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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子平等

经过20世纪100年的涤荡，中国文化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清除了文化重建的障碍，这是他们的主要功绩。我们不能苛求於前人，既要他们清除障碍，又要他们重建大厦，要同时做到这两点，任何一代人都是做不到的。

少数人把儒家等同於中国文化，试图重新复兴儒学，因此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贡献，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解开了套在中华民族脖子上2000年的礼教枷锁，这些人又试图把这个枷锁重新给中华民族套上，这是倒行逆施的复辟，封建残渣的回潮。

我们根本不能在儒家和中国文化之间划等号，儒家信徒这样作，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如果在儒家和中国文化之间划等号，那就等於说，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国文化，这样的逻辑是非常荒谬的。在没有儒家的春秋以前，难道中国没有文化吗？在儒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先秦和秦汉之际，难道中国没有文化吗？

我们要回答的是，独尊儒术以前的中国文化，才是没有变质的真正的中国文化。独尊儒术事实上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死亡，我们非常赞成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关於中国文化在汉代已死的断言，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洞见。

在独尊儒术之前，百家齐放，自由争鸣，相容并包，那才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那才是中国文化没有死亡的时代。看看董仲舒的嘴脸吧，“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後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非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这不蒂是对中国文化的疟杀。

儒家从骨子里与宪政是对立的，两者水火不容。近有所谓儒门蒋庆者，出了一个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议会制的奇谈怪想。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由衍圣公指定；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儒士，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任议员。这就是当代儒家所设计的所谓儒家政治体制，真是颇有辛亥儒家精神领袖康有为之遗风。看来尊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视为神圣的帝制，儒家之可怕就在这里。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因其“各引一端”，“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儒家充其量只是引中国文化之一端，“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後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儒家已“违离道本”，焉能等同於中国文化乎。

班固说“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且“道术破碎而难知”。班固的意思，九家都是各执一端，谁也未能保存中国文化的道术的。如果儒家能等同中国文化，怎麽会“道术缺废，无所更索”且“道术破碎而难知”？班固是东汉初年章帝时期的人物，距秦汉与先秦未远，他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处在中国文化尚未混乱之际。班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能比我们差吗？把儒家等同於中国文化，纯粹是谬论。

我们对待诸子百家，要采取一个态度：诸子平等，不厚此薄彼。班固说：“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把九家综合起来，才能看到那个破碎与无所更索的道术的影子。我们提倡诸子平等，是因为诸子实没有高下之分，百家各执一端，不足以成为我们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根底。

2．正本清源

目前我们大家都感到重建中国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至於怎样重建，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方案，力图能影响中国文化重建的进程。我们要说的是，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为中国文化的重建奠基，一是产生不了这样的历史巨人，二是我们早已越过了文化开创的开端时代。

今天所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知识界连中国文化的结构究竟是什麽都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的怎能重建？重建中国文化的第一步，是正本清源，只有理清了中国文化的结构，摸清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才能找到复兴中国文化的根本。

自东汉以来，中国文化就陷入了极端混乱的境地，中国文化的真相已经完全被遮盖起来了，造成了无比复杂和积重难返的局面。所以要正本清源，是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问题的，而要站在文化比较明晰的先秦和秦汉之际来观察。

近30年以来，先秦与秦汉之际的地下竹简帛书大量出土，使我们掌握了前人不可能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这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使我们有条件去理清楚中国文化的结构。

目前最重要的发现，莫过於《黄帝四经》的出土，虽然就《黄帝四经》的命名问题上少数学者仍有争议，但它作为《黄帝书》是没有疑义的。《黄帝四经》出土的意义就在於，为我们清理中国文化结构奠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

司马迁有两句话，对於我们今天理清楚中国文化的结构是具有指导作用的。一是“百家言黄帝”，二是黄帝“为学者所共术”。我们可以看到，诸子家家言黄帝，且很多诸子书中有黄帝之言。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学者把自己的学说直接建立在《黄帝四经》的基础之上，如文子、太史儋、申不害、慎到、田骈、褐冠子等等。显然，司马迁的这两句话是把黄帝看成百家之母的。

所谓百家，乃司马谈之发明。这个百家的发明者又是如何看诸子的呢？他在《论六家旨要》中说，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只有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实指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帝学说，司马谈从根本上是崇黄的。

班彪言司马迁“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後汉书.班彪传》），班固言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班彪、班固父子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黄老而薄五经”，“先黄老而後六经”，显然司马迁父子是把黄帝置於百家之上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的是，司马迁所谓黄老实指黄帝，先秦无黄老一说。先秦诸子是宗黄而不是宗老，也不是宗黄老。老子地位的上升，大概是窦太后时期的事，窦太后好老子，把老子提升到黄老并称的地步。上有所好，下有所效，黄老之称逐取代黄帝之称。

老子是诸子之一，黄帝并不在诸子之内，我们首先要把黄帝和老子分开。“黄帝之道，老子言之”，老子虽然宗述黄帝，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歪曲黄帝学说。班固说：“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班固把老子和庄子视为道家之放者，而不是道家之正宗，是极为正确的。

为了防止混淆和混乱，我们把道家留给老庄，而将不是诸子和百家的黄帝学说独立出来。这些混乱事实上是逐步造成的，司马谈把诸子分为百家，是混乱的第一步；黄老连称，是混乱的第二步。其实先秦时期没有这样的划分，《易大传》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要对先秦学术进行总体划分的话，首先是黄帝，其次是诸子，第三才能对诸子加以细分，不能把黄帝和诸子等同和混淆起来。黄帝是诸子同归和一致之处，而诸子之间则殊途而百虑。

在《汉书.艺文志》中，署名黄帝的着作共13类37种187篇291卷，内容包括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把直接以黄帝经典着作为基础的诸子学说称作黄帝学派，除了儒家和墨家之外，诸子们可以说都在黄帝学派的势力范围之内。黄帝在诸子时代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要对先秦学术进行大致划分的话，可以分成两大阵营，即黄帝一家和诸子百家。黄帝为诸子之母，“周衰道术裂”，诸子才蜂拥而出。

当然我们不能把整个黄帝学说都看成是黄帝一人之作，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真实的。在整个黄帝学说中，只有黄帝和颛顼之道是黄帝时代的产物，其他均是历史长河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因为黄帝学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它的高度、深度、广度不是诸子任何一家之说可以达到的。

相对於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黄帝学说来说，诸子学说简直是皮毛之说。先秦最伟大的着作都处在黄帝学说之内，《黄帝内经》是最伟大的科学着作，《黄帝四经》是最伟大的哲学与政治学着作，黄帝学说所达到的高度，诸子们简直望尘莫及，这也是司马迁父子崇黄帝而薄五经、先黄帝而後六经的因由。

在判别黄帝学说与诸子的关系问题上，司马谈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黄帝学说的最显着的特徵。很多学者却错误地理解了这句话，认为黄帝学说是在诸子百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诸子杂凑而成。这是一种颠倒式的谬论，颠倒了黄帝与诸子的顺序，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就越搞越糊涂了。

第一，唐兰根据申不害读过《黄帝四经》来看，《黄帝四经》的产生至少在前400年前。这只是《黄帝四经》的後限，它能早到什麽程度，谁也不知道。《黄帝四经》由楚人编篡成书，离这个後限肯定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从古代文化传播的缓慢程度来看，不可能楚人一编篡出来，郑国的申不害马上就能看到。太史儋和申不害是同时期的人物，既然申不害读过《黄帝四经》，作为楚人的太史儋肯定也是读过的。《黄帝四经》至迟在前400年以前的战国中前期就有了，它能够跑到战国末期去综合诸子九家吗？所谓综合说完全没有根据。

第二，我们今天看到的《黄帝四经》版本下葬於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它避刘邦讳，是汉初的抄本。在版本上比较晚。很多学者一口咬定《黄帝四经》是在《老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太史儋是《老子》五千言的作者的话，太史儋和申不害同时期，而申不害读过《黄帝四经》，《黄帝四经》怎麽可能会是在和申不害同时期的太史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呢？郭店楚简《老子》是目前最原始的版本，大约下葬於前30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这个版本是春秋末年老聃的原始《老子》，姑且不论其是否成立，《黄帝四经》也与这个原始《老子》无关。一是《黄帝四经》的产生时间在前400年以前，远比前300年要早；二是和郭店楚简《老子》同时期的上博楚简《三德》，明显和《黄帝四经》一致，是《黄帝四经》的直接源头。

而比《三德》更早的，则是春秋末年在周太庙右陛之前的铜人背上孔子亲自抄录的《金人铭》，《金人铭》系黄帝之作，为《太公金匮》和武王时期的《丹书》所证，是先周时期的产物。《金人铭》和《黄帝四经》之间有着统一的逻辑体系，有着其特殊的独家语言。在这样强大的证据面前，还能说先秦不存在独立的黄帝学说吗？

从《金人铭》来看，黄帝学说确实是非常早的。远在诸子之前，属於黄帝学派的就有伊尹、吕尚、辛甲、鬻熊。和《黄帝四经》同时出土的伊尹《九主》一书和《列子》所载《鬻子》言论，当远在春秋之前。商末周初的吕尚、辛甲和鬻熊都是言黄帝与颛顼之道的，这说明远在诸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黄帝与颛顼之道为基础的诸子架构的雏形。

有书不如无书，我们抛开文献不谈，从逻辑上来分析诸子与黄帝的关系，这应该是更有说服力的。从《金人铭》、《三德》、《黄帝四经》、《黄帝内经》等黄帝经典着作来看，黄帝学说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东西，它有一以贯之的统一的逻辑体系，绝不是东拼西凑之物。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说明道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都与黄帝学说有关联，都有黄帝学说的影子。这里面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黄帝学说是对阴阳儒道墨名法的统一，二是阴阳儒道墨名法是对黄帝学说的分化。

先看统一问题。阴阳儒道墨名法各家自成系统，且各执一端，要综合和统一诸子学说是不可能的，先秦和秦汉之际从未出现过这种趋势。《吕氏春秋》试图这样做，但完全是一个大杂烩，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能统一诸子百家的统一学说。从逻辑上来看，诸子百家是不能统一的，不存在黄帝学说是对诸子百家的统一的可能性。

再看分化问题，黄帝学说本来自成系统，而阴阳儒道墨名法执黄学之一端，各自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所谓各执一端，也就是各自拿了他们自己所认为精华，阴阳之大顺、儒墨之善、名法之要均来自黄帝学说。黄帝与诸子之间的关系不就理顺和合情合理了吗。庄子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在黄帝学说那里，道术是统一的，由於诸子各执一端，统一的道术就破碎和分裂了。

打个比方，一个妈妈生了九个儿子，九个儿子都有妈妈的特点，不是眼睛像就是鼻子像。但我们的学者们却说，这个妈妈综合了九个儿子的特点，必定是九个儿子共同生出来的。

再强调一次，不能把黄帝和黄帝学说等同起来，把两者等同起来，同样是谎谬的。在黄帝学说中，只有其原始学说是黄帝或黄帝时代的，且这个原始学说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纯粹属於黄帝本人的真传，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就是《金人铭》，而《金人铭》又恰好处在整个黄帝学说的逻辑核心地位。所以黄帝学说的定义要这麽来陈述：黄帝学说是以黄帝原始学说为基础，历经数千年发展、完善、深化和昇华所形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诸子之前，黄帝学说就等同於中国文化。除了儒家或另有所源之外，诸子们均在这个共同文化的基础上，繁荣和发展起来。这麽去认识，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就清楚起来了。

3．道术重光

我们绝不要以为中国文化是诸子们所能建立起来的，一个文化，决不是几百年所能形成的，它一定要经过上万年的直接酝酿。文化的诞生就标志着文化的成熟，在酝酿时期，文化是不成熟的，文化自身的逻辑、精神和灵魂均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地完善之中。而当文化在逻辑、精神、灵魂上基本定型之後，文化就成熟并诞生了。文化诞生之後，它就不再像未诞生之前那样仍然具有可塑性，它已经在按照自己固有的逻辑、精神与灵魂向前发展了。它已经具有自己固定的特点，和其他的文化鲜明地区别开来了。

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它的兴衰和命运是由它自身的逻辑、精神和灵魂来决定的。人类产生过很多古老的文化，它们的命运和兴衰均是各不相同的。但有一点例外的是，除了中国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早已魂消魄散了。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之伟大。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麽只有中国文化能延续至今？而其他古老文化却不能够。

在母系时期，母系社会的原则是一致和统一的，母系文化也应当是一致和统一的。这个时期，人类各族群并未产生具有地域特徵的文化出来，到处是一个面孔。而进入父系之後，各种不同的文化就在各族群和各地域产生了。

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当属埃及文化和中国文化，并且埃及文化比中国文化似乎更为古老。有一个特点，埃及比中国进入父系至少要早1000年，埃及在5000年前进入王权的时候，中国才刚刚开始向父系转型，经过1000年的转型之後，中国才开始建立起王权。至於古希腊、古罗马，其文化的形成都要晚得多，都是父系时代的文化。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黄帝是仰绍文化庙底沟时期的人物，根据许顺湛先生的分析，庙底沟遗址333号灰坑第三层出土的木碳，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距今5910 ± 125年，属於庙底沟文化的晚期。半坡遗址的庙底沟类型，大体资料是距今6300年，属於庙底沟文化的早期。庙底沟文化在庙底沟前後延续了700年之久。照这麽分析，黄帝时代处於距今6000年左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5000年左右。总之，仰绍文化庙底沟时期，仍然处在母系社会的繁荣与鼎盛时期。而到仰绍文化大河村时期，母系社会已进入衰落时期。

长达2000余年的仰绍文化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母体，整个仰绍文化都处在母系势力范围之内。炎黄部落联盟在当时应当是相当庞大的，它已经具备了产生文化的各种条件。黄帝与颛顼之道的形成，标志着母系文化在中国的成熟，文明之光开始普照四方。文化最初在炎黄部落联盟诞生之後，它就具备了同化四方的强大优势，形成了华夏核心文化圈，唐族、虞族、夏族、商族、周族都属於这个核心文化圈。在这个核心文化圈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华夏民族，黄帝逐成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和文明初祖。

从龙山文化开始，中国才开始向父系转型。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就是说，从5000年前到4000年前，是父系文化的孕育期，一直到孔子那里，才标志着父系文化的成熟。在父系文化没有成熟之前，母系文化在中国一直是占上风的。父系文化在孔子那里成熟之後，也还并没有占主导地位，一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父系文化才开始占上风。

在中国，母系文化与父系文化对照，在易经里是看得最清楚的。《归藏》是黄帝易，是母系文化的产儿。《归藏》以坤为首，为坤乾，贯穿着尊母归阴的思想。孔子曰:“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而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1993年3月，王家台十五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就有《归藏》，学者们认为是《归藏》之《郑母经》，所谓郑母经，就是尊母经。《周易》是文王易，是父系文化的产儿。《周易》以乾为首，为乾坤，以阳刚为美，和《归藏》以阴柔为美恰好是一种文化对立。

黄帝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和文明初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在黄帝时代诞生的。进一步说，中国文化是在母系的母体中孕育和产生的。而埃及文化是一个典型的父系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均是在父系的父体中产生的，只有中国文化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文化。

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有什麽区别呢？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的区别是由人性来决定的，人性决定着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的不同特徵与命运。

在高等动物界，大多处於父系状态。动物之王一般由雄性来担任，如猴王、狮王等等。猴王和狮王独占雌性的交配权，以繁育出最强壮的下一代。但人类从“人猿相揖别”开始就是母系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态下度过了无比漫长的岁月。为什麽人类一开始不处於父系而处於母系呢？因为只知其母，人类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父亲的概念。

并且人类是不能像动物那样独占交配权的，人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近亲婚配，近亲婚配会导致人种的退化和衰亡。这是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所总结出来的教训。一个部落，必然要由两个互通婚姻的氏族组成，绝对禁止同氏族的婚配，这样人类才能够繁育出最优秀的下一代。

人性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但人性有很多面，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又是各不相同的。《列子.黄帝篇》这样描述母系社会：“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在母系时代，“安徐正静，柔节先定”，那是一个人人有很高德性的至德时代。

母系是自由、平等、民主的代名词，所有母系社会，其氏族内部都处於自由、平等、民主的状态下。那个时期的人类，对自由、平等、民主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不知道剥削、压迫、特权、奴役是何物，那真正是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期。这绝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考古发掘出来的一列列平等整齐的氏族墓地，证明了这确实是人类曾经有过的状态。

而父系，是天下大争的产物，暴力、动乱和争夺是父系无休无止的特徵，父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压迫、剥削和奴役之上的。如果人类从“人猿相揖别”开始，就处於父系状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它必将灭绝和消亡。如果人类在以後的漫长岁月中，继续处於父系状态，也必将灭绝和消亡。

为什麽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都已经消亡了，是因为它们都是父系文化。为什麽最古老的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能延续至今，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母系文化，这个以母系为精神的文化，是永世长存的。从尧舜禹文武周公到孔孟的父系文化，到新文化运动中，亦已经死亡了。所有父系文化都是会死亡的，只有母系文化才能长存。

中国文化能够延续至今，靠的就是仰绍文化庙底沟时代的母系文化的根本，也就是李约瑟所说的，道家使中国文化免於腐烂；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说的，“以是其神魂之全部虽逝，其躯壳犹能续存千数百年”。如果中国只有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那个父系道统，中国文化绝不能延续到今天。如果在黄帝时代就是这个父系道统，炎黄部落联盟决不会成长为能同化四方的华夏民族。远东就会和欧洲一样，成为多种文化共存之地。

黄帝与颛顼之道，是母系文化所孕育的民主道术，这是黄帝学说最核心的特徵。在中国历史上，只要运用黄帝学说来治理国家，必然会建立伟大的治功，这是屡为历史所验证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治功，都是在黄帝学说和准黄帝学说之上缔造的。

我们从作为黄帝原始真传的《金人铭》中，能看到那种强烈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向善精神，这种精神和当代自由主义所张扬的那种精神既高度一致，又完全相通。作为中国文化诞生时刻的《金人铭》所确立的那种精神，和当代自由主义所张扬的那种精神，归结到一起，就是一句话：权利主义。

“执雌持下”是《金人铭》所确立的伟大的原则，也是整个黄帝学说的逻辑核心。何为“执雌持下”，就是任何人在权利面前都应处於雌下角色。再强大的人，在权利面前均是卑弱者。践踏权利和逾越权利的强梁者和好胜者，是不得好死和必遇其敌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人就是遵守和尊重权利的人。

中国文化在21世纪初叶，终於迎来了民主道术的重光，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文化复兴的曙光。恢复轩辕黄帝作为“学者所共术”的崇高地位，推动文化尊黄，必定将迎来新的光辉灿烂的诸子时代。在父系文化的废墟上，在母系文化的根基上，中国文化一定能够建设一座更加宏伟、更为辉煌、永世长存的大厦。

2007年12月8日於天秀花园 

段振坤 2010-08-16 07: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