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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26(2007)06-0070-05
　　古代对宋玉的批评，肇始于两汉，西汉有司马迁、刘歆、扬雄对宋玉的批评，东汉有班固、王充、王逸对宋玉的批评，然而汉代的评论者并没有将宋玉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对象，也未能完全从文学的价值取向历史地客观地正确地评价宋玉及其作品。延及魏晋，对宋玉的批评，仍然囿于两汉诗教理念的文学批评观，并无新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故楚旧地的人们对本土的辞赋家宋玉极具乡情，习凿齿于《襄阳耆旧传》中首次为宋玉立传。尽管这篇传不属于正史，又距宋玉时代较远，但参考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及至南北朝时期，对宋玉的批评，才有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刘勰《文心雕龙》的有关宋玉批评之中。
　　刘勰的文学观念，虽然也主张“原道”、“征圣”、“宗经”，但已同汉儒有了明显的不同，而是发展了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观，认为“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心雕龙·序志》）。这里的“文章”是魏晋人的概念，既包括“文”，也包括“笔”，所谓“论文叙笔”（《序志》）[1]727是也。《文心雕龙》涉及到宋玉批评的篇章有：《辨骚》、《诠赋》、《杂文》、《谐隐》、《比兴》、《夸饰》、《事类》、《时序》、《才略》、《知音》诸篇，这些篇章均属于对“狭义文学”的论述。因此，我们可以说，刘勰的宋玉批评，是出于文学视角的批评，这对于两汉魏晋的宋玉批评来说，应当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一、骚体文学辨析中对宋玉的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卷一《辨骚第五》是一篇有关骚体文学的专论，文中论述了骚体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揭示了骚体文学的特质，评述了骚体文学作者的风格与得失，旨在辨析汉人对骚体文学的误评和后世作家在继承上的偏差。在《辨骚》中，刘勰是在骚体文学发展嬗变中评述宋玉的：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47
　　关于骚体文学的开创者，刘勰认为是屈原，所谓“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屈原而后，能承继屈原衣钵者唯有宋玉，刘勰不仅将宋玉的《九辨》、《招魂》与屈原《离骚》、《九章》等作品并提，而且强调“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并且指出屈宋共同影响了后世的骚体文学，“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然而后世的骚体作家，或“追风以入丽”，或“沿波而得奇”，仅学到了屈宋的某一创作特点，而不能全面继承，登堂入室，这无疑是举例说明前面“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的论断，进一步评述屈宋所创造的骚体文学的高峰是无人企及的。在《辨骚》中，刘勰首次将屈宋并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在汉人的眼中，宋玉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能与屈原相提并论。在人格方面，司马迁认为宋玉不如屈原忠耿，“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承继《诗经》传统方面，扬雄认为屈原之作是“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符合儒家美刺的法则，而宋玉之作是“辞人之赋丽以淫”（同上），过度地追求辞藻；在骚体文学的创作成就方面，班固认为以宋玉为首的后世辞赋家，虽“骋极文辞”，但“自谓不能及也”（《离骚序》）；在文学地位与资格方面，王逸认为“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楚辞章句·九辩序》）。至于魏晋之人，更将宋玉视为离经叛道的祸首，“宋玉之徒，淫文放发，……风雅之则，于是乎乖。”（皇甫谧《三都赋序》）那么，刘勰在骚体文学创作上为什么将屈宋并称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汉魏之人将“骚”与“赋”混为一谈，统称为“辞赋”，刘勰则分而别之，《文心雕龙》中《辨骚》、《诠赋》可证。其实，这是对汉以来辨体不精的一个纠正，也是暗示不分“骚”与“赋”笼统地批评宋玉作品必然导致认识的偏颇。就宋玉《九辨》、《招魂》两篇骚体作品而言，并无多少汉人所谓的“淫”的瑕疵。二、以《辨骚》而论，刘勰首先认为汉人的屈骚批评“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其次，他提出“将核其论，必征言焉”的实证原则，并具体地分析了屈骚的作品（其中含有宋玉《招魂》的分析），认为屈骚既有“同于风雅者也”，也有“异乎经典者也”，从而得出结论，屈骚“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作出了比较恰切的定位。再次，刘勰指出骚体文学的特点是，“取镕经意”，“自铸伟辞”，已具有不同于《诗》的个性。这就是说，用“则”或“淫”乃至“讽谕”来评价骚体文学的优劣是不切实际的。三、刘勰避开了人格、地位等问题，仅从作品的内容与艺术切入。这在今天看来，文学即是人学，如此则定有缺失，而在追求形式之美的齐梁时代，这种缺失又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刘勰将屈宋并称，对宋玉在骚体文学领域地位的提升，虽然有足够的理由，但也并非无懈可击，然而“屈”前“宋”后的排位，如不从生年先后而从成就大小上来理解，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事实上，刘勰的屈宋并称得到了后世评论家的普遍认同。
　　二、赋体文学诠释中对宋玉的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卷二《诠赋第八》是对赋体文学的全面诠释。文章先释定义，次述萌芽与产生，再次历数秦汉以来赋体的发展与兴盛，及其体例特点的确立，最后描述先秦两汉十大赋家的特色及魏晋赋家的得失，并分别加以评论。在文章之中，刘勰对宋玉的批评有两处，一是在叙述赋体文学产生中的宋玉批评：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1]134
　　刘勰说，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似乎认为赋的产生是多源的，虽语焉欠明，但其意识已接近于今人赋之产生的多源说，比起班固《两都赋序》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更为接近事实。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是刘勰将“骚”与“赋”视为两种各具特点的不同文体，从而厘清了屈原与宋玉各有不同的文体创建，屈原作骚，宋玉作赋，这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情况的。刘勰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认为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创造者，是他们给这种文体冠以了“赋”的名称，使这种文体具有了与诗不同的个性特征，更使这种文体流行于世。在总括荀子赋和宋玉赋的共同特点时，刘勰说：“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考查荀子《礼》、《智》、《云》、《蚕》、《箴》诸赋和《文选》、《古文苑》所收的宋玉诸赋，宋玉赋除《笛赋》而外都极其明显地具有“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的特点，至于《笛赋》，虽未用客主问对的结构体例，但在“极声貌以穷文”方面却相当鲜明，而荀子赋则“客主以首引”之结构突显，但“极声貌以穷文”之铺采摛文则略逊一筹。看来，刘勰的总结虽兼顾荀子、宋玉两家赋作，但理当以宋玉赋为主要概括对象。这大概因为刘勰注意到了汉以来散体赋成为了赋体文学主流的事实，而宋玉正是散体赋的创始者。至于荀子之赋，后世鲜有继之者。刘勰将荀子排名于宋玉之前有两种可能：或认为荀子长于宋玉；或以为荀子为大儒，所谓“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才略》）[1]398。
　　刘勰在文章中的另一处宋玉批评，是在他描述先秦两汉十大辞赋英杰时出现的：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1]135
　　在刘勰的这段评述中，宋玉于十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荀子，表现了刘勰对宋玉的充分肯定。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这就是对宋玉赋的“淫丽”之评，乍看，这一评语似引自扬雄《法言·吾子》语：“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细细品味，扬评含有贬意，而刘评却是肯定的，刘勰以宋玉为“辞赋之英杰”足以为证。以此知，刘勰虽借用了扬雄的评语，但涵义有别。刘勰认为“铺采摛文”乃赋之本性，所以“立赋之大体”，是“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刘勰评宋赋所说的“巧谈”、“淫丽”的含义，大概与之接近，旨在强调宋玉开创的散体赋的文学特质。
　　三、“杂文”、“谐隐”述评中对宋玉的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卷三《杂文第十四》论述了“对问”、“七体”和“连珠”三种文体。在论述“对问”之体时，刘勰认为宋玉是其创始者：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廖廓，气实使之。[1]254
　　考宋玉传世的对问体作品，有《对楚王问》（《文选》）、《高唐对》、《郢中对》（《清抄本〈宋玉集〉》），研究者认为《对楚王问》为宋玉所作，而《高唐赋》《郢中对》乃古本《宋玉集·序》的佚文[2]，刘勰所指即为《对楚王问》，与刘勰同时的萧统所编之《文选》收有是篇全文，考之文本与刘勰之评述正相吻合。关于宋玉“对问”对后世的影响，刘勰历数了西汉、东汉及魏晋的十位作家的作品，无论其是“属篇之高者”，还是其作品“无所取裁”者，都源出宋玉“对问”，“迭相祖述”。除所举者外，“斯类甚众”。可见“对问”一体在两汉魏晋也曾大为流行。关于“对问”一体的文学特征，刘勰指出：
　　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1]255
　　尽管刘勰的“对问”体文学特征的概括，是针对其优秀作品整体而言，但是也可视为对宋玉《对楚王问》一文的点评。
　　刘勰《文心雕龙》卷三《谐隐第十五》论述了“谐”与“隐”两种文体。刘勰认为这两种文体，或“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或“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实“可相为表里者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大有空谈戏谑之病，然而“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有用于世，“亦无弃矣”。行文之中，刘勰在论述“谐”体文学正面意义时谈及了宋玉及其作品：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燕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1]270
　　在这段评述中，宋玉和他的《登徒子好色赋》是作为例证出现的，刘勰肯定了《登徒子好色赋》的思想意义，认为它与淳于髡的“说甘酒”都有“意在微讽”之旨。但问题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并不是“谐”体文学作品，宋玉本人标题称赋，萧统的《文选》在收录该文时也将其列在“赋体”之中。然而，刘勰为什么在谈论“谐”体文学时以之为例呢？细读《谐隐》之文，有两处评述，可启发我们的思路：一、刘勰说：“于是东方枚皋，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在这里，刘勰认为东方朔和枚皋的赋，虽名之为赋，但实为俳优之“谐隐”之作。考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关于登徒子之妻的描写，确有极尽丑化之词和登徒子与之共生五子之讥，谐辞之中实具悦笑的成分，然而这段描写在全篇中所占的比例不大，而宋玉东邻之说和秦章华大夫之论则决无谐辞，无论谁人，是不会把《登徒子好色赋》划为“谐”体之作的，刘勰当然也不会。二、刘勰说：“荀卿《蚕赋》，已兆其体。（指“隐”体文学）”这里刘勰承认《蚕赋》为赋体，但它之中的“结隐语”（《诠赋》），已有了“隐”体文学的征兆，这是强调荀赋对“隐”体文学的影响。通过对刘勰上述话语的分析，我们认为，刘勰虽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为例，但并没有把它看作是“谐”体之作，仅是因为宋玉此赋有“谐”的因素，如按“荀卿《蚕赋》，已兆其体”的表述推理，刘勰在以宋赋为例之中当含有宋赋影响了“谐”体文学发生的深层寓意。
　　四、“创作论”和“鉴赏论”中对宋玉的批评
　　按照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者的分析，《文心雕龙》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三篇属于创作论，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九篇属于鉴赏论。在这二十四篇文章中，涉及到宋玉及其作品的文字有七条，其中有三条是被刘勰拈来举证的，它们是：
　　1.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丽辞第三十五》）[1]589
　　2.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比兴第三十六》）[1]602
　　3.然而俗监（鉴）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知音第四十八》）[1]715
　　前两条说明在宋玉的作品中有为刘勰激赏的修辞出色的句子，可见宋玉作品在刘勰的眼中具有典范性。后一条则作为贬低世俗不懂“阳春白雪”的例子，对于宋玉批评无实际意义。下面讨论另外四条。
　　刘勰《文心雕龙》卷八《夸饰第三十七》是讨论修辞方法夸饰的专论。刘勰认为“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若夸饰能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就可以取得“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的效果。在这种语境中，刘勰批评说：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1]608
　　结合此句的下句“相如凭风，诡滥愈甚”的评述，刘勰对宋玉之夸饰颇有微词，但并不认为宋玉之夸饰太过，尚未达到“诡滥”的程度。这种评价照比扬雄对辞人之赋不加分析地作出“丽以淫”之说，是较为中肯的。此评与《诠赋》中“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是前后呼应的，既指出了宋玉所创之散体赋的文学特征，也直言不讳地揭示了这一特征在后世文学中引发的夸饰“诡滥愈甚”的“丽以淫”的不良倾向。①
　　刘勰《文心雕龙》卷八《事类第三十八》是讨论修辞方法“事类”（今称引用）的专论。刘勰将“事类”分为“略举人事”与“全引成辞”两种，并强调此两种“事类”方法“皆后人之范式也”。在谈论战国至两汉的“事类”运用情况时，刘勰谈到了屈宋：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1]615
　　刘勰认为，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多用“略举人事”（今称引事）之法，而不取“全引成辞”（今称引言）之则。从此句下文所举分析，贾谊、司马相如多用“全引成辞”之法，而不取“略举人事”之则，直到扬雄、刘歆才二者兼用，“渐渐综采矣”。刘勰的评语是在批评屈宋在运用“事类”之修辞方法时，未能“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未能将“事类”的修辞功用尽数发挥。考之宋玉的作品，若《九辩》多引《离骚》、《九章》之成辞，《钓赋》多用尧舜禹汤之人事，并无偏废。刘勰此评未免偏执。
　　刘勰《文心雕龙》卷九《时序第四十五》是讨论时代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刘勰认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他在谈到战国文学时说：
　　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1]672
　　在这里，宋玉是作为刘勰评说战国时楚文学例证出现的，但对宋玉“交彩于风云”之评，形象而生动。宋玉《风赋》对雄风、雌风的描写文采飞扬，《高唐赋》对朝云的形容栩栩如生。其中，“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的判断，也能从时代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风格的形成，虽尚不全面，但也难能可贵。
　　刘勰《文心雕龙》卷十《才略第四十七》是评论历代文学家的专论。范文澜注引纪评曰：“《时序篇》总论其世，《才略篇》各论其人。”[1]702刘勰在评论战国时期文学家时说：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睢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1]698
　　在这里，刘勰再一次以屈宋并称，而且强调并称的依据是在“楚辞”的文学成就方面。我们可以把此处评论与《辨骚》中“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的评论参互理解，这里所说的“楚辞”就是《辨骚》中所说的骚体文学，可见刘勰将屈宋并称，并非偶然为之，为行文之便，而是他的一种理性认识。
　　五、刘勰对宋玉的批评确立了宋玉的文学史地位
　　刘勰是南北朝时期齐梁间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着作《文心雕龙》是先唐体系最为完整，结构最为严密的文学批评专着。与刘勰同时代的大文学家沈约认为刘勰之作“深得文理”而“大重之”；昭明太子萧统对于刘勰也“深爱接之”，他所编《文选》的文体分类基本上是遵循了《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仅在他生活的时代名重一时，而且在后世更为人所重，被称之为“艺苑之秘宝”[1]2。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宋玉批评，无疑在文学领域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综合前面的介绍与评析，刘勰的宋玉批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肯定了宋玉创制新文体的功绩；二、揭示了宋玉文学创作的成就；三、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称的文学史地位。关于创制新文体，刘勰指出，宋玉与荀子共同开创了赋体文学，独创了对问体文学，同时也影响了“谐”体文学的产生。我们认为，其中，对赋体文学的开创意义尤为重大。赋在后来，不仅成为有汉一代的代表性文学文体，而且绵延至清，历代有作，经久不衰。刘勰对此也有一定认识，他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其“与诗画境”是说赋取得了与诗并行的地位，其“蔚成大国”是对赋盛极一时的描述。宋玉的这种开创之功，显然不能同与诗、骚、乐府、史传、论说之外的文体同日而语。关于文学创作成就，刘勰指出：在骚体文学方面，“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宋玉步武屈原也登上了骚体创作的巅峰；在赋体文学方面，宋玉不仅是此体的开创者，而且名列十大“辞赋之英杰”之前茅；在艺术表现方面，“宋发巧谈，实始淫丽”，造成汉代辞赋的“夸饰始盛”，可见宋玉是一代文风的开创者，虽这种文风备受后人指责，但刘勰颇能辩证对待，他以为“自天地以降”，“夸饰恒存”，只要“丽词雅义，符采相胜”，“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亦可谓之懿也”。关于宋玉的文学史地位，刘勰在《辨骚》、《事类》、《才略》诸篇中将“屈宋”并称，在《时序》中将“屈宋”并提，这是刘勰之前所未有的。品味刘勰之意，主要是依据屈原和宋玉在骚体文学（或曰楚辞）上的成就来评论的。其实，若不论人格品位，仅以文学而论，将“屈宋”并称是完全可以的，若将宋玉的赋体文学成就也纳为比对的内容，宋玉与屈宋并称的资本会更大些。因此，我们可以说，按照刘勰认定的宋玉创制新体的功绩和文学创作的成就，他将“屈宋”并称，理由是充分的，是符合文学史实的。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宋玉批评中，刘勰“屈宋”并称的提法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泛，也最为人们所认同。这一提法最简明、最直观地概括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假如你翻检唐诗、宋词、历代诗话词话、历代散文，“屈宋”一词随处可见，不胜枚举，于此可见刘勰“屈宋”并提之影响之一斑。
　　当然一位文学家，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至少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文学家的文学创作确有成就，经得起时代与历史的考验；二是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必须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且能流传于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的文学家既名显当时又流传千古，如李白；有的文学家虽名显当世但昙花一现，如魏晋玄言诗的作者；有的文学家虽生前名声不显，但后世为人推重，如陶渊明；有的文学家时而被推重时而被谪贬，如永明诗人；甚或有的文学家在当时当世或某一时期为人褒贬不一，如屈原之于汉代。究其原因不在文学家本身，而在于接受者的审美情趣。就宋玉而言，实属于后世才为人推重者，因为在汉魏之际，虽然评论者并不否认他的文采，但却谴责他“没其风谕之义”，是“淫丽”之风的始作俑者，直到齐梁时期才被刘勰所推重，才有了与屈原并称的新提法，才提升了宋玉及其作品的品位，同时刘勰的这种文学批评导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得到了历代文人骚客的认同。刘勰及他的《文心雕龙》在宋玉批评史中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7-08-25
　　注释：
　　①《六朝丽指》引汪容甫《述学》说：“《文心雕龙·夸饰篇》：‘言高则峻极于天，言小则河不容舠。’尝引诗以明夸饰之义。吾谓‘夸饰’者，即形容也。”汪氏之言可信，读《文心雕龙》之“夸饰”，切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今之修辞格——夸张，而应理解为汪氏的释之“形容”，即铺张开来，用各种修辞手法（如夸张、比喻、比拟）去描写。因此，刘氏所谓的“夸张”与“淫丽”有关，一指行文的方法，一指修辞方法造成的语言效果。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70～74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刘刚20082008
刘勰/文心雕龙/宋玉/文学史地位
刘勰《文心雕龙》对宋玉的批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肯定了宋玉创制新文体的功绩；二、揭示了宋玉文学创作的成就；三、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称的文学史地位。刘勰的宋玉批评确立了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者：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70～74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刘刚20082008
刘勰/文心雕龙/宋玉/文学史地位

网载 2013-09-10 20: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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