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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来，历史小说的确表现出了卓异的风姿，取得沉实的成就。许多优秀之作，取材于历史，但不止给历史以形象的描绘，而是有探索，有创见，有艺术的动人光采。它们不再是某些历史结论的演绎，简单地、不乏生动地告诉人们一些阶级斗争、民族冲突以及君臣贤愚一类老故事，而是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哲学和人性诸多方面的视角，更深入更丰富地进入历史，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从而引发对今人新鲜有益的启示。一些历史人物，也经由小说家的典型化创作，确立了令人信服的形象，或如评家所说，给历史人物以性格定型。在先有《少年天子》（凌力）中的顺治帝，较近期有《曾国藩》（唐浩明）中的主人公，可为例证。前者，一个在清初的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在多种矛盾的重压下奋力革新而终于失败的悲剧人物；后者，一个封建末世的坚定护卫者和儒家文化的忠诚信奉者；他们充满内在矛盾的性格，得到读者的认可，似乎历史上的顺治和曾国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精神在历史题材领域的深化，同时又是历史主义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深化。
　　我们当然不能笼统地说历史小说走在了历史研究的前面；事实上，作家们无例外地借助于史学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说，他们没有依附史学，亦步亦趋地追随在历代史家和现代史家的后面；他们真诚地遵循文学真实性的原则，以独立精神研究历史资料，探索历史真谛；他们凭借理性的和形象思维的运作，对历史中活跃的人物尤为关注，包括其行为、境遇和精神状态；因之，在某些方面对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是有所超越的。不妨再看看历史小说的一些新气象。
　　对中华大地内部发生的民族战争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和描写。不少教科书、历史演义、历史故事、历史遗迹说明，有意无意地表现了汉族中心观念，对忠于汉族王朝的英雄人物或殉难者约定俗成地使用爱国主义者或相应的称号。文学创作变换这种思路，代之以民族平等的观念和一视同仁的笔调。各民族历史人物，均以其历史作用和带给人民的实际利害而决定我们的感情态度。同样是历史人物，当然也都作为“人”来给予描写。出版较早的《金瓯缺》（徐兴业），表现公元十二世纪宋金辽战争，但绝无民族偏见。辽军将领耶律大石的英雄气概和勇武韬略，是书中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取材于明末清初历史生活的三部系列作品——侧重于农民起义军的《李自成》（姚雪垠），侧重于清代前期帝王业绩的《百年辉煌》（凌力），侧重于南明王朝士子生活的《白门柳》（刘斯奋），都具有这样的描写特点。这里蕴涵了深刻的人民性思想及人文主义精神。而突破狭隘的汉族中心观念，也在实际上排除了对“爱国”相沿成习的误用。我们现在应该具有大中华的历史观，即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和发展的各民族，都属于中华浩瀚的历史长河。
　　在表现封建体制内改朝换代、党派集团之争中，排除忠于一朝一姓的正统观念和革新与保守的简单划分，着力于在重大的冲突中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人生体验，人格人品和人性人情，并且尽力表现得深刻丰满，具有个性风采。这是造成历史小说最富有艺术魅力的地方。从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举例，《则天皇帝》（吴因易）里那个时代的重要阁僚，如前期反对武氏主政的长孙无忌、褚遂良，后期武氏治下的贤臣狄仁杰、魏元忠；《汴京风骚》（颜廷瑞）里北宋神宗时代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东坡；《百年沉冤》（顾汶光）里明朝末年忠于王室、作战有功反被崇祯处死的袁崇焕；《戊戌喋血记》（任光椿）里晚清时代革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们；作家都为深入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做了可贵的努力。这些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动人之处，与其说是政治倾向及政治行动的成功与失败，不如说更在于人性的光辉，人格的力量，感情的丰富与力度。某些悲剧人物的引人深思之处，也在其性格和精神世界之内。
　　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性人情、人格人品，绝非不着边际的抽象物，而是满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不过，毕竟是时代的发展变化推动着人们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试设想，宋、元换代之际，民族冲突和民族感情何等猛烈！明、清换代之际也是如此。清末民初的进步人士，大张反满旗帜，是同推翻清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当年人头落地的事，今天人们的实际生活和感情态度同那时截然不同了。至于在一个王朝内部，夺取和维护谁家皇权的斗争以及政见分歧，也都同我们相距遥远了。因此，比如说忠于李氏大唐还是忠于武氏大周，推行青苗法还是反对青苗法，甚或忠于明还是忠于清，不那么重要了。是非是有的，界线就在是否有利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而信念、气节、操守、文明等为人品性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则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共鸣。有的人物令我们敬爱，有的人物令我们憎恨，有的悲剧性命运令我们同情惋惜，有的复杂性格令我们深长思之。文学将人提高，即在于此。
　　这就涉及历史小说在表现人物上的有关创作问题了。我想说的是：其一，小说人物总是作家的独特发现，是打上作家烙印的历史人物。同一个人，即使史料翔实，史有定论，但在作家笔下仍然可以产生差异很大的艺术形象。小说中历史人物的性格定型，获得读者广泛认可，是一大成就，但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个人物。一个称得上历史人物的人，可资开掘的蕴藏十分丰富，问题在于发现，所谓“见人之所未见”。其二，作家的写人，不同于史家的记人。史家记人，记其大节，述其主导方面，揭示其历史作用和意义。作家写人，更重视展现人的灵魂，从而显示历史的风貌和特征。在作家笔下，人是诸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同时又是个性的生命。作家更注意于那些属于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东西。就当前创作情势看，我以为，历史小说不能过多地担负记述历史的任务，人物形象应从阐释历史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托尔斯泰在《就〈战争与和平〉一书说几句话》里，讲过小说家和史学家的区别，他说：“史学家在表现历史人物时，倘若罄尽其完整性及其在生活各方面关系的全部复杂性，他就做得不对。同样，艺术家在表现人物时，如果总是从其历史意义上着眼，他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又说：“史学家有时必须稍稍扭曲真实，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部行为归结为一种思想”，“艺术家恰好相反，认为思想的单一性不适合自己的任务，他努力了解并描写的不是着名的活动家，而只是人”。亦即他所说的，涉及生活各方面的关系的、全部完整性和复杂性的人。就历史小说而言，这当然讲的很在行。我们的不少历史小说，人物仍然常常单一，单一于描述历史事件、表明历史主题的一个必要角色。我以为不足取。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是小说艺术，是以描绘历史上人的生活、深入并展示人的灵魂为己任的。如果重在表现人物的生平经历，引出历史经验教训，史家足可为，何用小说哉！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文学评论京40-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谢永旺19961996 作者：文学评论京40-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谢永旺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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