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序

易中天同志的这本《<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以其硕士论文为基础而扩充修改完成的。对于他的硕士论文，我当时颇为欣赏。我们的祖先在各个时代不断创造积留下丰富优秀的文学遗产，其内蕴的精深丰美，如山泽之探取不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焕发出新异的光辉。我们作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后继者，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要任务，在以新的时代眼光对那些遗产进行整理发掘，推陈出新的时代意义，为我们创造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易中天同志以现代的美学观点对《文心雕龙》所作的探讨，正是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的。

《文心雕龙》是自周至晋一千多年文学创作的总结，举凡所有文体及有关创作的从构思而至各种表现方法及手段，以及鉴赏品评，无不“深极骨髓”地加以论析，其系统之完整，论述之详审，识见之卓越，笔调之精美，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之宏伟专着。全书虽纲目毕具，义各有归，然事理相关，互多牵涉，纷纶杂陈，易滋喧惑，要别具所见，理为条贯，重加阐论，正如刘勰所自诩，“弥纶羣言为难”的。中天同志运用现代美学眼光，从《文心雕龙》中有关文学本体、创作精神、审美理想三方面着重申论，所有本书中这三方面有美言辞，无不爬梳列举，并酌取其他典籍之文，以为佐证，言来俱能切中事理，惬当人心，其构思之精，用力之勤，可以想见。而其总括《文心雕龙》全书义脉，如万流之汇聚于海，归于“自然”，可谓探得骊珠所在。这本着作的面世，无论是对于理解《文心雕龙》的义蕴，或对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应走的途径，都是重要的贡献。

我早年就很喜爱《文心雕龙》，但觉其体大思精，须专力攻治，而一直不遑顺及，故近数年来学术界为该书的讨论尽管那样热烈，我连作壁上观也说不上，一直是远离论坛。今天，易中天同志要我为他的这本着作写序，我只能藉此谈点粗浅的感想。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从文学本体以至创作标准，都贯彻了“宗经”、“征圣”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可能被认为是刘勰文学思想的一种局限，我却认为其中存在不可磨灭的文学至理。他在《原道》中说，孔子“镕钧《六经》，……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能“弥纶彝宪，发辉事业”，“鼓天下之动”，对于人类社会有这么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要求作者“摘文必在纬军国”，要能“兴治济身”，“弼违晓惑”，不能“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他所要求的文学创作能具有的这些重大的作用，是文学本身生而与俱的。这一认识，在我们今天尤感重要。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产生，就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前进。因为作为社会的人，为了存在，为了繁殖，必须关心社会，社会的治乱，直接关系着人的生活及生存，而从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文学，必然要反映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给予积极的作用。这是文学的天然职责，即刘勰所谓的“天地之心”，“自然之道”。可是就是这人所共知而成为常谈的道理，有些人并不记得或不重视。毛泽东同志认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是在抗日战争最艰巨的时代说的，自然有较浓厚的火药气味。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是永远存在的，尤其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学对社会人民的教育任务尤为突出。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的荣誉职称，对于正在大力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期的作家来说，其应产生的责任感是非常重大的。

运用文学这一工具来教育人民，推进社会，必须掌握大的方向。今天我们都很明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基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基本原则下，贯彻“双百”方针，使我们的文学繁荣发展，发挥出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巨大作用。刘勰主张的文须“宗经”，正是深明文学创作须有大的方向这一道理的。刘勰身处刘梁时代，政治上争夺频繁，哲学思想上释、道流行，就是释、道思想，他也是有所承受的，而他在文学创作上主张“宗经”，乃是他认为儒家经典义理能“参物序，制人纪”，仍是治危安民的良方，适合他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要求的。当然，儒家哲理之于封建政治，四项基本原则之于“四化”建设，性质迥异，何可比拟。然如航海之有定向，事物之理，古今仍是一致的。至于儒家思想对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之功过得失，则是性质不同又当别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了。

刘勰认为儒家经典之文“参物序，制人纪”的同时，还可“洞性灵之奥区”，“五性发而为辞章”亦“神理之数”。这样也给我们表明，文学的社会功用，主要的“纬军国”之外，人的一切生活感情无所不在，“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亦可见其一端，因为所有情文之发皆得其正，无不有益于“纬军国”的目的的。自此想到我们今天对文艺功能的要求。为了适应今天新的时代，我们的文艺思想大为解放。我们的文艺不限于为工农兵服务，而是要为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贯彻“双百”方针，文艺的天地无限广阔。我们除了从某些重大题材表现出人的高贵品质，也应从许多日常生活描写中展示人的优美的精神世界。由于是人们熟习的日常生活，更使人觉得亲切而易受感染，其对于读者的浸润之功是不可估量的。

从我国古代诗歌中，我深切感到其对人的涵养移情之功。读屈原、杜甫的作品，他们那种关怀国家人民的惠悯之情，深重有力地激励着我们，有助于增强我们尽忠国家人民的志气。即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何尝不能裨益于我们高尚情操的培养！陶渊明深恶当时世俗之浑浊而“有志不获聘”，便决然脱去，归到田园，亲事农业劳动，一任本真，无所矫饰，虽备历艰困，而恰然自得，志气无所变移，“不慕荣利”，“志怀得失，以此自终”。读其诗文，诚如昭明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并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亦“有助于风教”，可谓能深知渊明，而肯定其人品文章“有助于风教”，识见尤为卓越。渊明少壮时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并非是无心世事的，及看清现实黑暗，便决然与绝，不同流合污，虽憔悴亦不辞，而且“怡然自得”，读他的诗文，真觉“古道照颜色”。就是在今天，他的高尚真朴的精神情操，也可有益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如陶渊明当身抱重疾，“偃卧瘠馁有日”了，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馈以粱肉，麾（挥）而去之”。这真是一副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典型，前辈朱自清先生在生活艰难时拒受美援救济物资，不也就是与此同类的表现吗？这种精神，在今天如能对我们有所感染，何尝不可增强一些对不正之风的抗拒力量！

谈到陶渊明，即感到《文心雕龙》中存在的一个问题，通观全书，不见渊明踪影，虽然《隐秀》篇中提到“彭泽”，而此语在伪作补缺一段中，看来似乎作者尚不知有陶渊明其人者。事实当不然，渊明虽隐居田园，而其人与诗文早即为世所知，与其友好的颜延之为作《陶征士诔》，盛称其人品之高尚。锺嵘《诗品》对其诗有所品读，而昭明太子萧统搜校其文编为一集，并为其作序及传，极赞其文章及人品。以刘勰之闻见广博，对渊明当不至竞无所知，何以竟无一语道及？我想这还是由刘勰的文学主张所使然。在当时文学创作倾向于极力追求形式美的时代，而渊明独自卓然标举朴素清淡的风格，在当时确是不合时尚的，如颜延之的诔文主要的是赞扬其人品，对其文学创作但言“文取指达”，文具“指达”，与颜之辞采绵密在艺术风貌上相去甚远。可见颜之与陶，虽因气性相投而情谊笃挚，而对陶的为文并未心许的。刘勰在文学创作上虽首重内容，同时亦注重形式，尤强调辞必有采，故称“颜谢重叶以凤采”，而无视于颜谢同时的陶渊明。《文心雕龙》特具的时代意义，一方面着重从当时文风中的虚滥弊端加以箴砭，同时又主张文须辞采彪炳，这一主张，正表明了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可他却因此忽视了文学作品另具的一种朴素之美，并对其素所重视而在陶诗中最为可贵的“真”亦不之顾，在这方面远逊于锺嵘和萧统。锺嵘虽由于某种不恰当的原因而将陶诗列于中品，而其评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极为精当。昭明亦谓渊明“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于青云而直上。”阐扬出了渊明文学创作出类拔萃的风格，可谓独具慧眼，而刘勰见不及此，未免有所偏蔽。

在《文心雕龙》中，有陶渊明情况类似的还有鲍照。刘勰全书所论，止于晋代，刘宋之世，偶亦触及，如《明诗》篇亦曾概述“宋初文咏”，而《时序》篇言及刘宋人才之盛，多所称举：“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沉之徒，亦不可胜也。”鲍照创作，体兼众制，诗赋铭颂，俱卓越当时，即颜延之、谢灵运亦有所不及，其他诸人，更不必论。而刘勰历举诸人中独未见鲍照，而鲍答以“初日芙蓉”及“铺锦列绣”之喻，当时即传为口实。锺嵘《诗品》及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并曾论及。锤嵘嗟叹鲍照“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面。在这个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人们的文学眼光，总不免要带些势利的成分。即如锺嵘，他能深知渊明诗风之美，正合他所主张的“直寻”之旨，然仅列之中品。对陆机的诗，亦指出不及公于、仲宜，“有伤直致之奇”，显然不符合他的“直寻”主张，竟列于上品。这种抑扬之间，恐不免有所奉于世俗之见。鲍照之所以遭遇如此，如其所自谓的“孤门贱生”当亦其一因。刘勰之所以无视于鲍照，更主要的有他文学思想的局限一面。锤嵘曾论鲍照“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属”。而萧子显在《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更具体地阐发了“危仄”的状况，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之势，这一切正是刘勰所认为的“好异之尤”，大乖雅正的。萧子显的这一看法，正可代表包括刘勰在内的正统保守观点。对鲍照的这种看法，当从其《行路难》诸作而生。这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俱能令人耳目一新，标志出诗歌发展新的里程，可在刘勰看来，应是“讹而新”了。实则鲍照在其中宣泄的孤贫之愤，也是远符“劳者歌其事”的义旨的，倘因而如此遭受摈斥，恐亦过分严守“诗、持”的义理了。鲍照之不见于《文心雕龙》，以上两点，纯属推测，然揆之事理，亦唯如此可言。

以上所言，皆显而易见，人所共知，而亦个人宿昔所感，有会于心，藉此表达出来，也说不上什么“一得之见”了。

胡国瑞

1987年4月13日

易中天 2010-08-24 22: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