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自元朝公元1234年灭金至1911年辛亥革命，元明清三朝历时近7个世纪。这是通俗文学极尽繁荣的7个世纪，小说戏剧是这一时期文学样式的主流。然而，由于正统文学观念的贬抑排斥及战乱等原因，许多优秀的小说戏剧文本在传播过程中散佚湮没。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作品由于其自身不朽的生命力，借助有效的传播途径与方式，得以劫后余生，或在各种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使得我们今天仍能有幸一睹700年前通俗文学的约略风貌，梳理出其繁兴发展的脉络。
　　关于元明清小说戏剧发展史以及文本的研究，自王国维、鲁迅以来，可谓成果辉煌。而对其所以传播至今的传播途径与方式的研究却一直甚为寥落。当今，传播学已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为研究文学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源于国外，且相当年轻。它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学科，是因为人类面对着愈来愈复杂纷纭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及其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强烈影响，震惊之余不得不反思自身的传播行为。广义地讲，人类的所有行为均可划入传播行为，因此传播学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具体到文化传播，可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两种类型。而文学是精神文化进步的标志，因此对文学传播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文学传播同人类总体的传播活动相一致，也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三个阶段。元明清小说戏剧则是在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传播明代得天独厚、空前普及而走向繁荣的。因而它的传播在当时主要是以印刷为媒介的文字传播。本文则在广泛搜集整理元明清小说戏剧文本流传资料的基础上，将元明清小说戏剧的主要传播方式归纳为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并以传播学的理论对其分析研究，力图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元明清小说戏剧的传播方式做一番考察。
　　　　　　一、选辑——文本的选择性传播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选辑的作用是“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即通过对文本的编选成集实现其选择性传播目的。在文学传播中，选辑是一种历史悠久、效果显着的传播方式。相传孔子删定编选的“诗三百”，成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可说是诗歌选辑的发端。梁·昭明太子《文选》的出现，为后世文学选辑树立了典范。此后2000余年来，文学选辑竟成传统。它不仅是文人学者借以阐明文学思想的阵地，也是文学传播的重要手段，确实成为所谓“文章之衡鉴，着作之渊薮”。我国2000年的文学作品，在历经水火虫蠹、兵燹政禁之后，仍能有浩繁之遗存，全赖选辑之功。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剧，因其通俗文学性质备受鄙薄贬抑，以致于传播中多有散佚，所存不及十之一二。若非那些酷爱小说戏剧者的选辑传播，恐怕连这十之一二也已不传。因此，元明清小说戏剧的选辑传播，相对于正统文学的选辑传播来说，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传播方式。
　　元明清小说的选辑可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阶段。其中文言小说的选辑传播，自始至终都停留在小说选辑传播的初级阶段。它重点在“辑”，功效在于保存文本，选择性传播目的却在其次。这是由文言小说的贵族文学性质决定的。文言小说的创作目的重在自娱，传播范围只限于文人圈内。至于最终被广泛传播到社会各阶层，是靠改编为白话小说和戏剧实现的。因此文言小说的选集，如《艳异编》、《情史》、《虞初新志》系列等，均以保存历代文言小说名世，但缺乏选辑的“删汰繁芜”以使“菁华毕露”精神，更无借选辑阐述文学观念的意图。白话小说的选辑传播。则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它最初是以单篇形式进行传播的，及至明代，话本、拟话本小说已臻成熟完善，加之传播过程中单篇的散佚，对其进行整理、总结便成为必要和可能。而这种整理总结正是通过选辑完成的。嘉靖年间对宋元明话本小说的整理是白话短篇小说选辑传播的初级阶段，《清平山堂话本》即是这一阶段选辑的突出代表。其对所选文本不事修饰的做法，从文献学、版本学的角度看是极其有益的；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却只是简单的传递性传播，无助于提高传播效果。万历年间及其后是话本小说选辑传播的高级阶段，“三言”、“二拍”是这一阶段选辑的典范，也是真正的既“网罗放佚”又“删汰繁芜”的小说选集。它们不仅只是收集整理宋元旧篇，选择性地汇录成集传播，而且对之进行润色加工乃至修改，但依然保留原作体式，显露出浓厚的文人参与话本小说创作的色彩。
　　戏剧有表演与文字两种传播方式，其中文字传播即剧本传播。剧本最初只是表演的脚本，不写宾白与科范，只有曲词、曲牌。后来剧本传播目的分化为既供表演者做脚本，又供文人案头阅读，剧本文字才渐至完善。不但增入宾白、科范，曲词也日渐华美，最终竟有一部分剧本发展成为只供案头阅读而难于演出的作品。剧本的传播形式又有两种，即单本和选辑。由于戏剧历来受正统文学观念排斥以及单本传播自身的弱点，以单本存世的剧作极其罕见。现存剧作绝大部分是以选辑方式传播至今的。戏剧的选辑传播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编选完整剧作成集的选辑本；一是编选一部戏中的一出或几出成集的选辑本。前者如《元曲选》、《六十种曲》。后者又依据传播对象分两种类型：一是只录曲辞加工尺音谱，供表演者使用的，如《纳书楹》；一是曲文宾白俱收但不加工尺音谱，既供表演者使用又供案头阅读，如《缀白裘》。
　　　　　　二、改编——原型的历时性传播
　　在古代小说戏剧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传播者改编为不同的体裁，传播给不同的受众。这就是小说戏剧中的改编传播，也可称之为原型的历时性传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手段均发生了变化，只有传播内容即故事原型本身未变。小说改编的历史可以溯至古小说的承史家“实录”原则，而敷演“史”中故事成小说。其本意是想获得正统史传文学的荫庇，却不料落得个“君子弗为”。直至唐传奇方摆脱“实录”原则的束缚，成为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然而史传文学“持文有据”的创作思想，却对后世小说的创作，甚至对宋元杂剧及其后的明清传奇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小说戏剧创作中的多采用史书记载为题材或直接对前人作品进行改编，便是其影响之一端。纵观小说戏剧的改编传播，可以勾勒出这样的改编脉落图：
　　附图

脉络图反映了从六朝志人志怪直到明清传奇的改编线索。结合上图，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种改编类型。同体裁作品之间的改编，可分为小说间的改编和戏剧间的改编。其中小说间的改编又因小说发展史上的文言、白话分流并进现象而有三种形式：一是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的改编，如宋元话本对唐传奇的改编，这是由“说话”本身的商业传播目的和“说话人”的低微身份与急功近利决定的；二是文言小说间的改编，如李复言《续玄怪录·尼妙寂》对李公佐《谢小娥传》的改编；三是白话小说间的改编，如“三言”、“二拍”对宋元话本的改编。戏剧间的改编也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不同戏剧样式之间的改编，如杂剧对诸宫调的改编，传奇对杂剧的改编；二是相同戏剧样式之间的改编，如杂剧与杂剧之间，传奇与传奇之间。不同体裁作品间的改编，即小说与戏剧间的互相改编。

　　综观小说戏剧的改编传播历史，可以发现，一种文学样式初兴时，总是以改编为主，并时有佳作。而当其发展成熟不再以现有题材为改编传播依据而由作者独立创作时，这种文学样式也便走向衰落了。这一规律以话本小说的改编传播最为典型。白话小说最初的形式“说话”是以改编唐传奇为主的。明代，话本小说走向巅峰，作品以“三言”、“二拍”、“一型”为代表。“三言”先出，多有据前代文言小说及宋元话本旧篇改编的优秀之作；稍后的“二拍”以创作为主，间有改编，成就便远逊于“三言”；“一型”几乎是陆人龙的独立创作，虽非改编但所叙故事仍有所依，尚可称为拟话本的代表作，其传播效果已远不及“三言二拍”，独立创作而非改编导致的传播效果下降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作者创作时所选用的题材未经传播过滤，难免失之于平庸；其二是独立创作时作家自律性过强，易流于僵化死板，《型世言》便是明证。戏剧的改编传播也是循着这样的规律发展的。它初兴时便以改编小说为主，于是很快便有了元杂剧的辉煌。明代戏剧渐至雅化，虽然也有“临川四梦”、《清忠谱》这样的名篇佳作，但总趋势是衰落的。清代“南洪北孔”的《桃花扇》、《长生殿》则是传奇终结时的闪光，而衰落中的这些杰作也是多有改编痕迹的。接着清代地方戏的兴起则再次证明了改编传播的魅力。
　　　　　　三、评点——内容的诠释性传播
　　评点是小说戏剧传播中最富影响力、感染力的传播方式，它紧密结合文本做感兴式、随笔式、鉴赏式的批评，即通过对小说戏剧内容的诠释与评论，使文本达到含蓄不尽、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小说戏剧的评点传播受诗文评注之启发。诗文评注兴起于汉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传播。此后历代文人学者一直受“崇圣尚古”思想影响，“述而不作”而仅以评注方式诠释典籍，以致于许多诗文原作借助于名注传播。如笔诗郑笺、《史记》三家注、王逸注《楚辞》、朱熹注《四书》等。真正的评点则“滥觞于南宋，流极于元明”，最初只用于诗文集（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纯属个案），元代以后渐及经史。明际，小说戏剧繁荣且地位提高，有将之与“六经”相提并论者。于是李贽、叶昼开小说戏剧评点风气之先，此后小说戏剧名着几乎没有一本不加以说点，有的更是一批再批。评点文字与小说戏剧文本一起刊行，成为文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传播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小说戏剧评点风气虽兴于明代中叶的李贽、叶昼，但他们并非将评点运用于小说戏剧的始作俑者。最早的评点小说是南宋刘辰翁评点的《世说新语》。刘批并无系统，只是从欣赏角度出发的随感即兴而批。及至明代，坊肆主人出于商业赢利目的，率先在其刊行的小说戏剧文本中附丽评语。如闽中大书贾余象斗双峰堂刊行的小说便在多附有评语。其中包括刊行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这比李贽、叶昼的评点《水浒传》要早十六七年。但商人的眼光注定其评点的缺乏文学性，因而不能算作优秀的小说戏剧评点。真正的以文学眼光从事的小说戏剧评点当从李贽、叶昼始。他们以眉批、夹注、总评等方式为《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戏剧文体评点，流风所及直至其后的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评点大家，终至形成独有民族特色的评点一派。他们是以酷爱小说戏剧的文人学者身份，主动地进行小说戏剧的评点传播的。其金针度人、奇文共赏的传播目的，决定了他们的小说戏剧评点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评点内容则是附丽于小说戏剧文本而与文本一同进入传播领域。于是就有了受众对小说戏剧文本和评点文字的双重阅读与双重接受。
　　　　　　四、翻译——语言的转换性传播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决定了其传播必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传播者与受众即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也就必须是以文本使用双方共同理解的语言文字为前提。因而文学文本的传播由于语言媒介的制约被限制在特定的语言文化圈内。要突破这种限制，就必须对文本使用的语言进行转换，这便是翻译传播。元明清小说戏剧在欧亚各国的广泛传播，正是靠这种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传播方式来进行的。翻译并非语言符号简单机械的置换，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解、阐释、表述的过程。因而它需要较长时间的消化，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也不例外。在欧洲，元杂剧的翻译传播滞后于原文本的创作400余年。在亚洲尤其是日本和朝鲜，地域上、政治文化上的历史渊源关系，使得小说戏剧原文本的传播很快，但翻译传播也是滞后的。如程甲本《红楼梦》在刊行两年后的1793年即被舶至日本，而日译本的出现（节译）却在百年之后。总的来说，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主要发生在明清两代，繁荣在20世纪，它是元明清小说戏剧在海外传播的主要方式。
　　元明清小说在欧亚各国的翻译传播各具特点。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地缘与政治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中国元明清小说首先是以原文本形式传播的，之后渐有翻译传播。而在欧美各国，由于与中国处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圈且乏于交流往来，注定元明清小说从一开始便是以翻译形式进行传播的。元明清戏剧在欧美的传播则并非仅仅依靠直接的翻译传播方式，而主要依靠戏剧家对翻译本的改编及剧院演出。如《赵氏孤儿》和《灰栏记》。在亚洲，主要是日本和朝鲜，戏剧原文本的传播速度很快，但翻译传播却不能与欧美相比，改编演出传播则更为罕见。与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相比，戏剧也是相当微弱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社会对戏剧的歧视。正如日本近代着名戏剧研究家久保得二所说：明末清初以来，日本“对词曲的蔑视甚于中国……对中国戏剧的研究处于完全微不足道的极低的水平”。
　　翻译传播的语言转换性决定了翻译传播者必须同时精通翻译的起点语言和终点语言。具体到文学翻译，翻译者还必须有相当高的文学素质。在日本、朝鲜，汉学一直相当发达，具备小说戏剧翻译传播素质的人并不缺乏，这就决定了翻译传播乾的知识分子身份。同时，也正是汉学的发达，使得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没有必要，因而滞后于原文本的传播。欧美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可分两期。前期即17到18世纪，来华传教士是翻译传播者的主流。进入19世纪，即第二期，传播者是那些继中国文化热后而出现的一批景仰中国文化并以之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家。他们的构成比较复杂，有传教士、商人，还有外交官和学者。总体来说，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者，在明清时均隶属于文本接受国。而作为输出国的中国，几乎没有主动进行翻译传播的传播者。
　　综合上述元明清小说戏剧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传播方式，可得出六点结论。首先是元明清小说戏剧传播具有鲜明的商业性传播目的。这是由小说戏剧的通俗文学性质以及元明清三代印刷传播的普及决定的。其次是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内容即元明清小说戏剧文本的修订润饰加工。这不仅体现在改编传播中，在选辑、评点、翻译传播中也多有表现。尤其是改编与评点传播，较多地渗入传播者的思想观念，对传播对象往往会产生大于原文本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总的来说，这种润饰加工修订对原文本水平有所提高，至少是有利于特定时代、范围的传播。第三是元明清小说戏剧传播者的非官方化和身份的复杂化。前者是由小说戏剧的非正统文学性质决定的。后者即传播者的集学者、出版者、藏书家于一身则有利于传播效果的取得。第四是元明清小说戏剧传播对象的平民化。商业性传播目的决定选辑、改编、评点传播必须逐渐适应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翻译传播的传播对象在日本、朝鲜经历了由精通汉学的知识分子到平民的过程，在欧洲也经历了由文化精英到民众的平民化过程。第五，元明清小说戏剧的四种传播方式是通过媒介组织即坊肆以印刷为媒介实现的。在欧洲翻译传播则是以更为先进的大众媒介组织即报纸、杂志、各种出版物为传媒实现的。第六即元明清小说戏剧的传播效果，选辑、改编、评点的传播效益是保存文献和支持社会道德体系。翻译传播则是跨文化传播，是欧亚各国了解认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并接受其影响的重要途径。
　　选辑、改编、评点、翻译是元明清小说戏剧传播中四种极为有效的传播方式，对今天的文学传播仍有借鉴意义。选辑是在某种文学样式发展成熟后，对之进行的总结。在元明清时，这种总结总是滞后的，于是不得不加入辑佚的过程。因此我们今天在对此起彼伏的文学模式文学流派，利用选辑方式进行总结时，时间上的及时可免辑佚之累。改编在今天仍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传播。如对古典文学名着的白话翻译、故事新编等。但大多只重视通俗性而忽略了对原作水平的表现与提高。评点传播方式在今天的应用也有所扬弃。如不再附丽于文本而以系统的论文、专着形式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或由出版社出版。这对研究者是有利的，而对一般的阅读欣赏者却无帮助。于是有前几年的鉴赏词典热补此不足，但也未见尽美。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是一种被动的传播，即由传播的接受国进行。20世纪始有主动的翻译传播，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今天，中国作为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更有必要主动地对中国文学进行翻译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
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36～141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李玉莲19981998李玉莲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　邮编：100875 作者：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36～141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李玉莲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55:2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