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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2;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1)01-0027-07
　　一、翰林院、学士院与东翰林院成立再析
　　唐代所谓“翰林学士院”，从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址来看，是较为复杂的建筑组群。严格说来，涉及翰林院、学士院与东翰林院的不同建置阶段。关于三者成立概况，《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七月乙未条胡注析述如下：
　　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银台门内，以艺能、技术召见者之所处也。玄宗初，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又以诏敕文告悉由中书，多雍滞，始选朝官有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苑之南，俾专内命。其后又置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1]
　　这里显示：(1)翰林院是当中最早成立的北面机构，乃处技艺待召者之所。(2)玄宗即位之初，翰林机构的内容逐渐丰富，有翰林待诏负责批答表疏，应对辞章等事，更发展至直接挑选具学识的朝官职居于翰林，疏理中书诏敕。(3)开元二十六年后，从前于翰林供奉的才学之士才改称为翰林学士，故于翰林院所属范围以南，分别兴建学士院，以专其制诏之职。(4)及后于金銮殿之西，又建置相对于旧院址的东翰林院，方便帝王起居所在。如此解读，有助学界探讨翰林院与学士院的异同问题。[2]从上文可知，学士院建于翰林院之南，始于翰林学士之设。此外，据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的考古发现，在大明宫右银台门以北、西夹城之内出土的六组遗址，建筑群（一）（二）（五）与建筑群（三）（四），两者互相以砖道相隔，南北对置，形制上与北厅的翰林院和南厅的学士院极为吻合。从南面建筑群（学士院）别以东侧通门（翰林门）出入，可推知两院活动分隔的意图。[3](P114-116)程大昌《雍录》卷4《大明宫右银台门翰林院学士院说》载：
　　翰林院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稍退北，有门，榜曰“翰林之门”，其制高大重复，号为胡门。门盖东向，入门直西为学士院，有两厅，南北相启，而各自为门，旁有板廊，自南厅可通北厅，又皆南向。院各五间，北厅从东第一间常为承旨阁，余皆学士居之。厅前阶砌花砖为道……（南厅）东西四间皆为学士阁，中一阁不居。北厅又北则为翰林院，初未有学士时，凡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者，皆处其中。后虽有学士，而技能杂术与夫有学可备询访之人，仍亦居之……翰林院又北则少阳院。[4]综合两条资料，学士院成立后性质异于翰林院，应始于开元二十六年，若以此为第三期，则在翰林学士产生以前，文学待诏之士供奉于翰林院，与技能杂术者清浊共处，大概是第二期的现实写照。从翰林院初期成立原意观之，它是异才技艺人士优养之地，随时待诏，其间文章之事渐高于他种才艺技能，是宫廷政命草制日形重要的结果，故此翰林院在第一期草创时期，早已具备第二时期的特质，情况类于第二期过渡至第三期。韦处厚《翰林学士记》曾谓学士院官所以不称供奉而称学士，乃因学士俾专内命，与夫数术曲艺，礼有所异，因此才出现其后截然分化的态度。
　　玄宗开元期间，长期听政于兴庆宫的藩邸旧址。吕大防的石刻图中，每能精确绘画唐代宫廷建筑细微之地，较诸程大昌《雍录》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更为详实。吕氏所绘的兴庆宫图，在南衙官署的金明门入口附近，有翰林院的设置，而翰林院的南面只有一道通门，为三面密封，背向兴庆殿、大同殿的设计，南下可直抵勤政务本楼。宋敏求《长安志》卷9《兴庆坊》条亦载：“大同门西曰金明门，内有翰林院。”又注：“《学士院记》曰：驾在兴庆宫侧，于金明门内置院。”[5]若以开元十六年兴庆宫朝堂峻工时间计算，兴庆宫内的翰林院至迟亦当于此时已经运作。《旧唐书》卷43职官二翰林院条载：“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6]三宫之内各有翰林机构侍上所在，乃为不争事实，对了解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以至翰林学士的早期成立过程，具莫大启示。
　　翰林院广泛分布的形态，也有助辨证某种学士的职称关系。学者辛德勇早已留意高宗至武则天主政时期，北门学士供职的地理问题，反驳前人以翰林院门在右银台门之北，因而得出“北门”的学士说法。辛氏认为，无论从文献及考古均不存在相对于右银台门以北的“南门学士”，故语意逻辑不通。若据程大昌《雍录》卷4南北学士条的解释，则翰林与学士之设较为明晰，其谓：
　　唐世尝予草制而真为学士者，其别有三：太宗之弘文馆、玄宗之丽正、集贤，开元二十六年以后之翰林。此三地者皆置学士则是实任此职，真践此官也。若夫乾封间号为“北门学士”者，第从翰林院待诏中选取能文之士，待使草制，故借学士之名以为雅称。其实此时翰林未置学士，未得与弘文、集贤齿也，故曰“北门学士”，言其居处在弘文、集贤之北也。[4]
　　这里主要析述唐代学士的源流，欲同时反映翰林机构早期，并无学士之设。乾封年间的北门学士，乃从翰林院待诏中选士，雅称学士而已，性质上未能与南衙的弘文、集贤诸馆学士的机构实职相比。同样的道理，翰林供奉发展至翰林学士，也必然经过这种由虚变实的进化过程。程大昌的《东内西内学士及翰林院图》、《大明宫右银台门翰林院学士院图》及《学士院都图》，皆着墨于右银台门之北，接近宫城西墙的翰林及学士院，对其他翰林院的性质，未加详析。玄宗当政期间，从大明宫南通兴庆宫，有夹城建筑其间，方便人主潜行，故三宫机构之间往往产生重叠、互补的政治作用。[7](P15-32)兴庆宫的翰林院职，至少说明玄宗践位之初，以翰林待诏批答表疏，应和辞章，并逐渐由学识朝官职居机构内的新趋势。此类临时制诏的职种，于开元后期遂陆续为学士院的专职取代。
　　夹城与重廊的设计，使翰林学士院处于近密的位置，它既处于夹城之内，如何连通于殿最方便制诏宣旨，成为政治关键所在。从考古发现得知，夹城直北之处为密封城墙，进出途径必先经翰林门，然后转入宫禁范围。重廊的构造是利于抵达殿侧，而不须绕道，以达至密速潜行的效果。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而麟德殿东、西两侧均有重廊亦有文献记载。《雍录》卷4载：“麟德殿东廊有郁仪楼，西廓有结邻楼，学士院即在西楼重廓之外。”[4]由此可证，大明宫城的西墙，西有夹城，东有重廊，由夹城通宫城重廊，沿横直的走廊通行麟德殿，直北抵少阳院，无疑拉近夹城建筑与宫内西侧诸殿院的距离。
　　大明宫内，由翰林院发展出学士院，再由翰林学士院别置东学士院的繁衍过程，同样产生了不少机构重叠的疑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即谓：“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而迁，取其便稳”，即从方向上指明其新院地近金銮殿，目的是较近便起居于各殿的君主随时传召。《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正月癸巳条下，胡注：“程大昌《雍录》曰：金銮坡者，龙首山之支陇，隐起平地而坡＠①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銮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銮坡。又曰：金銮殿者，在蓬莱山正西微南，龙首山坡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东学士院，以其在开元学士院之东也。”[1]按此地理，东翰林院半隐于金銮坡上，颇能达至近密目的。徐松《大明宫图》，东翰林院东出有金銮殿，南出为延英殿，西近麟德殿，二殿再东出，便是紫宸、蓬莱诸要殿，位置上显然较夹城中的翰林学士院较接近宫中各主殿。《陕西通志》所绘大明宫图，将东翰林院称为东学士院，凸现了从旧学士院中衍生的历史背景。
　　中唐君主常因起居之处，密召学士商议草制，旧的学士院从夹城翰林门东出，较易为结邻、郁仪等城楼监察；若从东学士院绕北背禁苑，不但同样可达靠西侧的麟德殿，并且不动声色抵东侧的浴堂殿。史书载德宗常居浴堂殿，又谓学士院以北扉之便，密封于此。单从夹城学士院地理难以解释，盖翰林以北有墙垣之隔，于东学士院北出，沿禁苑范围而下，则稍近情理。由此推之，东学士院当由于翰林学士须常候君主密封，渐次于禁中近便之处特别成立的翰林机构。此种关系，将于下文析述。
　　二、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衙关系
　　唐代翰林学士院早存在于东内、西内和南内的宫廷范围内，从地理位置分析，不足以把它归类于南衙宰相机构或大明宫苑内的北衙系统。况且，其设立背景既有分执宰权限，成为内相意图，主事者又是学士官员，跟其他宦官司局本具差异。故此，翰林学士院实处于南北衙对峙下的中间组织，协调因内廷系统迅速发展，无法与律令机制衔接而可能产生的决策延误。由于身份特殊，翰林学士对两者的向背往往左右政局发展，渐成为内外廷重要的拢络对象。大抵从官僚的职掌和升迁的途径而言，宰相与翰林学士的制诏关系较为密切；惟内廷决策的草议和行动配合上，宦官中尉与内诸司却容易制控翰林学士。中晚唐的南衙北司之争，离不开宰相欲夺内廷权力，最后遭受阉竖反压的收场，翰林学士则长期处于这种纠纷中，反复拓展其政治空间。
　　1.从草制到决策的翰林职责
　　翰林学士草制的职能最为重要，由此而来的，是草拟决策时的论议角色。踏入中唐，无论是肃宗、代宗之交，或者是敬宗、文宗之间，储君承继的诏书，成为新立帝王的法理依据。两次政变的共通点都是旧主驾崩之初，所召继位人选不为宦者接纳，结果由宦官军政诸司掩护新储出起居之处，勒兵殿院之下，推翻前议。在另起炉灶过程中，宦官仍得同样以翰林学士草诏析法，说明翰林学士院由于北出少阳院之便，草诏工作渐受内廷宦官操纵役使。就平日草拟公文而言，内容轻重不一，翰林学士的权限发展，仍须视乎帝王信用的程度。关键时期应自德宗开始，盖泾原兵变，翰林学士陆贽于患难中随行在制诏，调兵遣将无出其右。《旧唐书》卷139陆贽传谓：“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6]李肇《翰林志》载其时翰林学士不但朝服班序，而且“赋权日重，于是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相，皆出于斯。”换言之，由德宗非常时期到政局渐告稳定，翰林学士的草拟实权，已由单纯的文书起草发展至广泛参决的层面。
　　翰林学士能加入议政行列，与君主兴起固定的议事渠道有关。例如，裕堂殿乃德宗长年视事之所，地近绫绮殿，大明宫较东侧之处，此后帝王每于此召问学士意见。《资治通鉴》卷237宪宗元和二年十一月胡三省注：“唐学士多对浴堂殿，李绦之极论中官，柳公权之濡纸继烛，皆其地也”，即道出翰林学士应召于此的传统。李绦与白居易批评宦官专权，事见卷238宪宗元和四年九月条，以此推知，浴堂议事制度沿袭已久，翰林学士论政决事风气已然建立。例如，顺宗时期，帝主长期养病，多由王叔文、王ｐī＠②与宰相韦执谊主持政事，而且“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1]由决策到宣召皆由翰林学士总揽，从前制诰的文书工作则交付中书代理，翰林学士议决地位十分明显。王叔文等权力上升，开始令部分宦官不安，继而拉拢另一批翰林学士，进行政治反扑。《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三月载：
　　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ｙīｎ＠③、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1]
　　王叔文专权，得力于一派宦官支持，情况与俱文珍、刘光琦援引其他学士，二者政治结合的方式相差无几，惟双方政治对峙，不免令学士院内部分化。史书未载东学士院成立的政治动机，《石林燕语》卷5云：“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或与泾原兵变，逐渐专委翰林别处承受要旨有关。观顺宗末年政治，东学士院有进一步巩固的趋势。王叔文等视事之所，仍以右银台门内的翰林学士院为基地，对郑ｙīｎ＠③、卫次公等反对派翰林机构成员，必然产生种种矛盾和不便。东学士院地处金銮殿的西侧，与前者俨然形成另一议事系统。宦官俱文珍以诸学士入金銮殿草制立储事宜，至近密之法当就地起用学士班底，意味着东学士院，前后经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渐告成熟。若考《旧唐书》卷159，卫次公传，以郑ｙīｎ＠③等翰林学士为代表的金銮殿议政机制，隐然于此段期间发挥功效，《卫次公传》载：
　　贞元八年，征为左补阙，寻兼翰林学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ｙīｎ＠③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ｙīｎ＠③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及顺宗在谅暗，外有王叔文辈操权树党，无复经制，次公与郑ｙīｎ＠③同处内廷，多所匡正。[6]
　　郑ｙīｎ＠③、卫次公等成功助顺宗登位，本为前朝功旧，但顺宗临危，竟由王叔文、王ｐī＠②据银台门翰林指挥政事，制诏无所经由，自然产生矛盾。宦官集团内的互相对垒，加深了翰林政治的主导战。结果，郑ｙīｎ＠③政治选择正确，宪宗即位便提升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谓郑ｙīｎ＠③位在诸学士之上，“凡大诰令、大废置、承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学士承旨即翰林学士之首，由于职居学士院长，可随时单独与君主对话，秘密筹决。[8]要达到密议目的，承旨学士必须常出学士院而穿梭宫内，随君主所在入对。同时，于旧学士院北厅东第一间作为翰林承旨办公之所，有统率诸学士之意，避免出现前朝王叔文争夺权力的类似情况。学士承旨每须规范翰林学士，见于《资治通鉴》卷238宪宗元和五年六月的如下记载：
　　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绦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绦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钳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1]
　　白居易能留于翰林学士院，皆因承旨李绦于密议中对其持正面态度，可见帝王在承旨之设及密议制度的双重保障下，重新以翰林学士院为帝王私人腹心。由于南衙北司长期对立，帝王用人管道已尽量超越外朝宰相或内廷宦官，避免直接卷进各种人事纠纷，相反多以重用的翰林学士承旨入相，更能确保政治风险。故此，学士承旨之职已有提前培育帝王亲信的意图，方便日后进入中枢的决策层。例如裴ｊì＠④任相前职居翰林，《旧唐书》卷148本传谓其“在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ｊì＠④，ｊì＠④小心敬慎，甚称中旨。”[6]学士承旨职涉相权，故每为持异见的宰执不容。史书载宰相李吉甫“自以诬构郑ｙīｎ＠③、贬斥裴ｊì＠④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1]（卷237元和三年九月戊戌）裴、郑皆曾为学士承旨，受帝大用，宰辅因排斥二人反遭疏远，宪宗对翰林学士甚见宠信。帝王和翰林学士密议，必由学士值勤，可随时便殿召见所致，其事多涉北衙宦宫，令事态尤见机密。《新唐书》卷207《仇士良》传载：
　　（文宗）开成四年……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帝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8]
　　君主援引学士论议宦官，为了防避阉宦视线，召对往往彻晚进行，如文宗时以批评宦官知名的翰林学士柳公权，“每浴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液揉纸继之。”[6]（卷165《柳公权传》）武宗曾夜召学士韦琮草制，而宰相、枢密皆不之知，[1]（卷247，会昌三年五月壬寅）益见翰林学士的近密程度。又如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1]（卷249，大中八年）凡此可见，双方密议的方式甚多，因时地而表现迥异，然帝王因学士草制之便，征以筹谋宦官良策，均为上述共通之处。
　　2.翰林学士与宰相制——北衙权力制控的因由
　　由草拟制诏发展至密议决策，翰林学士之职已非单纯的秘书顾问角色，其执行部分相权，足以改变宰相与宦官权力周旋中的政治形势，此为宰相与学士关系又得和谐共事之处。翰林学士分割相权，诚如张国刚等具体所言，是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纳入职责之内，使帝王政令分为内制和外制两组性质。翰林学士用白麻所撰的内制，直接由禁中发出，关乎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后建储等重要诏书；中书舍人用黄麻所拟外制，则为一般诏书。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其所撰中书制诏和翰林制诏，便显出了内外二制轻重之别。[9](P259-261)白麻之制本为宰相所有，《资治通鉴》卷235，德宗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条即载：
　　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ｙīｎ＠③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着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衣绯者无几，自辅国以来，堕坏制度。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其麻，命并统军自今中书降敕。[1]
　　德宗时翰林学士重提旧事，欲挫神策中尉窦文场等气焰，法制上宰相降麻名正言顺，然中官统军授麻之法前代已有发生，非文场无理般弄。郑ｙīｎ＠③的诠释，使任用权力连结于翰林、宰相之下，盖关乎将相降白麻起用之事，前一日必经中书、门下文书审批，然后付翰林草麻，最后由宰执宣敕，宦官无由干预。事实上，宰相一直着意制控北衙授官，《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三年九月条载：“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癸未，始诏神策将吏改官皆先奏闻，状至中书，然后检勘施行。”[1]换言之，神策宦官每有人事调动，必须“先奏闻于上，禁中以其状付中书，方与检勘由历而施行之”。[1]由过往不向君主奏请而直牒中书，到现在付状于中书检勘再施行，其精神与前者麻制一脉相承，宰相得以重夺部分任免权力。越到唐代后期，中书与翰林之间对麻制的草拟与宣行，渐取得分工默契。《资治通鉴》卷253僖宗广明元年五月乙亥条胡注载：
　　唐制，凡拜将相，先一日，中书纳案，迟明，降麻，于ｇé＠⑨门出案。《会要》：凡将相，翰林学士草制，谓之白麻。韦执谊《翰林故事》曰：故事，中书省用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独得黄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史言唐未宦官恣横，监军与枢密使，恩数埒于将相。[1]
　　唐代后期翰林学士的职责繁多，草诏密议之余，于宰相施行任免权力中越形占优。从前黄白二麻的诏降悉属中书，渐次由翰林学士院独掌系乎军国重事的白麻，且直接关系宦官用人权限。将宰相权力移于翰林，未必不是出于帝王的本意，如是藉第三者可以重新规管重要官职。从各种迹象显示，翰林学士透过白麻之制，发挥封驳政策的权能。例如，宪宗时期王承宗叛，欲令宦官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蒋偕《李相国论事集》卷2载：“翰林中屡陈从古无令中人统各镇师徒，诸道受其节制者，师出不律，军必无功。前后谏论一十八度。后宰相论，亦不允，遂依上旨，仍令学士李绦撰白麻。其日，绦又进状，称事实不可。”值得注意者是，其后“上手执一纸文书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学士不肯，如何？”既然上意已决，加上宰相附和，翰林若只职草麻，则君主无须多费唇舌考虑李绦奏状。显然于制麻过程中，翰林学士可就白麻内容参决可否，是翰林既得的合法权力，使皇帝在此决策上不得不谨慎考虑。
　　制白麻的专责，何以由宰相移于翰林，史料并无明载，然而翰林学士承旨所带职官多为兵部侍郎，而且上迁途径往往直指宰相之位。在唐的官制里，兵部侍郎为正四品官，位在正三品尚书之下，负责处理军机政令。[6]（卷43《职官二》）故此，学士承旨带此职，无疑预先提拔宰执人选，便于协办将相降麻的军政重任。《旧唐书》卷43职官志之翰林院注：“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据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统计，宪宗迄穆宗之间承旨学士中，十一人已有九人参大政。若从更全面的数字统计，于德宗至懿宗的154名翰林学士中，能至宰相者有53名，占32%，而在宪宗至懿宗的52名承旨中，其后任相者共30名，占58%，后者入相比例更形明显。[10]翰林学士承旨与宰相制之间，已成为相通的亲信渠道，于决策层面上更为帝王倚重。君主以学士承旨强化皇权的同时，宦官亦设法于翰林机构内渗透其影响力。[1]（卷245，太和七年至九年）例如，以新的院使职种，监控学士权力。考翰林院使最早出现时期，在宪宗初年，《白氏长庆集》卷30载：“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诏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谦奉宣，宜授翰林学士也。”从翰林院使奉旨宣授翰林学士看来，院使似已监控学士的进出与任免。梁守谦为宪宗期的权阉，《资治通鉴》卷238及《册府元龟》卷665、667诸处，载梁氏于元和五年已由枢密使提升为右神策军中尉的北衙最高要职，显见翰林院使地位之重。[7](P90-101)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又谓该使“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军国之重事，古今之大体，庶政之损益，众情之异同，悉以开揽，因而启发”，翰林院使乃集承旨、宣召与参议军政于一身，更肩负统领翰林学士之责，使众情归一，臻上情下达之效。《翰林志》载：“有高品使二人知院事，每日晚执事于思政殿，退而传旨”，或因应翰林、学士院之分而设置院使。
　　考宪宗年间宦者吕金如、刘弘规等均曾出任翰林院使，但其时并无提及学士院使，至宣宗时期则翰林院使外，已有学士院使的专职分出，位在前者之下。盖《闾知诚墓志铭》载闾氏先于大中三年拜染坊使后，再迁监学士院使，到大中十年入观，又充内坊使，累迁翰林院使。随着时代推移，尤其学士院的职责繁重，由学士院使监当其事，并充分与翰林院使共商国情，斟酌要旨，当为对两使存在的合理推论。昭宗末年翰林学士韩ｗò＠⑤被逼令起草韦贻范起复制书，即为学士院使等主意。《资治通鉴》卷263天复二年七月甲戌条载：
　　命韩ｗò＠⑤草贻范起复制，ｗò＠⑤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ｗò＠⑤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赏之。八月，乙亥朔，班定，无白麻可宣。[1]
　　学士使强逼翰林学士草制不成，只能据其疏如实上奏，正反映学士使与翰林学士的矛盾日渐鲜明。盖翰林学士拥法理上的降麻权责，由此衍生各种决事功能，学士使干预的途径，一在监视翰林学士于学士院的出入活动，二在掌握学士制定旨令后的承宣渠道。胡注便谓：“时韩全诲等使二中使监学士院，以防上与之密议国事，兼掌传宣回奏。”同卷天复二年十一月甲辰条载：“上使赵国夫人＠⑥学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韩ｗò＠⑤、姚洎，窃见之于土门外，执手相泣。洎请上速还，恐为他人所见，上遽去。”昭宗欲见翰林学士，事前须侦探学士院使是否监院，学士院使监控皇帝与翰林学士的职能，可见一斑。
　　三、结论——兼谈内诸司的决策角色
　　由上可知，唐代翰林学士院的构造与职种关系密切，从翰林院分出学士院，特设翰林学士，本来就是因应宫廷地理建置的政治考虑。唐中期以后的君主，鉴主宦官权势日益高涨，每欲兴起另一私人渠道，寻求政治意见以相援引，学士院供职的翰林学士，正好补救了宰辅未能于禁内议政决事的角色，并且在既合作且冲突的微妙决策层面上，继续与北衙官司发展工作关系。翰林学士所以能谓内相，在于获得与帝王密议机会，又于制诏降麻的过程中发挥己见，从而成为参与中央决策不可或缺的法理依据者。此种身份，并非一般擅夺权力的宦官可以取代，形成制控宦官权限的一股法治力量，故此越引致宦官于翰林置使，作出反制控翰林学士的主因。
　　无可否认，南北衙互相对峙为时甚久，但彼此权力高下立见。从神策军进驻中央禁军开始，北衙使职机构日益繁衍，中央诸部寺监权力欲遭侵蚀，南衙诸卫兵徒具空名而已。中晚唐君主的废立几全操阉宦之手，已反映君主权力、宰相南衙实职不足与内官争斗。故君主倚重翰林学士，其实是在既定的形势下，确保北衙官司仍在一定程度上服膺南衙宰相的律令制度。翰林学士专掌草诏白麻，即根本代表帝王与宰相发号命令，宦官不得私夺的最高精神。宦官既不能像翰林学士草诏，惟有假以其他途径夺权，例如变更议定决策的原貌，加入修订程序，或者垄断宣令的最终过程，得以上下其手。凡此，解释了越到唐代后期，内诸司的机密、宣徽之职越具代表性。
　　唐末两枢密与两神策合称为“四贵”，包括中央重要决策，机密于代宗时只管理文书表奏，进呈皇帝参阅，到僖、昭时期权力至盛，由于可在堂状贴黄，无形即代替君主处分公事，宣付中书门下施行。[11]（卷58《职宦十二》）枢密既能随时改动决策内容，自然无须屈于过去先由宰相奏对延英，然后纯粹承受公事的角色。[1]（卷262，天复元年正月）同样道理，宣徽使于代宗时期亦已存在，惟逐渐能总领内诸司，活跃于郊祀、朝会，与其承传宣旨的职能颇具关系。由于获得宣令之便，故亦能随时矫诏，为更改决策的另一员。《东观奏记》卷下记载的其决策层的论议方式，迹近滥用权力：
　　上（宣宗）大渐，顾命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当璧为托。三内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而受命。时右军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归长、公儒、居方患之，乃矫诏出宗实为淮南监军使，宣化门受命。将由银台门出焉……宗实叱居方下，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于藩邸即位，是为懿宗。[12]
　　在唐后期常见的政变中，神策护军中尉以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控制最后大局，成为枢密、宣徽等中央决策要员靠拢的对象。归长、居方等矫诏，是右军中尉王宗实政治反扑的口实，而宗实亦以同类的手法，透过另一宣徽使宣诏改立新主。唐末枢密、宣徽主宰诏旨，已非中书所能控制，原则上决议程序应于延英，由宰相、枢密共商，但后来变成枢密、宣徽直接决定宣行，形同有效决议。《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二年二月条：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杜）＠⑦受宣，三相（毕诚、杜审权、蒋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⑦，乃宣宗大渐时，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⑦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公庆去，＠⑦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渐涑而退……既而寂然，无复宣命。[1]
　　宣徽握宣命之权，变相为直付中书执行的政令，公庆出示斜封文书，即欲面命宰相听从，已超越正常的议事步骤，故非宰相杜＠⑦所能接受。如前所述，若为内制诏令，应由宰执延英决事后，由翰林学士制出，方为合法程序。杜氏以此究之，枢密、宣徽固然无复宣命，但议政的被动性当越为明显。文中并无提及文书草拟工作，是否由翰林学士院中人协助，然而从上记翰林学士韩ｗò＠⑤草制时的消极抵抗，以及翰林、宣徽、枢密等内诸司使院权力高涨观之，宦官群已建成自身独立的决策系统，渐次摆脱翰林、宰相的牵制。
　　收稿日期：2000-06-08
《唐都学刊》：社科版西安27～33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赵雨乐20012001唐代自进入中后期，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日形重要。学士负责起草诏令，又参决军政机密事务，分担了宰相部分职权。宦官北衙的势力兴起，虽操纵君主废立命运，然而草制宣诏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亦强化翰林机构的议事渠道，形成一股新兴的抗衡力量。北衙宦官对翰林采取强烈制控，由委任翰林亲信，到设立宦官专职的翰林学士院使，均旨在纳入内廷诸司的监控范围。文章在前人研究翰林学士院职掌的基础上，对唐中后期翰林于南北司的权力格局之中，如何层累衍生学士、承旨和使职名目，稍作补充。唐代/翰林学士/南北司the Tang Dynasty/Han-lin officials/the Sunthern and northern government officesHan-lin Official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EunuchsZHAO Yu-le(College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China)HAN-Lin played a major political rol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TheHan-lin officials were able to provide political advice and drafted crucial legal decrees for the Tang monarchs through different secret meetings.Their roles we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ang's frequent coup d' etats edicts when legal legitimacy of new rulers was needed.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se the following points:The development of Han-lin political roles at different stag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lin officials and the prime ministers;The affinity and conflictbetween the eunuchs and the Han-lin officials.赵雨乐(1963-)，男，广东潮阳人，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历史学博士。香港公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国 香港 作者：《唐都学刊》：社科版西安27～33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赵雨乐20012001唐代自进入中后期，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日形重要。学士负责起草诏令，又参决军政机密事务，分担了宰相部分职权。宦官北衙的势力兴起，虽操纵君主废立命运，然而草制宣诏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亦强化翰林机构的议事渠道，形成一股新兴的抗衡力量。北衙宦官对翰林采取强烈制控，由委任翰林亲信，到设立宦官专职的翰林学士院使，均旨在纳入内廷诸司的监控范围。文章在前人研究翰林学士院职掌的基础上，对唐中后期翰林于南北司的权力格局之中，如何层累衍生学士、承旨和使职名目，稍作补充。唐代/翰林学士/南北司the Tang Dynasty/Han-lin officials/the Sunthern and northern government offices

网载 2013-09-10 20: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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