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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在唐代县尉诗人创作思想和创作心态的前提下认为唐代县尉具有如下创作特色：其一，通过个人经历表达仕途艰难的人生体验；其二，通过“感士不遇”表现深沉的忧患意识；其三，通过千差万别的个体风格呈现由初盛唐的“风骨”向中晚唐的“兴寄”转变的总体特色。
　　在唐代诗坛上，活跃着一群官卑职微的诗人。这群诗人大多数有过任县尉的经历。比如，王昌龄、储光羲曾任汜水尉，王翰曾任昌乐尉，柳宗元任过蓝田尉，白居易任过周至尉，元稹任过河南尉等。本文将这些任过县尉的诗人称为县尉诗人。
　　唐代，出身寒微的文士多以进士及第获得“出身”，然后才能进入仕途。进士经礼部试后，还需通过吏部铨选方可授官。地方上多从县尉开始。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征，收率课调”，数年难得一迁，只有京、畿县尉才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但在唐代，文士普遍对从政充满了激情，县尉虽然官卑职微，却在一定程度上给有志之士提供了一个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使广大诗人的命运与之紧紧相关。由此，县尉诗人的创作思想有两个特征。其一，从理想言，县尉职满足了诗人的以功业自许，“拯物济世”的怀抱。其二，从现实言，县尉职位低下，县尉诗人和下层百姓接触较多，诗人的宏伟抱负表现为对世务的关心态度。然而，诗人积极入世、思欲报国的理想与当时现实的碰撞、冲突是必然的。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县尉诗人在仕途上的坎坷艰难。按其仕途升迁情况，可分为四类。一类是终身任县尉而无变化；二类是先任县尉，后不堪忍受，弃官归隐；三类是遭遇贬谪降为县尉；四类是曾任县尉，最终升为达官显贵。各人的结局有所不同，但都有过仕途不达的经历和心理不平衡的感受，因此，县尉诗人的创作心态有如下特点：第一，由于心理不平衡而产生的嗟卑心态，县尉诗人相对稳定地表现出沉于下僚的小人物的悲喜忧欢，表现为风云气少，哀怨音多的特征。第二，由于心理不平衡而产生的对仕与隐的自我调节心态，县尉诗人的价值取向约以中唐为界，在这之前，表现为仕隐明显对立，二者不得兼；在这之后，表现为仕隐渐渐谐合，以仕补隐。
　　本文基于以上创作思想和创作心态前提，［①］试图对县尉诗人的创作特色作一初步探讨。
　　 一、艰难人生历程的体验
　　县尉诗人创作的一个特征是较多地把求官前落第、及第的经历作为题材，表达自己踏上仕途前艰难的人生体验。
　　县尉诗人的嗟卑来源于对自己经历的不满，因此他们的创作目光很容易落在引起他们伤感情绪的经历上面。对他们而言，踏上仕途前落第所带来的不幸遭遇首先能够表达他们的哀怨心情。同时，落第只是求仕过程中的一种经历，诗人对于仕进的强烈欲望，使他们对及第抱有更多的希望。这样一来，大量的落第、及第诗就成了他们诗歌中一个独特的方面。“古若不置名，道路无欹倾”［②］，在功名之路上，有难以名状的羞辱，“死辱片时痛，生辱常年羞”［③］；有成功后的欣喜若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④］。诗人在踏上仕途之前的这段经历反映到大量的诗歌创作中，表达了至真至切的人生感受。
　　失败，本是人生常有之事，但在科举场上的失败，却有着更为深切的羞辱和辛酸。当时科举是文人成功的重要途径，一旦科场落第就几乎等于堵死了晋升的“龙门”。因此，落第常常给文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刺激。至于因为没有考取，困居长安，抒写抑郁困顿的情怀，申诉落拓失意的悲慨，则在县尉诗人的作品中就更为多见。
　　“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⑤］
　　“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⑥］
　　“南溪抱翁客，失意自怀羞”。［⑦］
　　科举得中与否是文士一生荣枯穷达的关键所在。因此，一旦落第，缠绕诗人们的便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悲伤意绪了。而在表达这种低沉落寞的情绪时，自然免不了要选取含有悲伤意绪的词语。比如，“羞”、“愁”、“泪”，就最能代表他们的心情。在科举场上跌打滚爬，难免有胜败之分。落第哀伤本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对于出身贫寒的大多数县尉诗人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科举就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条出路，所以科举场上的风风雨雨对他们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可在许多落第诗中却到处可见飞溅的泪花，难言的羞辱。
　　“怜君此去未得意，陌上愁看泪满巾”。［⑧］
　　“榜前潜制泪，众里自嫌身。”［⑨］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⑩］
　　哭哭啼啼中伤心自己理想的破灭，泪水涟涟中充满了怅惘、失意之情。落第的打击给文人的一生都留下了难泯的印记。
　　李商隐于文宗大和六年始应进士第，开成二年方才及第。在五年的艰辛中，他经历了难以言尽的苦楚。基于这几年的遭遇，他在文中有好几处提到。如：
　　“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①①］
　　“若某者幼常刻苦，长实流离。乡举三年，才沾下第；宦游十载，未过上农。”［①②］
　　未及第之前的这段岁月，应试者本人的心理压力不说，社会舆论的打击也是很大的。“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颜”［①③］，这且不论，来自亲人的责怪更是难以忍受。《唐摭言》卷８记载：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
　　士人在这种内外交迫的状态中如若科场不能称意，那么情感中那种惨痛、黯淡的经历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有些人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转而去宗教中寻求慰藉。许浑在《下第寓居崇圣寺感事》诗中表示“静依禅客院，幽学野人家”，就是希望在另外一种境界中抚平自己的伤痛。
　　当然，科举场上尽管充满了风险，士人常常需要面对类似灾难性的打击，可失败毕竟只是一种必然要有的经历，他们真正着眼的还是最终胜利的目标。所以，一旦及第，则是另一番踌躇满志、欣喜若狂的景象，真正有苦尽甘来的滋味，甚至有人“自得一第，稍觉筋骨轻健。”［①④］
　　进士及第，可以说是人生路途中关键的一步。多年的寒窗苦读，一朝名扬天下。放榜以后，无论今后还有多少坎坷难关，新科进士们总是要尽情陶醉于美酒名花的狂欢之中，各种名目繁多的喜庆宴席接踵而来，如闻喜宴、樱桃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关宴、雁塔题名等等，从金榜高悬，经“谢恩”，吏部铨试，送往迎来的交际应酬，直到新科进士离京返乡之日，可以说无日不在宴中。刘沧《及第后宴曲江》直接写盛会之乐：“及第新春远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岸远，晚空山翠坠芳洲。”其繁华热闹之景，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
　　孟郊于贞元十二年登第时已４６岁。在这之前，他曾屡举不第，写了好几首感汉落第悲哀的诗。现在一旦中举，一扫昔日的抑郁之气，如他同时所作《同年春宴》中说的那样，正是“视听改旧趣，物象含新姿；红雨花上滴，绿烟柳际垂”的新景象。许浑也有及第后志喜诗：“世间得意是春风，散诞经过触处通”。［①⑤］此时正是大和六年，许浑年４２岁，颇似孟郊及第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的诗意。另外，郑谷《曲江红杏》：“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赵嘏《喜张ｆéｎ＠②及第》：“春风贺喜无言语，排比花枝满杏园”等等，都表现了与落第诗迥然有别的喜气洋洋、春风满面的得意心情。屡试不第的文人，在内心情绪上长年感受着压抑和痛苦，因此，一旦及第，就难免有扬眉吐气的心情。
　　落第、及第是参加科举的士人所经历的现实，落第诗、及第诗就成了文人们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了。对于大多数县尉诗人来说，如果落第是仕途中第一次不祥的境遇，那么及第后瞬间的心情体验则是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白居易在德宗贞元十六年中进士时，年２９岁，在当时属年少及第。十年苦学，一举成名。“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正表现了诗人得意的心情。尤其是《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一诗，“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特别表现了诗人中第还乡时的兴奋心情。从此，结束了“穷书生”的生活，将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无限神往、憧憬之情。李商隐在开成二年中进士时，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①⑥］，对于诗人来说，从此以后，王屋山清虚小有洞天的隐居生活已成为往事。为了建功立业，为了显亲扬名，诗人怀着满腔热望，发出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①⑦］的激切兴奋的呼声。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及第以后，以为及第的现实必然能带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或锦衣美妾，或高官厚禄，或治国之道，或济民之术，诸如此类。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并不因为愿望美好而有丝毫的改变。士人一旦步入了微职的行列，一旦升迁无望，所谓的落第与及第便不再是一次单纯的生命体验。这种至真至切、饱受艰辛的经历曾经是文人入仕的重要关口，为了“入关”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倘若现实过于冷酷，文人们得不偿失，那么他们曾经昂扬的心情就要跌落。落第、及第作为记忆留在了心里，也作为一根导火索，引发了诗人们“感士不遇”的情怀。
　　 二、“感士不遇”的喟叹
　　县尉诗人创作的另一个特征是把做官后“感士不遇”的心情作为诗歌主题，表达沦入微职的生命感慨。
　　“感士不遇”心情由来已久，缪钺先生曾将此归结为困挠古代士人心灵的情结之一。［①⑧］在中国文学史上“感士不遇”的主题非常突出和普遍。
　　屈原有《离骚》，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曹植有《佳人篇》，都暗寓着有志者的才能不得施展，是自伤之词。即使被称为隐逸诗人的陶渊明，内心深处也激荡着怀才不遇的不平：“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①⑨］延续至唐代，“感士不遇”心情依然撞击着有志之士的怀抱，特别是仕途不达的诗人体会更深。具体局限到县尉诗人群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偏离和矛盾，而这种偏离和矛盾，又非他们所能通过改变现实而消除。因此，一方面是心中满怀理想与抱负，一方面则是现实的不容忍，不承认，不理解，以及他们对现实的无能为力。由此，必然造成不安、痛苦的心灵状态。有嗟卑心态，也有自我调节心态。在两种心态的作用下，诗人把“感士不遇”作为诗歌主题时首先就包含着通过嗟卑表现出的积淀很深的忧患意识。
　　所谓忧患意识，是人类在外来的祸患、困厄等危机面前表现出的冷静、深沉的自我意识。对于心怀“兼济天下”之志的县尉诗人来说，仕途的失意，不仅意味着个人理想愿望的破灭，也加深了他们对国家前途、未来命运的忧患。所以他们创作中的嗟卑，不仅有个人身世命运的感慨、仕途上的穷通，而且还自觉地和社会的盛衰、时局的安危紧密联系起来，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使“感士不遇”主题有了更为深刻、丰富的内涵。
　　县尉诗人绝大多数终身以微职为任，在浩渺的官场生涯中始终居于下层。“上客处华地，下寮宅枯崖”［②⑩］，“高名处下位，逸翮栖卑枝”［②①］，正是对当时人不能尽其才现象的概括。殷ｆáｎ＠③《河岳英灵集·卷上》“常建”小评云：“高才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照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绝大多数士人都是以穷愁潦倒而终其一生的。然而，按照当时士人的普遍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最终价值、最高理想就在于走上仕途，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白居易进士及第后，作《箴言》一篇以自勉，他鞭策自己：“无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广自满，尚念山九仞亏于一篑；无曰登一第，位其达而自欺自卑，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柳宗元则是在应制落第后给大理卿崔儆的信上说：“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未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苛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②②］由是可见，登科第、做高官，不是他的目的，取文名，为将相，也不是他所希求的，“行乎其政”、“理天下”才是他的理想。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那就会感到一种莫大的遗憾，甚至抱恨终生。可是，现实却往往难尽人意。姚合有诗总结：“官职卑微从客笑，性灵闲野向钱疏。”［②③］白居易也在诗中说“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②④］表明他做了小官，却受大官僚爪牙掠夺的事实，“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②⑤］，严峻的现实中，诗人总是有一种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压抑感。“职与才相背，心将口自言，磨铅教切玉，驱鹤遣乘轩，只合居岩窟，何因入府门？年终若无替，转恐负君恩”［②⑥］，借文学创作抒发这种悲愤情绪，使深沉的痛苦得到升华是他们最好的表白。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处于微职地位的诗人自然免不了对自己境遇的关注，特别是这种境遇直接关系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县尉诗人直接表现的便是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嗟叹。同时，仕途不遇的遭际，穷困潦倒的生活，使他们对社会现实、政治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更真切的感受，有不能自己，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
　　卢照邻在多年位居下僚后，“传语后来者，斯路诚独难”［②⑦］，发出了仕途艰难，备受艰辛的深沉感叹。贾至“盛才溢下位，蹇步徒猖狂”［②⑧］，诉说了自己位沉下僚的强烈不满之情。白居易“一落风尘下，始知为吏难”［②⑨］，“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③⑩］，借物寓人，以莲根为喻，发泄自己志不可得的心情。还有后来钱起的“行运遘忧患”，［③①］卢纶的“忧患已相催”［③②］，等等，深沉浓郁的忧患意识构成了唐代县尉诗人诗歌的基调。
　　县尉诗人不仅常常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同时，客观上也写尽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饥荒、战乱、贬谪、离散等。“衰代多祸，贤无曲词。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贤人，由于时故”［③③］，各种各样的变故一旦影响过诗人的生活，那么他的作品中就难免或多或少地留下印记。钱起任蓝田尉时，生活的遭遇使他一方面叹息自己“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③④］的境况，一方面又在《秋霖曲》中描绘了秋雨泛滥成灾、生灵遭受摧残的一片饥荒景象，“公卿红粒爨丹桂，黔首白骨封青苔”，揭示抨击了贫富不均的现实。王昌龄二度贬谪，仍表示“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③⑤］，直到他已在贬所，还慷慨陈词“仆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九畴”［③⑥］，表白自己虽遭贬谪，但对未来、对国家仍有一种强烈的期待。无疑，诗人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尽管他们主观上叹息自己的遭遇，但由于生活的内容所致，客观上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冰凉冷酷的社会现实。在表现民生疾苦、感时伤乱、忧国忧民中包蕴了深厚的忧患意识。反过来，又因为是切身的体验，是活生生的眼前现实，忧患意识中融入了深刻、动人的内涵。
　　县尉诗人在表达“感士不遇”主题时还包含着通过叹老表现出的源远流长的惜时意识。如果说处于卑职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等待，那么时间毫不留情的消逝则是对他们意志的另一种磨损。叹老是诗人长期嗟卑的另一种表现，惜时是在有限时空中不能伸展抱负的结果。县尉诗人因为处于一个易被遗忘的官场角落，常常容易因时序迅迈，一事无成而感到人生易逝、功业难就的痛苦。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曰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③⑦］欲惜时自重而苦不可得，对未来神往又伴随着对未来有限的惶恐，对理想追求却凝结着追求不得的创痛，沉重的感伤氛围中凝聚了士人阶层心底普遍的悲哀。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县尉诗人深感“蹉跎潘鬓至，蹭蹬阮途穷”［③⑧］，对时序的迁流、节物的变化特别敏感：
　　“数年作吏家屡空，谁道黑头成白翁。”［③⑨］
　　“自叹梅生头似雪，却怜潘令县如花。”［④⑩］
　　“今日送官君最恨，可怜才子白发长。”［④①］
　　“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洲。”［④②］
　　在多年的微职生涯中，诗人们感喟人生苍凉，感到人易逝、宇宙无穷的悲哀。尤其是把个人的渺小置于时间的悠久、漫长之中，一方面是诗人自我意识的顿然勃发，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对渺小生命的自惭形秽的惊叹。其中交织着人与万物盛衰相伴的惜叹，分明是一种求而不得又不自甘暴弃的愤激之语，让人感到诗人严肃正视人生后那种热望生活、珍重自我的强烈内心骚动。然而，种种原因最终使诗人的理想得不到确证，于是惜时之叹每每成了中国文人穷通际遇时情感主调的“定格”。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惜时重在提高自我价值，建功立业；失意困顿，潦倒无望时，惜时则重在表达志不可达的悲哀和忧愤。县尉诗人的惜时之感正是这样时时折磨着他们的内心。他们苦闷、焦虑、悲愤，和他们嗟卑的情绪——失望、忧愁、悲哀相互映照，形成了县尉诗人特殊的官卑职微的情感经历。
　　“白发初为吏，有惭年少郎。”［④③］
　　“一官今懒道，双鬓竟羞看。”［④④］
　　“白头新作尉，县在故山中。”［④⑤］
　　“青春衣绣共相宜，白首垂丝恨不遗。”［④⑥］
　　诗人大量使用“白首”“白发”“白头”这最真实的时光变化，慨叹流年似水、而功业难成的情感。诗人满腔壮志，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结果等来的却是华年早逝，白发相催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内有忧思之心，外有怨迫之感，通过渺小的个体生命与源远流长的时间观念的结合，通过时光衰老了的人生，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这也可以算是县尉诗人“感士不遇”主题的另一个内涵。
　　所有这一切说明，在长期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文士的不遇是普遍的。“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④⑦］的诗句正生动地概括了古代文士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共同命运。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完成了感人至深、动人至切的“感士不遇”主题。
　　 三、由“风骨”向“兴寄”的转变
　　县尉诗人创作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姿态万千的个体风格中呈现出由“风骨”向“兴寄”转化的总体特色。
　　高＠④《唐诗品汇·总序》：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高＠④所论述的有影响的唐代诗人中，题材内容的丰富，风格流派的繁多在县尉诗人中形成了全面的集中。这当然与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县尉的卑微职任，致使担任这些官职的诗人生活覆盖面十分广泛，同时，由于他们的自我调节心态，他们经常徘徊在仕隐生活之间。宫廷都市与山林村野不同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感受十分丰富。这些都可以从他们诗歌的内容中看出。诗中有贵戚、富商、游侠、歌妓、平民；有风物的繁华、节日的欢纵；有妇女的服饰容颜和士子的冶游艳遇；有青山秀水间怡然自得的情趣，也有豪华掩盖下平民的眼泪和不幸，等等。诗歌内容的广泛直接影响到诗歌艺术风格的繁荣。从个体讲，县尉诗人中包括有以“初唐四杰”称的卢照邻；有以“文章四友”称的李峤、苏味道、杜审言；有以“大历十才子”称的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皇甫曾、耿＠⑤；有以“七绝圣手”称的王昌龄；有以“高岑”称高适；有以“元白”称的元稹、白居易；有以“咸通十哲”称的许棠、郑谷；有以“温李”称的李商隐，诸如此类，不一枚举。县尉诗人的创作风格是多姿多彩的。尽管如此，由于县尉诗人普遍有一种嗟卑心态，普遍对现实有一种关注态度，他们的创作又呈现出总体特色。
　　唐代立国后，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经济逐渐走向繁荣。县尉诗人虽然是“官小而名大”，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有嗟卑心态，但对前景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诗歌创作充满了活力。加之陈子昂等人的倡导，对汉魏“风骨”进行扬弃，排除慷慨悲凉的成份，发扬豪壮明朗的一面，以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相配合，形成唐诗“风骨”的特色。然而，这只限于盛唐诗坛。随着时代的变革，对“风骨”的追求到中晚唐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诗人们对卑微的现实处境无能为力，他们更多地表现为在诗歌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怀抱。白居易公开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明确提出“风雅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中晚唐诗歌中的这种“兴寄”，是以补缺救民为目的的，同样也符合时代精神。总之，县尉诗人在唐前期注重诗歌中昂扬奋发的精神气概，后期则偏重于诗歌中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综上所述，县尉诗人从落第、及第的仕途艰难的必然经历，到“感士不遇”的仕途艰难的永恒主题；从对“风骨”的执着追求，到对“兴寄”的自然转化，其中的每个创作环节都贯穿了一种关注现实、表现现实的精神。而县尉诗人的创作对于唐代诗歌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①详见《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②孟郊《自叹》。以下引诗俱见《全唐诗》。
　　③孟郊《夜感自遣》。
　　④孟郊《登科后》。
　　⑤钱起《长安落第作》。
　　⑥孟郊《再下第》。
　　⑦赵嘏《下第》。
　　⑧刘长卿《送马秀才落第归江南》。
　　⑨李廓《落第》。
　　⑩赵嘏《下第寄宣城幕中诸公》。
　　①①《樊南文集详注》卷８《上崔华州书》。
　　①②《樊南文集详注》卷８《献相国京兆公启》。
　　①③卢纶《落第后归终南别业》。
　　①④《唐才子传·许棠》。
　　①⑤《及第后春情》。
　　①⑥《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
　　①⑦《商于新开路》。
　　①⑧《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①⑨《杂诗·其二》。
　　②⑩孟郊《溧阳秋霁》。
　　②①储光羲《贻丁主簿仙芝别》。
　　②②《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
　　②③《寄崔之仁山人》。
　　②④《纳粟》。
　　②⑤白居易《论和籴状》。
　　②⑥白居易《岁暮言怀》。
　　②⑦《早度分水岭》。
　　②⑧《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
　　②⑨《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
　　③⑩《京兆府新栽莲》。
　　③①《东城初陷与薛员外王补阙暝投南山佛寺》。
　　③②《将赴阌乡灞上留别钱员外》。
　　③③孟郊《送任齐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诗序》。
　　③④《县中池竹言怀》。
　　③⑤《九江口作》。
　　③⑥《箜篌引》。
　　③⑦《与萧翰林＠①书》。
　　③⑧李端《长安感事呈卢纶》。
　　③⑨李颀《欲之新乡答崔颢綦毋潜》。
　　④⑩钱起《题郎士元半日吴村别业兼呈李长官》。
　　④①卢纶《中书舍人李座上送颖阳徐少府》。
　　④②刘长卿《松江独宿》。
　　④③王建《初到昭应呈同僚》。
　　④④郎士元《长安逢故人》。
　　④⑤郑谷《送许棠先辈之官泾县》。
　　④⑥刘长卿《谪官后卧病官舍简贺兰侍郎》。
　　④⑦白居易《序洛诗》。
　　 （责任编辑 龚桂明）＊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免
　　 ＠②原字氵加贲
　　 ＠③原字王加番
　　 ＠④原字木加秉
　　 ＠⑤原字氵加韦
　　
　　
　　
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泉州100-107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张亚萍19971997 作者：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泉州100-107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张亚萍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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