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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世纪之交，回顾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可以将它清晰地划为传统和现代两种范式。传统的理论语言学，贯注着浓郁的语言文化整体观照的人文主义精神，举凡语言的性质、功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社会、语言研究的方法，都同文化问题、人文科学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人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平面对立的关系，而是全方位的关系。作为这种全方位关系的体现和维系，语言也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符号系统或工具。“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文”与“道”一体。古代语言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更明确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喷而不可乱也”。灭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所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国传统的语言理论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思路”或者说文化通观下进行语言理论问题的探讨的。　
　　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成其规模的。十中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为中国学者展示了一个与传统的范式截然不同的以分析见长的科学理论系统。学者们纷纷引为楷模。以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为例。读书第一篇论述语言学的意义、目的、方法、语言的性质及其和人类社会种种活动的关系；第二篇论述语言的构成及其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基础；第三篇论述语言的组织和分类，包括形态学和句法学；第四篇论述语言的起源、演变、分化与融合。这样一个柜架几乎奠定了本世纪理论语言学的基础，而其来源，正如张世禄所示：“大部分根据于L.Bloomfield的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在发展中因描写主义和材料至上主义的压抑而步履艰难。尽管如此，理论的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止。一方面是在汉语的具体研究领域不断滋生着理论思辩，尤其是在汉语语法问题上的几次讨论进入了较高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是一些纯理论的问题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例如语言和言语问题，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问题，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语言计划和语言融合的问题。除此之外，西方语言学重要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中国现代理论语言学史上形成一个又一个引进、研究的热潮。如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八十年代的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九十年代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等。如果没有反思，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将把它的研究范式延续到下一个世纪。这个范式的特点就是系统的引进西学，在不断的引进中求发展。　
　　八十年代中期，文化语言学在我国异军突起，其激烈而深刻的理论批判与理论思辩迅速激宕为一股波及全国乃至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思潮，强烈地震撼了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深刻反思了本世纪初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研究的规范和影响，深刻反思了汉语的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反思了中国语文传统的文化特征及其现代意义，深刻反思了人类思想史上语言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从而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从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解放出来，建立汉民族的语言理论体系，为丰富人类语言理论作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　
　　文化语言学吸收了西方语言人文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但它形成于世纪末汉语研究许多基本领域的危机与反思，在我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族语言理论的目标，并且深入、系统地揭示了中西文化、语言和语文传统的深刻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语言学是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在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首次建立的本民族独立的语言理论学科。不仅如此，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文化语言学，以其深刻的理论反思，还提出了一个“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新概念。所谓“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其涵义与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深刻差异：　
　　其一，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积极参与建立民族语言理论体系。所谓“民族语言理论体系”，建立在两个理论支点上。一是对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的深刻理解，一是对本民族语文传统的深刻理解。　
　　科学认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对于深受西方语言理论影响和制约的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由于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汉语文化特征的认识必然要突破现有的所谓“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原则与框架。拿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来说，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即认为只有口语是反映概念，思想的，而文字只记录口语，与思维没有直接联系。因而最先进的文字是作为口语化身的忠实记录口语语音的文字。拿这一条“原理”来规范汉字，那么汉字的表意形式就是一种落后的形式，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然而从文化的特点看，汉族人在哲学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在艺术上重意合不重形合，在语言上以“非形态”的面貌出现，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和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正是基于汉语语言思维这种特点，所以汉字构形以表意为首要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词语的确定信息。方块汉字的平面性储存的信息显然优于线性文字。而从语言的特点来看，邱欧语依靠变音来表达语法语义，其词形以发达的辅音和元音自由接缀，各音素之间界线分明，音节结构复杂，词的信息是由各个音素共同来承担的。而汉语不依赖变音来构词、转化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汉民族音感中的基本语音单位不是音素，而是音节的声韵结构，词的信息靠音节的声韵结构和附于整个音节的声调来承担，汉字就不必分析到音素。而且汉语中大量的同音词的存在造成词的语音形态信息含量锐减，这在书面语中只能依靠文字图象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来补偿。事实上，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局限。文字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象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字形和字义的统一。因此，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象性越强的文字，突存时空局限的能力就越大，与思维的联系也越紧密。由此看来，拼音文字并非世界文字体制中最优秀的，更不是世界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中西文字的不同，并非发展速度上的差异，而是发展方向的不同。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关系。与汉语和民族思维，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必须具备独立的表意功能。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应该关心和研究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征，建立相应的文字理论，丰富普通语言学对文字的理解。　
　　再拿语言的类型来说，西方语言学家习惯于用他们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汉语的事实，确认汉语的类型归属。一些学者认为，英语是一种主语占重要地位的语言（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汉语是一种主题占重要地位的语言（Topic-prominent Language）。汉语基本的句子结构表现为“主题——述题”的关系。事实上，同印欧系语言相比，汉语的特点并不表现在主题占重要地位，而在于整个句型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都存在名词性句型和动词性句型的质的区别。印欧语的语法可以不区分名句和动句，而以形式为纲主谓二分；汉语语法是一种注重功能、内容的语法，汉语句子类型的划分必须首先把名句和动句区别开来。主题只是名句中的一个句子成分范畴。在汉语中，“主题”和“主语”并不互相排斥。主题联系名句，而大量的动句都是以施事语（即“主语”）为主脑的。汉语的名句和动句都有与印欧语句子殊异的特点。在语言类型学的意义上，汉语整个句型系统的面貌是更深刻更带根本性的，近年来，国际汉藏语言学界还争论过汉语究竟是Ｓ—Ｖ—Ｏ（主动宾）型的语言，还是Ｓ—Ｏ—Ｖ型的语言。实际上，所谓Ｓ—Ｖ—Ｏ或Ｓ—Ｏ—Ｖ，是印欧系语言典型的以动词为中心挂上主宾的句子模式。拿来作为汉语句子类型的标准并不合适。持论者似乎认定象“我这件事已经办好了”这样的句子是Ｓ—Ｏ—Ｖ型，这是用“洋框框”看汉语句子。怎么知道“这件事”是Ｏ而不是Ｓ呢？如果说“这件事”看上去象是从动词语“办好了”后面的宾语位置移到动词前的，那么“我这件事没有经验”中的“这件事”又如何“移”呢？古汉语中“阖庐舟车不饰”这样的句子看上去象Ｓ—Ｏ—Ｖ，但在“昔阖庐食不二味，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左传·哀公元年》）中，与“舟车”位置相同、功能相同的带点的成分又是不是“Ｏ”呢？说到底，这一类成分，既不是洋框框里的Ｏ，也不是洋框框里的Ｓ，而是汉语句子特有的成分：句中主题语。它后面的动词不是支配它的，而是评论它的。拿Ｓ—Ｖ—Ｏ或Ｓ—Ｏ—Ｖ之类西方句子模式来套汉语的事实，结果必然是左套不进，右套不进，以至于一些学者迷惘地认为汉语既有Ｓ—Ｖ—Ｏ趋向，又有Ｓ—Ｏ—Ｖ趋向，于是竟得出“在类型学上，汉语是一种非始终如一的语言”的结论。这深刻地表明汉语需要建立在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基础上的语言理论。正如陈望道《文法简论》所说：“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为此，科学地认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就是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区别于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历史，有深厚的语言理论传统。在近代西学如潮水般涌来之时，这一传统出现了断裂。在西方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中国传统的语言理论失去了意义和价值。然而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变迁，人们终于意识到西方语言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汉语的“形”和“神”。而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传统语言理论显示出巨大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它是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生命之源！
　　杨树达曾从修辞学的角度谈到这一问题。他指出“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昧者顾取彼族之所为一一袭之，彼之所有，则我必具；彼之所缺，则我不能独有。其贬己媚人，不已甚乎！吾今不欲谓吾书足以尽吾国修辞之全，第欲令世之治此学者，知此事为一族文化之彰表，义当沉浸于旧闻而以钩稽之法出之，无为削已足而适人屦，庶足令后生之士有自尊其族姓之心，而他媚之狂或以少戢云尔。”人类语言研究的原始动机，不外乎两种需要：一是典籍阐释的需要，一是交际修辞的需要。典籍阐释使人类不断深化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语言的探究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交际修辞使人类不断调整着人际关系，语言的探究成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典籍阐释还是交际修辞，都出于人类对语言的一种共同的本体论认识。因而中西修辞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共性。如早期的修辞研究都是一种广义的交际。为人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又如早期修辞研究都讲究由对立产生的和谐之美。然而，由于修辞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单纯是一种语辞的修饰技巧，而是语言运用中对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的一种调适，所以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修辞之学闪耀着不同民族的思维智慧之光。　
　　西方的修辞学传统具有浓重的形式化意识，把修辞作为一种“术”，一种外在于言谈内容的包装，由此发展出热衷于繁琐分类的形式主义辞格学派，其研究规范以类型化和技巧性为特色。中国的修辞学传统注重“修辞立其诚”，将修辞与修身养性融为一体，将言辞的修饰归结为身心的诚挚。注意力集中在言语修辞的信实和内在美上，很少关心其外在形式。以意旨的修炼为修辞的理想境界，守约而施博，将修辞活动与整篇作品、整个社会人文环境相互衬映、相互依赖，融为一体。　
　　作为一种注重形式的范式，西方修辞学传统注重知识性、理论性。而作为一种注重内涵的范式，中国修辞学传统更注重经验和体验。　
　　显然，从修辞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语言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决不是西方语言理论所能涵盖和取代的。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把自己的生长点放在对传统语言理论的清理和阐释上，引进、借鉴西方语言理论的新知，积极实现民族理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其二，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与人文科学广泛对话。由于历史的局限，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奉行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的原则，专注于语言结构本身的分析描写，很少关心语言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极大地限制了自己的视域，同时也使自己孤立于人文科学研究之外，自身很少借鉴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而自己的研究成果又令左邻右舍的人文科学感到索然无味。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语言”和范畴也倾向于自然科学化，很少采用，也不会使用当代人文科学所共同使用的语言，不会进行人文科学的理论思维，不会运用人文科学的叙述方式。这对于要在汉语这种人文精神浓郁的语言基础上建立民族语言理论的目标，实在是距离太远了！理论语言学的非人文科学化，也使这门学科在汉语学界日渐萎缩，研究队伍日渐囿于外语学界。这无疑是现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进入的一个误区。　
　　为了走出这一误区，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在把立足点转移到汉语研究上之后，将在两个学术层面上积极推进理论语言学的人文科学化：
　　第一，变革研究语言，转移研究视域，与人文科学研究广泛对话。对话的方式可以分为“学际关系”和“问题中心”两种。所谓“学际关系”的对话，是指语言学和各人文学科的相互参照，相互渗透。例如：　
　　语言学和哲学。无论从人文科学的历史，还是从它的研究现状来看，语言与哲学的关系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尽管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和亚里斯多德的《解释篇》以来人们就认识到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在２０世纪之前，人们或多或少把语言看作一个无需给予任何特殊注意就能简单地运用的媒介。语言是透明的。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人们渐渐发现语言不是那种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媒介。语言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是人性和个性的基础。由语言产生的人类抽象思维能力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使我们能够去以概念掌握和对付所有那些没有呈现在我的面前的现实方面，并且因此以我们所使用的方式把我们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了，不再是供人们用来给经验、社会关系、物体命名的简单媒介，而是蕴含着人类对世界的某种基本信念的范畴体系。于是人类思考的重心在历史上由神学世界转移到人类世界，由人类外部世界转移到人类内心世界之后，第一次转移到了人类所使用的符号媒介上。这就是二十世纪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是语言与哲学关系的深刻性所决定的人类思想史的必然趋势。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研究，通过其独特的阐释（训估）框架，为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同样应该在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拓宽哲学的视野。西方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思想及其分析方法从语言学发展为一种广泛的哲学与人文科学思潮，促使人文科学研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模式，注重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利用代表现象的符号而不是现象存在的本身。而与此同时，哲学的结构主义又对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作了不同指向的发展：　
　　在结构的超个体、超历史方面，语言学结构主义并不排斥历时语言学，也不否认时间、历史的变化对语言的影响。而哲学结构主义认为有发展规律的历史是虚构的，是历史学家把“自我的总体化的连续性”投射到世界中去。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为历史的“意义”不存在于客观的所指物中，而存在于“可理解性”内。所谓“可理解性”就是将历史看作一连串结构。每一种结构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时间以外的，它们是外在的排列关系而不是必然的历史联系。于是，不是社会先于智力，而是智力先于社会。所有文化都是某种潜在的人类心智结构的产物，最初的社会范畴是逻辑范畴。　
　　在结构的“无事物”性方面，语言学结构主义在否认结构的“事物”性的同时，仍认为结构是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从事物中归纳出来的，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组织形式。虽然用形式化表示结构是研究者的任务，但结构本身对于研究者而言是独立的。对于这种对象性的结构概念，哲学结构主义提出了另一种对象化的结构概念，即认为原则上没有必要把对象看作系统。结构概念只出现在实际决定把一个对象当作系统来思考的时候，只出现在被用于一个系统的、可证实的假设——演绎理论之中。这样的“结构”显然并非对象自身固有的，而是在逻辑演绎中被构成而加以对象化的。这样一来，结构分析上升为一种带有先验论的哲学原则，即社会文化结构虽然要以对象内部实际存在的秩序关系为基础，但它是理想横式予以重组的产物。它不是对象本身的直接反映，而是遵循一种可解释性原则，运用结构模拟的方式，通过对对象进行分割与编配而重新构成的。结构的揭示即结构的重建。　
　　显然，在“结构”问题上语言学与哲学的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语言与民俗。语言是人类最本质的文化特征。语言现象和人类文化现象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因而它自然与人类历史发展中广泛的民俗现象结成了亲密的伴旅。作为各民族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语言无疑是民俗传承的工具；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本身又是一种重要的民俗事象；作为各民族图解世界的一种文化符号，语言的力量更在各种民俗信仰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当民俗的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民俗”（Folk-lore）这个概念的初始语义正是口传的文学或传统的故事。随着民俗学的发展，语言的调查研究在民俗研究中越来越占有中心的位置。因为一切结构制度、传统、习俗、信仰、态度和手工艺都是以口头示范、言词教导和文字形式传承下来。不仅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谚语、谜语等离不开语言，就是以行为为主导的生产习俗的传授、饮食和服饰的制作、宗教行为的传习等也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民俗的天然载体，其本身又是识别民俗乃至民族特征的基本标志。事实上，许多语言学者同时又是民俗学者、人类学者。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对民俗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方言的地方差可以显示古语的退化过程。因为标准语的改良总是从文化中心的地方开始，向边远地区波及，越远的地方变化越小。这种方言研究的方法同样可以解释民俗现象和文化现象，形成民俗周圈论和文化周圈论。又如比较语言学从亲属语言的比较中构拟出原始共同语，这也启发民俗学者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到原始的民俗类型。　
　　所谓“问题中心”的对话，是指理论语言学积极参与人文科学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的讨论，尤其当这些问题涉及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演变的时候。例如语言与人性的问题是当代人文科学的一个前沿课题。对于这个问题，既可以在生物学层面上考察，又可以在社会学层面上考察，还可以在符号学、哲学、心理学的层面上考察。这就需要当代理论语言学者具备人文科学的综合科研能力，而不再象以往那样置身局外，碌碌无为。　
　　第二，系统地引进国外语言人文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自然科学倾向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次政治运动、政治批判使理论语言学视人文的研究为畏途，不敢涉及语言的社会文化内涵，对国外的语言人文主义理论也贴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标签而不敢正视与借鉴。这样一来，中国理论语言学者所熟悉的西方语言理论只剩下科学　主义一路。这是我国理论语言学的一个极大的误区。事实上，西方语言学史始终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并行不悖的历史，抽掉了人文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本身也就苍白无力。在欧洲思想史上，维柯的语言—文化“新科学”、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施坦达尔的语言心理主义、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学反逻辑主义、舒哈特的“词与物”范式、克罗齐的美学语言学、浮士勒的语言学唯美主义、魏斯格贝尔的新洪堡特主义，在美洲思想史上，鲍阿斯的人类学调查，萨丕尔的语言模型说、沃尔夫的语言相对性假说等等，还有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将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语言人文主义思想，并把它与中国古代的语言人文主义传统一起纳入人类人文主义语言学的历史长河。从比较来看，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思辩性；美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语言人文主义是同经学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阐释性，这三大语言人文主义传统由于各文化区域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有各自深厚的文化哲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各民族对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具有深刻一致性的丰富思想。尤其是洋溢在这些语言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对民族语言文化精神的热爱、尊重与理解、弘扬，为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其三，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要与人类语言理论广泛对话。所谓“对话”，不是学舌，而是理解和交流、互补。对话的前提是对本民族语言的深刻理解。离开了这一前提，不会有成功的对话。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离开了汉语和汉语文传统的文化特征和价值，把中西语文传统置于人类共同发展历史阶段的两个低高不同的时代层次上，认定西方语言理论不仅是最先进的，而且代表了人类语言理论和发展方向。非西方的语文传统只是处在以西方语言学为顶点的发展序列的某一阶段上，必然要向西方语言学所代表的方面发展。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对话”，就只能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既不利于发展本国语言理论，也不利于发展西方语言理论，这实质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话。　
　　以西方语言理论为参照系，不仅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取向，而且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因为西方优越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似乎证明科学是没有文化差异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研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同样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一旦人和自然被共同置于无所不在的科学命题和科学假设之中，形式化的因果换算就被视为唯一的、凝固的真理观。确定性和形式化成为追求的目标，其实质是将研究对象看作人所面对的客体，将人和语言的关系看作视觉模式的一维、平面的对立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忽视了语言人文性，从根本上忽视了汉语浓郁的人文精神。拿语法理论来说，许多理论研究者以西方语言学形式主义、描写主义为纲，明确提出“必须最大限度地对语言进行形式化的描写，根本拒绝把意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凡是得不到形式上验证的语义分析对语法研究来说都是没有价值的”，“分析任何语言的结构，都必须从结构的形式系统的分析中去发现语言的结构意义，都必须从形式到意义”。事实上，这些“必须”和“凡是”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当作人文科学的天经地义，把异文化的方法当作本土文化的天经地义。从人文科学和本土文化的角度看，应该说凡是得不到语义内容、表达功能肯定的形式分析对语法研究来说都是没有价值的。
　　现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从文化上的单线进化论到语言学研究的形式主义，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汉语音韵研究的弃声韵调结构而取元辅音结构，汉语文字研究的弃方块表意框架而取拼音化方向，汉语修辞研究的弃“修辞立其诚”和语境通观而取辞格化范式等等，都是语言形式主义规范的结果，其利弊得失是很值得反思的。迄今为止，汉语结构分析的一些基本范畴（词、句、词类、句子成分）和基本理论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汉语的语法体系在日益繁琐精致的同时却离汉族人的语感越来越远，这已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西语言学的“对话”并不成功。形式主义的语言，基本上不适合汉语的特点。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不是为西方语言理论提供一个东方语言的例证（即使是作了很大理论修改的例证），而是要以对中国语言具有永恒意义的语文精神的现代阐释，去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识。因而对话的前提是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西方民族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观念，追求一种纯粹的单一元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时起也有一个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形而上学传统，将人从与世界不可分割的各种本质关系中分离抽象出来，把人定义为思维的动物，把世界当作人所面对的客体，追求认识的确定性。西方的语言因而在组织上也就以丰满的形态标志语法与语义的基本信息。于是语言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形式化描写。中国哲学从未把人与世界对立起来，从未出现过那种站在世界对立面，以认识世界、征服世界为己任的“自我”。中国文化不从独立的个体去透视世界，而是从人与世界的全方位的关系中去体认一切，认定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的价值是在他的社会人文关系场中确立的。中国的语言因而在组织上也就不以一个客观、静止、孤立、冷峻，在形式上自足的对象出现，而是如中国语文传统所理解的一个人参与其中的、与人文环境互为观照的、动态的、内容上自足的表达与阐释过程。于是语言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功能体认。　
　　根据现有的语言资料，汉语和印欧语在结构形态、组织方略和文化精神上分别处于人类语言连续统的对立的两极。如果把人类语言作二元分割的话，那么一端是形态语言，即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如印欧系诸语言，另一端是非形态语言，即没有形态屈折变化，词语块然孤立，以意相合的语言，如汉语。形态语言的词形屈折变化为主体意识的呈现提供了一种便捷，同时也为主体意识的呈现规定了一套繁琐的秩序。与之相比，汉语语法显得简易而灵活。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料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块的随意堆叠、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这种尚简的组织战略，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使它的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因此，汉语语流中的单位实体，是一种功能发散的实体，是能动地体现交际意识的“活”体。以这种功能实体建构的句子，不再依赖形式的内聚力，而是依托功能的涵摄力。如果说西方语言的句子脉络是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物理（形合）空间体，那么汉语的句子脉络是一种以事理逻辑为基础的心理（意合）时间流。汉语句子的生动之源就在于流块顿进之中显节律，于循序渐行之中显事理，由“音句”进入“义句”，随事态变化的自然过程，“流”出千姿百态的句子来。所以，任何形式主义的框架都框不住汉语语法，只有功能主义才能从本体上理解汉语的精神。　
　　中西语文传统的对话，应该是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话。对话的前提，只能是对语言功能主义和语言形式主义的深刻理解。西方的语言学也有称为“功能语言学”的研究。但这类研究或者探讨语言的社会职能，或者探讨语言各种结构在表意方面所起的作用，或者只研究音位的辨义功能，都与中国语文传统在语言单位的弹性实体和流块建构的析解中贯彻的功能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语言形式主义在其长期的发展中也有自身的反思。因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毕竟不是平面对立的认识关系。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维本身，既是符号系统又是人的基本行为，既是人的存在又是人的世界。语言的这些根本特点决定了人的语言行为不是一种装置，一种按普遍定律或程序对其他客体作出反应的客体。而形式主义恰恰是在舍弃了语言的这些根本特点后进行操作的，因而它有很大的局限。它不可能充分、具体地接近语言现实。一些西方功能语言学者因而提出，在语言研究的各个平面上，不论是确定语言事实，划分语言单位的类别，描述语言结构，还是解释语言单位的变异幅度和演变规律，都要以功能作为基本依据，而不能由事先画好的“语言”的形式框架来确定。语言事实不能只局限于语言的结构系统中来研究，而应该放在言语活动中，放在语言功能系统的运转中来研究。“意识到语言功能超越一切的重要性，通常会更加尊重事实。”但这种反思并不是同西方形态语言一起与生俱来的。它仅仅是对西方语言形式主义的一种检讨的立场，或者说一种补偿。正如它的代表人物马丁内所说：“功能语言学获得的任何进展，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一个时期内，都是逆着潮流的。”当然，西方语言研究中的功能主义立场，为中西语文传统的对话提供了某种语义的中介范畴。　
　　中国语言学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历经了一个语言形式主义的“分析的时代”。这个时代深刻启示着站在又一个世纪之交的新一代中国语言学者：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是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理论语言学，只有彻底将与西方语言学的对话立场转移到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立场上，才能真正为民族语言理论作出贡献，为人类的语言理论作出贡献。同时在这一对话中与西方语言学一起，实现各自对语言功能主义和语言形式主义的超越！
　　　　　　　　　　　　　　　　　　　　　　　　（责任编辑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082-087H1语言文字学申小龙19951995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082-087H1语言文字学申小龙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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