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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家语》一书，经宋明以来辨伪诸家的考辨，其为“伪书”几成定谳。但晚近以来，随着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安徽阜阳汉墓简牍的发现，特别是最近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的陆续公布，学者发现《家语》中内容与出土文献多所印证，故此书正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①，对它的研究和重新评价也势在必行。然传世《家语》向无善本，世间辗转传刻，鱼鲁豕亥之误尤多。就此而言，英藏敦煌写本《家语》的价值就不言而喻。此本年代远迈今之所谓“影宋本”或“覆宋本”，不惟宋、明、清以来辨伪诸家没有得见，由于其久藏异域，即便近现代学者也无缘亲炙，罕有论及。本文拟结合英藏敦煌写本《家语》，对该书的流传谈一点不太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　敦煌写本《家语》的基本信息
　　英藏敦煌《家语》写本②，编号为“斯一八九一”，王重民先生最早做过介绍③。此本共存73行，除前两行有所残损外，其他行都基本上保存完好、清晰可辨。这73行《家语》文字，对应今本《郊问》和《五行解》两篇，分别为《郊问》篇末12行，《五行解》全部。《五行解》篇完整，且有篇题，作“五行解第卅”，同一行下还题“孔子家语”和“王氏注”字样，当为书名和注者所属。其注文格式，为在同一行中用双行小字注解，与今之同文书局、四库丛刊等本并无二致。将其注文与传世《家语》④ 的王肃注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具体出注之处及注文内容等方面都基本一致，故所谓的“王氏注”，可以相信就是王肃的注。《五行解》篇末，正文仅占一行之半，在此行余下部分题“家语卷十”。另外，在卷末的背面，还题有“家语传十”字样。关于此本的年代，王重民先生认为“民字不讳，殆为六朝写本”，无论如何，其早于唐代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但表明它比现存的任何一个版本都要早得多，而且比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唐代类书、注疏中所引《家语》也要早，其价值不言自明。
　　二　关于篇卷格局问题
　　此写本《家语》引起我们注意的，首先是它的卷数标列：“家语卷十”，因为这和传世《家语》的分卷明显不同。在传世本中，《家语》全书也只有十卷，而《郊问》、《五行解》两篇属于第七卷。
　　对于这种差异，王重民先生认为，“十当是七字之误，盖分卷非与今本有异”。“十”与“七”字形的确容易相混，但在笔者看来，此处却并非存在误字。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十”字在此卷中出现了两次。除了此处之外，在此卷末背面还题“家语传十”。其云“传”，盖因早期《家语》一类书甚至《论语》相对于“经”，都可谓“诸子传记”。而一曰“卷十”，一曰“传十”，其为“十”明甚，故绝不可能是“七”字之误⑤。其次，有迹象表明，此写本抄完之后，时人还做了一定的校勘工作，以补正脱误。最明显的是第43行，原文为“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狱者，则饬朝觐之”，其中在“饬”字下有脱文，我们可见抄手就在“饬”字右侧两行之间用小字补上脱去的“丧祭之礼；有犯□”⑥，这显然有校对、勘正的工作在里头。如果此处“十”字真是“七”字之误，如此明显之失，抄校者竟然没有发现，也实在说不过去。最后，假若王说不误，即卷子本确实如今本般作“卷七”，但我们看今本卷七包括了从二十八篇《观乡射》到三十二篇《礼运》这五篇，也就是说第三十三篇的《五刑解》并不是第七卷的结束。但是，敦煌本在《五刑解》篇末题“家语卷第十”，而且留下空白，不再接抄其他的内容，这就意味着敦煌本至此是一卷的结束(而二十九篇末尾却并没有“家语卷第十”字样)，这与今本直到三十二篇才结束第七卷就是矛盾的。这种情况说明，敦煌本的分卷方法与今本存在不同，换言之，“十”字不可能是“七”字之误。
　　其实，王氏此处的误字说，主要问题还是拿今本律写本。实际上，《家语》的分卷唐初与五代以下乃至今本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看《隋书·经籍志》云《家语》是二十一卷，而两唐书乃至今本都为十卷。长期以来，学者鉴于今本卷数与《隋书·经籍志》所载差异如此之大，似乎认为今本较之又有大的精简，甚至“删除”，以致面目全非⑦。现在看来，这是个很大的误会。“二十一”与“十”的差异，其实只是分卷方法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各自包含的篇数有所增减。以今本来看，44篇分作十卷，但各卷内所辖篇数并不一致：少则3篇，多的则达7篇，各卷规模不甚均衡。而且今本的这种分卷方法也找不出坚实的理由：各卷内部诸篇之间在意义或主题上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有欠合理。然若把44篇作隋志的“二十一卷”划分的话，则各卷就相对均衡：每卷以含平均大约两篇为常态⑧。也就是说，隋志的“二十一”卷的分法，可能纯粹是从每卷所辖篇数的规模角度考虑的。还应指出的是，《郊问》、《五刑解》这两篇在写本中分别居于第二十九篇、第三十篇，这和今本完全一致。如果依传统的说法今本的“十”卷相对于隋志的“二十一”卷，是由于“精简”篇数所致的话，那么这种“精简”的幅度是很大的——删去了差不多二分之一，但我们看直到“二十九”、“三十”这样在今本中比较靠后的篇次写本仍然与今本同，这就充分说明古、今本卷数的不同实际上是分卷方法有异，并不意味着《家语》的篇数有“精简”等结构性损伤。
　　三　从内容比较说到“唐本”与“宋本”的问题
　　篇卷格局的对照，只是就外在形制上在古、今本之间作的一个粗略比较。而古、今本之间更详细的差异，则是要通过两者的内容比较才能看得出。实际上，写本的出现，也为我们提供了验证今之“宋本”的机会。今之《家语》传本，多承自所谓“覆宋本”或“影宋本”⑨。然年代久远，辗转翻刻，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原貌值得探究。写本虽留存不足两篇，但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原始写本，且时代要早于唐。这就为我们考察“宋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书以弥古为弥善。经比较可以发现，作为六朝写本，敦煌写本确实显示了与其身份相称的“优势”。有些地方，写本所载确实足以发千古之覆。如写本第21行“不仁，不仁⑩ 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如果联系上面20行与下面22行，则此处写本就为“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可谓文从字顺。但“不明”，今本无“不”字，“明”字连下读，作“不仁生于丧祭之礼，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不仁生于丧祭之礼”殊为不通(11)。写本存“不”字，“明”字连上读，“不仁生于丧祭之礼不明”就较为妥帖，此真写本之善也，王重民先生亦已指出。再如写本第65行“闻有谴发”，写本“有”，今本作“而”。清孙志祖《家语疏证》引《太平御览》卷六四一亦作“有”(12)。由此可见，此处卷子本之“有”确系古貌，而《太平御览》等类书所引，实堪珍视也。写本不惟本文有诸多优于今本之处，即便是其中王肃的注，也多胜于今本。写本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是王注更完整、更整饬，与之相较，今本的王注则多有残缺、甚至改动之处。如第10行王注：“大飨，袷祭先王也”，今王注“先王”作“天王”。“天王”之说尤令人费解，“天”显然是“先”字之误，同文书局等本作“天地”，显然也是有鉴于“天王”的不通而作的改动，但这样一来离原本之“先王”就更远了。若不见写本，说者可能又要指此处“先王”为王肃标新立异了，实则为后人之误。再如60行“下官不识”，注云：“识，宜为职，言其下官不称其职，不斥其身”(13)，今本王注“识，宜为职”无。与此相应，今本原文也作“下官不职”，“识”既为“职”，则注文“识，宜为职”存在就不合适了，则干脆删去。故而王重民先生于此云：“若不见卷子本，何由知宋人刻书，不但改经文，并改注语也！”从写本王注的“识，宜为职”看，王氏显然是在纠原文之缪，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安国旧本，亦证《家语》系王氏伪造之说不确：如真系王氏伪造，此处何不径直写作“职”呢？而王氏仅在注文中作出“识，宜为职”这样的判断，并没有妄改原文，较之宋人的草率和鲁莽，其严谨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字之慎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说王氏伪造全书？再者像写本第2行“清路，行者跸止”(14)，3行注文云：“□□□扫□清路以新土覆(15)，故土上也。跸止，无复行也”，今本注为“汜，遍也；清路以新土，无复行之”。写本虽有残缺不可识之处，但与今本比较，仍可发现其差异是很大的：写本要详细、完整得多，而今本则过于简略，显然是有所脱漏。
　　写本尽管存在上述优点，但也有不足。那就是写本多用俗字或异体字，且由于抄写失谨，甚至还有错字。写本用俗字，如“靡”多写成“”，“煞”(杀)字写成“”(16)，“定”写作“”等。写本之错字更是连篇累牍，让人不忍卒读。如“惰”误为“随”，“行”作“刑”，“序”误为“厚”，等等。如此多的错字，不止说明抄手的水平，更反映了其态度和精神有欠严肃。最明显的一处是43行“朝觐”前有抄漏，抄手也注意到了，因此在旁边用小字将抄漏的字补出为“丧祭之礼，有犯□”，末一字模糊不可识，但参以今本，此处应补出的文句为“丧祭之礼，有犯杀上之狱者，则饬”，也就是说，写本所补并不完整。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写本所补末一字已抵一行最底端，再无空隙可写，遂不了了之。此等敷衍，若非亲见，真是难以置信。就此写本之错字及抄写失谨而言，它又不如今本。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上述写本较之今本为优的地方：今本较之写本流传已达数百年，像此等手书之误更是难以避免。无论是古写本还是今本，对于其中错漏，应以理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古写本诚然值得珍视，但也没必要对今本苛责菲薄。因此，笔者还想顺便指出的另外一点是，尽管写本在个别地方较今本为优，但就总体而言差别并不大。如以其中的王肃注文为例，今本注文虽间或有残缺或改动，但就“出注”这一点来看，又与古写本完全一致：绝没有本来无注今本加注，或者本来有注今本完全删去的情况，这说明今本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原貌。今本注文中产生上述错误，大概是由于原本有残缺，为求完整，只好试着补充，这也是我们今天整理古籍常见的方式，本出于不得已。
　　综合上面的研究，就内容来看，虽然敦煌写本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了一些原初的面貌，因此个别地方具备了今本难以比拟的优势。但就总体而言，二者差别并不大。这也再次印证了我们上文讨论篇卷格局时的看法，那就是《家语》宋以来传本与唐代甚至更早时期的传本相比，并无结构性创伤。当然，个别文句的讹误、脱漏也是存在的，这对于任何一部古籍的流传都是难以避免的。这也说明，今之传本所承之“宋本”，的确来源有自，足堪信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家语》自六朝历唐、宋的流传链条始终不曾“断裂”，这就导致其内容、篇幅基本上是稳定、一贯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唯一的分卷的不同也是换汤不换药，如上文所言仅仅是化零为整，是从篇幅适宜的角度考虑所做的调整，并不存在结构性创伤。
　　就上述而言，明清以来学者就《家语》的流传所提出的“唐本”与“宋本”的差异，有点言过其实。与此相关，我们还想谈一下唐人注疏、类书所引《家语》的问题。这也是学者提出“唐本”与“宋本”之别的主要依据，那就是唐人注疏中所引《家语》“今本或无”，因此才有“唐本”、“宋本”之异。笔者对此问题曾进行长期、专门的研究，并成有专文(17)，篇幅所限，本文不想在此备举其中观点，只想谈谈两点印象。
　　首先要指出的是，唐人注疏中所引《家语》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严格地词句比较，暗引、节引可谓比比皆是，其中尤以类书为突出。像《艺文类聚》、《初学记》所引《家语》字句真正能与今本完全对验的很少，原因就在于它们多是暗引、节引之例。根据笔者的统计和研究，在现存唐人着述中所引《家语》，绝大多数能在今本中找到。如《艺文类聚》引《家语》55处，《初学记》引《家语》39处，《后汉书》李贤注引《家语》20处，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家语》14处，都能在今之《家语》中找到。真正能称得上“佚文”的很少，所以我们看清人孙志祖所辑《家语逸文》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三条而已(18)，这就很说明问题。即使如此，有些“佚文”的身份也有待确认，有些则是误算。像程金造先生辑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家语》有一则云“《家语》作‘游过市’”，程氏引《文选》李善注相参证，末云“然今《家语》无此文”。实际上，此条见于今《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并非佚文。
　　其次要特别提到的是，唐人引《家语》，有时也兼引王肃的注，且也把王注视为“家语”，这是很特别的现象，值得格外注意。如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五引《家语》云：“今池水之大，谁知非泉焉”，此处实兼引《家语·致思》篇本文“譬之污池水，……孰知其源乎？”及王肃注(19)。如果我们搜检唐人所引《家语》，目光只盯着《家语》本文，就会把此类注文视同佚文，实则不然。从此出发，我们习惯公认为《家语》佚文的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它们虽不见于《家语》本文，是不是有可能是王肃的注呢？如孙志祖辑《家语》佚文有条同样出自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五引《家语》：“纣政失其道，而执万乘之势，四方诸侯固犹从之，谋度于非道，天所恶焉。”此条虽不见于《家语》本文，但却与《家语·辨乐解》“众夹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国”下王注接近，王氏云：“夹，武王四面会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与纣同恶也。”“四方”与“四伐”，“诸侯固犹从之”与“与纣同恶”都非常接近，考虑到节引、暗引的因素，这里很可能就是引的王肃的注。另外，孔颖达《左传正义》卷一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孙氏亦将此视为《家语·观周》篇佚文。实际上，此条亦可疑。如此处真为《家语》之文，其何不径引《家语》本书，而据《严氏春秋》为说？考之孔颖达正义引《家语》体例，或径云“家语”，或将书名和篇名连带标出，而绝没有径云篇名者，也就是说，这则材料即便在孔氏看来也未必是其时《家语》之文。退一步说，即便其真为《家语》佚文，那也不是唐、宋之间由篇幅“精简”所致，因为处于南朝的沈氏属转引《严氏春秋》，且不云《家语》，可能在当时的《家语》中就已无此内容。这种情况牵扯到《家语》的早期流传形态特别是如何评价孔安国、王肃二人工作性质的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但其不属于唐、宋之间由篇幅“精简”所致则是无疑的。
　　综上所见，笔者认为，从敦煌写本提供的信息看，《家语》在唐以下的流传链条并没有存在断裂的缺环，它的篇幅规模基本上是稳定的。唯一的分卷的不同也是换汤不换药，仅仅意味着每卷所含篇数的多少之异，并不存在篇目刊落等结构性创伤。我们并不否认《家语》在流传过程可能会有“佚文”的存在，但就目前学者所辑而言，大多其实并非“佚文”，而“佚文”很少甚至几近阙如的事实，实际上也在支持上文我们根据古、今本篇卷格局所做的分析：《家语》在唐以下的流传基本上是稳定的，并不存在篇目刊落等结构性创伤。就此言之，前人所谓“唐本”、“宋本”的区分有点言过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注释：
　　①分别参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另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有一篇题名《民之父母》，也与今本《家语》的《论礼》、《问玉》两篇对应(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参见台湾黄永武博士编：《敦煌宝藏》第14册页35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③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页149，中华书局，1979年。以下凡引王说，俱见于此。
　　④本文所用《家语》本子为四库丛刊所收明覆宋刊本。
　　⑤王重民先生文中恰恰没有提到背面的“家语传十”。台湾黄永武博士编《敦煌宝藏》于目录一如卷子本文，径题“家语卷十”，是正确的。
　　⑥末一字不可识，按今本“犯”字后当为“杀上之狱者，则饬”，这说明写本之抄手虽曾补漏，但并未竟其功，遂致不了了之。
　　⑦此说发端于明代何孟春。何氏未见完整之宋本，只及见王广谋的节略本，故而有此误判，尚可原谅。而清姚际恒时毛子晋访得之宋本已多有刊刻，姚氏之《古今伪书考》却仍从旧说，就殊为失察。
　　⑧这当然只是从宏观上作的粗略估计。不过，按照敦煌写本的分卷，第三十篇只到第十卷，平均一卷含三篇；而剩下的十四篇，按隋志则要分出十一卷，平均一卷只含一篇多一点，这与前面是不太均衡的。解释只能有一种：敦煌写本或隋志所见在第三十篇之前更多的是积“篇”成“卷”，而此后则很多是“单篇成卷”的？我们注意到今本三十篇以后包含了许多篇幅较大的篇，特别是像第四十一篇《正论解》这样绝无仅有的“超大型”(今本十分之七的篇字数都在两千字以下，唯独《正论解》多达六千多字)，不知这是否能支持我们“单篇成卷”的推测。但具体如何，文献不足徵，实难质言了。
　　⑨后世形形色色的所谓“宋本”，溯其源，都要归本于明毛晋汲古阁藏本。笔者另有文《〈家语〉版本考》，待刊。
　　⑩此处两处“不仁”，写本原用重文符号表示。
　　(11)同文书局本作“不仁生于丧祭之礼也”，亦是“明”字连下读。不过，丛刊本无“也”字，犹存漏掉“不”字之初，而同文书局本添“也”字，就更说明整理者是将错就错，将前文硬断为句。就此言之，丛刊本似较同文书局本为原初。
　　(12)式训堂丛书本。
　　(13)贾谊：《新书·阶级篇》“识”正作“职”。
　　(14)“汜扫”二字，写本都是残存左边偏旁，现据今本补出。
　　(15)“□”处残损不可识。
　　(16)张涌泉先生认为“刍攵”字“疑即‘煞(杀)的讹俗字’”，好像不太确认，盖未见敦煌《家语》此卷也。参见《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
　　(17)笔者有文《唐人注疏所引〈家语〉考》，待刊。
　　(18)《读书脞录》卷四，光绪十三年醉六堂刻本。
　　(19)王注为：“源，泉源也。水潦注于池而生雚苇，观者谁知其非泉乎？”，王注与孔颖达所引略有出入，其实此处孔氏是节引、暗引并用，文词并非完全对应是无足怪的。

故宫博物院院刊京135～140K1历史学宁镇疆20062006
《孔子家语》/敦煌写本/唐本/宋本
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十”卷并非“七”卷之误，它说明早期《孔子家语》的分卷与方法与今本不同，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但就文字、内容及注文来看，敦煌写本与今本基本相同，差别并不大，这说明《孔子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并不存在结构性创伤，所谓“唐本”与“宋本”的区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作者：故宫博物院院刊京135～140K1历史学宁镇疆20062006
《孔子家语》/敦煌写本/唐本/宋本

网载 2013-09-10 20: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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