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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教育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建构、思维模式定型、政治道路选择和文化心理取向。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一类知识分子接受正规化传统教育与非正规化西学教育，继续走科举致仕道路，依附皇权与官僚体制，遂主张君主立宪；对西学摄取缺乏深度，对传统文化批判缺乏力度。另一类知识分子则接受非正规化传统教育与正规化西学教育，传统经学意识淡漠，科举废后更中断与封建政权间的联系，因此主张反满革命；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刻，对传统文化批判亦能深入，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教育变革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但变革的不彻底也制约了知识分子完成领导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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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与西方文化挑战的双重困境，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结构中最敏感的阶层率先觉醒，开始接触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自觉接受全新的西学教育，彻底更新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甲午战后，知识分子群体登上政治舞台，先后发动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并开始了自身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期间，教育一直是促进与制约知识分子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教育对维新派、革命派和新文化派三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影响，从而从深隐层面揭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艰难历程。
　　就知识社会学的界定而言，知识分子是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并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谋生手段，承担文化延续责任，同时又较具历史使命感的社会阶层。所以，接受教育是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条件，教育方式与内容则对知识分子思想结构的建构、思维模式的定型及文化心理取向起着关键作用，不同的文化教育决定了知识分子异质的文化认同，导致了不同群体的生成。
　　中国是一个文化持续发展的文明古国，知识分子历来承担文化延续与发展的神圣使命“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和宏扬着传统文化。历代统治者则借助于文化教育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笼络与依靠垄断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与官僚阶层相互沟通成为封建统治机器中的关键系统，科举制度更确定了知识分子官僚化的程度与程序。文化教育遂成为官方政治与道德教化的手段。教育功能与机制的政治化倾向导致“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世代相因的教育精神，而且也决定了教育内容的严重偏废，局限于礼教、伦理、行为规范和皇朝政教的灌输。充满政治与道德气息的儒家文化培养了一代代知识分子为封建统治效力。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中国教育制度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儒学思想一直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培育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传统型的群体，这显然与近代社会对变革人才的需求产生严重矛盾。
　　在近代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动荡与变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教育也必须因应新的时代和社会人才需求而发生演变。列强侵略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迫使部分经世派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儒学的局限，逐渐把眼光转向西学，从而由“师夷长技”进至“中体西用”的引进模式，先进士大夫开始调适与修补儒学体系，移植西方先进的军事与生产技术，同时维护传统儒学。及至本世纪初，教育制度与内容发生根本变革，新式学堂的兴办，留学生的大量派遣，青年学生直接学习西方文化，儒学遭到普遍冷落。这一巨变直接改变着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政治偏向与人格心态，从而成为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各种群体形成的根本前提。由此可见，处在社会剧烈变动中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呈现了由旧式向新式转换的过渡形态，从而使近代知识分子接受了中西文化的混和教育。由于所受教育的差异，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因而形成不同的群体，从戊戌至辛亥再至“五四”，三大知识分子群体所受的教育既表现出同时代的多元化与不同时代的多变性，又具有兼容并蓄、新旧杂糅的特征，一部分人受过旧式经学教育，而后接受非正规化西学的再教育；另一部人则受旧式启蒙教育，再接受正规化西方教育。这两种不同的教育造成了知识分子受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也造成了他们思维方式、思想内容及政治取向的根本不同，从而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
　　戊戌维新群体基本由经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构成。是时，科举制度仍是选拔官吏的基本方式，科举致仕的道路继续为知识分子所认同。虽然有少数先进分子强烈批判科举制度，但并未对其造成严重破坏，因而知识分子自启蒙期至青年时代都接受传统经学的正规化教育。康有为、章太炎、谭嗣同等可为代表，他们自幼接受儒学启蒙教育。康有为6岁即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章，后师承于岭南着名理学大师朱次琦，崇奉今文经学，章太炎9岁开始接受传统教育，专治汉字、音韵学，亦作八股文章，29岁师从清代汉学大家俞樾，信奉古文经学。这与传统知识分子并无质的区别。他们与经世派士大夫具有共同的学识，相似的品格。传统教育对知识分子结构与质素的生成具有极大的影响机制。
　　首先，传统教育制约着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最初构架。青少年时期人们对各种思想观念的吸摄力与反馈力最为强烈，由此而逐步生成的思想观念往往成为其一生思想发展的原点与内核，制约甚至规定着未来发展的进程与方向。康、梁、谭、章等长期接受严格、正规和系统的经学教育，因而虽然后来对西学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却因传统教育上师承关系（谭嗣同师承欧阳中鹄），接受了不同经学流派的思想观念，对他们日后思想发展的导向产生强烈影响，甚至对他们的政治取向和学术道路构成一定的制衡因素。如朱次琦强调儒学中“道德——政治”和“经世致用”思想，康有为深受影响，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救世意识，投身政治活动。他还把学术上的今古文之争引入政治思想领域，用传统经学论辩方式来批判传统思想，试图把今文经学与西学熔于一炉，建立维新变法理论架构。然而，古、今文经学不过是儒学体系内的不同流派，不管士大夫崇信何种流派，他们都是儒学的皈依者，因而传统思想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迹，使他们在接受西学时依恋传统。对西学不甚了了的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既有减少社会心理阻力的考虑，也有在传统中寻求依据与答案的目的。梁启超亦如此，专门写《古议院考》等文章，力图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相吻合，以求融汇中西，纵贯古今，以西学修补儒学，又以儒学包容西学，以建构中国变法理论和方案。章太炎虽然后来由维新转向革命，但他也未摆脱这窠臼，如《ｑｉú＠①书》（重订本）等仍采用以古证今的手法来宣传排满革命主张。由此，他们的学说出现了悖论：其目的是让人们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以求变法，而实际上恰恰阻碍了人们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正确认识与吸收，也制约了其自身对西方民主真谛的理解与把握。这显然与他们早期过多地吮吸传统文化素养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影响已深入思想深层。当青年时期领悟力较强时，外来思想的冲击力大于内在传统思想的抵拒力，他们可以成为社会思潮的先导，而至晚年，隐现于思想深处的传统因素又活跃起来，成为抗拒社会变迁的心理障碍，导致政治上趋于顽固保守，出现传统思想回归的趋向，结果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政治生涯与思想演变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传统经学教育是旧式知识分子思想观念转型艰难的重要诱发因素。
　　其次，传统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为传统文化与国家服务的人才，这就密切了知识分子与官僚网络之间的现实及情感联系，其纽带就是科举制度。这批知识分子处于科举制度尚未废除的时期，科举中试仍然是他们进入官僚机构实践“治国齐家平天下”传统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径，这驱使他们自幼埋头经学，拚搏场屋。即便到了青年时代接触了西学，在心理上也渴望挣脱旧式知识分子事业格式的限制与束缚，力图超脱功名意识，而且有些人憎恶科举制度，但在实践中难以摆脱科举道路的束缚。康有为自14岁起参加科举考试，38岁中进士；谭嗣同自18岁起至30岁，六赴南北参加省试，无一次及第；梁启超自10岁参加科举，17岁中举……据统计，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传可考的有48人，其中进士28人，举人8人，贡生3人，生员2人，参加科考并获功名者占87%。可见，他们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对官僚体制的依附。经学教育决定了旧式士大夫的思想、行为、心理、情感的取向以官僚阶层为“参考群体”，从而构成他们对传统政治权威的潜在心理依附。康有为中进士后很是得意，在南海县康氏祠堂前矗立起巨大的旗杆，并在旗杆夹上刻“……赐进士出身，朝考二等，钦点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恭承”[1]。由此折射出康氏对清廷强烈的依附心态。因而，维新派竭力主张依靠皇帝与帝党官僚，实现变法图强的目标，其重要心理依据就是旧式知识分子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崇拜与依附。他们要求废科举、办学堂，主要出自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痛切体认，并未意识到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政治独立性的禁锢与束缚，他们对科举与传统教育的批判仍局限于表象，并没有触及其实质危害。因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直未能摆脱对清廷的愚忠和认同，甚至参与复辟以致被世人唾弃。
　　西学的传播与扩展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关键功因。洋务运动后许多西人着述被翻译介绍进来，这使一些具有救世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早期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又受到一次再教育——非正规化的西学教育，从而在思想上诱发出不同层次的转变。是时，戊戌维新知识分子已认识到科学技术不能根本解决中国危机，因而对西学的输入已转向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将西学纳入传统经学体系，使传统知识结构发生变异，内容亦有所更新。如果从早期教育与科举道路考察，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并无质的区别，那么，对西方学说的吸收与运用，则使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出现重要分野，导致他们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历程的发轫。康有为在未接触西学前，对近代中国遭受的苦难百般思索而不得其解，强烈的救世意识使他“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2]，直到1879年到香港接触了西学，才使他对中国命运的探索进入新的层次，转而向西学追求真理，逐渐感悟到中国君主专制的残酷与落后，从而认同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企望通过变革政治体制而使中国强盛。17岁中举的梁启超少年得志，“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3]。但后来读到《瀛环志略》以及其他西书时，眼界顿时开阔，也开始“怵于中外强弱之势”[4]。进入康有为门墙后，梁氏又接受了更多的西学，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遂追随康有为倡导变法，由于年轻敏锐，“太无成见”、“流质善交”[5]，更易接受新思想，因而他的思想更趋近于西方近代民主的内核，提出了“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6]，把政治体制与教育制度改革作为维新变法的两个基本环节，使中国导向近代社会。康梁等思想演变的流程表明，非正规化的西学教育是他们走向维新变法道路的关键因素。他们不仅区别于当时绝大多数尚处于混沌之中的传统士大夫，而且比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更加前进一步。他们不再局限于维新思想的传播，而诉诸于社会实践，这在近代中国还是第一次。于是，以维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变法热潮在全国推开，终于酿成百日维新的政治运动。维新群体也因此生成，并开创了向现代转型的先河。
　　必须指出，这类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刺激下，仓促地摄取非系统的西方思想学说，并匆忙地运用于政治和社会实践，而他们对西学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深度，只能从自身长期吸摄的传统文化寻求理论与历史依据，加上传统社会与舆论的强大压力，更迫使他们依附皇权和官僚体制，因此，他们的变革是有限的，而且最终必然走上失败的道路。
　　近代自洋务运动以降，公学、新学和留学逐渐兴起，戊戌以后成为一种时尚。知识分子接受教育的途径趋向多元化，他们可能在传统教育之外作新的选择。清廷被迫实施新政后，教育改革卓有成效。1901年9月，上谕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设中学堂，加快了旧式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1905年又废除科举制度，从根本上结束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旧式教育，代之以新式学堂的近代教育。至1909年，国内计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各类学生达286111人。随着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兴起，留学热潮迅速席卷学界。1902～1910年间兴起了第一次留学高潮，仅日本留学生即达48428人[7]。这是近代中国教育的重大变革。
　　新旧教育的转变与易位，使知识分子获得转型的机遇。教育改革前，就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家庭条件的制约，被迫放弃传统教育与科举道路，不自觉地转向接受正规化西学教育。及至教育改革大潮席卷，大批知识分子因科举废弃而转向西学，从而自觉把握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遇，教育功能也因此发生根本转变，有力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进程。
　　先考察科举废置前少数知识分子的教育状况及其功能，严复和孙中山是典型。他们所受教育也包括两个阶段：传统教育与西学教育。但与康有为等相比，严复等所受传统教育是非正规化的。严复7岁开始接受传统教育，14岁因家贫而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孙中山7岁入私塾读书，14岁赴檀香山。这类知识分子对传统经学的接触较少，一般未经名师宏儒的指点，因而缺乏系统而浓厚的儒学功底。他们在尚未形成深厚的经学意识与功名意识时，就中辍转向接受西学教育。就西学教育而言，情况正相反，康有为等接受的是非正规化教育，而严复等接受的则是正规化西学教育。严复15岁至19岁在船政学堂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传统教学内容只占一部分，读《圣谕广训》、《孝经》等书，24岁又留学英国，系统学习近代军事技术，并大量研读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及经济学说。孙中山去檀香山后，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及宗教教育，18岁回香港学习医学，同时大量阅读西方政论书籍。显然，他们接受的是全新的教育。
　　新的教育淡化了严复一类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与文化的自我认同感，消除了盲目自大的保守封闭心态，因而具有近代社会的开放心理和意识，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的理解、阐释和借鉴也比较深刻系统，更接近其内核。严复对“自由”的阐释显然超出了康梁所能达到的境地。严复也没有像康梁那样喋喋不休地阐述中国古代如何变法，更不再枉费心机地证明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是用一整套全新的观念来阐释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以近代人的眼光和视角察寻中国的痼疾与症结，让人们直接跨越中国传统，面对并接受西方的挑战。
　　清廷实行新政和废科举后，一般知识分子都转入新学堂或留学国外，接受西学教育，邹容、陈天华、秋瑾、胡汉民、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都是在国内接受传统启蒙教育，再赴外留学，因此，辛亥和“五四”两大知识分子群体与维新派相较，接受的传统教育相对较浅，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亦明显下降。据统计，革命派的主体是留日学生，有传可考的328人中有功名者仅43人，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生员33人，仅占可考的总人数的1.2%。至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中像陈独秀、蔡元培那样取得功名的更趋减少。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接受西学教育，而传统教育则是非正规化的，这谈化了传统儒家“道德—政治”观念，造成知识分子对封建政权产生不同程度的疏离感。西学教育催促他们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所以，废除科举后的大批年轻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强烈的爱国与革命意识，许多人投身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由于主要接受西学教育，革命派和“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学说的理解与接受更为深刻，更能把握其真谛。这批知识分子到过国外，对西方文明与制度有着切身的体验，其观念、心态、行为与生活方式直接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西方社会和西学有着较多的理性认识。通过比较和选择，他们中的多数人主张引进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移植资本主义，因而，在政治上形成了推翻清朝的革命群体，最终完成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这类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其中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就有独到而正确的见解，这有助于吸收西方文化与改造传统文化。正是这批知识分子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与改造，并揭举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不仅如此，科举废后，知识分子与朝廷及官僚阶层之间的纽带被割断，他们的出路不再寄托于仕途的狭窄管道上，而可以从事多种事业活动。在职业结构上逐渐分化，不再是一体化的阶层。他们失去了过去在社会中“士”与“官僚”的地位，变成了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于是，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的认同与依附心理日渐淡化，许多人奋起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并向清王朝与封建专制发动挑战。因此，这类知识分子政治上较之科举时代的先进分子更加激进与勇敢，虽然年轻，缺乏政治经验，却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革新力量。
　　当然，必须看到，传统教育在这类知识分子身上仍然留下了若干痕迹。从幼年发蒙教育到新式学堂教育，传统教学内容仍占一定比例，它对少年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致使新式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教育之前具备不同程度的传统文化功底。就连孙中山在去檀香山之前，也受过几年传统教育，而且在外除攻读西学外，他还学习传统典籍，“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8]，“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9]。其他人更难摆脱传统教育的影响，在思想深层都残留着不同的传统意识，而且，他们生活与成长在中国社会，必然会接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浸润，一旦改造传统社会的方案受挫时，他们往往向传统文化寻求出路。至晚年，他们也同康有为、章太炎一样，具有某种回归传统的趋向。此外，还须看到，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危机感、救世使命感，驱使不少人带着急功近利的目的与态度学习西学，导致他们学习方法上的实用主义。特别是辛亥知识分子，他们缺乏科学的理性分析，对中外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未作认真考察，就匆忙引进西方某些政治制度，急于付诸社会实践，而忽略了对中国社会全方位变革的考量与设计。当时，大规模留学日本热潮勃兴，目的在于“取经东洋，力省速效”，试图找到应急药方，以便回国治理。其实，日本的西学已经被日本人扭曲，失去原来的面目，留学生又忙于投身爱国与革命运动，更难以潜心研讨全面而求实的变革方案。实际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接受的西学教育仍然是非正规化的，他们吸收的是经过折射的西学，当然无法把握西方的总体文化。这种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导致了辛亥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实质上并未变革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性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再度反思现实，才将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批判推向较深的层面。
　　以康有为和章太炎为代表的两类知识分子所受教育的差异，使他们在政治思想及文化领域各领风骚，但同时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同质性，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忧患和救世意识，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着他们投身社会变革活动，教育与引导着以后的知识分子继续奋斗。就传统而言，这正是对古代知识分子所具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继承。
　　综上所述，教育对知识分子思维模式、知识结构、思想内容及政治取向具有巨大影响，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直接改变了知识分子原有的知识结构，尤其是清末教育改革和废除科举，更直接改变了知识分子受教育的方式与内容，并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朝廷及官僚政体间的因缘联系。教育改革直接推动了知识分子学习和吸取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掀起变法维新、民主革命和文化改造的民族救亡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进程，同时促使知识分子自身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由于近代教育变革是不彻底的，因而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呈现出新旧杂糅、中西混合的过渡型特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知识分子完成领导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历史重任，同时使他们自身也未能彻底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注释：
　　[1]转引自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2]《康有为自编年谱长编》，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6页。
　　[3]《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卷十一。
　　[4]《适可斋纪言记行序》，《饮冰室文集》卷三。
　　[5]《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6]《古议院考》，《饮冰室文集》卷一。
　　[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社1983年版，第424页。
　　[8]《复翟理斯函》，佚名编：《总理遗墨》，第4页。
　　[9]《上李傅相书》，《万国公报》月刊，第70册。
　　作者简介：陈蕴茜，女，1965年生，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莫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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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为尢加言
　　
　　
　　
江海学刊南京125-130G1教育学陈蕴茜19961996 作者：江海学刊南京125-130G1教育学陈蕴茜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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