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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人们处在跨世纪的年代，他们都要情不自禁地瞻望未来，询问：新世纪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人学研究者瞻望未来，他要询问的问题是：未来世纪将给我们带来具有什么样价值观的人？据笔者的观察，未来的理想价值观必将扬弃现今的个体（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形成一种辩证综合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取向。这是从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的发展的两大客观要求（个性化与自我约束）中必然产生的趋势。
　　 一、从科学技术发展看人的个性化趋势
　　还在本世纪的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从古代手工工具生产力、近代传统机器生产力进到现代的智能机器生产力。与智能机器生产力一起到来的，是人的需要和产品的个性化。这一趋势不可遏制地发展。1997年初，美国《未来学家》双月刊发表文章指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很可能出现“知识型经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在这种经济下的劳动者必须是有独立个性的人。所谓知识型经济，首先是指智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在某些高科技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智力劳动已经占有决定性的份额。在现代产业结构中，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份额越来越大。这种值得注意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正在改变工业发达国家中传统的劳动力构成、劳动就业方式、劳动组织机构等等。
　　就劳动力构成来说，美国的彼得·德鲁克预言，在未来社会中，由于能够被机器取代的劳动都尽可能交给机器，主要劳动力将分为知识工人与服务工人。广告创意、服装设计师、新闻记者属于前者；售货员、国家公园的解说员（导游）、心理医生等属于后者。这两种工作都不能被机器所取代，因为它们与人的脑力有关，要求具有创新性。在未来社会里，知识工人的脑袋构成了他们所属的公司或组织的最大资产。如果有任何一个个体脱离了组织，即使再加入新人，工作成果也永远不会相同。因为智力劳动是具有创新性的即带有独一无二的特征的。至于服务工人，他们的工作是面对客户，当场解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各种工作必须依赖于人的经验与临场反应，无法用机器来做。总之，在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中，生产价值键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具有独创性。而从事这种精神生产的劳动者能否合格，首先取决于他是否是一个有个性（即个体主体性）的人。如果不是有个性的人，他的劳动就不可能具备独创性。19世纪产业革命的时代里，最重要的资产是机械力，它的劳动者还无须成为有独特个性的人；而在未来的世纪里，最重要的资产将是无可替代、无法继承的脑力——即以独创性为本质特征的智力劳动。这是机器留给工人去做的。工人所需要的就是进行思索和创新的能力。谁要缺乏这种素质，他就注定要被机器所排斥。因为此时生产过程所需要于他的，就是机器所不能做的。这一点在80年代美国的就业上已明显反映出来。从1982年到1990年，美国制造业共增加了8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的机会都属于经理和管理人员，第一线工人的就业机会日渐稀少。
　　劳动者的个性化还表现在出现一种把雇员的权利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合同。这是一种新型的对生产者的个性尊重的就业合同。这表现在他的权利与他的责任（贡献）相一致。对工作人员不再采取按岗位付酬，而是改为按业绩付酬。而且出现了一种随时应聘劳动大军（临时工作人员和兼职雇员组成），在1994年这种应聘人员占去美国劳动大军的1 ／3。有人预测，到2000年势必占到一半。 人们不是终生固定在一个企业，依附于它，而是以真正有知识的企业家身份，通过开办自己的企业，或者作为承包商从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公司，来开创自己的事业。在美国所有的专业人员中，现在有20％从事的是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其中包括律师、医生甚至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未来组织机构变得越来越灵活，工作者有更大自主性、传统工作的许多必不可少的标志（如一年一次的评估、使用监督人员、一步一步的升级考试制和培训计划等）便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消失。一旦这种个性化的生产和需要变得普遍化，依据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道理，从事这种生产劳动的人也就必然要成为个性化的人，或者说，有独创个性的人。美国未来学会在1996年发表的“为在21世纪取得成功，学生们必须知道什么？”的特别报告强调说，下个世纪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而这种人才应当具有知识能力、个人能力和国民能力。其中，个人能力强调的是具备独立思考、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自律意识，有责任感、道德标准和个人目标；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这指的就是有独创个性的人。
　　 二、科学技术发展也要求为整体而约束自我
　　这是与个性发展相反的价值取向，然而它又是不可缺少的。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朝》中说，后工业化出现的对个性化的强调（非群体化经济、非群体化传播工具）同时要求有“集体生活感”来补充。为整体而自我约束就是基于对这种集体生活感的认同。20世纪末，有越来越多的征兆表明，人们如果一味热衷于自我发展、自我扩张，前途是不妙的。对人类提出约束自己的要求来自下面两种力量。
　　 第一，来自生态环境平衡的需要。
　　人类为了自身生存而从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是无可指责的。然而人的这种需要又是无止境的。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地球资源、能源的矛盾终于使人类有可能面对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耗尽的绝境。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因此而遭到严重破坏。于是生态学家们提出：我们的发展应当是可持续的。就是说，不能因我们这一代向自然界的恣意索取而使下一代陷入无资源和能源可供使用的困境。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地球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乃至每个人都有一种为人类整体持续发展而约束自己的道德精神。西方社会历来是倡导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然而那里的生态学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却都是注重公共道德和社会福利的。原因是，他们所研究、关注的对象本身迫使他们必须有这样的道德价值观。要知道，环境污染是不分国界、不分阶级的，治理环境污染也必须超越这些界线。没有公心，就不能为整体而自我约束，环境问题只能愈演愈烈。所以，自我约束说到底是科技的不合理利用加剧了环境问题的恶化，从而向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70年代美国一位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写了一本书叫《公地悲剧》。它生动地揭示了生态环境问题如何最终迫使人自我约束。据说，中世纪英格兰有一个公共牧场，当地每个农民都有权在那里放牧。农民想有多一点个人收益，就增加自己在村庄公共牧场的母牛头数。每个人都把自己在整个畜群里增加一头牛看作合理的行为，因为他觉得，相对于公共牧场里放牧的牲畜总数来说，他增加这一头牛只是个很小的数字。然而牧场的载畜量是有限的，超出这个界限，牧场就会被毁掉。出路只能是每个人约束自己增加放牧母牛头数的冲动。但是，每个人都不愿约束自己，终于引起灾害性的过量放牧，最后导致公地的水土流失。公共牧场也就消失了。哈丁说：“在一个有极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被闭锁在一个驱使他无限增加其畜群的体系里。所有的人都冲向这样一个目标，即在主张公地使用自由的社会里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然而，毁灭则是其归宿。”〔1 〕如果我们把中世纪英格兰这个公共牧场（它其实是哈丁的杜撰，但杜撰又来自现实生活的无数类似的事实）想象为今天的地球，当代“公地悲剧”的事例不是每天都在上演吗？不自我约束就毁灭，这是历史和现实向我们发出的警告。
　　 第二，来自科学技术新发现的威胁。
　　对于人类，科学技术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希腊神话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带到人间，给人们带来无限福利。然而在坏人纵火中，火不也成了给人带来灾害的一种“手段”了吗？科学技术越发达，它给人类带来的消极效应也日益突出，科学悲观主义者甚至发出这样的担忧：人类会不会通过自己创造的科学技术来毁灭自己？
　　至少有两种科技力量确实给人类构成这样的威胁。一是核威胁。核武器对人类的杀伤能力从一开始就被人们认识到。1946年，美国最早提出核威慑战略的人伯纳德·布罗迪就说过：“核武器是不能打，也打不赢”的武器，只能起威吓人的作用。美国《外交季刊》1984年冬季号发表一份研究报告称，只要在核战争中投放1000枚核弹，就可产生1 亿吨当量的爆炸威力，造成可怕的“核冬天”，其后果不仅会使40亿人死亡，而且会破坏生态，使人类在较长时期内失去生存条件。而当时美苏两家至少有5万枚核弹，总当量在130 亿吨， 是造成“核冬天”所需量的130倍。因此在敌对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双方居民均成了对方的“核人质”。核武器虽然“不能打”，也“打不赢”，但这只是头脑冷静的军事专家的意见，并不能排除战争狂人或按照某种错误思维方式行事的人把人类推向核灾难。40多年前，爱因斯坦说过：“原子裂变改变了世界的一切，但没能改变人类思维方式，因此，人类正在走向空前的灾难。”随同核武器一起产生的核伦理学就是试图改变人类思维方式，寻找人类摆脱核毁灭的理论探索。1986年，约瑟夫·奈在所着的《核伦理学》中宣称，“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在核时代条件下如何寻求共同的伦理道德准则的书”，核伦理学就是关于如何将道德原则运用于核时代的国家关系以达到人们约束自己，避免核毁灭的理论。
　　另一种可能给人类带来威胁的科技发现是生物遗传工程。1997 年2月，来自苏格兰的报导说，那里的威尔莫特实验室利用功能已经彻底分化的成年动物细胞无性繁殖出一头其遗传物质与上一代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克隆绵羊（取名“多利”）。“多利”的诞生预示着人类可以利用动物的成体细胞，像拷贝磁带或复印文件一样，大批量地复制、生产遗传特性完全相同的生命体。这样，克隆技术就具备了复制人类的可能性。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克隆技术也适用于无性繁殖人体细胞，存在利用人体基因复制人的可能性。
　　尽管克隆技术会给人类带来许多益处，如在有关动物品种改良、医药研制中的药性药效实验、自然保护中挽救濒临灭绝的物种、生产更多的保健产品等科学研究方面，克隆技术都是有益的，能够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它同时也给人类发展前景投下了巨大阴影：首先是对社会伦理造成巨大挑战。如果真的复制出了人，那么，这个“复制人”是他的子女还是他的兄妹？有人认为，“我们正在从父母生育子女的时代向父母制造子女的时代转变”。人们很可能在人死亡之前用克隆技术将死者的身体复制出一个人。一些父母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把他们在悲惨事故中死去的子女“再制造”出一个复制品。伦理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问：“如果能够复制人，将会（在伦理关系上）发生什么情况？”科学家们却总是说：“不必为此担心。”现在，黑斯廷医学伦理研究中心的埃里克·帕伦斯说：“只有傻子才不会对此感到震惊，我们对这些科学家取得的这项研究成果感到惶恐不安。”其次，这一技术突破可能导致对自然的怪异实验。例如前一段时间有人提出用人的精液与类人猿结合制造出可以节省劳动力的物种。这是令人感到恐惧的。再如，199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遗传工程博士杰里·豪宣布，他们切割被遗弃人体胚胎进行发育实验，并在体外培养了一段时间。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些有钱人想复制出一个“器官备用者”，一旦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生病或损坏，就可以动用“器官移殖备用人”来借用其器官。甚至会导致买卖复制婴儿的市场出现。难怪英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约瑟夫·罗特布拉特把这项复制技术的突破与复制出原子弹相提并论，担心遗传工程领域取得的进展，可能使之成为比核武器更容易得到的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手段。最后，有人担心某个疯狂的人试图复制他自己，该怎么办？对于这一点，科学家们认为，再造一个希特勒或再造一个爱因斯坦的想法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可能做到的只是生物体的复制。如果没有相应的环境，不让他去发展，他的潜质也是不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说，造成某个特定人物的后天经验、阅历、教育和知识都是社会化的结果，不能遗传，也是无法用生物技术复制出来的。尽管如此，失控的复制技术仍然是对人类前途具有巨大威胁的。
　　由于目前人类已经认识到，从长远来说，克隆技术可能使人类伦理产生危机。因此消息一公布，责声四声。各国政府与科学界和学术界人士都一致认为，面对可能到来的复制人（克隆人），社会应当给予这类研究以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对克隆技术的反应不免太悲观。但这种悲观也有好的一面，即表现出人们出于关心人类而重视自我约束。
　　 三、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及其社会经济根源与文化根源
　　以上，我们只是指出了未来世纪发展对人的两种客观要求。这属于实然范畴。下面，我们要进入应然范畴，即讨论这些客观要求与确定我们行为的价值取向的关系。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人们的价值取向不能同社会发展对人的客观要求相一致。一方面，在西方社会比较流行的是个体主义；另一方面在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倡导的是整体主义。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把上述两种客观要求（力量）分割开了。未来世纪要求有个性的人，但个性要求并不等于个体主义。个体主义把个体对发展个性的要求推向极端，无视整体的需要。未来世纪要求有整体观念，为整体而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也不等于整体主义。整体主义在强调整体优先时，往往容易抹杀个体的个性。
　　个体既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又要为整体而自我约束；既有自我，又有他人（整体）——这本来是最合理的。为什么二者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中又以相互排斥形态表现出来呢？我认为，这种状况有其社会经济发展根源和文化根源。
　　一般说来，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是整体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以手工工具为特征的落后生产力使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只能处于古代社会的缝隙之中。因此贫乏的社会经济联系导致个人同原始共同体的血缘脐带关系长久保存下来。整个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是“人的依赖关系”，即无独立性的个体对共同体的绝对依存。不过，整体主义在东方还有其产生的地区性文化根源。众所周知，尽管西方社会也经历过传统社会阶段，但没有形成强大的整体主义价值观的文化传统。这同古希腊人进入文明社会的特点有关。希腊文明形成于爱琴海。古希腊人在爱琴海两岸、在地中海沿岸和非洲之间进行海上殖民、贸易和海盗劫掠；他们早期出现的个体私有制和商品经济——这一切使古希腊人很早就割断了个体同原始氏族共同体的血缘关系，并在这种新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分解性思维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古代东方的整体性的直觉思维方式）。以此为特征的古代西方文化传统是强调分离的：人与自然的分离、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个体与整体的分离。同西方社会相反，古代中国从一开始就长久地把自然血缘关系融于统治服从关系之中。因此宗法等级制国家特有的整体主义必然成为中国几千年统治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学说的特征。儒家的整体主义不是着眼于事物的分解，而是对事物的整体直觉把握；不是强调人同自然的分离，而是强调天（自然）人合一；不是强调个体与整体分离，而是强调个体融入整体（宗法家庭、朝廷）。从本质上说，这种整体主义是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工具，但这种压迫却是通过一整套与政治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伦理道德规范来修饰、掩盖和贯彻的。这种政治道德的功能是使矛盾（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上与在下）两方面调和、相济——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由此寻求一种宗法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儒家的整体主义传统对中国几千年古代社会的稳定无疑有过贡献。
　　到了近代。西方社会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是人格独立的生产者和他对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前面说过，西欧进入文明时期的特点不同于东亚的中国。即便如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需要的独立的生产者仍有待新时代去创造。因为上千年的西欧中世纪自然经济和教会神权统治大大削弱了古希腊的个体意识。因此西欧资本主义仍然需要发动一场以个性解放为特征的人文主义性质的运动（史称文艺复兴运动）来打破这层把个性遮盖起来的纱幕。借助于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古希腊肇始的分解性思维方式和原子式的个人才得以发展为近代的个体主义。
　　在西欧，个体主义是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帕森斯认为，西方现代化的三个要素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和教会神权，争取独立人格时，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它就日益显出其弊病。因为个体主义已经发展成极端个体主义（Over Individualism）。在极端个体主义形式下，发展个性和解放个性变成藐视权威、中心、主流、秩序、规范、和谐。当宗法性整体主义把个体束缚在宗法家庭时，个体主义对个体摆脱宗法性羁绊起过积极作用，因而是有利社会进步的。现在，极端个体主义却越来越走向放弃家庭、责任、义务和道德了。这就导致社会共同生活秩序的腐蚀和瓦解。如果说，旧时的宗法性整体主义是只见整体，不见个人；那么现在的个体主义走向极端，就成了只见自我，不见整体（他人）了。于是，只有“我”才（对我自己）有价值。由此引发出对传统价值标准的虚无主义和绝对相对主义乃至极端的怀疑主义。
　　一种思潮和价值观，只要它对社会带来的弊端日益增多，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反弹。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当代西方极端个体主义的反弹，东亚地区又出现一种整体主义的新形态——亚洲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东亚国家和地区走上现代化道路时，他们鉴于西方极端个体主义的弊病，决心实行一种尝试：寻找一种适合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从而清除几百年来以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工业文明的积弊，为全世界的现代化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在他们看来，西方现代化关于经济起飞的驱动力仍然是不可更改的，就是说，现代化仍然要讲利益驱动。因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现代化，而市场经济只能是利益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效法儒家的“不言利”。但是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扬弃西方现代化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代之以“社会优先于个人”，“社会高于个人”的亚洲价值观。这实际上是儒家的整体主义。不过，这里已经没有了封建等级关系和封建压迫。历史上产生出整体主义的那种社会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人们从中汲取的是社会（整体）优先于个人的精神。新加坡的李光耀把它称为亚洲价值。
　　 四、扬弃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合理性，确立新价值观
　　以上，我通过分析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根源，揭示了它们分别代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传统社会与工业文明）的价值观。而近年来的亚洲价值观则体现了20世纪末人们由于对个体主义极端发展的不满而企图在新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整体主义的复归。
　　迄今，这两种价值观仍然在许多领域的不同问题上相互较量。举例来说，在生态理学领域，整体主义倾向于个体应为人类整体利益而自我约束——比如他们赞成发展中国家为缓解地球上人口爆炸而推行计划生育。而个体主义（尤其是传统人道主义者）则指责计划生育是对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的侵犯。因为生儿育女（包括生多少）是上帝赋于每个妇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政治领域，二者的冲突更为激烈。自从东亚国家某些领导人提出亚洲价值后，就遭到西方新闻界的攻击。1994年底，美国的“自由论坛”和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在香港举行“亚洲新闻论坛”，讨论“亚洲价值”与媒体在社会的角色。会上，西方新闻界代表攻击亚洲价值是政府压制民主、控制舆论的口号，而亚洲新闻界的代表则强调新闻自由并非放任无度，不要承担社会责任。争论的焦点是能否把个体至上的价值观灌输到新闻自由的内涵之中。
　　不过，无论在西方或东方，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个人至上或整体至上并非完全合理。在西方，不少人出于对个体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现代化弊病（随同财富积累，人却堕落）的反感，开始反省西方文明中的个体至上。美国人福山在苏联、东欧转轨后曾预言西方民主将一统天下而万世常新。1996年1月，他又在《民主》季刊上写文章， 主张学习儒家文化以救西方文化之弊，此“弊”即极端个人主义。美国《新闻周刊》也认为，进行一场道德上的十字军东征早就成为美国无法摆脱的一种想法”。反过来说，提倡亚洲价值甚力的新加坡领导人近来也开始意识到，光讲整体优先是不够的，也要重视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新加坡吴作栋总理在展望新加坡未来时，强调新加坡首先要重视“个人的发展”。这两方面的信息都对我们有启迪意义。
　　启迪意义在于：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都是把社会生活中互为条件的两个因素人为地分割开，并使之走向极端。个人总是社会（整体）的个人，而社会也无非是由个人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历来反对把二者抽象对立起来，而是采取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即综合个人与社会（整体）。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种理想状态，个体与整体是互为条件的，互补的；在一般情况下，不是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或条件）。然而，迄今为止，这种理想的状态只是应有的而非实有的。它对今天的人类来说，仍然只是一种可追求的良好愿望。愿望之转化为现实，有待于人类去争取。就历史的现实来说，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是遵循历史规律演变的。其演变的轨迹大体上如下：
　　1.起初，人类整体的发展要以大量个体的牺牲为代价。这表现在：在上百万年前群居的原始社会里，个体对于“群”来说，是绝对依赖的。随后，在人类走出原始社会，实行脑体分工和以此为基础的阶级划分时，人类整体的才能发展同样以大多数个体的牺牲为代价。从这一宏观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整体主义（整体优先，整体发展以个体牺牲为代价）有其暂时的历史合理性。
　　2.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在工业文明的时代人类整体的发展需要突出个体。因为只有人格独立的个体，个性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个体才能同机器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相适应。个体主义在这时候的兴起无疑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个体主义越是发展，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就越是同历史进程成反比。
　　3.无论整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来说，都只有暂时的历史合理性，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必然是走向二者的扬弃即个体与整体的综合。这一点，马克思在100 多年前凭其精湛深刻的哲学已经预见到：未来社会的公式不是在个体（个性）或整体之间选择一个，使之居于绝对优先位置。而是使二者处于互补地位，或互为前提，互相促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社会整体——引者）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一切人），都不存在绝对优先地位问题。没有“一切人”（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即社会发展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当然不可能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又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如果不是使每个人都达到自由发展，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自然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然，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最终实现这个理想要有许多主客观条件为前提。在这些条件充分具备之前，我们只能在总的指导原则上力求综合个体与整体，原则上不以牺牲一方来保证另一方。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仍然不得不辩证地依据具体历史条件面对其中某一方面加以强调。例如现阶段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就是在兼顾到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强调集体优先。这是必要的，但它同马克思的未来理想价值应当是保证二者的融合、互补，仍然是有区别的。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人这个族类的才能之发展要牺牲大量个体，甚至包括整个劳动阶级。只有当这样一个阶段完全结束了，马克思的理想价值观才有条件实现。
　　注释：
　　〔1〕哈丁：《公地的悲剧》、《科学》1968年总1243号。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苑捷）＊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36-41B8伦理学王锐生19971997 作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36-41B8伦理学王锐生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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