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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时期，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明末以后才逐渐落后。对于落后的原因，有人归咎于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一开始就对科技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本文认为：程朱理学在宋元时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基本上起着促进作用，明末以后才逐渐变为僵化的科举教条，成为阻碍科技发展的因素之一。
　　1　中外科技发展史证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思想观念环境。如果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是蒙昧的、宗教神学的，那么这个时代的科技绝不会有很大的发展。我国宋元时期科学技术之所以会出现高度繁荣的景象，是和程颢、程颐、朱熹等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他们对佛、道、鬼神等宗教迷信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以前儒家经典及汉唐注疏的大胆怀疑精神，为宋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思想观念环境。
　　宗教无论如何精致，本质上都是与科技发展相对立的。如果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情、智、力都投入到狂热的宗教崇拜中去，那么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冷静的理性思考则会被削弱以致完全消失。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和我国隋唐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隋唐是我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强盛时期，从逻辑上讲我国文化科技的发展应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但是，那时的文学艺术发展达到高峰，科技发展却相对不足。究其原因，就是缺少科技发展所需要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佛、道在唐代得到高度发展。皇帝倡信，臣民风从。唐懿宗迎佛骨于风翔法门寺，许多士卒竟断臂于佛前以示心诚，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狂热之情令人发指。而最令人可笑的是几位唐天子食用道家仙丹断送了性命。对于这种状况，当时就有人进行批评。不过他们的批判只是就佛道违背君臣父子之道进行形式的批判，没有抓住佛道的理论实质。二程、朱熹在建构理学体系时，尽管吸收了大量的佛道思想，但他们还是从哲学的理论高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一方面，他们针对佛教以山河大地为幻象、道教以无为本的观点，从本体论的角度进行批判。二程说：“释氏之说，其归欺诈，……其说始于世界为幻妄而谓有天宫，后变以天为幻，卒归之无。”[1]朱熹也说：“释氏便只说是空，老氏便只说是无，却不知道莫关于理。”[2]批评了佛道否定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理论实质，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强调现实世界实有其理。另一方面，他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佛道致知不格物的认识方法。朱熹说：“又谓老佛之学乃致知而离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犹食所以为饱也，今不格物而自谓有知，则其知者妄也。”[3]获得知识必须接触和研究事物。脱离实际，不出户靠直觉顿悟获得的知识只能是一种妄知。二程、朱熹对佛道的批判主观上是弘扬懦家精神，重建儒家体系，但客观上促进了宋元科技的发展。因为在科技的创造发明中，如果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不承认事物实有其理，不承认获得知识必须接触事物，那么一切科学研究都无从谈起。正如英国着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科学发展所绝对必需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自然，而不是躲避自然。如果科学家忽视自然的美妙，那只是因为他醉心于他那机制。但是出世式的否认现实，似乎在形式上和心理上都是与科学发展格格不入的。”[4]鬼神观念是我国先民心中一个很普遍的观念。不同的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鬼神观。对鬼神的不同看法在实践中可以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如果把鬼神解释为外在人身、超越自然、操纵人生的偶象，那只能使人的正常思维观念产生迷乱。而这些正是科技发展的障碍。二程、朱熹在鬼神问题上保持了高度冷静的、理性的态度。首先，他们否定了世俗鬼神的存在。二程认为，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是气之蒸成，不是神庙中祈祷的结果。土木人身上（即泥塑木雕神像）讨不出雨露。其次他们给鬼神概念以新的解释，认为鬼神就是造化之迹，即自然界生生变化的形态和运动过程。二程曾说：“《易》说鬼神，便是造化也。”[5]朱熹也指出：象日、月、星辰、风、雷都是造化之迹，天地之间只是一气流行。来者为神，往者为鬼。最后，他们要求对一些异常现象（即鬼神）作具体分析，找出异常变化的内在道理。他们认为，真正的鬼神不存在，即使亲眼所见，也是人的目病或心病所出现的幻觉。因此面对鬼怪异说，应该“先烛理”，“于事上一一理会。”[6]认真分析内在的道理，找出变异的根源。科技史证明，一些重大的科技发现常发生在事物的异常变化中。程朱要求人们对一些异常现象不要信神弄神，要下一番烛理的功夫，真正体现了科学所要求的理性分析精神。
　　怀疑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没有怀疑，就没有对旧思想的冲决，更没有新思想的创造。不仅如此，怀疑也是科技新发现的前提，一些新的科技创造发明无不是怀疑的结果。北宋庆历年间，社会上兴起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虽然这股思潮以疑为主题，但在当时的社会上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程颢、程颐、朱熹是这股怀疑思潮中的主力军。他们对汉唐诸懦皓首穷经，固执师说，以章句训诂为能事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们要求以义理解经，对懦家经典大胆怀疑。他们还把这种怀疑精神扩充到自然科学方面，如二程对《素问》为三皇五帝典籍的怀疑，朱熹对《礼运》中月有盈缺问题的怀疑，鲜明体现了科技所要求的怀疑精神，在当时无疑是积极的思想观念。
　　总之，程朱理学的理性主义特征对宋以后人的思维观念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人们从宗教感情中解脱出来，从鬼神迷信中清醒；从汉唐经传注疏的胡洞中走出。从此人们开始以理性的观点去观察、思考自然、社会与人生，为当时科学技术的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想观念环境。
　　2　程朱理学不仅为宋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想观念环境，而且，他们提出的“格物穷理”方法也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思维方式，对宋元科技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程朱理学强调人的认识对象和目的是事物的理。理的概念在以前的哲学思想中曾出现过，但几乎没有人把它作为认识的对象正式提出来。程朱则明确要求人们不要把认识停留在事物的其然阶段，要探究事物的所以然之理。“穷物理者，穷其所以然者。”[7]其次，程朱理学要求即物穷理，即探究事物之理必须接触具体的事，具体的物。理在程朱理学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伦理，一是指自然物理。不论是哪一种含义，他们都强调认识事物之理不能脱离具体事物。“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8]再次，程朱理学强调穷理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他们在回答弟子们关于穷理的方法时，明确指出：穷理不是一下子完成，而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久，便能豁然贯通，认识达到质的飞跃。有人把豁然贯通与佛教的顿悟方法相提并论，斥之为一种神秘方法。实际上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顿悟方法是一种宗教的情感体验方法，而豁然贯通则是建立在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基础上，强调的是积累，是一种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的理性分析方法。逻辑学上的归纳法认为：从众多的个别中可以推出一般道理。程朱的这个方法虽然还不是逻辑原则严格要求的归纳法，但至少已接近了逻辑学上的归纳法。最后，他们都强调类推的重要性。所谓类推就是从已知类的原理出发，推出类中未知的东西。二程认识到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他告诫弟子“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理”，只要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朱熹也说：“只要以类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间曲折甚多，须是把这个做样子，却从这里推去始得。”[9]把什么做样子呢？就是把已知之理作为大前提来推演类中其它未知之理，和逻辑学上的演绎法相近。朱熹为此曾举例说：“比如十件事，若理会得七八件了，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10]
　　从方法论上分析，“格物穷理”的方法比较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强调认识的对象是理，反映人类认识已发展到认识事物内部规律的阶段，是人类认识深化的标志。由积累而贯通再到类推朴素地表达了人类认识从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再到个别的辩证过程。程朱理学的错误在于：运用此方法体贴出一个“理”，把它作为脱离具体事物，先于具体事物，制约并产生具体实物的独立精神实体来看待。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这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性。正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对宋及以后的科学技术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3　“格物”本是《大学》八条目中最基本的一条。意谓人们要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必须从最基本的“格物”做起。但怎样一个格物法，《大学》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程朱于千年之后把这个方法挖掘出来，并作了系统发挥。他们明确为人们指出格物就是穷理，就是具体接触事物去探讨其内在的道理。虽然其中重在让人们去明白为什么尽孝、为什么尽忠的道理，但毕竟也包括水寒火热的所以然之理，为后来热衷于自然物理的人指出了方向，留下了一片待开垦的土地。宋及宋以后的科学家特别是数学家、医学家深受他们格物穷理方法的影响。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大科学家，他和二程同时代。过去有人认为他们二人分属改革派和保守派，没有接触过，沈括不可能受理学影响。其实不然。在《梦溪笔谈》中有一段蛇蜃化石的记载，其中的化石材料就是程颢提供的：“时程伯纯为晋城令，求得一段，鳞甲皆如生物。”[11]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谈的“常理”“自然之理”“原其理”“推其理”等很可能受二程穷理思想的影响。
　　元代大数学家李冶虽然对程颢批评谢良佐以诵读为玩物丧志颇为不满，但还是接受了程朱的“格物穷理”方法。他在《测圆海镜》中说：“故谓数为难穷斯可；谓数为不可穷斯不可……苟有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坤端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
　　金元四大医家之一朱震亨的医学理论深受理学影响。他把其最得力的医学着作名为《格致余论》。他在自序中说：“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在书中他多以理学家的哲学观点来说明他的医学观点。如他的“阳有余而阴不足”的观点即是受程颢的阳常盈而阴常亏的思想启发而成。因此，李聪甫、刘炳凡在他们的《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中评价说：“丹溪（即朱震亨）将理学结合到医学中来，开风气之先。理学进入医学领域后，促进了祖国医学各学派的争鸣。”谢观在他的《中国医学源流论》中也说：“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述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及以术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
　　宋以前，人们对自然物理的研究，没有一个共同的述语表示它。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格致”二字逐渐成为自然物理研究的代述语。如明代胡文焕所辑录的《格致丛书》，包括了西晋张华的《博物志》等许多古代的科技着作；清代陈元龙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器物渊源及内容的书叫《格致镜源》，当时设在上海以学习西洋科技文化的书院叫格致书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和程朱所倡导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的思维方法有关。程朱理学虽然强调研究伦理，但穷理过程中所倡导的对外在自然物理追求的思想，也同时被人们所接受。
　　4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在它的初创和发展时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一旦被统治阶级看中，当作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它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其中的合理因素也会被窒息。程朱理学的演变正是如此。
　　程朱理学在两宋时期只是偶尔地被统治阶级青睐。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明经科考试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程朱理学开始向僵化的方向发展。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正式固定下来。考试的题目不出四书五经范围，答卷内容要以程朱注释为依据，不许作者自由发挥。这样就导致了许多文人整日去猜度八股文的定格，去背诵各地流行的坊刻“时文”，完全丧失了对自然、社会、人生研讨的兴趣。程朱理学中所包含的一些“穷物理”的合理因素也被窒息了。八股取士使程朱理学完全变成僵化的思想教条。清朝建立后，一方面继续着明代的八股取士；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严格控制士人的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回到经传注疏的考据中去。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对外在物理要进行研究的精神，始终没有被发扬出来。相反的是，当时的欧洲各国在民主自由的文化氛围中，正突飞猛进地发展着自己的科学技术。
　　因此，谈到近代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程朱理学变为思想的僵化教条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不能以它后期的消极作用来否定它前期的对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也不能以它思想中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来否定它思想中利于科技发展的因素。李约瑟曾说：“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12]程朱理学与宋元科技的繁荣，二者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
　　注释：
　　[1][5][6][7]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0、288、52、1272页。
　　[2][3][9][10]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九五，卷七十，卷二，卷十八。
　　[8]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致知传》。
　　[11]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
　　[4][1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责任编辑　张家鹿）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1-4B2自然辩证法冷天吉19951995 作者：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1-4B2自然辩证法冷天吉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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