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能没有想到，我现在已转型搞农业，种有机蔬菜、养有机猪……不亦乐乎。”2012年，收到谭启仁的来信。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仍在为实现他的人生价值而努力。二十多年前，谭启仁、傅瓒、黄佶、曹老师，这群普通人的命运，因一台游戏机而改变。

烟山版《坦克大战》

经过一家卖烟酒日杂的小店时，傅瓒停下脚步，对我说，二十年前，福州有不少这样的店，柜台上摆着一台电视和一台红白机，旁边围着一群孩子，在玩《90坦克》。

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两次转折。傅瓒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数代人的命运因此改变，傅瓒是其中之一。在农村插队一年后，二十岁的他考入福州师范专科学校（今闽江学院），成为这所学校复办后的第一批202名学员之一。当时，学校只开设了中文、英语、历史、地理和物理五个专业，傅瓒选择物理，毕业后成为福州十六中的一名物理老师。

1984年，邓小平在上海观看小学生计算机操作表演后，说了一句“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做起”。全国随即掀起一股青少年学电脑热。傅瓒所在的福州十六中也响应号召，购置14台苹果机，创设电脑室，派出包括傅瓒在内的一批老师去福州大学进修计算机。这之后，傅瓒被调任电教组组长，成为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1984年10月，傅瓒向校领导提议，成立一家电脑服务部，挂靠在校办工厂名下，对外承接软件开发业务。学校批准提议，拨给他两台苹果机和3000元启动资金。

服务部的业务很快扩大，学校决定在此基础上成立独立核算的公司。营业地点位于校门内左侧的一间小屋，公司名为“烟山软件技术服务中心”。“烟山”取自福州十六中附近的一座小山——烟台山，傅瓒把中间的“台”字拿掉，为了读着顺口。

1985年5月，从工商局领到营业执照后，烟山软件正式营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红白机的货源大多来自距福州三小时车程的石狮。当时的石狮以小商品走私闻名，电子表、尼龙伞、布匹、随身听、游戏机……水货源源不断从这个小镇流向全国各地，以至于石狮汽车站成为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

近水楼台先得月，福州因此成为游戏机和游戏卡的集散地之一。后来占据国内红白机市场半壁江山的“小天才”兼容机的组装厂，以及以改编和开发红白机游戏为业的外星科技，均坐落于福州。

烟山软件也开始经营红白机。最初，兼容机尚未出现，原装机1500多元的价格令普通家庭难以承受，所以销量很少，每月仅能售出三五台。直到后来，他们代理了“小天才”兼容机，销量才有所上升。

一次进货，游戏卡带在运送过程中被摔散。傅瓒拾起检查，发现卡带的内部构造很简单，PROM、TTL线路，这些对于已有汉卡和雅达利卡带改造经验的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于是他买来空白芯片，自己烧录游戏。原装卡带进价两三百元，自己组装，成本仅六七十元，利润颇丰。

积累一批程序后，傅瓒的好奇心又上来了：能不能像以往修改雅达利游戏那样，改造红白机游戏？选择《坦克大战》为试验对象，一是因为这款游戏简单有趣，二是因为游戏自带编辑器，改起来相对容易。

傅瓒对原版的地图和参数进行修改，添加一系列新关卡，于是就有了“烟山版”《坦克大战》——《坦克7》。之后他又制作了《坦克14》、《坦克28》、《89坦克》和《90坦克》，加入敌方坦克吃宝物、双打互借坦克等功能，以及水陆两用坦克（可渡河的船）、火焰喷射器（可削草的手枪）等宝物。

“烟山版”《坦克大战》出人意料地大卖，甚至有经销商为了第一时间抢到货，在学校办公楼大厅打地铺。一次，傅瓒去北京出差，在王府井一家百货商店看见《90坦克》的卡带，三百多元的标价把他吓了一跳。这些卡从他手中批出的价格，只有八九十元。

中国大陆玩家所玩的《坦克大战》，多是出自傅瓒之手的修改版。其中《90坦克》流传最广，辨识方法很简单：B3、B5、B6、B7四版地图上，分别写有“福州”、“烟山”、“软件”、“542408”（电话号码）。

在中国电视游戏短暂的发展历程中，“烟山版”《坦克大战》成为被盗版次数最多的游戏之一。当时市面上的大多数低K合卡，均包含此节目。傅瓒估算，如果加上国内外各种翻版，《90坦克》的销量已逾3000万套，而经烟山软件售出的，仅区区数万套。

凭借“坦克”系列，1989年，烟山软件的营业额突破200万元，公司规模从最初的3人增至16人。

然而短短一年后，福州本地销售游戏机及卡带的个体户即增至100多家。卡带的破解和烧录已无门槛可言，从读取、烧录到焊接，整套设备只需2000多元，外壳本地生产，空白芯片购自台湾。

当盗版形成规模，创新力的比拼演变为成本的比拼。为维持生计，烟山软件后期做起了卡带外壳的生意。六七角的进价，卖一块多钱，已是不错的利润。而这些外壳，大多流向了盗版商贩。一个无奈的讽刺。

烟山软件由盛而衰的那一年，广东中山市，29岁的段永平成为一家亏损200万元的小厂的厂长。他瞄准红白机，转型生产仿制游戏机，这就是后来的“小霸王”。

《电子游戏入门》

“你家里有彩电了吗？为什么不用几百元钱，为你们全家再增添无穷无尽的欢乐。……胜天9000型电视游乐机，由一台小型电子计算机和一对操纵器组成，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出千变万化的图形，构造出惊险有趣的场景。”这是刊登在1989年5月11日《杭州日报》上的一条广告。

广告中的“胜天”，是当年台湾胜天电子有限公司推出的仿制红白机品牌，其机器以蓝白色为主，因质量稳定，与“小天才”一并，占据了国内兼容机市场的大半江山。

这年春天，黄佶下海，从一名中科院博士转职为销售。上面这段广告词，就是他在杭州跑销售时写的。

博士毕业后，黄佶暂未找到合适工作，便留在所里帮老师做实验。听老师说起有朋友在上海开了家卖游戏机的公司，他前往应聘，入职跑起了销售，每月250元工资。老板是一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胖胖黑黑，戴着眼镜，黄佶后来才知道，他也是从中科院下海的。

1989年，“胜天”进军大陆，这家只有十多人的小公司成为总代。老板交给黄佶一个行李箱、一台样机、一叠合同、四百元差旅费，派他去杭州开拓市场。与以往实验室的工作不同，销售需要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联络百货商店，讨价还价，在媒体上打广告……黄佶花了不少时间才适应这个新角色。

返回上海时，他对销售已驾轻就熟。中百一店、中百九店、华联商厦，定期与这些大商场联系，铺货、促销、布置店面。

一天，黄佶接到上海少儿出版社编辑打来的电话，对方看见游戏最近很火，报纸上也有对其利弊的讨论，便想找个熟门熟路的人写一本介绍游戏的书。黄佶毛遂自荐：我来写吧，我是博士，保证能写好。

揽下这件差事后，黄佶犯了愁，自己只写过论文，却没有写书的经验。他决定按照论文格式，先从电子游戏的发展史谈起，接着谈游戏机的原理、构造及使用方法，最后切入正题——“游戏节目过关技巧”。

在研究所读博时，黄佶也算是游戏高手。每天吃完晚饭，一群同学围在他身边，看他在苹果电脑上玩空战小游戏《Star Blazer》。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开始苦练游戏技巧，下班一到家就打开游戏机，玩到半夜，然后躺在床上写攻略，写完一页，往枕头下塞一页。完稿前，手稿摞起已有一拳多高。

在他看来，打游戏比写论文难得多。打《古巴战士》，他把手指磨破了。《魂斗罗》实在打不穿，只好以一条香烟为报酬，请公司的一位老销售代为通关，自己在边上做笔记。玩《网球》，他对网球规则一无所知；玩《古巴战士》，他只知卡斯特罗，不知切·格瓦拉、巴蒂斯塔，于是一趟趟地跑图书馆查资料。

1990年6月，《电子游戏入门》正式出版，全书136页，8万多字，售价1.6元。黄佶从出版社领到数千元稿费，部分稿费以书抵扣。下班后，他把出版社发来的一千本书堆在三轮车上，专挑卖游戏机的地方吆喝。

《电子游戏入门》是第一本在大陆正式出版的面向普通玩家的游戏图书，书中既有游戏攻略，也有产业分析，例如，首次向国内读者介绍了1980年代初的“雅达利冲击波”，提醒游戏业以此为戒。黄佶还结合自己的销售经验，指出“买得起游戏机，买不起游戏卡”是制约大陆游戏机市场发展的主因。

“9999999合1”

“我们自嘲就像是等待被捞的饺子。大部分饺子都留在汤里，最后煮烂了。我很幸运地成为了被捞上来的那只饺子。”曹老师的经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一个缩影。

1965年，曹老师考进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一年后即遭遇“文革”，学业荒废。1970年，她与后来成为丈夫的同班同学一起被分配往大西北，在青海一呆就是八年。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也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曹老师与丈夫为离开青海而拼命读书，那一代人称之为“考户口”。她顺利考入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回到家乡福州，1982年又考取研究所的量子化学博士，成为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的“大弟子”。那年，全国中科院系统仅104名博士，女博士更是只有4人。

曹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许多“老三届”返城后找不到工作，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而她却走进窗明几净的研究所，拿到了每月140元的工资。唯一的遗憾是家庭不完整。两个孩子出生在青海，因高原不适，不久就被送到上海的爷爷奶奶身边。之后十多年，父母与孩子只有春节才能见上一面。那时，曹老师经常做梦回上海看望孩子，每次想到孩子，夫妻俩就会抱头痛哭。

1988年，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龄。为了一家人团聚，曹老师决定放弃研究所的优厚条件，停薪留职。夫妻俩攒了一年的工资，搬往上海。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他们进不了正式单位，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夜之间从知识分子变为无业游民。

那一年，曹老师42岁，看不见未来的出路。

从未拨过算盘珠的曹老师决定下海经商，然而第一次下海就呛了一大口水，辛苦赚来的钱被挂靠单位悉数吞掉。听说她的经历后，曾经在中国科技大学任职的一位学者，邀她去合肥为学生演讲。演讲结束后，给了她50元辛苦费，对她说：“希望你明白，知识是有价的，是可以赚钱的。”

曹老师记住了这句话。1989年春，她加入一家生产黑白电视机和毛绒玩具的街道工厂，筹建研究所，每月工资400元，外加100元补贴。“简直是天价，我能养活一家人了！”曹老师激动不已。

这个“研究所”与她之前从事科研的“研究所”截然不同，在这里，效益是第一位的。做什么才能盈利，曹老师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一次，去同学家玩，她看见一台长方形的黑色机器，一头连着电视，另一头接着一个小方盒。同学告诉她，这是台专门用来玩游戏的机器，叫做“雅达利2600”。

曹老师立刻跑去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在那里找到了三种游戏机：一是原装红白机，一台机器加一盘卡，约1500元，被称为“高档机”；一是“小天才”等兼容机，600多元；雅达利2600属于“低档机”，400多元。

在游戏机柜台前，她看见很多孩子，目不转睛盯着电视上的游戏演示。他们专注的表情，令她印象深刻。

曹老师与同事一起，制作了三台仿雅达利2600的样机，送往上海第四百货商店的玩具柜台，请对方代销。他们挂出事先写好的宣传板，板上写着：“引进美国雅达利游戏机技术，自行生产，价格优惠。”

三台机器即刻售罄，宣传板尚未收起，又陆续有人过来打听。厂里决定立项生产家用游戏机，瞄准当时市面上热卖的“小天才”，将机器命名为“小天使”。

1990年代初，兼容红白机大量面市，品牌杂多，除外型与按键布局稍有不同外，内部构造、功能设计及附件配置几乎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学习机”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也被创造出来。其原型是任天堂1984年推出的“Family BASIC”，国人为其添加了打印机、录音机、软驱、鼠标等外设，市场宣传时，将“学习”的功用置于“游戏”之上。尽管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这是国内最早面向本土市场量身定制的游戏机硬件。

此时的曹老师已离开原单位，自立门户，做起了游戏机维修的生意，她还同深圳东达电器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名噪一时的“金字塔”学习机。金字塔学习机的卖点之一是采用多槽口设计，以方便扩充和升级。“具有多个扩充槽的多功能电脑学习机”的专利权人中，便有曹老师的名字。

之后十多年，曹老师由硬件转向软件，先后在上海、福州、深圳等地成立公司，开发红白机游戏及教育软件。1998年，她还和丈夫开了一段时间“夫妻店”，她负责写软件、制作动画和音乐，学药理出身的丈夫将卡带样品手工焊好，交给工厂批量生产。

曹老师家中至今仍收藏着由她经手的25000多张游戏卡带，大多组合或修改自其他游戏，也有少数原创，如《美猴王》、《猎杀侏罗纪》，以及为纪念1997香港回归开发的《九七港京拉力赛车》。

这两万多张卡带中，有一张特殊的合卡——“9999999合1”。游戏选择菜单上有两只飞鸟，背景音乐是《人鬼情未了》。这类“超级合卡”的出现，标志着红白机游戏在中国步入了最后的辉煌。

人民大道那家店

1980年代以前，上海的人民大道主要用于国庆检阅之类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文革”结束后，这条大道从喧闹中安静下来，成为一条普通的马路。站在路上左右眺望，看不见典雅气派的上海大剧院，也看不见造型奇特的城市规划展示馆，只有一些临时搭建的铁皮棚，零零星星，散落路旁。

在这些棚屋中，谭启仁的店无疑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他的柜台里除了玩家熟悉的红白机及游戏卡带外，还摆着一台时尚的黑色游戏机，机器中央的圆盘上写着大大的“16 BIT”，角上印着一行白色字母——“MEGA DRIVE”。它就是日本世嘉1988年推出的16位机先驱——世嘉MD。

当时，中国老百姓的购物场所主要集中于国营百货商场，个体电玩店仍是新鲜事物。在上海，如果你想购买游戏机或游戏卡带，首选地点是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或向阳儿童用品商店。

1990年，谭启仁的电玩店开张后，很快成为上海电玩迷的乐园。虽然小店没有招牌，没有名字，布置也很简陋，但只要提起“人民大道那家店”，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这里。

谭老板的正式身份，却鲜有人知。有人猜测，他可能是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因为曾听他提起在浙江大学开讲座的事。有人说他可能是某电子研究所或国营电子厂的工作人员，因为他的店里除了游戏机外，还有Z80和MCS-51单片机开发系统之类的硬件。

上海人民大道的这家电玩店，是谭启仁的第二次创业。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全民皆商的狂潮，知识贬值，社会上流传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顺口溜。知识分子纷纷放弃学术研究，下海经商，其中大多数流向了贸易公司或是简单赚取差价的小公司。

谭启仁也是其中一员。下海前，他是浙江大学附属杭州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程序设计助教老师。1988年，他放弃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借了20万元，挂靠浙江省科技开发总公司，创办浙江现代微电子技术公司，目标是：动漫游戏的开发、家用游戏机的制造，以及游戏杂志的创办。

一年后，公司生产的第一批兼容红白机，在杭州和上海两地面市。然而令谭启仁意想不到的是，198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上报的浙清整办《关于撤并省属32家公司的通知》，竟然把他的这家民营科技企业也当作清理整顿对象，由此引发了全国第一起民告省政府的案件。

十七年后，谭启仁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论文中写道：这是1990年10月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全国第一起民告省政府案件，浙江省人民政府主要行政首长的不当干预和司法机关违法办案，是造成历史错案的主要原因，也暴露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弊病。

苦心经营的公司被撤销，投入的20万元打了水漂。谭启仁并未放弃，他从杭州转至上海，开始第二次创业，于是便有了上海电玩迷熟悉的“人民大道那家店”。

在上海玩家的记忆中，“人民大道那家店”与一本名为《电子游戏指南》的杂志紧密相联。

这是一本“地下刊物”，没有主管单位，没有书号或刊号，出版周期也不固定，每月一期或两月一期，取决于新游戏的数量。印刷很简陋，封面是一张16开白纸，印着“电子游戏指南”六个大字，内页为黑白，只有文字，没有图片。每期四五十页，以游戏攻略为主，封底是人民大道电玩店的广告和价目表。

《电子游戏指南》由谭启仁出资创办，张弦、叶伟撰稿，印好后放在店里，买游戏赠送，单买5块钱一本。在那个资讯与交流极为贫乏的年代，这本“地下刊物”很快吸引了一批忠实读者。

1991年至1995年，《电子游戏指南》总共存活了四年，期间谭启仁也曾考虑“转正”。1992年，他联系《电子世界》杂志社，发行了两辑有正式书号的出版物，名称由《电子游戏指南》改为《电玩迷》，封面、封底、封二和封三改为彩色，以“电子游戏丛书”的形式出版。

《电玩迷》仅出两辑，即因国家对书号的严格管控而被迫停刊，重新转入“地下”。1995年，这一国内游戏杂志的先行者被上海出版局以非法出版物查处。“我清楚地记得，1995年的一天，几千册刚发到上海的《电玩迷》，在上海火车站被查扣，虽然也少不了送礼，但还是被罚去七八千元。”谭启仁回忆道。

这时，他的电玩店也因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的动工，搬至陕西路与复兴路路口的一家文具店里。上海的电玩市场开始由16位机向32位机过渡，竞争越来越激烈，商家的“猫腻”也越来越多，“人民大道那家店”不久便泯然众人矣。

结语：红白机与四位老人

1983年7月15日，红白机（FC）在日本正式发售。那一年，傅瓒在福州十六中任物理老师，曹老师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攻读博士，黄佶在上海读硕士研究生，每月70元补贴，谭启仁在浙江大学负责计算机房的软硬件维护。五年后，他们的人生轨迹因这台游戏机而各自改变。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历史上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当时的我只是被工作和生活推着往前走。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只要自己不是一个多余的人，能够被别人需要，被别人想念，就满足了。”傅瓒说。采访结束后，每年春节，都会收到他发来的祝福短信。

“如果我没有考上研究生，就没有学习电脑的机会。如果我不是院长的学生，那位改革名人就不会注意我。只有不断往前闯，才会有后面的机会。”曹老师说。接受采访时，她正在为一款国产多媒体掌机做技术顾问。一年后，掌机上市，市场反响热烈，但随即传出她与合作方的一系列纠纷，之后，便与她失去了联系。

“游戏机的功能将越来越多，图像质量也会越来越高，价格却会不断下降。同时，游戏节目也将越来越丰富。电子游戏机在家庭电子系统中的地位，必将越来越重要，它一定会成为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不可缺少的生活伴侣。”黄佶在23年前的《电子游戏入门》一书中写道。身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他最近一次“不务正业”，是2012年绘制了一张“中国政改路径底层设计图”，引发围观。

年近七旬的谭启仁，仍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忙碌。他带领浙江大学的30名硕博生，创办了一家股份制现代农业企业，种植蔬菜、栽培水果、养猪，打造有机食品。“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他以毛泽东的这句诗，总结自己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