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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异族统治后，公元1368年，天下又重新回到了汉人手中。而这次坐上龙椅的，却是纯正贫农出身的朱重八。当然，英雄不论出身，有道是“自古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像司马炎、杨坚、赵匡胤那些靠欺负人家寡妇幼儿抢来皇位的算不上什么英雄，而汉刘邦和明朱元璋，人家平头百姓出身，一刀一枪，实实在在地血战得来的，所以说他们“得国最正”。而两者相较，似乎朱元璋更“正”一筹。因为重八哥的皇位并非窝里斗所得，而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从蒙古人手中抢回来的，所以这“大明”朝的得国之路，实在是名至实归的正大光明。 　　然而，大明朝的天，却并非是晴朗的天，对文人们温厚和悦的大宋之天并没有盼来，大明朝的天空，经常是乌云翻滚，电闪雷鸣。 　　杀！杀！杀！朱元璋、朱棣等人以铁腕治国，对于文人似乎更带有根深蒂固的成见，于是高启被拦腰斩成两截，方孝孺被诛灭了十族！就连一贯能迎合“圣意”的才子解缙，最终也被扔到雪堆中活活冻死，“天下读书种子”，凋零殆尽，残存于世的，也再不敢乱说乱动。 　　杖！杖！杖！廷杖也是明代的一大特色，《礼记》中曾说：“刑不上大夫”，意思是给士人们留一点尊严和体面。而明代皇帝却毫不留情地剥掉这些高官大臣、文人学士的衣裤，让他们光着屁股受杖，甚至被当场活活打死。明代着名的文人，诸如《三国演义》开卷词的作者杨慎，一代大儒王阳明，都尝过这种滋味。 　　于是，相当多的文人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写写四平八稳的“台阁体”，专心研究满篇废话套话的八股文。后人评论说：“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 　　是的，在科举的最高指挥棒下，只有钻研八股文才是最有价值的，这是“爵禄所在”，升官发财全指望这个哪，其他的东东，再有思想价值，也是白耽误我的事（“妨吾之所为”），是“闲书”，看了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读书要看“考学”有用否？“高考”不考，看了有啥用？所以这其他的“闲书”，不用烧光，也和被烧掉了差不多了。所以说：“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秦是赤裸裸的“大棒”政策，而明则拿出“胡萝卜”来诱惑，相比之下，明的做法更巧妙高级一些，但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人们俯首帖耳地听朝廷的话，不再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 　　然而，自古以来的才子们，不单有“在万万人之上”的“聪俊灵秀之气”，而且必有惊世骇俗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于是李贽还是傲然地站出来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我们现在有首歌叫“死了也要爱”，股民们改成“死了都不卖”，而李贽的宣言却是“死了也要说”，哪怕是话一出口，就会引来好多大牌人物“切齿咬牙，欲杀欲割”，他还是大声讲出来。当然，他最后也是被仇敌诬陷，于古稀之年带着病身到了狱中。在那里，他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后用手指蘸血写下这样七个大字：“七十老翁何所求”！ 　　晚明的很多才子们，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正像“网中鱼鸟”一般，如果“安意其中”，尚可以偷安，但一“恃勇跳跃”，那等待他们则是“其力越大，其缚愈紧，必至摧鳍损毛，只增窘苦”的后果。 　　于是，明代的许多才子转而从庄禅之中寻求安慰：“山河大地已属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身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他们淡漠功名，泥涂轩冕，寄情于山水田园、钟鼎彝器、琴剑石印之间。然而，在逍遥自适中，也不时透出他们压抑和困惑，焦灼和痛苦。 　　他们放浪形骸，举止乖张。春风十里扬州路上的小杜，还羞答答地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言下颇有自嘲自悔之意。而袁宏道却朗声大呼：“……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卫泳也振振有辞地说：“借一个红粉佳人作知已，将白日消磨，有一种解语言的花竹，清宵魂梦，饶几多枕席上烟霞”。 　　这些才子们以狂狷之态为美，以世人眼中的“癖病”为佳。张大复说：“病则奇，奇则至”、“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张岱更是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其实才子们推崇的颠狂癖病，正是对迂腐僵化不近人情的正统体制的一种反抗。这种“病态”，并非是瓶花病梅那样被扭曲的美，而是像风急崖陡的山上那些虬枝逸生的怪松奇树，虽然同样是枝体扭曲，但它们却透着桀骜不驯、傲然相抗的精神。 　　 晚明好多才子还很喜欢“恶搞”，而且比起我们今天的好多“恶搞”手法来，更上档次，更有深意。朔爷和冯导喜欢将一些正统的官方语言拿来开涮，像什么“有组织，无纪律”、“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这类常在文山会海上大讲的，却让贼头“葛优”从口里讲出来，显得特别滑稽。 　　而明人恶搞经典的本事也不逊色。孔圣人的《论语》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让后生学子们多学学诗。而明人张应文却给“恶搞”成这样：“小子何莫吃夫粥，粥可以补，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於富贵贫贱之人”。堂堂的孔圣人语录，给“篡改”成喝稀饭这种日常俗事，所以一干卫道腐儒们大跌眼镜，怒斥道：“如斯之类，殆於侮圣言矣。明之未年，国政坏而士风亦坏，掉弄聪明，决裂防检，遂至於如此！”他们认为是侮辱了圣人，认为这是明末士风败坏不堪的典型。但江湖夜雨觉得，这未必不是另一种方式的反抗，反抗那些已经僵化腐臭，变为束缚思想工具的陈经旧典。 　　明人宋懋澄更说：“吾妻经，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外宅儿也。”意思说，经书像我娶的老婆（旧时正妻多是古板无味的），史书像是纳的小妾（妻不如妾^_^），而稗官野闻像是奴婢（丫头有时也“通吃”），而诗词文赋才真正和他床上打得火热，像是“外宅儿”（外面偷偷包养的情妇，妻如不妾，妾不如偷）。这种比喻，巧妙诙谐之余，不免也透着拿经典开涮的意味。 　　晚明文人，他们带有极浓郁的放荡奢靡、佻薄颓唐的情调，他们“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他们在放纵中陶醉，又在放纵中迷失，既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是那样遥不可及，不切实际，倒还不如逍遥自适、有酒先醉罢了。 　　如今说起明代文学，往往提到的只是像《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及《三言》等小说，对于明才子的诗文却说得不够多，好多的明代才子也并不为人们所熟悉。这里，让我们一起走近明代才子，其实明代才子的经历和近代诸多知识分子的遭遇更为接近，他们的好多苦痛我们并不陌生，同样有感触。 　　 　　不须惆怅绿枝稠，毕竟繁华有断头。夜雨一庭争怨惜，夕阳半树小淹留。 　　佳人踏处弓鞋薄，燕子衔来别院幽。满目春光今亦老，可能更管镜中愁。 　　 　　这是明代着名才子唐伯虎的一首《落花诗》，能够穿越五百年的时光，在明代才子们的满篇珠玉中去拾缀那些离世绝俗的灵慧之气。

网载 2013-09-10 20: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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