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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二章 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7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

　　〔第7页〕

　　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不平等条约订立的经过，全〔第8页〕为中国国耻的记录。而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国父说道：「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满清征服。」又说：「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人来做皇帝。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后来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字都不准人提起了。凡是书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要一律删改，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籍，一概定为禁书，完全把他消灭，非特不准人民阅读，而且不准人民收藏。」但是比之于日寇今日统治朝鲜，其手段的毒辣，犹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朝鲜亡国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而其国内的人民早已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鲜原有的历史文化，都已毁灭无余，不许朝鲜人存留一点民族意识。所以朝鲜人至今听到「韩国」这个名词，亦不知其意义了。我们看见了现代帝国主义者对于他所灭亡的国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祸患之惨酷，实在寒心。

　　在满清这样一面奴化，一面残杀之下，中国固有的优良学风，乃为之大坏。当明代开国时期，所提〔第9页〕倡的朱学，到他中叶，这一派的学术，发生了流弊。一般学界中人，应科举者固然是寻章句，作八股，讲义理者，亦不过造语录，看话头。王阳明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要矫正这种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学者从烦琐的文体与支离的思想解放出来。这一派的学说不久也流于空谈无实。张江陵当政，又提倡「实学实用」的学说，兼救朱王两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际，虽有王学的狂禅，东林的虚矫，然而科学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等于天文历数，农政工艺，莫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颜（习斋）、傅（青主）诸大儒，更是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推衍，尤招满族之忌。几回文字狱之后，经世之学遂衰。到了干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考据之学，本由黄顾开其源，在黄顾本人，这种学问实在是经世之学的一个部门，离开了经世的大义，便失去本来的价值。干嘉的学者，舍弃他们实用的精神，专求学问于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学问既与人生脱节，亦与政治分离。一般学者于支离琐屑的学风之中，复误解「中庸」的道理，养成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风气，造成曾涤生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此二百六十年间，正是欧美现代各国，脱离中古黑暗时期，开国创业，发愤图强的际会。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第10页〕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决不致遭受此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耻辱，亦不致任日寇为祸于亚洲，乃可断言。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无如满清不惟见不及此，而且他专用一种残杀与奴化的政策，来统治各宗教。所以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虽乾隆时代号称郅治，然而满大臣之当国者，如和珅之流，私心自用，贪婪成风。自此以降，一般满官，大抵贿赂公行，诛求无厌；而投效满清为奴才的汉官和学者，又相习于崇尚虚文，不务实际，敷衍粉饰，聊以自保。尤其是一般寡廉鲜耻的豪猾，更不惜认贼作父，以编入「汉军旗」为荣幸，倚势横行，鱼肉同类。所以社会的黑暗，学术的败坏，皆日甚一日。而其对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发指。就是满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间，专施其挑拨离间的毒计，使之互相轧轹，和自相残杀，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克相制的状态之下，坐收渔利，维持他满清皇室的地位。所以他对于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灭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绝灭其宗族的人种。他对于汉回各族，则从政治与宗教制度上讲求箝制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制国内各宗族的手段，最为显着。然旗兵最大的缺点，亦就在于兵民之间，在宗族上有鲜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悬殊的距离。清廷以为汉人纳税以奉养旗兵，旗兵习武以镇抚各族，认为惟一的良策。殊不知兵农既分，则旗兵流于游惰。满族固举族皆兵，然其风气之所趋，乃到后来举族皆成为浮食的游民。到了太平天国时代，旗兵与绿营皆腐败无能，于是湘勇淮勇遂为地方军队的滥觞。

　　满清政府这种害人自害的对内政策，相沿至道光同治之间，遂致立国的精神沦没，开国的遗规失坠〔第11页〕，政治解纽，国防废弛，瓦解土崩，大势已成。于此时期，中国在列强侵略之下，遂造成了「不平等条约」，继续不断有加无已的国耻，卒使我国势日蹙，而满清皇室的本身，亦难免于覆灭。我 国父看了满清这种对内政策，足以致国家民族于灭亡，所以自兴中会至同盟会，即以此为革命的唯一对象。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 国父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义，以解除国内各宗族的轧轹，而致之于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于今日，我国民政府仍一本我国父的遗教，以及中国国民党历次宣言，一扫满清对内的卑劣政策，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赋与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俾我中华民国，日益富强康乐，而三民主义亦得发扬光大于世界。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一贯精神，亦即是中国国民党对内政策的唯一使命。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二章 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4页，第15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第19页，第20页，第21页，第22页，第23页，第24页，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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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南京条约就是这第一个国耻所造成的。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天津条约又是这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这个时期，列强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为基点，设立各种的特权。他们最初开辟的通商口岸是广〔第12页〕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就是所谓「五口通商」。他们取得的权利是他们的人民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居住贸易，反客为主，并在协议关税之下通商往来，漫无限制。其后英法等国，在他们各自企图扩张商业势力的地点，增开商埠，又利用满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权。每一国在他和中国订立的条约里面设定一个新特权，其余各国便援引「最惠国条款」的恶例，同享这个新特权所给予的利益。条约里明白规定的特权，又可以由他们在文字上的解释，加以扩充，或由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承认，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权。即如租界，在中外条约上本没有什么特权的明文规定，后来变成了喧宾夺主的怪象，却是由领事裁判权扩充而发生出来的。

　　何以说天津条约是这一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呢？南京条约订立之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对中国通商，以广州一口为最繁盛；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济上思想上的影响，以两广为最深，民众的反响，亦以两广为最烈。广州的民众，反抗开辟商埠，反抗外轮进口，情绪至为激昂。南京条约订立后九年，为道光三十年（公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广西的金田起事，由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几至于颠覆满清。正在这个时期，英法联军，袭击广州、攻略天津，进扰北平。清室昏愦，在联军强制之下，而订立了这个天津条约。在此以前，清廷对外来的压迫，一本其传统的自大心理，藐视外国，以反抗洋人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清廷在国内民族革命，与列强的压迫之间，加以权量，乃渐趋媚外，于是与列强所订的条约，多已含有自动让与的作用在内。而汉族的士大夫对于列强的认识，于此也有重大的变迁。在此以前，他们对于列强抱有自大的心理，亦与清廷相同。到了此时，其大多数还在〔第13页〕浮夸蒙昧之中，鄙视洋务，不值一顾。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枪炮轮船的厉害，渐怀戒惧之心，乃主张模仿西洋，盛倡「格致」。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是此后清廷新政的先驱。然而所谓洋务，初不过设工厂来仿造西洋枪炮与交通的工具，设学校来教习西洋的语言文字。而通晓语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无整个计划之制造轮船以至修海防，筑铁路，亦不过震于西洋之「船坚炮利」，并非为全部国防计划与国民经济打算。但是他们所筹的新政经费，多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穷奢极侈之私欲。所有官员亦相率视新政为肥缺，舞弊营私，以图自饱，「海军衙门」在实际上忙于颐和园的内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挂名分肥的处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二百余年来满清上下积累而成的衰风敝习，遂暴露于天下。而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的各约共为一期，英法联军之后的各约又为一期。前一期的各约，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谓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条约，咸丰元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取得各种的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子）纯粹外国人案件，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第14页〕

　　（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由外国领事馆先行调处，调处不成，则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理」，公平讯断。

　　（寅）中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其各本国领事官按其各本国法律审断。

　　列强既在中国设定领事裁判权，则中国的司法权为之破坏，国家主权亦因而毁损；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交易往来，更不复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国计民生两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击。

　　乙、关税协议权

　　（子）进出口之外国货物，除茶叶木材金属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余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国商船进口，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征船钞五钱，百五十吨以下者每吨一钱。

　　自关税协议之后，中国的经济财政权于有形无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计为之凋敝，而国家的命脉亦因而断绝了。

　　后一期的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有咸丰八年（公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十年中俄续约，咸丰十一年中德天津条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条约，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条约，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条约，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条约，同治五年中义北京条约，同治八年中奥北京条约，同治十三年中秘华盛顿条约，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六年中美条约。光绪七年中巴天津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增辟了沿海沿江多数的〔第15页〕商埠，并增取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列强在这些条约里面，除重申前述之领事裁判权各点之外，更确定下面两种特权：

　　（子）观审权

　　南京条约以后各约所谓「会同审讯」的一句话，原由于满清官员翻译约文的误译。到了天津条约订立之时，列强即凭此误译，确定其观审权：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案

　　件，外国使领官派员观审。

　　（丑）会审权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与英美领事议定「洋泾?设官会审章程」。自此以后，不独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民刑案件由「会审公廨」会审，即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亦归「会审公廨」会审，以后各国纷纷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汉口「洋务公所」，哈尔滨「铁路交涉总局」，鼓浪屿「会审公堂」，都是这样的畸形的机关。自列强驻在中国的领事官员取得了观审会审特权，于是外人不独消极的回避中国的法律的管辖，亦且积极的干涉中国的司法；不独消极的不受中国法院的审判，且积极的审判中国的人民了。

　　乙、租界

　　〔第16页〕

　　在这个时期，各地的租界先后划定。除上海公共租界于道光二十五年划定，上海法租界于道光二十九年划定外，如光绪八年划定营口英国租界，咸丰十一年划定汉口英国租界，九江英国租界，镇江英国租界，厦门英国租界，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同治五年划定烟台公共租界。

　　领事裁判权本来是对人的，不是对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后，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乃适用于其所划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国领土之内，设立了多数的国家。

　　丙、军舰行驶停泊权

　　外国军舰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岸，以前的条约原无明文，然而强曲解条约文字，已有行驶停泊的事实。天津条约以后的条约则有定为明文。

　　自外国军舰自由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之后，中国不复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无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之下了。

　　丁、海关税务管理权

　　天津条约之前，上海海关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实。天津条约以明文规定中国海关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由此中国海关以英人为总税务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布「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许总税务司募用外国人，于是各口的税务司都用外国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们中国的海关，不独税率受列强的支配，即税款亦受他们的支配；不独进口〔第17页〕的外货受其庇护，即出口的国货亦受其检查和限制了。

　　戊、协议关税权

　　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重订中国的关税制，其要点如左：

　　（子）修改税率，实行值百抽五。

　　（丑）规定子口税为正税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减船钞为每吨四钱。

　　（卯）定十年修约一次。

　　此次修约的用意，在使外货进口的关税，依照实价征收，货价跌落，则税价亦相随减少，而子口税的规定，更使外货在中国各埠之间，可以自由转口，而不致加重负担。总之，中外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的规定，每有一次修改，则其对外货的保护，即必更加一层严密！

　　己、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

　　南京条约以后之各约所开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强的轮船有沿我国海岸航行的事实，而未明订于条约。至天津条约订立的时期，条约上面始有明文规定。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增开长江一带各口，于是列强更取得内河航行权。

　　列强在中国既有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不独外货可以遍销中国各地，并且中国航业的经营权，亦落在外人手里；不独外货由外轮运输各地，即国货亦倚赖外轮为我运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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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公历一八九四年）至八国联军，为中国国际关系「第二个时期」。列强乘日寇欺我之余，竞取中国的领土为租借地，画分势力范围，或修盖兵营，或建筑军港，或取得铁路建筑权，或取得矿山开采权。琉球、香港、台湾、澎湖、安南、缅甸、朝鲜沦亡的惨剧，尚在眼前；领土全部瓜分的大祸，复迫于眉睫。于此雪耻图强的运动，奋起于中国国民之间。在此时期，士大夫亦渐知中国之所以衰敝，不单由枪炮轮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的积习腐败，而君主专制又为政治积弊的本源。要怎样才可以改革政治？见到这一个问题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 国父顺应时代与民族的要求，主张革命，乃组织兴中会于檀香山，招集同志，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积极进行革命。其它各党各派都见不及此。即如康有为就维护君权的地位，组织「保皇党」，主张立宪，造成光绪二十四年之「戊戍政变」。戊戍政变的失败，更激起清廷的反动。以满洲皇族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讳谈洋务，排斥新政。其愚昧顽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强的武器，提倡愚民惑众的所谓「义和团」，以招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公历一九○○年）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公历一九○一年）的国耻。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之中，中日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这个时期的特点，则为满清与列强之间的各租借地的租约，各铁路借款合同，列强单独发表有关于「势力范围」的宣言，以及列强彼此之间订立有关「势力范围」的条约。今举其要目如左：

　　甲、势力范围、租借地、铁路建筑权、铁路附属地、矿山开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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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英国

　　在甲午之前，列强已有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英国于割取香港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还舟山条约，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岛给与他国」的字句。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缅界务及商务专约亦明定清廷「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甲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威海卫租借条约划威海卫为英国租借地，九龙租借条约划九龙为英国租借地。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范围。这时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丑）法国

　　法国占据越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光绪二十四年又取得「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在这个时候，他先后取得延长龙州铁路，建筑滇越铁路及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之权。光绪二十五年，他又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广州湾为其租借地。

　　（寅）德国

　　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并允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矿产。

　　（卯）帝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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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俄于光绪二十二年与清廷订立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与东三省铁路合同，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复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租借旅顺大连湾，并以续约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分长城以北，为帝俄建筑铁路范围。

　　（辰）日本

　　日寇于占领我澎湖台湾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的保证。

　　列强划分中国各地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亦即为瓜分中国的准备。瓜分的惨剧，虽未实现，而路矿工商等权已经被列强分割净尽了。

　　乙、租界

　　这个时期续划的租界，光绪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国租界，汉口德国租界，光绪二十二年有汉口俄国租界，汉口法国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三年有苏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汉口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五年有厦门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国军队驻扎权

　　在这个时期，帝俄在中东铁路一带强制驻扎所谓「中东铁路队」。

　　从此以后，列强在中国就有了驻兵权。

　　〔第21页〕

　　丁、邮政洋员任用权及外国邮局

　　法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强迫清廷在邮局内任用洋员，而列强复各在中国自设邮局。从此以后，中国的通讯，就受了列强的控制。

　　戊、设厂制造权

　　日寇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缴纳所订进口税」。其在中国各口所设工厂出品，依进口货减免各项税捐。其它各国援用「最惠国条款」，就都享有这个特权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至辛丑和约遂入于「第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在「第二个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而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光绪三十年（公历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寇亦从此遂树立他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如辛丑和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马凯条约，光绪二十九年中美商约，中日行船续约，光绪三十一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光绪三十四年中国瑞典条约，均增设特权。其要目如左：

　　〔第22页〕

　　甲、使馆界

　　辛丑和约规定，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划定各国使馆境界，由各使馆共同管理和防守，这就是「东交民巷使馆界」。在界内，有外国兵常川驻守，有特设的警察常川戒备，俨然成了「国家之内的国家」。

　　乙、外国军队驻扎权

　　依辛丑和约，除使馆界由外国军队驻扎外，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亦驻扎外国军队，来保护他们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线。并撤除我国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带炮台，剥夺中国建设海防的权利。

　　丙、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俄之战以后，日寇占据旅顺大连和中东路的南部及其支线。清廷以所谓「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承认这种事实，致东三省南部所谓「辽东半岛」，乃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而旅顺大连亦成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这个时期增辟的租界，光绪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国租界，天津比国租界，重庆日本租界，光绪廿八年有天津义国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九年有天津奥国租界。

　　戊、海关税务管理权〔第23页〕光绪卅三年，日寇取得大连海关税务司的管理权。

　　己、关税协议权

　　辛丑和约与马凯条约对于关税制度有所变更，其重要的项目是：

　　（子）将进口货从价税实行值百抽五，并兼用从量税。

　　（丑）各口岸之常关收入，由海关管理。

　　（寅）规定裁厘加税的办法，即厘金裁撤后，进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这些规定，仍以减免外货对中国政府应缴的税厘为宗旨。辛丑和约既榨取中国巨额的赔款，中国要付赔款，自必加重税捐，然而外货则享有减免税厘的特权，因此赔款的负担，皆加于国货之上。从此国货更无法与外货竞争于中国境土以内了。

　　庚、关税的支配权、关余的保管权

　　关税为庚子赔款的抵押，故关税由外人充任的总税务司支配，即每年关税摊还庚款之外的余款，亦存入外国银行，而由其管理。从此以后，不独中国经济的精华，为帝国主义者所吸收，即帝国主义者的馂余，亦为其所并蓄兼收，点滴无余了。

　　辛、整理内河及使用外国引水人建造灯塔浮标等项之权

　　辛丑和约以北河（即由大沽进口之河）黄浦（即由吴淞进口之内）两内河的修浚权，给与外国〔第24页〕，并将通商各口使用外国引水人，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之权，给与外国。从此以后，中国重要的海港及内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实情，险要的真相，皆为帝国主义者所熟知，亦且为其所控制，还说什么海防呢？

　　在此时期，初则辛丑条约，赔款议和，清廷之威信固从此扫地，而人民的生计亦从此日蹙一日。中国在此险恶的瓜分潮流之中，虽因列强国际政策的转变，徼幸于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惧外的心理，已达于极点，且因之进而发展其媚外的心理。继则日俄之战，日本竟胜帝俄，实予中国朝野以深切的影响。清廷既感于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强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于是废科举，立学堂，练新军，设兵工厂，开造币厂，修造船厂，并进而准备颁宪法，开国会，以粉饰其政治的腐败，外交的屈辱，而欺骗国民。国民看了国家外患如此迫切，满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愦无能，所谓立宪运动实际所得者不过清廷欺民的诰谕。于是　国父所倡导的革命主义，才在蒙昧无知的无民族思想之社会中植其根柢。君主立宪派与保皇党的信念日坠，革命排满的怒潮日益趋于澎湃。举凡清廷所设施的新政，学堂则为革命思想传播之处，新军乃为革命运动发源之地。一般国民对于 国父的革命主张，更加强信仰。国内的实际行动，以会党为首；海外的声援，以侨胞为主。内外情势的激荡至此，革命风潮遂不可遏制。但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宁赠朋友，不给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国民认识帝国主义与专制政治两重的压迫，已融会为一体，而民有与民治的要求，事实证明其决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图强，倒满即所以雪耻。中经我 国父所创造的同盟会诸先烈提义兵，举义旗，洒热血，掷头颅，前仆后继，再接〔第25页〕再厉；从此革命的目标，愈益鲜明，国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于是辛亥年（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其间外患内忧，相因迭乘，经过的波折虽多，而历史的教训惟有一个：非国民奋发不足以雪耻图强，非国民革命不足以适应民心，齐一民志，以从事于雪耻图强的工作。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 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战建国，皆依此路线，不徘徊，不退转，勇往迈进，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二章 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版面原件：第25页，第26页，第27页，第28页，第29页，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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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虽为一般人士所追随，而一般人士对于国民革命根本的意义，认识仍然不深。他们知道了单是枪炮轮船的仿造，并不可以图强。他们也知道了君主专制与封建割据，如果继续下去，则国家必不能自强自立。然而君主专制既已推倒，五族共和，既已宣布，他们便以为民族革命成功了。民主政治实现了。他们只知道摹仿西洋民主制度的形式，他们只以中央政府有总统，有内阁，有国会为满意。他们不知道民族革命的对象，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尤在于国民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养成骄奢淫佚的习惯，和媚事外国倚赖外国的心理。他们不知道民主政治的真理，更不知道民生主义为革命主要的目标。他们推倒了君主专制政体，他们却不能够改革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养成的泄沓贪婪，偷生苟活的恶习；为学做事，不?实际，发言立论，不顾实践的风气。在这种心理与风气之下，仿造西洋的枪炮，必至于用泥沙〔第26页〕代火药；推行议会制度亦必至于改约法，行贿选。即投身革命党的党员，积习既深，把握不定，一遭失败，亦不免信仰动摇，志气沮丧，畏难就易，行不顾言。所以中华民国虽在民国元年成立，而至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代，其间十有三年，不知道国民革命历尽了几多的磨难，受尽了几多的挫折！抚今思昔，真不禁怅惘之深。这十三年间的经过，约而言之，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说明。

　　由辛亥革命起义到民国五年袁世凯之死，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　国父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其志乃在废除我们中国三千余年君主政体，至于他建立民国的主张，并不以为只有总统，有国会，有约法，有内阁就算为民主政治。因此他把总统的地位让给袁世凯。他主张革命党人，应以纯粹的在野党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从国民心理和国民生活上树立三民主义的基础。党中人士理解这个意思的极少。一般的眼光，集中于约法的文字，以为只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就可以箝制袁世凯使其不能够滥用总统的职权。又以为只要组织有力的政党来运用国会，即可以支持责任内阁，使其达成限制总统职权的任务。他们更从形式上摹仿英美政治，以为只要有两大政党并立，就是民主政治的雏型。殊不知两大政党虽一度组成，并无补于国会职权的提高。即令有多数党人在国会里面作法律上的活动，也不足以树立责任内阁，更不能支持责任内阁，以对抗袁世凯那样滥用职权的总统。袁世凯所顾忌的不是国会，而却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革命党的势力。故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于赣粤闽以后，解散国会者，就是国会所选出的总统，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者，亦就是对国会负责的内阁总理。待到国会一经解散，那副署命令的内阁也就坍台。从此以后，所谓国会，所谓内阁，乃至于约法的本身，在袁世凯的手，任意扮演，任意摆布。而 〔第27页〕我们 国父早已看出了袁世凯必推翻约法和他帝制自为的野心，所以自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时，立即主张问罪讨伐。可惜当时党中干部同志理解　国父主张者又是很少，而且精神颓丧，并无决心，只有坐待袁世凯借款备战，策画完成，任其宰割，于是革命遂遭惨败。民国三年， 国父乃于一般同志沮丧之余，以严密的纪律，组织中华革命党，坚决的贯彻国民革命的宗旨。比及袁世凯洪宪称帝，则全国国民又信仰 国父当时革命主张为不我欺。换句话说，历史的事实又证明了惟有国民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澈底的路线，也就是最正确的主张。

　　袁世凯之死，使国内形势，转入第二个时期。全国的军阀由分化而入于混战。北洋派武力统一的梦想无从实现。封建割据的面幕之联省自治运动亦毫无结果。军阀政客交织而成的政治局面，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从这个最黑暗最悲惨的阶段里，获得了一线的生机。在此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绵亘四年，主要的战场，在欧洲大陆。英法德义俄土诸强正集中全力于欧洲的战场。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战场上面。美国正向欧洲贷借战费，运送物资，最后也派遣军队参加大战。于是中国国民在心理上，激起了绝大的希望和绝大的自信。以为中国从此可以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自立自强以进于独立自由。而且在经济上，中国的新工业，一时繁盛起来，尤以纺织业得到顺利的发展。清末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常为入超，至此却转为出超。社会经济的好转，更加增强国民的希望与自信。然而军阀政客，不识现代政治与经济为何物，更不能顺应国民的要求，不能发扬国民的意志，竟造成更大的国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 〔第28页〕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就是白纸黑字的各种宪法运动，也不值国民的一顾。皖系的势力既倒，直系奉系的势力也得不到国民的支持。贿选事件，更不啻直系军人自掘坟墓。事实发展至此，除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以外，再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顺应国民的希望，代表国民的要求，集中国民的信心了！于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势力，乃顺乎天而应乎人，随世界潮流的汹涌澎湃，全国一致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万众一心，起而奋斗，力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以奠定复兴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初基。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以日寇所提「二十一条」最为凶狠。最为毒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变为独占政策了。现在略举其要目如左：

　　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各条。

　　第一号的四条，要求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胶州湾和胶济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与日寇；并划山东及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又要求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的铁路建筑权；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总之，日寇要划山东全省为他的「势力范围」。

　　第二号是关于东三省南部与内蒙东部的各条。

　　第二号的七条，要求延展旅顺大连湾和南满与安奉两铁格的租借权九十九年；要求日本人在「南 〔第29页〕满」和「东蒙」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借权，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之权，及采矿权；要求在两地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要求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之权，并不许他国在两地筑路或投资。总之，他要划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为「势力范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各条。

　　第三号的两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两国「合办」，并要求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的矿山，概归日本人独占开采和经营。

　　第四号和第五号是关于中国全国的各条。

　　第四号的一条，要求由日寇独占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第五号的七条，要求中国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中国内地享有土地所有权；合办中国的警察；供给中国的军械并合办中国的兵工厂，取得武昌与九江南昌，南昌与杭州，南昌与潮州之间的铁路建筑权，划福建全省为势力范围；及日本人在中国宣教。总之，日寇要获占及中国的全国，为他的藩属和奴役。

　　「二十一条」的提出，固使国人为之共愤，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考其作用，实与历来中外不平等条约，并无二致。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条款，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而「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所以我常说「二十一条」的精神，实际上乃是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大成而已。 国父说：「政 〔第30页〕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我们也可以说：往日各国零星片段，陆续不断的压迫满清和北京政府订立他亡国卖身的条款，一般国民是不易生感觉的。而像「二十一条」这样整个明显的条款，是容易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压迫，就激起了国民全体的公愤，一致的反抗。殊不知过去满清和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这些不生感觉的亡国卖身的契券，却在国民麻痹之中，敲骨括髓的危险，比之「二十一条」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三民主义的革命，一方面要与日寇独占的侵略作生死的斗争，而同时一方面对于其它各国屡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亦同具恐惧的心理，非要求他彻底的废除不可，亦就是这个道理。

蒋中正 2013-08-26 15:2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