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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几千年煌煌的文化，犹如黄河源源不断，滋润着一代一代炎黄子孙。尽管历史反复周折，但传统文化根植于这片黄土地，执拗地驾驭着人们的心态结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审美意识。这一点，深深地体现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现当代作家和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以反对传统文化和文学为开端的，一大批文化干将不遗余力地反传统，甚至不惜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全盘西化以否传统。但这一切只能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和新的活力而已，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之根的传统文化又怎能全盘否定得了呢？鲁迅是斗士，反对传统文化何其坚决，但他笔下竟也发生出《朝花夕拾》等冲淡明丽的篇章，竟也有《故乡》、《社戏》等充满牧歌情调的小说，在这“低头思故乡”的刹那，不正透露出他心底那股中国传统文人所特有的乡土意识和怀旧情结吗？郭沫若的《女神》曾将传统文化撕得粉碎，但他的《星空》诗集又显出风花雪月中消解苦闷的倾向，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入世与出世双重矛盾心态的显现吗？郁达夫以生命的绝叫来反抗封建文化，但其笔下也生出《迟桂花》这样如诗如梦温馨浪漫的“世外桃源”，这里不也看出古之陶渊明、王维的影子吗？更不用说废名（即冯文炳）和沈从文了，废名沉浸在童年幻美的回忆和乡村自然之中，沈从文的灵魂则一直徘徊在潇湘烟云、空山夜雨的湘西世界。这正寄托着他们心里所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情怀和审美理想。尽管他们都曾极力挣脱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艺术的因子仍沉淀于他们的深层意识之中，使他们昂首阔步时，不时会露出传统文化的尾巴。而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何立伟、阿城等五位现当代作家则又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了，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古典主义倾向。虽然这些作家的创作，时代感和社会功利相对匮乏，对现实人生更超脱些，但它们所提供的艺术现象和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所包蕴的文化内涵及其灵活多变的小说形式，废名的诗体化小说，汪曾祺近乎清人随笔的文体，何立伟那典雅清丽的文体独创，阿城的古典特质，都那样地别具一格，为现当代小说开拓了一片独特的艺术天地。近些年来，对这几位作家的研究渐渐热闹起来，但常局限于对个别作家微言大义的评论研究，尚未能把这几位作家当作一个共同的文学现象加以阐释，以找出某种规律性的存在。在此，本文正欲追根溯源，开掘这类小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表现形态，以展示它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秉承与拓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世外桃源”模式；二、山水自然意向；三、怀旧情结与乡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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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创作源于内心的驱动， 其作品风貌取决于感知世界的方式和审美心态结构。上述五位小说家，尽管沐浴过西方现代文明的春风化雨，但其根本的意识结构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象废名，这样一位超绝的现代小说家，沐于西方文明，置身现代社会，但他却自觉地“平静而坚定地回归到中国文化的乡土”〔1〕之中。据他自己回忆，也最是喜欢孔子之书，陶渊明之文，而且“躲起来写小说乃很象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2〕。的确，他们的心理原型上是古典的， 感情深处流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这正是我们探究其小说世界的出发点。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思想。其人生哲学是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思想核心是“仁”，主张以血缘为基础，以家庭为结构单元，建立在朴素人道主义感情上的社会模式。这个温情脉脉、井然有序的社会理想，迎合了一代代人纷繁乱世中祈盼和平安宁的心理，成为人们翘首以盼的温柔梦乡。这一社会模式，在中国古学《礼说·礼远》中进一步理想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世界大同”的社会空想。如此理想，经过文人墨客的演化与诗化，乃形成东方式的美丽的“乌托邦”社会空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不同，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是建立在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初期私有制吃人社会黑暗的反抗基点上，渴望一种人间大同、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个体小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空想社会。而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始终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始终没有扎下根，因此，中国文人眼中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就是农村自然经济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模式。这一理想集中体现于古代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记》中：那个没有纷争，没有等级差别，没有贫富悬殊的地方，世界大同，人人古道热肠，和谐相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被后人称之为“世外桃源”，这就是中国东方式的“乌托邦”。生活在黑暗、专制、残酷、没有人道的封建社会的文人骚客，他们笔下一再编织着美丽的梦幻，反复吟唱着乡村田园牧歌，不正显露出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对“世外桃源”社会理想的依依深情和留恋吗？
　　这种深情和留恋，岂止是古之文人墨客？在某些现当代作家中也表现得如此强烈。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自然古朴的乡村社会，勤劳纯美的人性，温良和谐的人情世态，率直爽朗、夹杂着原始生命力的人生状态，正是古代宗法制乡村社会理想的缩影。而废名的小说天地，是一个美丽的梦幻，是一曲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是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无论是《竹林的故事》中老程的住家，《菱荡》中的陶家庄，还是《桥》中的史家庄，处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式的平和与宁静，人与人之间友善和谐。这里的人们，不论“儿童、老妇、壮汉、和尚、尼姑，无一不可爱，无一不是和平快乐地过日子”〔3〕。 汪曾祺对高邮生活的眷恋与描写，阿城《树王》、《棋王》、《孩子王》中乡村生活描写，也仿佛将我们拉回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古代农村自然经济社会。“世外桃源”般的社会画面，清新美丽的田园牧歌情调，即“世外桃源”模式，正是现当代小说中古典主义倾向小说所共有的表象世界，是这类小说继承传统艺术精神的第一个美学特征。
　　“世外桃源”模式，隐含着这类作家两方面的价值取向。首先，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苦难最易产生超脱的哲学，无可奈何最易产生幻想。中国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无不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怀治国之理想，然而黑暗的封建社会现实又常将他们的希望与理想击得粉碎。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冲突，带给他们深深的失望和痛苦。面对壮志难酬的苦难命运，深受温良恭谦儒家文化影响，人的集体性社会性高于个性生命的传统观念制约着他们，因此他们不是决绝的反抗苦难现实，如西方哈姆雷特式的抗争与毁灭，而是压抑自我，退避三舍，逃避现实，返回内心，沉溺于幻想之中，以麻醉自己。李白放浪形骸，啸傲山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退隐田园，“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乃有了“世外桃源”的梦想。因此，这样一种“世外桃源”的表象世界包含的内核是作家对现实的逃避，是文人社会理想不得实现的无可奈何的悲剧情怀，是作家排解心灵孤独和寻求心灵平衡的避难所。古代如此，现代亦然。这首数沈从文的《边城》。沈从文憎恶封建制度的罪恶，同时二十年代动荡的社会现实和虚伪灰色的现代文明也未能给他足够的希望，他仍钟情于那个记忆中未受现代文明沾染的湘西自然社会理想。《边城》中的社会正是他理想的投影，寄托着他的幻想和对现实的逃避。《边城》如一幅美妙绝伦的山水画，茂林修竹，小桥流水，鸡犬相闻，山水、树木、人兽无一不自然单纯、温柔美丽。主人公翠翠保有山村女儿固有的自然、天真、纯朴、善良、美丽，是大自然的造化，是沈从文人格理想的化身。她与傩送坚贞、纯洁而又无私的爱情，又象征着远古社会淳朴的遗风。正是在这种自然社会的描写和原始生存形态的赞美中，沈从文汲取灵感和信念，寻觅重铸民族精神和社会之力量。如此执着的田园社会理想追寻，其原因正象他自己所解释的：“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固有的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4〕。其实， 现实的挫折与文化的根源，二者兼有，废名的小说亦如此。
　　在汪曾祺、何立伟那里，这种价值选择，来源于古往今来的自然经济所养成的他们崇尚田园牧歌、小国寡民的温柔梦乡与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情怀，是他们于现代文明中寻找失落的自我、寻找精神家园的意向。人的生存需要特定的精神支柱，汪曾祺、何立伟等所传承着古典人格的作家所依恋熟悉的温情脉脉的乡村自然经济社会已经解体，而在现代文明中尚未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位置，由于文化的断层而产生无限寂寞孤独。由于孤独，汪曾祺在美丽清新的高邮往事烟云中寻求安慰，何立伟在故乡自然风物的怀旧中寻求心理平衡，这是对现代社会不适和不自然的一种精神回避。
　　另一方面，诗化的“世外桃源”还显示出这类作家对中国古典艺术境界的刻意追求。在他们的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逃避，其内心是骚动不安和痛苦的，但表现在小说中却是一片古典式的平和与宁静；其灵魂是孤独的痛苦的，却外化为如此美丽的小说世界。这主体与客体、心灵与对象之间的反差，已向我们透露出诸多的信息。可以比较，在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派作家那里，他们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悲观的，对现实也是失望的，其灵魂也是苦闷、孤独、骚动不安的，但表现在文学中，同样是一个迷乱骚动、光怪陆离、荒诞变形的表象世界，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加缪的《局外人》、艾略特的《荒原》、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等。而沈从文、废名、汪曾祺、何立伟等的小说所体现的则完全是富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美学境界，即对立统一美。中国古典美学所谓以静写动，以乐写哀，愁苦之音以高华出之，高远之意寓于简朴之中，就是在对立统一辩证美中追求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艺术境界。如古之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等文人笔下的山水田园无一不美丽，无一不高华，无一不和谐平静，但其内心无一不孤独，无一不迷惘骚乱，其宁静淡泊超然的美丽小说世界正掩饰着他们激荡不平的内心世界。如废名，对现实的忧患与失望，传统人格与现代文明的错位，带给他无限孤独与迷惘，然而这情绪表现在小说中却是一片古典式的平和与美丽。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桥》中，一切的悲剧色彩皆隐退了，他以淡淡的色调写乡村宁静和谐、淡雅素朴的自然美，四处小桥流水、桃红柳绿、夕阳晚风，其间人物小林、细竹、琴子也都那样淡雅、素朴、超然，他们之间本来三角恋爱的情感悲剧也被诗意与美冲淡消融，一切都充满了田园牧歌情调，充满了“世外桃源”的美。一般读者，“看得出它的美丽而喜悦，容易忘却它后面的悲剧色彩”，其实“作者内心的悲观，正需要这美丽来掩饰，或者说来表现”〔5〕。以美丽写悲哀，其境更哀。美丽与愁苦交融， 淡雅与孤独一体，正是废名等古典主义倾向作家对中国传统艺术神韵、美学品格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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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家文化并驾齐驱， 深深影响一代代文人士大夫的另一种文化形态是庄禅哲学，即道家与禅宗。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而道家主张出世，“无为而无不为”；体现在艺术走向上，庄禅之道主张亲近大自然，“齐生死，泯万物”，人与山水自然、宇宙万物合一的美学观。由于庄禅哲学的超脱与清静无为契合了文人志士们扶苍生、济天下之志破灭后的心理归属，因而深受他们的喜爱。不论是古之庄周、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柳宗元等，还是现当代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汪曾祺、何立伟、阿城，莫不倍受庄禅哲学滋润，并且自觉地选择了庄禅审美理想。因而，山山水水，草木兽禽，风花雪月，田园风景，乡村自然，成为中国几千年文学中不断表现的对象。在现代作家沈从文、废名、汪曾祺、何立伟、阿城五位的创作中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对山水大自然题材的自觉复归。历史进化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但他们的心灵和艺术世界仍维系着古朴静谧的乡村田园和风光旖旎的山水自然。只要我们随手打开其中一部作品，都称得上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对大自然的刻意追求和艺术表现，是废名、沈从文等古典主义倾向作家又一个共同创作轨迹和审美特征。
　　山水自然意向与上述“世外桃源”模式，显示出这类作家矛盾心态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儒家的积极入世，入世中对现实人生的忧患与失望，而退避于“世外桃源”幻想中，将生活艺术化；另一方面，受庄禅哲学出世影响，失望之时意欲超脱，在大自然中寻求解脱，将人生苦难升华为道家“无为”之自由境界。二者如硬币的正反两面，矛盾交织，左右着作家在艺术梦幻中徜徉。
　　大自然，这也是古今中外文学的永恒主题，但在中西方文学中的表现却相去甚远。很显然，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阿城等现当代作家对大自然的选择与切近，是秉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烙着鲜明的庄禅哲学自然观的印痕，完全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即，他们笔下的大自然与作家的心灵世界相对应、与庄禅哲学相沟通，是人格化的大自然。在西方文学中，从古希腊作家，到现代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如高山、大海、雪野等，皆雄奇、博大而凶猛，与人疏离、对立、陌生、同时，它们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为强者而设置的，在与大自然的对抗中印证着人的意志和力量。而在充满神秘色彩，有着“天人合一”观念的中国，人与大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浑然一体，默默相通的。大自然与人一样具有灵性和生命，它不是被征服的对象，而是被理解的对象，与人默契交流和对话，“相看两不厌，唯有敬山亭”。因而，中国文学中少有突兀、冷峻、雄奇的大自然，更多的是恬淡静寂，近于空寥的山水田园。犹如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田园风光，如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空灵山水，如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独画面。这里的大自然是人格化的大自然，与作家的情绪世界相契合，而达到庄禅哲学中神与物游、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无论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风景描写，还是废名故乡自然的轻描淡抹，抑或阿城笔下生命本体与自然物复归原始之初的哲理化表现，无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山水自然观的传承和发展。
　　尤其是废名，他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有精美的自然描写，以淡淡的色调写乡村一小桥、一古塔、一湖水、一片林、一抹夕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活动其间的人也如自然一般淡静、素雅，如《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象《菱荡》中的老衲，《桃园》中的父女。人是具有大自然底色气质的人，大自然是人格化的大自然。废名小说中一片翠绿色的世界，象征着废名古朴自然的乡村理想，同时作为大自然的最基本颜色与人交融一体，物我合一，又体现出废名的人格理想，一种开放的、超然的、皈依大自然的庄禅人格理想。
　　如上所述，这些作家笔下的大自然，是人格化的自然，同时，他们笔下的人也是自然的一种生命形式。人不仅是社会存在物，在其更原始的年代，人更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正是由于这种自然观，使这些作家对人生的表现，剔除了人的社会属性，超越了个体存在，也超越了历史和现实的制约，而汇入古老原始的生命形态和神秘永恒的宇宙自然旋律之中。人生，由微小而至博大，由有限而至无限，由瞬间而至永恒，在神秘博大永恒的大自然与人的交响组合中，完成对人生、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以庄禅等中国古典哲学为基础，关于人与大自然的哲理化抽象表现，是这类作家山水自然意向的又一绝唱。废名的小说，冥冥的大自然描写中常交织作者对生与死、此岸与彼岸、生存与自由等的哲学意味。《桥》一边是美不胜收的自然景物描写，一边是掩饰不住的悲观情绪——人生怀疑与宿命论，“‘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桥》）。一处风景，就是一种心境，废名常把人物置于自然宇宙的回响中，完成其意境表现。
　　而阿城的小说，则把个体人生置于原始自然意象中，追溯古老的哲学意蕴。在《树王》这个中篇里，“阿城把具象的自然与具体的人物放在宇宙时空的巨大背景中，以丰富奇特的感觉与联想，暗示着生命存在的普遍联系”〔6〕。那山峦兽鸣，巨树荫影，焦树枯桩， 张开的坟墓，肖疙瘩埋葬地生发的一片白花……这些自然物象在作家笔下充溢着一种神秘的灵性，使山林的毁灭与肖疙瘩的死形成和谐的对立。在老树轰然倒下的刹那，肖疙瘩也倒下死去。肖的生命与大自然在熊熊的山火之中消融一起，化为亘古的圆寂，生命才获得超时空的永恒。那个古老而巨大的树木与渺小卑微的人物肖疙瘩，在蛮荒的自然宇宙中形成神秘的生命氛围，二者超时空的对流与融合，回荡着原始意味的自然生命意识。在此，外界自然、永恒宇宙与人复归到浑然一体的原始之初。“在这里，阿城又一次赋予人物有限的存在以人作为生命的类意识，使之超越了那个畸形的时代，象征宇宙生命永恒和谐的理想”〔7〕。 在《棋王》、《树王》、《孩子王》中都深深地体现出阿城对中国古典庄禅哲学的理解和表现，以及对人与大自然的哲理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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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旧情结与乡土意识， 这是那些古典主义倾向现当代小说的又一鲜明美学特征。对童年天地的蓦然回首，对如烟往事的缱绻记忆，对乡土的深情眷恋，构成一幅幅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小说天地。不仅仅是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就是其他作家笔下也常吟颂着童年的歌谣，奏着一曲曲古老的乡土恋歌。
　　但是，没有哪一位作家，比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古典倾向作家对乡土、对童年的描写更为深情和美丽。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审美走向，源于自觉的选择和特定的文化意识。因此，废名舍弃其它表现对象，只津津有味地表现温馨如梦的童年天地和乡土世界。沈从文只沉湎于《边城》那种幻美湘西故土，汲取创作的灵感。汪曾祺则反复申明：“小说是回忆”〔8〕。然而这回忆经过岁月的冲刷和心灵的再造， 已成为一幅幅淡雅质朴、清新悠远的水墨画了，《受戒》、《陈小手》、《火淖记事》等小说中描写的故土高邮世界也已成为美与诗意的存在。
　　废名、汪曾祺等作家对乡土世界的自觉选择，首先源于他们浓厚的乡土意识。乡土意识不仅熔铸着他们的秉性气质，而且造就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美学思维，他们只有也必然要选择乡土作为艺术对象。可以说，没有乡土，也就没有他们的小说。乡土意识，形成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国度，土地是人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因而自古就形成了对土地深厚的宗教式的情感和顶礼膜拜。古代晋公子重耳流亡时关于土地的训言，显示出人们对土地的崇敬。古代所设的社稷坛，也是人们祭祀土地的场所。这种情感随时间的推移，而积淀于民族心理深处，形成一种持久的文化现象。而乡土则又把这种土地感情上升为一种更强烈的文化象征。乡土，如母亲，大之是国家民族的象征，小之则是每个人永远留恋忘返的家园。乡土情感已成为人们特殊的一种精神需求，离开故乡，如稚儿断乳一样朝思暮想，魂牵梦绕。这种乡土情结滋润着这些作家，渗透于他们的血液，使他们从感情到理性都自觉地反复地咏唱着甜美的乡土恋歌。
　　同时，这种怀旧倾向与乡土意识，还蕴藏着作家另外一种价值倾向，即对现代社会和都市文化的拒斥与否定。诚然，现代文明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但它是以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破坏为代价的，甚至包括传统的美德，这是一种二律背反现象。正象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每一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以往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古代宗法制乡村社会固然有它落后、愚昧、保守的一面，但古朴的风情、良善的人性、纯静的自然又确实显示出它的美好，乃为多情文人所留恋、所痴迷。这使他们在感情上本能地拒斥骚乱、虚伪、病态的现代都市文化，而怀恋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怀念逝去的乡村自然经济社会。废名如此，他在对故乡自然社会竭力美化之时，对都市生活报以辛辣的讽刺，在《张先生与张太太》、《李教授》、《文学者》等小说中皆有体现。同样，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眉目传情之时，毫不掩饰对都市文化生活的厌恶。汪曾祺、何立伟等的怀旧情结，正来自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二元对立造成的精神断层。何立伟的名篇《白色鸟》，篇幅不过二千字，正艺术地表现出这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对立。一条小溪，岸边无数野花，一个白皙的城里少年和一个黝黑的乡下男孩于水中戏嬉对话，小说就这样构成。置于文化角度解析，这正是都市文化与乡村情感（乡土文化）的两个原型象征，二者的隔膜代沟，乃是作者内心两种价值观对立冲突的体现。这种倾向，正如现代评论家刘西渭所说的：“我是个乡下人的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地，却呼吸着都市的烟气，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颗沾满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时，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9〕。这一腔衷情， 可谓传达出了废名等一批生于乡土、沐浴过乡土的作家的共同心声。他们特定的怀旧情结和乡土依恋及都市文化批判正来自这种深情的情感结构。
　　当然，这些作家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精神的自觉与回归，决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继承中有创造，回归中有拓展。首先，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经过现代作家现代意识的烛照，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和现代色彩。他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既有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亦有一定的现实生活根源。因此表现在小说中，古典的艺术精神呈现出新的气象，这在上面的论述中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多体现于诗歌、散文、小品中，而这些现代作家则把它运用于小说中文体的营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创。诚然，现代感是作家创作的必然痕迹，而传统艺术精神的继承则是更为自觉和根本的。＊
　　注释：
　　〔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第21章。
　　〔2〕废名：《废名小说选·序》。
　　〔3〕灌婴：《桥》，见《新月》1932年第2卷第3期。
　　〔4〕沈从文：英译《散文选译·序》。
　　〔5〕孟实：《桥》，《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3期。
　　〔6〕〔7〕季红真：《棋王·序》，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8〕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
　　〔9〕刘西谓：《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东方论坛青岛42-4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徐文谋19961996 作者：东方论坛青岛42-4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徐文谋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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