定台北为全台防御的战略重点；坚持“兴地方自有之利，养全台防守之兵”的指导思想，实行以台保台、力争外援的战略方针；坚持持久防御战略，以保存自己军力，逐渐消耗、削弱、拖垮敌人。
　　在撤基援沪这一具体决策的是非问题上，与会者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看法。首先，在提法上，一种意见以为刘铭传是放弃了基隆，或者说是弃守基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放弃基隆”的说法不妥，因为撤基援沪是刘铭传出于主力转移的考虑，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撤退，把它说成“放弃市街，扎守后山”更妥一些，有人认为还可加上“伺机反击”四个字。其次，一种意见以为它是一正确的决策，有与会者指出，刘铭传集中优势兵力，舍基隆，重创侵犯沪尾之敌的决策，是符合御敌制敌战略原则的。从实践看，实现了断敌后路、固守台北府城、确保全台大局的战略目的。弃基隆不守，固然给清军带来不利影响，而当时要想在基隆、沪尾两地同时取胜，只能是出于美好的愿望。另一种意见认为撤基援沪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缺陷。还有一种意见是从近海防御的角度来剖析这一问题。如戴逸指出，当时法军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基隆，一路是攻沪尾，基隆已遭到炮击破坏，不利防守且法军在此集结了多艘主力战舰，有军舰的强大炮火做后盾，所以刘铭传只能在近海一带作战，而不能在海边作战。刘铭传撤兵基隆，确实没有经过大的战斗，但是主动撤退，目的是集中兵力防守淡水、保卫台北。他进一步指出，从近代反侵略战争史来看，我们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战略撤退，而不去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一个很大的失策就是害怕日军进攻北京，它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就不能坚持下去。而刘铭传从基隆撤退，正是实行了这种正确的战略，才能面对强敌支持八个月之久。
　　探讨清政府的对立面法国在侵台战争中战略、决策的得失，从中法双方进行对比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能反映实际情况。首先，法军占领基隆到底获取了什么？来自台湾地区的代表根据实地考察指出，基隆港是一渔港，也是一雨港，秋冬雨季雨水很多，不宜外人久住，法军在此水土不服，死亡人数较多。基隆煤矿点分布在离城七至二、三十公里的地方，煤质差、数量少，开采成本高，交通又不便利，而且刘铭传事先已有准备，为免资敌，主动地毁坏存煤、破坏矿井，使法国获煤数量及实利均很有限。所以，后来连孤拔也毫不掩饰地说：“基隆的占领，是一个错误。”
　　其次，法国政府的“担保政策”是否得到实现？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刘铭传作出撤基保沪的决定，使法国“踞地为质”的“担保政策”得以实现。戚其章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所谓“担保政策”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占领基隆就算是“担保政策”变成了现实？他指出：资料表明，法国的“踞地为质”，不仅仅要割让基隆，还要割让包括淡水在内的台湾北部，作为要挟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筹码。刘铭传撤基保沪，保证了沪尾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占领台湾北部的企图。沪尾大捷之后，尽管法军还暂时占据着基隆，但已经在战略上丧失了主动，陷入进退维谷之中，最后不得不从台湾撤退。其“踞地为质”的“担保政策”最终遭到了彻底破产。
　　再次，怎样看待法国政府选攻台湾的决策？张振ｋūｎ＠①根据中法战争档案指出，法军之转攻台湾，是在1884年4月至6月越南北圻战场经历了冲突——议和——再冲突的两度起伏后做出的。法国开辟侵台战场，是想以占据这里的土地要挟清政府屈从。由于刘铭传的抵抗，法军虽占领了基隆，法国政府却没能拿基隆换来赔款与割地，清政府亦未因此而屈服。究其原因，法国选择攻击台湾的决策是错误的，因为在这里打击不到清政府的要害，它只能占领基隆一隅空地，原来的图谋被粉碎，这是台湾军民在刘铭传领导下对抗法斗争全局做出的贡献。
　　　　　　二、刘铭传抚台期间台湾的近代化建设
　　对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期间在建置、防务、吏治、抚番、工商、财政、交通等诸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如何看待？与会代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与会代表人为，刘铭传在台湾主政六年期间，实践了其变革维新主张，加快了台湾的开发与建设，推动了台湾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在台湾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刘铭传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他和在推动台湾社会中原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陈永华一样，是台湾社会发展关键时期的两个关键人物。关于刘铭传在台湾各项近代化事业的总体效果，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刘氏在台抚任内为台湾近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存在摊子铺得太大的问题。持此观点的代表认为，刘铭传因台湾“暂缓建省”的建议未被清政府采纳，只好调整其施政方案，不但设防、练兵、抚番、清赋诸要政齐头并进，而且修铁路、架电线、办新式学堂等事业也同时上马。这样，各项新政一哄而上，失去了轻重缓急的步调，加上台湾的人力、财力都极为有限，从而大大地影响了新政的效果，以致于呈现虎头蛇尾、难以为继的局面。若非清廷牵制，外患侵逼，假以时日，刘铭传主持的台湾近代化建设事业一定会得到健康发展。
　　在涉及到刘铭传与近代铁路建设问题时，他1880年《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是否首开近代修筑铁路之风？有与会者认为，最早提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ｇāｎ＠②，但实现者却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淮系将领。在淮系政治家中最早提出的应是李鸿章，他在1867年给清廷奏折中提出铁路、电报等，与其让洋人搞，不如自己搞，以便“权自我操”，后因得不到朝廷支持，未能付诸实践，转而让其幕僚丁日昌在台湾修，不久丁氏以病离任，这一计划亦随之搁浅。与洪仁ｇāｎ＠②、李鸿章相比，刘铭传不能说是最早提议修铁路的。而且刘氏此份奏折，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及一范姓均参与拟稿，且刘上奏前后，还与李鸿章交换过意见。也有与会者认为，刘铭传此份奏折是清臣公开向朝廷建言筹筑铁路的第一个专折，正因此，李鸿章才会说，省三此举“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幸于吾党发其端。”而且刘铭传言出必行，履任台湾不久即开始台湾铁路建设。故说他在修建铁路方面首开风气，未尝不可。在讨论中，来自台湾师大的王家俭还附带澄清了上海吴淞路轨的去向问题。他指出，一般人不知吴淞路轨下落，或云沉于台湾之打狗港（高雄港）；或云锈蚀毁坏，皆非事实。吴淞路轨被拆除后，由丁日昌运往台湾，后应袁保龄之请，自台湾转运旅顺，以备工程道路之需。后在修建旅顺港的过程中，为使修筑唠＠③嘴炮台运料方便，特意修筑了一段小铁路，全长仅一英里，而自台运回的吴淞路轨即在此处发挥了作用。
　　至于刘铭传在台湾推行近代化建设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有学者认为，刘铭传在台抚任内开发与建设相结合，治内与洋务同时并举，成为台湾近代化建设的集大成者。这与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率领淮勇进抵上海的经历有重大关系。也有与会者指出，在刘铭传的身上，经世致用是其人生追求的主要方面。正因为有经世之学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刘铭传一生中能有许多作为，包括在台湾积极兴办经济事业、创办新式教育等等。但经世致用思想也有其局限之处，它容易导向实用主义，刘铭传也受其害。为了致用，为了经世，刘铭传急于求成，创新太多，摊子铺得太大，而无远大目标与长远设想，以至于他一离任，继任者很容易地就将其所创建的设施“全废”。关于刘氏在台湾搞建设的社会基础，有与会者指出，台湾士绅是刘铭传在台湾推行近代化建设过程中一股重要的支持力量。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儒家文化的渲染，到19世纪中期，台湾社会的领导阶层已由豪强之士转为士绅阶层，民间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习俗均以儒家道德礼仪规范为主。同样是中国文化人的刘铭传与台湾士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有建设台湾、巩固国防的共同信心和决心。这样，刘铭传就能与台湾士绅沟通，并依靠他们实行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
　　　　　　三、刘铭传与近代集团、人物关系研究
　　1、刘铭传与李鸿章之关系。综观刘铭传一生的出身进退、升沉荣辱，对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李鸿章。基于此，有学者认为，1862年初李鸿章奉命招募淮军，刘铭传组建铭字营开赴安庆，李、刘之间即已确立了上下级关系。在淮军诸将中，程学启死后，李鸿章最为欣赏的即为刘铭传。刘铭传与李鸿章尽管也曾意见相左，发生矛盾；但从总体上看来，仍然是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也有与会者以为刘李关系很密切，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从一些细小的问题，如李在书信中直称刘铭传的绰号“刘麻子”，刘赋闲在家放荡不羁，李写信劝他“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等，也可看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并认为，刘李关系密切，不仅仅因为同乡、同系，更重要的是，在有关内政改革与洋务新政建设的思想认识上、对外方针上，刘李基本一致：淮军在苏南迅速发展的时候，刘铭传作为李鸿章麾下几名骨干之一，尤孜孜不倦讲求西法西器，并最早启用洋教习教练洋枪洋炮，致使西人枪炮队法，“铭军尤为专擅，至为通国导师。”刘氏此种趋新精神深得李氏的厚爱；后刘氏在退休归养之际，仍念念不忘废科举、变西法，这亦与李鸿章的思想见解不谋而合；过去在中法战争研究中，“刘主战、李主和”的提法颇有影响，其实李鸿章不是不主战，其出发点是忍小诟而图远略；刘铭传以为战亦是为了和，争取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发奋图强，刘铭传对李鸿章的主和方针是支持的。从这一点来说，刘李在对外方针的主要方面是一致的。
　　2、刘铭传与翁同和元关系。关于翁刘关系， 曾有笔记记载：翁同和欲得刘铭传虢季子白盘，不惜重价，甚至提出联姻，均被拒，于是翁刘交恶。甲午战争时，翁同和阴阻刘铭传出山担任前敌统帅，作为报复。对于此说，有与会者认为疑点甚多，未可遽作信史。因为翁同和虽居高官，但家境并不富裕，常看到文物精品而无力购买；他膝下并无子女，四十岁时，过继次兄翁同爵之子翁曾翰为嗣子，刘铭传得虢盘时，翁曾翰已28岁， 早已娶妻， 所以重金购买及联姻之事，皆与事实不符。1880年12月，刘铭传奉诏入京，九天之内三访翁同和，赠虢盘拓本、《大潜山房诗钞》，翁同和称誉刘铭传为“此武人中名士也”，实在看不出翁刘为虢盘交恶的迹象。也有与会者以《翁同和与刘铭传的交往》为题指出：1861年苗练围攻寿州，翁同和长兄翁同书与绅民坚守危城，其间，刘铭传与王舟等率庐州练众曾自备干粮前往救援。十年之后，1870年刘铭传奉召入京，为谢当年寿州救危，翁同和曾四次前往刘氏下榻之处拜访。又过了十年，到1880年，因中俄伊犁交涉，刘氏再次奉召来京，翁刘第二次相见，彼此纵论国事、切磋诗文。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氏督办台防，翁氏全力关注。刘任台湾巡抚后，翁氏以户部尚书对刘氏经营台湾给予多方扶助。甲午战争爆发后，翁氏采纳张謇等建议，支持起用刘氏统率淮军抗击日本，只是刘铭传因年老多病未能奉召出山。纵观翁刘的交往，“翁刘交恶说”，纯属无稽之谈；甲午年刘氏“屡诏出山”一事根本与翁同和无关。
　　3、刘铭传在湘淮派系之争中的角色与作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有学者以《湘淮派系之争中的刘铭传》为题，指出：刘铭传作为李鸿章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属于与湘系基本没有先缘关系的淮系元老层人物。平捻时期湘、淮之争事局明朗化，刘铭传成为衡量双方态势天平上一颗相当有份量的砝码。在曾氏挂帅“剿捻”时，淮军将领仍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或对曾阳奉阴违、或公开对抗，而刘铭传俨然是其中领头人。在李鸿章挂帅之初，刘铭传又因尹隆河之役而与湘系鲍超霆军发生严重龃龉，以怨报德，李上奏袒刘抑鲍，而曾氏兄弟不愿为此事得罪李鸿章致使鲍超一气之下辞职归养，导致湘消淮长态势进一步发展。之后，刘铭传在督陕军务期间又与左宗棠交恶，台抚任上又把打击矛头指向湘系人物、左宗棠的老部下、台澎道刘áｏ＠④，采取姑且隐忍、不失时机严劾的做法，消除了政敌，综观刘铭传一生，屡进屡退是其醒目特征，而其出身进退又与湘淮之争的事局紧相关连。
　　对此，有与会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对刘铭传与鲍超、刘áｏ＠④以至左宗棠的冲突，人们习惯于视为集团矛盾的延续，且归结为集团利益的驱使。可是仔细分析，个人意气与个人利益之争，才是刘铭传与湘系矛盾的根本原因。刘铭传与鲍超无甚宿怨，尹隆河之役中的波折，不过为争夺头功、逃避责任，是各自为争功名所致，并非有组织的集团行动。而且刘鲍交恶后，湘淮两军首领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没有过多地插手此事。在台湾，刘áｏ＠④自恃才兼文武，且经营多年，殊料朝廷却委派刘铭传来台督办并骤折封疆，固已心存觖望，因而处处掣肘；对刘铭传来说，因刘áｏ＠④的离间是非、诬告战状，并引发左宗棠参奏，在危及到自身利益时也就连疏反击，二刘交恶乃自身原因所致。至于左刘之间倒是素有成见与旧恶。如同曾氏兄弟没有过多卷入鲍刘之争一样，李鸿章也没有插手二刘及刘左之争。这也是因为，衅端既由个人意气与利益所起，与集团利益关系较轻，因而也就不必演化成大规模的派系之争了。
　　有不少与会者指出，除了要研究上述影响历史的关键人物与刘铭传的交往外，还要注意研究刘铭传周围对其思想和决策有影响的一般人物，特别是其幕僚研究。有与会者以《桐城派人物与刘铭传》为题，论述了：刘氏功业得助于桐城派人物；刘氏开明思想的形成，与桐城派人物如塾师王尚辰、徐子苓、幕僚朱景昭等也不无关系；刘氏的功业为后世桐城派所张扬，有关刘铭传的传记主要出自桐城派之手。并认为，在刘铭传身上，桐城派人物倾注了将他作为经世致用理想形象的思想感情；而在刘铭传的所作所为上面，也依稀可以看到桐城派对近代社会有关历史人物的影响。
　　　　　　四、对刘铭传的历史评价
　　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臧否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要以大处着眼，要看他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大潮中所做的贡献与所起的作用，这是此次与会者的一个共识。通过讨论与交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刘铭传在台湾活动的七年多时间，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名字是和御侮图强、抗法保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一点出发，戴逸认为，刘铭传受时代的限制，与其他历史人物一样，有着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人物、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先驱。
　　就刘铭传的生平而言，其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是同治年间追随李鸿章参与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起义；后一个时期则是领导抗法保台、建设台湾。对前一个时期，以往大陆史学界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是其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但很少专文研究。此次研讨会上，有不少与会者对刘氏的前期活动进行了探讨。有人指出：刘铭传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将，与他能够用人、待人以诚、重义气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也有与会者着重分析了刘铭传在攻捻战役中其军事战略思想成熟的过程，以为，刘铭传首提“画河圈地”的河防之策，使东西捻军最终都败在了他的手上。在讨论中，就刘铭传前一阶段的活动，不少与会学者都认为，刘氏前期镇压太平军捻军固然是其不光彩的一面，但对其早期戎马生涯也应辨证地看，如果没有早期的“战功”，他就不可能爬到武职一品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于日后实任巡抚，在反侵略斗争和建设台湾中做出业绩，而且从一个人的历史活动来看，也不应把前期与后期截然分开。也有与会者通过对刘铭传一生活动的考察得出：刘铭传是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的重要奖领，是保卫台湾的爱国主义封疆大吏；是维护和巩固祖国统一的促进派，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先驱者之一和集大成者，是站在时代前列具有较浓厚的近代化思想的先进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王光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昆加鸟为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王加干为左右结构
　　＠③原字为口加律为左右结构
　　＠④原字为王加敖为左右结构＊
　　
　　
　　
学术界合肥91-96K3中国近代史方英19961996 作者：学术界合肥91-96K3中国近代史方英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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