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2)05-0051-08
　　　　　　一
　　根据王瑶先生的考证，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体辨析是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名检”制度密切相关的。(注：参阅王瑶：《文体辩析与总集的成立》、《文论的发展》，《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87-106、56-86页。)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体裁格局虽然是从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辨析完全不同的角度上生成的(注：关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体”与中国现当代文论中的“文体”这两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请参阅本人在《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文艺争鸣》1998年第4期)一文注释②中的说明和分析。在这里，主要是从体裁分类的意义上来比照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体辨析”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体裁格局的。)，但它同样也是与一种极其类似于古代“名检”制度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相配套的。只不过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主要是以国家政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注：战国以前，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主要是以王室贵族阶层内部的权力世袭制来体现的。战国时期开始在世袭制的基础上辅以“养士”和“军功”两种做法。汉代开始实行“察举”和“征辟”制度。魏晋时期建立了更为完备的“九品中正制”(即“名检”制度)。隋唐两代开始全面推行科举取士制度，直至清末(1905)为止。)而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里，这种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则是通过包括国家政治在内的多方面相互牵掣、相互推动的社会力量共同表现出来的。大致上讲，在20世纪前30年间的中国社会里，外来思潮、传统文化和国家政治这三支社会力量基本上是以势均力敌的关系并峙着的，谁也吞噬不了谁，谁也支配不了谁。换言之，这时候中国的国家政治力量还没有把培育和支撑一个足以笼罩全社会的庞大的意识形态(注：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用法相当混乱。关于我在这里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概念依据，请参阅俞或金的《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23-137页，特别是第129页。)系统当作自己重要的追求目标之一。具体地讲，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事实上被不均等地分割成了互不通融的三个空间，上述三支社会力量分别在这三个空间当中占有构筑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的优先权及主导权；因而从整体来看，当时中国社会里不是仅仅存在着一套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而是同时存在着三套这样的机制，并且这三套机制分别是以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相互制衡的三支社会力量的利益为基本尺度的。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伴随着外来思潮中英美文化与俄苏文化的突起和分流，传统文化同国家政治逐步结成了互为表里的依存关系。意识形态的建设和斗争渐渐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主题。与此同时，先前彼此相对隔绝的三个社会文化空间迅速塌陷，进而又归并为分别以性质相悖的两种意识形态划界的双重空间：被这种意识形态覆盖的空间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所不能覆盖的空间，而另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覆盖的空间又恰好是这种意识形态无法覆盖的空间。但是两种意识形态都各有一套以有利于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进一步斗争为依据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换言之，这种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的机制不单是在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已经覆盖的空间内静止地体现着自身的存在的，更是在意识形态的建设和斗争中，以不停地进行自我调整、自我丰富和自我强化的方式体现自身存在的。由此不难看出，19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状况较之此前30年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30年代之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文化空间尽管被分成了三个部分，但在每一部分当中都存在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三支不能够被其他社会力量彻底消灭的社会力量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可以相对独立、相对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效能，所以我们才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里存在着三个空间范畴。而到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里已经不存在可以相对独立、相对自由地发挥自己效能的社会力量了，无论是在被哪一种意识形态所覆盖的文化空间里，都不存在一种稳定地享有主导权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在一个文化空间里，究竟哪一种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将在哪一时刻享有主导权，这完全取决于包括意识形态斗争在内的社会现实斗争的具体进展情况。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由于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危机与希望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建设和斗争形势也渐趋明朗。作为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关键步骤，中国社会文化内部各种存在已久的差别和矛盾被一律提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上，并编排进了1920年代末期以后空前激化起来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发展序列。一当社会文化内部的各种差别和矛盾都被注入意识形态内涵，按照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性要求来大规模地改组社会文化秩序，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国家政治实践的逻辑必然性。实际上，在1940年代以后近30年间的中国社会里，国家机器一直充当着执行社会文化秩序改组的唯一主体。也就是说，这30年间，中国社会里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一直是包括在国家政治意志之内的。就其本质而言，所谓包括在国家政治意志之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其实是一种将整个社会文化统一到国家政治范畴的强迫机制；维系这种机制的根本力量既不是学理形态的思潮，也不是观念形态的传统，而是以国家职能形态出现的行政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际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主要表明：国家政治文化内部兴起了一支主张放弃社会文化垄断权的力量。但在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文化层面上，流行最广的是那种竭力修复全民想象共同体的政治表述。(注：我在这里用“全民想象共同体”来指称“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社会一度普遍存在的那种以意识形态崇拜为基础的群体心理状况。关于“共同体”的概念，可参阅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的《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05页。)毫无疑义，支配这种政治表述的力量与主张放弃社会文化垄断权的力量是有差别的。从理论上讲，这两支力量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同种政治文化的不同实践策略和不同实践方式之间的差别，但在许多涉及社会现实关系的具体问题上，这两支力量评判是非利害的标准往往并不一致。这使得1980年代中国社会里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处于时时变动的不稳定状态。适应着这种变动不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一方面显示出了日益强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一方面又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国家政治色彩。这两个方面看上去仿佛是对立的，实质上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社会文化从属于国家政治文化，并不等于社会文化要一成不变地维持在毫无活力和生机的停滞状态；反之，喧腾激荡的社会文化局面也并不总能够意味着社会文化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同样的一种社会文化局面，可以是性质和状态完全相反的两种国家政治文化所要求或支配的。事实证明，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所显示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终究是有先决条件的。那种主张放弃社会文化垄断权的政治愿望也终究必须在重新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现状的前提下予以修正。当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基础层面之后，意识形态层面的建设和斗争应被置于怎样的地位?这个构成199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逻辑起点之一的理论问题，是以向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指向益趋暧昧的那种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逼索确定性为实质的。
　　一个拥有多种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但这些不同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都很明确的社会，和一个拥有单一而明确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的社会，都同样有可能是内在动力充沛且内部关系协调的社会。而一个指向暧昧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定机制对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呢?它不仅意味着这个社会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从总体上对自己进行充分明确的审视和评价，而且意味着这个社会内部缺乏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组织既存人力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文化机制(注：这里所说的“文化机制”包括意识、物质、制度三个层面。)，——换言之，这个社会的内部秩序是紊乱的，它不能够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之于置放其中的小磁针那样，促使生活在它内部的人们在身心两方面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达成一种彼此和而不同的，内耗较低而协调性较高的融洽关系。众所周知，1992年是中国的国家政治文化向前大力推进的一年。(注：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政治事件是1月至2月期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强调要长期坚决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同时还明确指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认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正式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参阅《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50-352、367-370页。)以这一年为醒目的标志，中国的社会文化全面转入了以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为主题的时期。意识形态的建设和斗争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过这种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政治保证这一方面。
　　考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际国内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1992年中国国家政治文化的这次积极调整，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显然比以往14年间的任何一项改革开放举措都更为深刻也更为有力。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状况已经清楚地表明，“市场经济”不单单是成了国家政治文化话语和国家经济文化话语的关键词，而且也成了支配整个中国社会文化话语范畴的关键词；相应地，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制度也不单单是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认同，而且也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获得了认同。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积聚起来的能量在1980年代最终并没有找到一种恰当而有序的储备方式和释放方式，那么1992年以后这些原先奔突无序的社会能量已经逐渐汇合到了经济文化领域，并以顺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方式组织了起来。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在1992年以后的中国社会里，兴起了一种以市场效益为价值标的的意识形态(即所谓市场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迅速帮助人们勾画出了一幅关于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应有的新的身心形象和新的生活状态的理想化的样板图景。(注：参阅王晓明等：《当下中国的“市场意识形态”》(一)，《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尽管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潜伏在这种样板图景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尚持有谨慎的批判态度，但包括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地卷入了以这种样板图景为一方面表象的所谓市场意识形态之中。或许应当说，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独特品格，正是在199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们努力寻求与市场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自我价值定位和生存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
　　　　　　二
　　在19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的8年间，是市场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了中国文学的总体态势，而不是19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强烈凸显的那种现实关怀品格的蜕化或转移，引起了中国文学整体功能和整体结构的改变。当我们聚精会神地探究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和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之间精神向度和问题意识的传承关系时，一个容易被我们完全忽略的事实是，1990年代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们的自我认同或社会角色意识较之1980年代已从根本上发生了逆转。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在与国家政治结成更亲密联系的基础上延展开来的，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是说，198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进程是建立在包括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当中萌生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精英意识，并且这种意识已得到初步确认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的。而1990年代之初，包括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在内的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则几乎是从与上述情形完全相反的方面来感受和意识自己的社会价值的。
　　在国家体制之内，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所属的部门和单位不仅不再是能够向全社会辐射出强大影响力的文化枢纽机关之一，而且连这些部门和单位本身的存在资格和存在依据也开始面临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活动的独特价值和独特性质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漠视，而它作为一种社会行业活动所具有的各种以实现商品交换价值和市场利润的最大化为直接目的现世功利属性，却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文学系统的内部关系中，传统的作家、作品、读者、评论家四元互动的格局已势不可挡地被以文化市场和文化商人等市场中介因素为轴心的多边来往的文化工业循环圈所取代。置身于上述多重环境条件之中，1990年代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无论在精神状态层面还是在社会实践层面，总体上都不能不呈现出与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们截然不同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99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与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是社会身份迥异的两个文化群体，他们在现实和精神双重空间里都分别栖居于完全不同的方位。因而也可以说，相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们所遗留下的那些沉重而复杂的问题，199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是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
　　与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精神状态层面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们是在充分承认国家政治和文学艺术这两个文化系统间的交往障碍不可逾越的前提下，谋求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有效途径的。这使得他们在文学实践活动中比1980年代的作家和理论家更加注重显露自己的个人意识，但同时也更加注重与当前国家政治文化的话语范畴保持距离。这样一种文学实践姿态恰好与1990年代中国社会里文化工业方兴未艾的客观形势达成了相互生发的关系。然而在具体的创作活动和理论活动当中，这种既规避国家政治文化话语，又力图表达个人意识的文学实践姿态并不是简单地沿着一个维度展开的，而是进一步裂变为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悬殊的两种形式：一种是面向历史文化和学术文化的形式，另一种是面向私人生活的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在1990年代前半期活力尚存的小说和散文两种文学体裁(注：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所谓“汪国真热”甚嚣尘上的同时，严肃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实践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19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在一些同人筹资编印的非流通刊物的支撑下，情况有所好转，但19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曾经拥有的那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已荡然无存；诗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基本上已经萎缩为同人圈内的自发活动。而戏剧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在1980年代中后期即因影视艺术的冲击而呈现出一蹶不振的低迷状态；1990年代的戏剧实践活动事实上仅仅是在北京、上海等个别城市能够受到范围相当有限的社会关注。基于以上原因，我在这里对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态势展开讨论时，只能以小说和散文两种体裁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之中是同步出现的。就创作实践而言，在小说方面，当“先锋派”与“新写实”向历史题材合流之际，(注：关于这一现象，可参阅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90页。)竭力展示私人生活隐秘情态的所谓“个人化”写作也凸显了出来；而在散文方面，则呈现着所谓“学者散文”(注：关于“学者散文”这一说法的含义，可参阅陈子善：《“学者散文”的由来》，《文学报》1997年6月19日。)或“文化散文”(注：关于“文化散文”这一说法所概括的散文创作现象，可参阅佘树林、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58-276页。)与所谓“闲适散文”(注：关于“闲适散文”这一说法在当代散文评论中的一般含义，可参阅：止庵《从别一角度对九十年代散文的观察》，楼肇明等合着的《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03-213页；王尧的《中国当代散文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42-252页。)和“小女人散文”(注：关于“小女人散文”这一说法的含义，可参阅韩小蕙：《灿若云锦的另一方天空》，楼肇明等合着的《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第150-152页。)并行不悖的态势。不过，首先是由于诗歌、戏剧以及报告文学、杂文等写作样式在1990年代前半期都已陷于委顿弛靡的境地，散文作为在199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文坛上与小说相依为命的唯一一种基础体裁，相对于过去很明显地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较高的期许。(注：最早敏锐地从图书出版市场上感觉到“散文热”的是集记者和作家于一身的韩小蕙女士(参阅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当前散文走俏的台前幕后》，《文学报》1991年11月28日)。但随后散文评论界并未对“散文热”这一特定范围内的现象及时进行深入具体的探析，而是迫不及待地把这一说法推衍到散文创作领域，以至于使“散文热”后来几乎成了观察和评价1990年代散文创作状况的一种先验框架。我在《告别散文热》(《文艺评论》1999年第4期)一文中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同许多论者所认可的那样，1990年代中国散文领域第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文化苦旅》(注：原系余秋雨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一组系列专栏散文，1992年3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结集出版(其中亦收入了作者在别处发表过的少量文章)后，在台湾和大陆相继得奖，一时产生热烈的社会反响。)热”。正是为了从理论层面上尽量准确地概括出《文化苦旅》的风格(注：为了避免与本文中频繁使用的“体裁”一词相混淆，在这里，我用“风格”一词来指称我在《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同前)一文中以“文体”一词所涵括的意思。在以往的汉英文论概念的对译过程中，汉语中原有的“文体”一词事实上已经分别同“style”(又译为“风格”)和“genre”(又译为“体裁”)两个概念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实质上，无论在汉语文论中，还是在英语文论中，都不存在一个与“风格”/“style”和“体裁”/“genre”相区别的“文体”概念。在我看来，正是由于对上述情况缺乏足够细致的审察，目前相当多的文学理论文章都在似是而非的意义上的搬弄“文体”这个术语，讨论着既与“风格”/“style”无关，又与“体裁”/“genre”无关，更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体”含义无关的所谓问题。)特征，一些评论家才竞相提出了“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等说法。但深入的文本分析可以证实，这些说法并不足以准确地揭示《文化苦旅》的风格特征，相反，它们很容易把读者对《文化苦旅》的真切感受导向远离作品本身的方面，——在今天看来，这已经是《文化苦旅》接受史上的一部分事实。(注：请参阅我在《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同前)一文第三节中的分析。)幸而现在，《文化苦旅》的作者在散文领域内外的一连串后续动作，(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余秋雨现象批判》，愚士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已能够使越来越多的读者愿意摘掉扣在《文化苦旅》上面的“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之类的桂冠，来重新打量底下的内容了。(注：参阅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第四节，《书屋》2000年第3期。)在这里，我不想再次穿梭于《文化苦旅》的具体篇章之间，就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辩难；(注：在《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同前)一文第三节中，我曾对包括《文化苦旅》在内的余秋雨1997年以前的散文作品进行过较为详细的文体剖析，并得出了一些自己至今仍然认为有理由坚持的结论性的看法。)我要提出来加以追究的问题是：像《文化苦旅》这样的散文作品为什么会在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里产生那么激动人心的接受效应?既然“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这一类的说法与《文化苦旅》真实的风格特征之间存在很大偏差，为什么它们却在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评论界和读书界迅速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并且进而又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转化为文化工业系统中的一个散文品牌标志?(注：1990年代中期以后，曾出版过《文化苦旅》的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起上海知识出版社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以与《文化苦旅》相似的装帧形式接连推出了包括巴荒的《荒原和阳光的诱惑》、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蔡翔的《神圣回忆》、胡平的《千年沉重》、注应果的《灵魂之门》、王充闾的《沧桑无语》、曾经鑫的《千秋家国梦》、汤世杰的《烟霞边地》以及卞毓方的《长歌当啸》在内的一系列散文集，在这些散文集的封面或内容提要中都醒目地标示出“大文化散文”的字样。此外另有别的一些出版社也在1990后代中期以后以类似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自称为“文化散文”的散文集或长篇散文。)按照前面所确立的观察角度，就精神状态的总体取向而言，《文化苦旅》既是一个自觉张扬个人意识的文本，又是一个自觉绕开现实国家政治文化话语范畴的文本；就写作手段的具体形式而言，《文化苦旅》是一个把作者的讲述基点设定在面向历史文化和学术文化的位置上的文本。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面对着历史文化和学术文化侃侃而谈，并且是在社会文化空间里冲着大多数人侃侃而谈呢?1990年代初期的评论家和读者似乎都只肯说出这个问题的一半答案，反映在对《文化苦旅》的判断上，就是只说：这是“学者散文”，或这是“文化散文”。其实确切地讲，真正有资格在社会文化空间里向大多数人发布历史文化和学术文化信息的人是教师，而不是所谓学者或文化人。当然，能够在文学作品所扩散到的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里发布历史文化和学术文化信息的人，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教师。曾有论者批评秦牧的散文中包含着一种鲜明的教师意识，(注：参阅林贤治：《对个性的遗弃：秦牧的教师和保姆角色》，《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如果说秦牧散文中的教师意识只是为了服从当时国家政治文化对于作家的一般要求，那么在《文化苦旅》这里，以君临整个社会文化空间的架势浮现出来的教师意识，则是一种藉以向1990年前后的大多数中国人演示如何在精神世界里妥善呵护自己的人格道具，换言之，《文化苦旅》中的教师意识服从的是一种适应1990年前后中国社会特殊精神氛围的个人生存原则。《文化苦旅》所取的素材多为富有历史蕴味和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事件或地域人文现象，但它处理这些素材的方式却是单调而刻板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正是《文化苦旅》独异风格的成因。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艺术处理方式的单调和刻版，暴露了作者在观照、开掘和展示素材的意蕴时所持的拘谨态度。我曾把《文化苦旅》处理素材的方式概括为“学者型位格”和“非学者型位格”这两个讲述基点的分离和轮换。(注：以上一段概括基于我在《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同前)一文第三节中进行过的某些具体讨论。)所谓“学者型位格”和“非学者型位格”的分离和轮换，实质上就是教师意识和学生意识的分离和轮换。作品中的教师意识和学生意识自然都是受作者个人意识支配，并且各从一个侧面映现着作者的个人意识的。作者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用教师和学生这样一对意识组合来折射自己的个人意识，主要的企图在于将作品的内部情境和深层意绪明确地局限在由教师和学生这两种角色搭配而成的，以传道、授业、解惑为最高宗旨的教学范畴之内。所有被选来作为《文化苦旅》素材的人物事件和文化现象，在这个教学情境中都仅仅是在充当教具或例证的意义上受到作者重视的；它们在作品中究竟应以怎样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并呈现出来，这完全取决于作品内部情境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学要求。而《文化苦旅》中那个仿佛总是风尘仆仆、行色匆匆，但又时时不忘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和场合，一边向芸芸众生灌输历史文化知识，一边借机展露自己的学养和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情怀的讲述者，他最感兴趣的“情”和“理”，就是从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文化形态所遭逢的周折、劫难或厄运之中，特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在反智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所遭逢的周折、劫难或厄运之中抽绎出来的一些可资玩味、可资鉴赏、可资吟咏慨叹的情感和道理。就其实质而言，这些在作品中紧紧攀缘着历史人物或历史文化形态的情感和道理，是一种只能从那些在精神体验上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或看客们的意识深处升腾起来，并且也只有在这样一些人之中才最容易激起共鸣的情感和道理。
　　　　　　三
　　作为一部在最初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排除了市场预期等功利因素影响的作品，《文化苦旅》和其他所有成之于作者自发的创作动机和独立构思的作品一样，并不仅仅蕴含着一层意绪。但当19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许多评论家和读者为《文化苦旅》独树一帜的精神风貌齐声喝彩时，(注：关于《文化苦旅》1990年代初期在评论界和读书界引起的反响，可参阅《感觉余秋雨》，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被抬举得最高的却正是善于玩味和鉴赏历史故事，特别是悲剧性历史故事的所谓人格艺术智慧。(注：楼肇明1993年在为《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楼肇明、老愚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所作的序言《文化接轨的航程》中，对《文化苦旅》予以高度评价，并由此断言：“余秋雨的人格艺术智慧把我们的散文提高到了放之当代世界的散文杰作之林也毫不愧色的境界上来了。”)有的论者甚至仅仅因此，便把《文化苦旅》的作者从艺术和思想双重维度上一气捧到了20世纪中国散文大师的宝座当中；据说透过显示在《文化苦旅》中的这种“人格艺术智慧”可以看到整个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散文作家们所不能企及的“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注：参阅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同前，序言之一。)——诸如此类的一些在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文学评论界和读书界并不鲜见的现象，足以表明：《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社会里，是作为掩饰和缓解当时普遍存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那种由震惊体验(注：“震惊体验”原系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起用的一个具有精神分析学背景的术语，德文表作“der Schoch”。我在这里借用它来指称因意外社会事件的强烈刺激所致的文化认知障碍。)而导致的惶惑心态的精神治疗型文本，而得到格外青睐的。在一个以国家政治文化为中心的职业活动空间从知识分子面前消逝之后，一个虚拟的较之于现实的社会文化空间更深广更辽远的，用历史和学术两种文化材料构造成的思想感情的活动空间，从《文化苦旅》中兀立了起来；在这个空间里，包括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只能有非此即彼的两种角色选择，一种角色是教师，另一种角色是学生；相对非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在这种角色选择模式中显然处于优势地位；更进一步讲，这种角色选择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可以用于补偿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文化空间中所蒙受的身心挫伤的想象力机制。就这个意义来说，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的《文化苦旅》，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童话的性质，——它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带来了一种虚拟的庄严而美好的心理感受，也给当时中国社会里的非知识分子阶层的读者们带来了一道兼有历史趣味、学术气息以及文艺风情的精神快餐；但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它更重要的是，给它所有的读者提供了一种通过玩味和鉴赏落在别一时代别一些人身上的不幸和痛苦来改善自己当前心理状况的生存技巧。
　　1990年代中期以后，正襟危坐地阅读和谈论包括《文化苦旅》在内的余秋雨散文的评论家和读者日渐稀少。(注：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十作家批判书》，朱大可等合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7-59页。)但得力于19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而又面目严肃的赞誉和宣扬，《文化苦旅》的作者已经成了享有极高社会知名度的文化明星；当初为了指认《文化苦旅》的风格特征而提出来的“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等说法，也随之因在文化市场上赢得了广泛认知面的支持而成为文学品牌概念。与表面上看到的情况相反，“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之所以会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里成为文学品牌概念，并不单纯是学者或“文化”进驻散文创作层面的结果，更是文学评论界和读书界与文化市场合谋的结果。换言之，“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这一类的品牌概念首先是从文学评价、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文学流通环节中形成的，而不是首先从作为文学生产环节的创作活动中形成的。
　　然而由于近10年间在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领域甚为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整个1990年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呈现出了雅俗合流或雅文化、雅文学世俗化的倾向，“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这些说法所涵括的散文创作现象，常常被一些论者援引为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坚守文化启蒙立场或开拓学术社会化道路的证据。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如果所谓1990年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出现雅俗合流倾向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那么促成这一倾向的关键社会因素之一，正是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职业实践层面上撤离了文化启蒙立场，而且还从思想认识层面上彻底否定了这种立场的现实价值。什么是中国现当代社会里的雅文化和雅文学呢?据我观察，热衷于鼓吹雅俗合流之类观点的中国当代文化评论家或文学评论家们，并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中国现当代的社会文化形态中分离出一个相对清晰和相对完整的雅俗二元消长互动的文化或文学结构。在一个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资源分配关系尚未发展到相对成熟水准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一个与社会发展动力相关的所谓雅俗二元文化结构的。纵观迄今为止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的流变历程，不难发现，所谓雅文化和俗文化、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关系，至多只能算是文化和文学社会政治价值关系的一个侧面反映。而在整个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系统中，长远看来，社会政治价值最大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当首推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注：这里所说的“社会政治价值”是一个与“国家政治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具有较大社会政治价值的文化文学形态，并不一定同时具有较大的国家政治价值。通常社会政治价值是通过对包括国家政治形态在内的整个现实社会政治形态展开理想化和合理化的批判及修正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因此，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多数时期，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都是中国社会里的雅文化和雅文学的集中体现者之一。但每当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表现得较为突出时，在中国社会里植根更深、影响更大的另一种雅文化和雅文学，即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为精神外衣的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形态，也会相应地被激发得活跃起来，所以几乎在每一次启蒙主义的文化和文学高潮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就是一次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高潮；而且，每到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潮头汹涌高涨之际，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就总是会被越来越厚地涂上雅文化、雅文学的油彩；这种油彩涂得越厚，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就越显得脱离实际、不近人情，因而也就越难以得到一般社会群众的理解；在这种情势下，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越是表现出坚决抗辩的意向，就越是显得可疑，因为它们的一切表现都无法绕过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所构成的隔离层而直接渗透到社会文化空间中去。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里，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形态是较之于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形态更加远离一般社会群众的认知习惯和感受水平的文化文学形态；恰恰相反，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所观照的对象较之于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往往都更具体更深入地贴近一般社会群众身心生活中的内在矛盾。然而中国现当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类似西方近现代社会里那样的，以职业区分为基础的公共文化空间，而只有一个以传统和反传统两种模糊而又对立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为阶段性标志的浑融一体的文化板块；这使得启蒙主义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里无法找到一个便于从中与一般社会群众建立起直接联系的文化关系相对单纯的空间范畴，而只能通过与整个既存的社会文化系统强行对撞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形态，是既存社会文化系统对启蒙主义文化文学形态的这种赤裸裸的表现方式所作出的反应。不过在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这些直截了当的概念全都隐没到了社会文化空间深处，显露在外的是所谓雅文化和俗文化、雅文学和俗文学等中性意味的含混说法。在所谓雅俗合流或雅文化、雅文学世俗化的论调背后，真实的情形却是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形态压倒了启蒙主义的文化文学形态。只有在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占上风的社会文化氛围当中，“学者”和“文化”这些在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空间里曾经具有强烈的主体意向和社会参与色彩的相对独立的名词，才会蜕变为“散文”这个边缘体裁的修饰性定语。继“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之后，一些论者又利用“随笔”这一陈旧但相对于“散文”又显得似乎另有一番意趣的名目，(注：“随笔”一词最早系由宋人洪迈在编纂自己的笔记体文集《容斋随笔》时起用，其后以“随笔”作书名的情况渐多。现代文学初期在引介法国人蒙田(Michel Montaigue,1533-1592)及英国人兰姆(Charles Lamb,1755-1834)的散文作品时，“随笔”又被用来当代英文“essay”一词的对译词。后来有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论家根据上述两位外国散文作家的作品特色，把“随笔”界定为一种有别于“散文”的体裁。我认为这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组合出“学者随笔”、“文化随笔”等说法，用以指称一批像余秋雨那样在1990年前后开始积极从事散文写作的学者们所写的散文。在我看来，无论是“学者散文”，还是“文化散文”，也无论是“学者随笔”，还是“文化随笔”，这些说法在19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都同样只能从侧面表明保守主义或反启蒙主义的社会思潮借重于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收稿日期：2001-12-04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海口51～5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林荣20032003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的理论活动，总体上是适应着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需求机制的更新和调整而展开的；在一部分学院派写作者借着“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等文学市场品牌，构筑起精神自疗的虚拟世界的同时，大量活跃在一般社会文化圈层中的文学写作者，也托庇于种种兼具市场品牌和文学旗帜双重功能的新散文概念而蜂拥到了散文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散文非虚构的体裁属性遭到了正反两面的瓦解，这使得从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空间里凸显出来的阵势浩大的散文家群像，以及被公认为1990年代中国大陆散文佳作范本的少数作品，最终成为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在启蒙和反启蒙的力量兴替序列中跃入新阶段的隐喻形式。1990年代/中国大陆/散文/文化品格/1990s/Mainlan Chinad/prose/cultural characterCultural Character of Mainland China's Prose in the 1990s　　LI Lin-r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Postdoctorate St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In the 1990s,Mainland China's prose writing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activities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need and changes of entire Chinese social culture;under such a name as“cultural prose”or “scholar's prose”——usually a kind of market trademark,some scholastic writers created their illusory　world to cure their mental hurt,and meanwhile lots of prose writers focused　on the popular topics of normal social culture and produced some new prose concept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as both market trademarks and literary ideas.During this process,the character of the non-fiction prose was collapsed in different ways.As such the splendid group images of Mainland China's pros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appearing in the 1990s became significant metaphoric forms of a sec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ruggles in China.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875　　李林荣(1970-)，男，山西平遥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作者：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海口51～5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林荣20032003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的理论活动，总体上是适应着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需求机制的更新和调整而展开的；在一部分学院派写作者借着“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等文学市场品牌，构筑起精神自疗的虚拟世界的同时，大量活跃在一般社会文化圈层中的文学写作者，也托庇于种种兼具市场品牌和文学旗帜双重功能的新散文概念而蜂拥到了散文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散文非虚构的体裁属性遭到了正反两面的瓦解，这使得从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空间里凸显出来的阵势浩大的散文家群像，以及被公认为1990年代中国大陆散文佳作范本的少数作品，最终成为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在启蒙和反启蒙的力量兴替序列中跃入新阶段的隐喻形式。1990年代/中国大陆/散文/文化品格/1990s/Mainlan Chinad/prose/cultural character

网载 2013-09-10 20:57:37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