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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素质教育绝非一蹴而就的短期改革，而是一个旨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提升中国教育整体水平的长期发展战略。因此，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是理论界的长期使命。为使研究持久、科学、深入地进行，讨论如何科学开展素质教育研究的问题（即研究素质教育的分析框架与研究路径）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科学研究通常有三大功能，即科学描述、理论阐释、行为指导。据此，笔者设计的研究素质教育的分析框架定位为三位一体的互动结构，将旨在发挥科学描述功能的“过程研究”，旨在发挥理论阐释功能的“互动研究”，旨在发挥行为指导功能的“行动研究”，统一设计在关于素质教育研究的整体分析框架之中，以便使素质教育的研究层次条理化、清晰化、科学化。在此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沿着“过程研究”、“互动研究”和“行动研究”这三条路径展开科学研究。
　　一、科学描述功能的“过程研究”路径
　　过程是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过程研究”就是对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进行科学描述的研究。作为过程的素质教育研究，强调用科学描述的方式分析素质教育现象，包括素质教育的发生与嬗变、现状分析、发展阶段、素质教育的内容、素质教育的约束条件、素质教育的类型、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区别的研究路径。作为过程的素质教育研究的使命或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对素质教育的发生与嬗变的背景以及现状进行全面的科学描述。
　　当前，应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全面分析素质教育的历史背景，寻找素质教育理念形成的思想轨迹和素质教育实践的行动路线。素质教育的发生源于科教兴国、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战略需要，也是对现行教育的突出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即升学竞争日趋激烈，基础教育长期受“应试教育”模式束缚，求同划一、偏重知识、死记硬背、缺乏个性，这些严重影响人才的质量。素质教育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的必然结果。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人才的必然选择。对素质教育的发生、发展、嬗变的背景以及现在与未来进行全面的科学描述，是研究探讨素质教育问题的基础。
　　对素质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素质教育的内容进行全面的科学描述。
　　梳理素质教育发展的有关资料，描述素质教育的发展规律，划分素质教育的发展阶段，对于总结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有人认为，素质教育包含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六个方面内容；有人认为我国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自然素质（生理解剖特征与生理机能特征），心理素质（认知素质与才能素质、需要层次与动机品质、气质与性格、自我意识与个性心理品质），社会文化素质（科学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审美素质、劳动素质）等。如何根据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对人才规格的实际要求，科学设计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素质教育，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对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区别和素质教育的目标进行全面的科学描述。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作为一对范畴，具有特定的内涵。作为完整的概念，是指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是由教育指导思想、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行为、教育质量评估等一系列内容和环节、要素构成的系统。“应试教育”是以选拔考试、提高升学率为目标，以考试要求为教育内容并设计课程，相应确立起一套适应考试要求的、比较稳定的教育教学方法，并由此确立以考试成绩、升学率高低为主要质量评估标准的教育体系。素质教育以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整体素质优化的人才为目标，以促进个性发展、塑造健全人格，使各方面知识和能力平衡协调发展为教育宗旨。同时，以此确立教育内容，设计教育课程，选择相应的教育方法，以学生的全面素质的提高为主要质量评估标准。素质教育正是要通过科学的教育途径，使人得到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实现社会需要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功能的角度、质量的角度对两者进行区分并描述素质教育的目标、基本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是我们在分析、批判、扬弃的基础上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一环。
　　对素质教育的意义、特征及约束条件进行全面的科学描述。
　　作为跨世纪战略的素质教育的特征和约束条件是“过程研究”的又一研究目标。素质教育不仅是跨世纪教育战略的重点工作，更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必由之路，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大事。要使素质教育贯穿于幼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个阶段，努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这就要求不仅在考试评价、课程教材等教学领域改革方面要有大的突破，而且要在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优化教师队伍等方面进行配套。素质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任务，而且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任务，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一项关系全局和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但是，要使素质教育真正步入操作领域，其具体特征和约束条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理论阐释功能的“互动研究”路径
　　互动是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互相作用。“互动研究”就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互相作用的情况进行理论阐释的研究。作为互动的素质教育研究，是基于素质教育与社会各有关因素相互影响的大量事实，强调将素质教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分析素质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制度、校际差异、“应试教育”、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区域发展差异、利益结构、发展主体之间一种或多种互动关系的研究路径。因此，作为互动的素质教育研究的使命或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研究素质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对人才素质提出新要求，是研究素质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基本立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现代教育成为联结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的主要纽带。科学技术只有被劳动者掌握，才能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现实人力资源情况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1998年的全国就业人口总数为6.9亿人，文化程度在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仅有2100万人，占3%；其中本科及本科以上的不到700万人，仅占1%；而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者占80%以上。这种人力结构远远落后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的需要。如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推动素质教育，提升教育的整体水平，实现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而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源，是素质教育研究的重要命题。
　　研究素质教育与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
　　传统文化观念促使家长对子女寄于过高的升学期望，且升学的目标是接受正统的学校教育。这一价值取向导致了职业高中、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不能被家长和学生所认同，而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始终是家长和学生心目中真正的“升学目标”，从而成为加剧升学竞争和造成“应试教育”的文化原因，也构成对实施素质教育的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和职业结构造成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鲜明反差。做“城市人”和“白领人”是人们追求社会流动的基本目标，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则是通过一级一级的考试升学的“独木桥”来实现，且大学本（专）科只意味着有了“见工”的机会，读书非读到研究生毕业，很难找到称心体面的工作。深层的利益驱动刺激了大多数家长，他们强烈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先上普通高中，再上大学不断深造，而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的“稀缺”使人们不得不展开“读书竞争”，并对“应试教育”趋之若鹜。因此，研究素质教育与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耐人寻味的课题。
　　研究素质教育与区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如同社会现代化与经济类型的梯度发展一样，素质教育的实施和实现也存在梯度推进的问题。例如，根据梯度发展战略和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2005年前后，首先在大中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教育，率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然后逐步向中小城市和西部推进。同时，西部的开发又有赖于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和教育提供的智力支持，需要扩大教育规模，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效益，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因此，对素质教育与区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理论阐释，是我国区域发展研究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亟待加强的部分。
　　研究素质教育与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的互动关系。
　　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的短缺，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发展不足，供给规模过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矛盾，是加剧升学竞争和造成“应试教育”的主要原因，也构成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障碍。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家庭收入水平与教育支付能力的提高，青年学生升学、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急剧膨胀。长期以来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筹资体制和严格的计划控制，造成了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供求反差过大，形成“瓶颈”现象，引发过度的升学竞争，严重影响素质教育的实施。扩大非义务教育的规模，可以缓和青少年升学的供求矛盾，较好地满足国民对子女接受更多年限、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并为素质教育创造一个尽可能宽松的环境。因此，揭示素质教育与普通高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构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相互沟通的实施素质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素质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行为指导功能的“行动研究”路径
　　行动是主体（人或组织）为实现某种意图而具体地进行活动。“行动研究”就是对为实现某种意图而具体地进行活动的行为主体进行行为指导的研究。作为行动的素质教育研究，强调分析素质教育的政策导向和操作机制，包括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决策权力分配、教育体制的创新、考试制度设计、素质教育实施原则与实现方式的研究路径。作为行动的素质教育研究的使命或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关于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教育政策研究。
　　素质教育的实现程度受制于教育规模和受教育机会。许多国家通过采取积极鼓励民办（私立）教育发展的政策来扩张教育规模，增加受教育机会。在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的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中，私立高中占半数左右；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私立大学分别占73%、75%和70%。《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要求在今后3～5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目前，我国的民办中小学只有5000多所，还不到同级学校总数（70万所）的1%；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民办高等学校仅仅37所，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3%，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相去甚远。因此，必须继续加大扶持民办教育的政策力度，在已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基础上再迈进一步。比如制订民办（私立）教育法规和采取积极的政策导向，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大力扶持非政府办学。为此，加强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立法和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教育决策权力分配的政策研究。
　　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提倡特色教育和个性化教育，彻底告别“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教育模式。因此，必须从教育政策的角度对教育决策权力进行科学界定和重新分配，其根本是简政放权，将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决策权力层层下放。上级政府要给下级政府放权，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差异，需要各地区从实际出发，决定当地的教育结构、教育规模、办学体制模式、经费筹措办法和考试、招生办法，以及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具体的培养目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给校长放权，给予校长在人财物管理上以更大的自主权，使学校各具特色。要鼓励学校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改善办学条件；给予学校一定的教学计划和教材选择的自主权；给予高中和高等学校的校长以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大幅度减少教育行政部门的统测统考，把毕业考试权和文凭发放权还给学校，让更多的具有个性特长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显然，如何科学制定重新分配教育决策权力的政策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激励教育制度创新的政策研究。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冲破陈旧体制的束缚，在体制上实现破旧立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求延长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不断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率，要求构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相互沟通的实施素质教育人才成长的“立交桥”。高质量的素质教育要花更多的钱，没有高强度的投入，教育的素质将无法提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依靠鼓励教育制度创新的政策和营造有利于制度创新的环境。近年来，各地实施的涉及各类教育的办学体制创新，如“民有民办”，“公有民办”，“民办公助”，“共建、联合、合作、合并”等取得喜人的成效。正在实践之中的教育投资体制（经费筹措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创新、干部人事制度的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大纲和课程体系的创新、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环境设计的创新、现代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创新、高等教育学科与课程体系的创新、学校后勤管理体制的创新、“以校为本”的改革与创新等等，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与激励。
　　关于考试制度导向的政策研究。
　　考试制度设计，从古到今都是影响整体教育质量的要素，例如“高考制度”已成为全民关注的、制约基础教育并影响高等教育的“瓶颈”。考试永远是需要的，问题在于考试制度的设计与创新。近年来，高考制度的创新取得可喜的进展，打破了内容和形式单一的模式，形成包括"3+X"、“3+X+综合”、"3+2"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考试形式。一些省市试行的高等学校单独组织考试招生和春季秋季两次入学考试试点工作正在铺开，给予学生多次“高考”的机会，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近乎残酷的选拔制度。高考内容与形式的改革与创新，必将为真正实施素质教育提供新的天地。即改变以考书本知识、记忆能力，向考基础知识、综合能力、创新能力过渡。可以预期，随着对考试制度的不断创新，素质教育的理想的实现已不再遥远。
《教育评论》福州47～50G3中小学教育刘晖20012001刘晖 中共广东佛山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副教授 作者：《教育评论》福州47～50G3中小学教育刘晖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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