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心”的秘密

2005-03-01人物周刊?朱学勤

　　我1970至1972年插队，距今三十多年。那地方从文革前夕就“红”，到文革更加“红”，终于把我们这些远在两千里外的中学生吸引了去。结果却相反，在城市难以降温的中学生红色狂热，到了农村接受“再教育”，事与愿违，反而消歇了下来。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9·13林彪事件，公布林立果撰写的“571工程纪要”，其中有攻击文革的恶毒语，将众人一棒喝醒；二是老贫农“忆苦思甜”，说啊说地下了道，居然控诉1959年“合大伙”（人民公社办食堂），一开始如何海吃，到后来如何饿死，饿死人也不许出门要饭，彻底轰毁我们下乡带去的左翼迷幻。此外，另有一些人与事细节，颇堪一记。

　　农妇：与我们集体户隔一道墙，是个姓汪的大户。那时农村大户，是指男丁旺盛，多半在外当兵、当干部。汪家老五在黑龙江某炮团当营长，娶了媳妇还没有随军，留在家里伺候老人，我们就随老乡叫“五嫂”。五嫂可称美貌，不仅面容姣好，身材匀称，说话也文气。那地方没什么吃，一年四季除了红薯，还是红薯，何以出落如此美人，我今天也纳闷。回城以后看各色明星在电视、电影上搔首弄姿，总觉得比不过五嫂。尤其是女演员表达农村人感情方式，那股文艺腔，虚假难耐。碰巧认识一位表演此类题材的演员，对五嫂的故事感兴趣，非让我说细节，我就说了两个。一是五嫂和五哥新婚久别，终于重逢。地头一声喊：“五哥回来啦！”地里干活的人放下活计，远远迎了上去。唯五嫂不动，一个人坐在地头上放声痛哭，一边抓起地头的土坷垃，一边扔，一边骂这个死鬼男人，突然变得粗野起来。这个细节让城里的女演员很受震动：“农村人是这样表达感情？好，我下次一定用上！”二是五哥探亲期间，如何受五嫂戏弄。农村穷苦，家有病人才舍得烧一口热水。五嫂装病打摆子，一定要五哥给他烧水。五哥在外当官，身手早已生疏：一手添柴，一手拉风箱，怎么也配合不好，弄得灶间狼烟动地，那口水就是烧不热。五嫂扒在门缝上偷看，一边吃吃地笑。这一夫妇小品，外人按理不会知道，还是五嫂得意，说给我们集体户的女同学，才慢慢传出来的。我和我爱人后来回去，近乡情怯，想见五嫂，又怕见，毕竟三十多年了，真出来一个蓬首垢面满口秽语的随军老妇，怎么好？老乡们说，五嫂早就随军走了，走了就没有回来。这一下如释重负，虽有遗憾，但毕竟保留下当年的印象美好。

　　干部：有工作队来，多半入住集体户，无它，知青卫生状况比农户好。某队长与我住一屋，令我佩服者有二：白天骑车在街巷地头转悠，棉大氅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披在肩膀上，自行车风快，那大氅能保持不落；二是入夜以后聊“哲学”，常有惊人之语。比如他发明这么一句：“话生鼠，肉生虱”，豫东口音“鼠”念“须”，“虱”念“希”，大致押韵。具体证明是：“你看农村地头，三两个老农在地里搭棚子看瓜，夜里说闲话聊天，不几天就一定有老鼠出现，这就是‘话生鼠’。”相比今天大学中文系流行的词语哲学——词语产生世界，提前有多少年？至于“肉生虱”，他举亲身实例：有一次开会听报告，听烦了，就脱下棉袄捉虱子，一个虱子被他掐断，一半捏在手里，另一半还赖在肉里！村里的干部就没有这样的哲学思维了，语言却也生动，有时很“文”，文言文的“文”；有时很白，大白话的“白”。五月麦子刚抽穗，公社干部骑自行车下来视察，村干部要走上去陪同。公社干部说是“估产”，大队干部则说“看课”——皇家课税，比前者还典雅。公社干部说的是现代国家语，横向移植过来，很新鲜；村干部说的是古代朝政语，却已经融入乡土话语。另外一面则“白”，坚持把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理解为是暂时的，任我们反复表决心一辈子插队落户也不相信，不是不相信我们的决心，而是不相信城里人能倒流回农村落户，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他们认古理。我们刚下去那阵，听这样的大白话，几乎认为是“反动”。那个庄子有六七口井，全是苦水，只有一口井没有被盐碱侵蚀，老乡们珍惜地视为“甜水”，每年农闲，就要奋力淘这口井。有一年除夕滴水成冻，大队干部李凤关与我下井，上身穿棉袄，下身穿裤衩，裤腰带上插一瓶烧酒。凤关挥锨挖井底的淤泥，我给他做下手，在铁锨下张泥兜，待泥兜装满发一声喊，上面的劳力就一起拉绳拽出井口，趁这间隙，两人就轮流喝一口酒，驱寒气。凤关把酒瓶递给我，突然说：“嘎子，日后回城，你可不能忘了俺俩还有今天这回事呵！”说得很认真。我长相不雅，性格也莽撞，在集体户里年龄也最小，老乡们即依当时电影“小兵张嘎”，给我起了那个坏名。三十年多后回去，第一次没有找到他，第二次再找，终于在乡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房找到这个满手硬茧的庄稼汉。他只顾乐，还记得我那个“坏名”，却已经把井下喝酒他怎么说，忘得一干二净。

　　积极分子：上面来的记者不断光顾我们这个村庄，写有很多通讯报导。大队书记阎协崇的事迹登满一版人民日报，题目叫做“革命先锋”。老阎在这个村孤门独户，此前总受欺负，后来政治上翻身，逐渐把国家话语挂在口头，学来学去，就爱说这一句：“资产阶级坏东西!”他一辈子没见过资产阶级，但不妨碍他把任何看不顺眼的事情都骂成“资产阶级”，故而我后来读到毛泽东也是这样的口头语，一点也不奇怪。老阎虽然政治化，本性还是庄稼人，文革一结束，他成了“资产阶级”，批斗不断，又成了孤门独户。上面说“话生鼠，肉生虱”的工作队长，就是下来批斗他的。另外一个积极分子，是妇女队长“李红心”，五保户，农村常见的那种孤老，我们昵称她为“老队长”。集体户户长嫌弃我们知识分子成堆（其实只有九个中学生），搬出去和她单住，可见“革命”。此次写文章想到“老队长”，打电话问她“老队长的身世”，她还真想不起来回答。一个屋里同住三年，居然连崇拜对象的基本来源都不知道，可见“革命”之单纯：婚否？不详；子女?不详；娘家？也不??详！还是当年人民日报把“老队长”的文革新人新事写得详之又详。那篇报道没有夸大，件件都实，这在那个岁月非常难得，自那以后，我还真没见过像“老队长”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问题却出在名字上：“老队长”没有自己的名字，如有之，只能是农村妇女常见的那种“张王氏”、“李赵氏”，登在《人民日报》上太不严肃，记者无奈，临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就叫：“李红心”。可怜“李红心”活到七十岁，又被人起了一回名字。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位女同学无意中窥见“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后半夜黑漆懵懂，突然听见“李红心”口里喃喃有词做祷告，右手还在胸前划十字，“老队长”原来是个基督徒！教龄？不详，何时受洗？不详，入何教派？还是不详！这在文革岁月是个天大秘密，户长发现后，吓得口不能言，只能睁眼到天亮，回集体户与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悄悄地说，传出去怕“影响不好”。天地良心，我为党报保守革命秘密三十五年，直到今天有机会，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大娘也已经去世，我才敢把那一颗“红心”的来源小心翼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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