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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现代化有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一个是“为了国家发展”的取向，一个是“为了个体发展”的取向，这两种取向基本上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存在冲突。
　　　　　　一、为了国家发展的取向
　　作为教育事业的管理者和教育机构的主要兴办者，国家必然视教育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国家发展的取向是典型的工具性取向。作为教育的管理主体，国家希图使教育在两个方面发挥工具作用，一是作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工具，一是作为国家内部统治的工具。国家希望教育在国际、国内事务中都发挥其作用。
　　然而，既然是工具，就具有两面性，或者成为好的工具，或者成为坏的工具。而要成为好的工具，是有条件的。
　　教育产品无非是两个层面，即人的技能和人的态度。教育怎样发挥工具作用，教育会成为怎样的工具，关键是看教育所造就的人的技能和态度的性质。
　　人的技能此处是指知识、能力、一般性的技能和职业技能等方向，人的态度是指人的情感、价值观念等方面。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教育要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工具，在教育所培养的人的技能方面是有较明确的要求的。如果某个国家的教育产品皆为通晓古典文学的人才而这些人对现代科技一无所知，那么，该国的教育就不能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工具。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竞争。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取决于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人才素质以及劳动力素质，而后者又最终取决于教育。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科技教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各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科技教育作用的认识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常常出现的现象是，总认为教育是个好东西，认为只要教育规模扩大了，就必然会带来国家实力的增强，其实不然。教育有许多层面，哪一层面的教育能促进国家哪一方面的发展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对此缺乏深入的、细致的认识，则可能会造成浪费。
　　国力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具体一点讲，最后是科技教育的竞争。科学技术的威力已为世人所共认。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使教育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有效工具，但有些国家做到了这一点而有些国家没做到或做得不尽人意，原因何在呢？国家是教育的控制者和管理者，国家对教育控制和管理水平会影响教育作用发挥的方向和程度。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教育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分化也越来越显着，国家权力对教育的渗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这种渗透是国家关注教育、重视教育的标志。只有国家权力介入教育，才能调集大量资源发展教育并解决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各种层面的教育分化予以有效地整合。然而，国家权力能否对教育现代化起促进作用还要看国家权力运作的理性化程度，如果国家在进行教育决策时、在制订教育政策时、在通过教育立法时，不顾及国情，对本国教育发展现实状况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状况无切实的研究和分析，而且盲目决策、任意制定政策，那么，结果只能是阻碍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因此，这里涉及到一个国家教育权力运作的理性化、合理化问题。而要使教育权力运作理性化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个国家有一个理性化的政治、法律、行政机制，使教育权力的运作在一个理性的框架和程序下运行。教育决策（尤其是议会中的教育决策）、教育立法、教育行政等对教育发展起控制、管理的作用，然而教育无独立的政治、法律、行政机制，它们依附于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体制，如果后者不健全，政治专制、无法可依、行政混乱，那么，教育权力运作的理性化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才认为教育现代化对社会其他几个主要方面如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现代化具有依附性，才强调整合机制建立和健全的必要性。另一个条件是，教育权力运行建立在专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并尊重专家的聪明才智，使教育决策在专家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避免任意性。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根本性的，第二个是从属的。有了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较容易产生出来，在一个政治民主、法律健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教育决策部门就会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有了第二个条件而无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往往很少能发挥作用，因为在一个政治专制、法律秩序和行政秩序混乱的社会，专家的理性化的意见往往并不受重视，理性因缺乏权力的支撑而只能处于无能状态，权力则因摒弃理性的支撑而只能处于盲目状态。权力与理性不能有效地结合，则意味着教育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前途的渺茫。
　　教育工具性价值的发挥取决于教育能否合理发展，而这又取决于国家权力对教育的干预是否合理，最后取决于国家是否拥有一个合理的、理性化的中心制度、整合机制以及专家对“教育怎样发展才最有助于提高国力”的认识的深度。当然，专家们也有他们的局限性，研究表明，专家们的建议有时也是存在问题的，而且有时专家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
　　本文在此非常强调专家和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对“教育怎样发展才最有助于提高国力”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度。因为教育是一个无底洞，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教育经费总是紧张的，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教育经费多得花不了，然而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对教育无限量地投入，投入总是有限度的。怎样使有限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益，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力服务，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的结论是：教育滞后发展和冒进、过度发展都是对增进国力不利的，都是效益、效率不高的。要使教育对增进国力发挥最大的效益，教育的结构必须合理。尤其是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技术教育、科技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应占据重要地位。职业技术教育、科技教育是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科教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对这一结论的鲜明的概括。日本的经验和印度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一结论作了注脚。
　　国家不仅通过教育培养人具有某种技能，而且还力图使人形成一定的态度（价值观）。不论从消极地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看，还是从积极地形成促进现代化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看，形成某种态度都是必要的。但政府在此问题上往往会处于两难境地。政府统治和现代化建设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国家希图通过教育来维持社会秩序，然而教育反过来却又会提高受教育者对政府的期望值，从而给政治造成压力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尤其是，通过教育所形成的一些现代观念（如一些人对平等的强烈追求）对社会稳定也会造成威胁，因为此时社会还不具备使人人平等的条件。有些现代观念对某一阶段的现代化是有害的，观念超前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情，而这些现代观念的重要传播途径之一就是教育。教育有促进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解体两种对立的功能，怎样使培养出来的人既具有现代精神又不过于激进从而不会对现代化建设必须具有的稳定秩序造成破坏，一直是令许多政府伤脑筋的问题。
　　将教育视为国家发展的工具，视为对外参与国际竞争、对内加强政府统治的工具，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对教育的效率（效益）的追求。国家希望以最小的投入从教育中获取最大的产出，希望教育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器。
　　那么教育能否先达到高度现代化从而推动社会达到高度现代化呢？教育诚然对社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教育现代化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不能对教育的功利价值给予过高地估价，教育现代性的全面充分的增长不可能在社会几个主要层面的现代性实现全面充分增长之前完成。教育不是万能的，教育现代化对社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发挥其工具性价值，而且其工具性价值能否有效地发挥、发挥到什么程度反而要受到社会的制约。
　　　　　　二、为了个体发展的取向
　　教育的对象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教育所形成的技能和态度必须以人为载体。教育现代化是否只是以“国家发展”为价值取向呢？是否教育对象也只是国家发展的工具呢？研究表明，各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个体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各国的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追求是这种取向的典型表现。受教育成为公民的一项权利，通过教育使每个个体公民得到全面的发展是国家的一项义务。
　　“分化”、“整合”是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两个核心概念，对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化与整合问题我已另文作了较详细的讨论。但是，在西方理论界有人对这种方法论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方法论不关注意义和价值问题。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越分化，就表明社会越复杂、高级，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而批评意见则认为，分化意味着分工，分化越剧烈，则分工越细微，社会分工的加剧则造成了异化的存在和加剧，若如此，那么社会发展的意义又何在？（注：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本文认为，分化、分工的确产生并加剧了异化，马克思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但据此不足以否认分化的意义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因为还有整合的存在，整合是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行为，整合具有一定的原则和方向，饱含意义和价值的成分。构成现代性的诸方面，如世俗化、民主化、理性化、科学化、福利化等都是整合机制对社会和教育分化进行整合的重要原则。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的社会虽大大分化，但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极为简洁地点明了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注重个体发展的价值取向。这种发展不是对一部分人的，而是对一切人的；不是发展人的某一方面，而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注：M.A.西纳索：《发展——走向何方？》，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这种发展观与我国政府现在所提倡的“两全”（面向全体学生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非常神似。）它极为简洁地点明了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注重个体发展的价值取向。
　　教育的民主化和平等化需要有大量的资源投入，这对政府是一个不小的压力。研究表明，教育的民主化平等化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教育现代性最显着的表现之一。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呢？主要原因是社会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运动的推动。虽然实现教育民主化、平等化要使政府拿出许多钱，虽然有些政府也并不情愿拿，但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使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教育现代化进程对社会主要层面的现代化进程的依赖性。教育民主化现已成为几乎所有教育革新和改革的一项固有目标，是全球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
　　人的发展问题首先涉及的是教育机会是否均等的问题。这种不均等过去和现在广泛存在于不同信仰（如宗教改革时期及其后英国国教对清教徒子弟入学的排斥）、不同等级、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之间，教育平等问题至今还远未解决，尚任重而道远。但从历史发展来看，毕竟是大大进步了，教育民主化平等化进程呈梯级升进之势，一些国家从普及初等教育到普及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大发展，就反映了这种梯级升进之势。
　　为了使青少年获得全面的发展，不少国家对课程进行了重要调整，力图消除过于狭窄的课程、与选拔相联的考试、过早专业化等因素对学生全面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除注重学生的知识智力发展外，更加重视学生的非理性因素的发展。
　　　　　　三、两种取向的关系
　　“为了国家的发展”和“为了个体的发展”这两种取向的关系实质上是效率与平等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国家发展了，可以给个体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从而促进个体发展；而个体发展了，则可为国家发展提供素质良好的公民从而促进国家发展，二者是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然而我们的许多方案研究表明，这种设想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二者时常发生摩擦和冲突。
　　首先，教育平等是一个非常易入的误区，“平等”是非常昂贵的字眼，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总力求与他人平等，人之欲望难填，人人受初等教育的目标实现之后便要求人人受中等教育，人人受中等教育的目标实现了又要求人人受高等教育，即便受的是同一层级的教育（如中等教育），也要求各种学校类型间的平等。从各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看，教育平等问题至今仍不能令人满意，如英国独立学校（公学）的存在、美国的种族歧视、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差异等等。教育平等是应予追求的，但不应陷入追求绝对平等的误区。平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的、完全的、极端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完全平等是任何政府都无可企及的。社会分化和分工的存在，使得青少年不可能接受完全一样的教育。一个国家可以普及一种类型的初等教育、多种类型的中等教育，这都是必要的，但一个国家是否要普及高等教育，使所有公民都是大学生呢？使人人皆受高等教育，首先会受到资源的限制，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资源条件的限制，也没有必要使人人都成为大学生。如果一旦陷入过分追求教育平等的误区，教育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英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重视追求教育平等转向重视追求教育的效率、印度高等教育过度发展所造成的巨大浪费都可说明这一点。因此，政府不应屈从社会对教育平等过分追求的压力，应按比例合理地发展不同类型的教育，否则不良的后果会随之而至。大众未必总是明智的，大众在向政府施加压力时，往往只考虑自身的、局部的、当前的利益，面对他人的、国家的、长远的利益考虑较少，大众对教育平等的追求也具有这种特点。
　　并不是说政府不必关心教育平等问题，尽力实现教育平等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是说政府在关注教育平等问题的同时更应注意教育效率问题，因为教育平等问题很难解决，而且根本不可能予以终极地解决，不仅现在解决不了，将来也解决不了，过分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过分追求教育平等无论对教育发展还是对国家发展都是有害的。
　　国家作为教育的投入者、管理者，实际上更注重教育的效率问题、一般总是把效率摆在平等的前面。尽管各国宪法、法律都将一切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定为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但政府在对教育事业进行规划时，实际关注的首先是效率问题。尤其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教育的效率问题更加受到关注。1958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出：“要通过这个法律大大地加强美国的教育制度，使之能满足国家基本安全所提出的要求”。（注：王天一、夏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修订本，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以儿童为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受到猛烈批判。现在看来，当时的批判未免有些过火。进步主义也不像当时一些人所批判的那样罪大恶极，实际上它更关注儿童的平等发展和全面发展，更具人情味。当时进步主义实际上成了一只“替罪羊”，因为美国没能在苏联之前让卫星上天，绝不只是进步教育的问题，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进步教育受批判，美国更强调教育对国家利益、国际争霸的作用，这种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一旦国家面临危机，国家利益总是被放在个人发展之前去考虑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更应关注教育的效率问题。迟发展国家面临许多迟发展所具有的负面效应，由于发展水平较低，故没有充足的资源去满足大众对教育平等的要求。不关注教育怎样促进国家发展，而是要用有限的资源去过分追求教育平等，就会使教育成为社会“奢侈品”，它非常好看，但是不顶用，印度高等教育盲目发展造成的巨大浪费，教训不可谓不深。迟发展国家先关注效率问题实质上是对平等问题的最好关注，只有关注效率才有助于通过教育增进国力，只有增进了国力，才能为教育平等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资源条件。暂时牺牲教育平等也许是为了得到更大的教育平等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恐怕是迟发展国家必须付出的。
　　
　　
　　
教育理论与实践太原7～10G1教育学褚宏启19981998褚宏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　博士　邮编　100875 作者：教育理论与实践太原7～10G1教育学褚宏启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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