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二、至善论与法国启蒙学派

　　当卢梭从至善论进入政治哲学时，至善论及其先验论的 哲学支撑，在法国正遭受启蒙学派的无情嘲弄。前文已述，卢 梭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立场是帕斯卡——笛卡儿主义。这种先 验论立场与他政治哲学上的柏拉图至善论，具有相互支撑的 逻辑支援关系。但是，从孟德斯鸠开始，启蒙运动的主流却是 向着与卢梭相反的方向流动——向着英国经验哲学逐渐靠 拢。他们把“道德和政治体系建立在物质世界那些严格的已知 条件的基础上，不声不响地偏离笛卡儿主义。”⑦

　　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曾如此挖苦至善论：

　　 至善！这是什么字眼！简直等于问什么是至蓝，或至 味、至行、至读等等。

　　 柏拉图臆想了一种范型世界——即本原世界，臆想 了一些关于美、善、秩序、正义等等的观念，一若世间真有 一些世人名之为秩序、善、秩序、正义的永恒不变的东西， 而我们在尘世所面临的正义、美、善都是根据这些观念而 来的不完善的摹本。

　　 这种空想式的推论伤害着哲学已年深日久了。

　　 至善与至恶都是一些空想。⑧

　　 伏尔泰到英国后，接触到洛克的经验哲学与牛顿的自然 哲学，开始理直气壮地公开抛弃帕斯卡与笛卡儿。对英国哲学 的称颂，对本国哲学的奚落，构成他《哲学通信》的两大主题。 《哲学通信》第十四封信对比笛卡儿和牛顿，称前者的哲学“只 不过是一部巧妙的小说，顶多对于无知的人才象煞有其事” “在伦敦很少有人读笛卡儿的着作，他的作品实际上已成为无 用之物了”。第２５封信攻击帕斯卡，数落帕斯卡《沉思条》有 ５７项错谬。针对帕斯卡人如芦苇的着名观点，伏尔泰挖苦说： “这乃是想环植芦苇来抹持橡树；我们尽可斩除这些无用的芦 苇而不必怕有损于橡树”。在该书通行本中，他又针对帕斯卡 式的追问，增补以下一段：

　　 我们丝毫不懂得我们的起源，这已经是很够的了，不必用一件人们所不懂的事去解释这个起源。……倘使我用一种晦涩的学说来解释这些晦涩的问题的话，我会不会受人欢迎呢？倘使说：“我毫不明白”，岂非更好一些？⑨

　　 由此可见，启蒙学派的主流方向是拒斥至善论至先验论， 与卢梭的方向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对启蒙学派而言，他们 只有一点不争，可取乐观估计：知识的绝对积累，理性的普遍 增长。除此之外，社会、政治、国家领域的改造，他们都取一种 审慎的、等待的、甚至是保守的立场。因为那是历史理性、工具 理性增长的副产品，是历史理性、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只能 瓜熟蒂落，不能强行扭取。对卢梭而言，这幅图画恰恰颠倒了 过来。他攻击的正是启蒙学派政治社会学说的前提：知识的积 累和历史理性、工具理性的增长。启蒙学派不争之处，是卢梭 大争之处；启蒙学派对未来寄予希望足可等待的地方，正是卢 梭充满忧患亟须颠覆重建的地方。因此，启蒙学派在政治思想 领域的表现是小心谨慎，接近英国风格，而卢梭则穷追猛打， 分外亢奋。下面分两个争论焦点评述：

　　 １、 先验论，还是经验论？

　　 卢梭对启蒙学派政治思维的最大不满，在于它的经验论根基。

　　卢梭认为，政治研究“应有两门学问”，或者说把“这两门 学问结合起来”。前一门学问是“判断它们现在是什么样子”， 后一门学问是“知道它们应当是什么样子”；“在进行研究以 前，我们必须先定出一些研究的规则，我们需要一个标准来衡 量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政治学的原理就是我们的标准”。而启 蒙政治学的最大成就只不过是建立了“前一门学问”，拒绝思 考“后一门学问”。然而，没有后者的支撑，前者只不过是一些 琐碎的政治学材料。因此卢梭说：

　　 政治学也许永远不会发展起来了。在这方面居于一 切学者之首的格老修斯，只不过是个心跟很坏的孩子。 ……在近代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说得上是有能力创立这 样一门既庞杂而又没有用处的学问的，此人就是着名的 孟德斯鸠。

　　 他避而不谈政治学的原理，而只满足于论述各国政府的成文法；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门学问的内容更为不同的了。［10］

　　 在这里卢梭似乎已意识到政治思维中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别。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识。这一意识的重要后果，在论述完毕卢梭与法国启蒙学派的分裂、卢梭对英国政治学的排斥之后，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中讨论。

　　对于卢梭上述穷根究底追寻第一原理，然后从头设计理想蓝图的哲学倾向，伏尔泰早年可能有同感。但在１７５５年里斯本大地震后，他声称已看透这些妄想：

　　 人们设计一切，到头来总是大错一场，

　　 这几乎是个规律，屡试不爽。

　　 每当我们构思一个伟大的设想，

　　 那就整天忙碌，象傻瓜一样。［１１］

　　 霍尔巴赫则看出从先验原理出发的政治哲学在社会实践 上的后果，必定是一场不亚于自然界大地震的人文结构大震 荡。他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 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要比它们试 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 不是嗜血性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 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１２］

　　 ２、 道德论，还是功利论

　　 卢梭在道德问题上的焦虑，已如前述。这一焦虑弥散于启 蒙运动前后，已先期表现为帕斯卡的《思想录》。伏尔泰生活于 那一时代氛围，也为此折磨有半个世纪。他不敢忘怀帕斯卡的 终极深度，以致战战兢兢地说出：“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 上帝。”然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绕着帕斯卡的终极深度，不敢 向井底张望一眼。到英国后则转向彻底的功利立场：

　　 什么是美德，我的朋友？就是做好事。让我去做好事， 这就够了。我们是不能进入你的动机的。［１３］

　　达朗贝尔对这一终极问题也不愿深究：

　　 社会是从纯粹人类需要中生长出来的，也是建立在 人类各种活动之上的。而宗教则并未参预社会的起源。 哲学家满足于揭示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引导人到达这一 位置，留给传教士的则是把人再次拖到祭坛的脚下。［１４］

　　 狄德罗青年时代与卢梭一度有过共识：道德基于先验良 知。但到后来狄德罗认为这一点有碍经验理性的彻底性，遂放 弃了这一观点，转而提出道德基础不在内在良知，而在外在行 为：

　　 并不是各种思想，而是各种行为把善人与恶人区别 开来，有关各种灵魂的秘密就在这里。［１５］

　　 启蒙学派的功利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对牛顿 自然哲学的引用。伏尔泰从英国发回的哲学通信中，曾把牛顿 对物理世界的发现列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急切地向法 国人文世界引荐。牛顿对他们而言，是对帕斯卡的抵消，一如 洛克对他们而言，是对笛卡儿的抵消。他们以牛顿的物理规则 论证人文世界的行为规则，取消而不是填补神性消逝所遗留 的道德真空。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流亡英国的经历，在思想上他 们确实都加入了英国辉格党［１６］。如果没有卢梭出现，１８世纪法 国社会政治思潮将会彻底汇入英国经验哲学，共同开辟１９世 纪英国功利主义和２０世纪美国行为主义之先河。事实上，英 国功利学派奠基人边沁，就是从爱尔维修的唯物伦理观中汲 取灵感，反过来在英国建立了功利主义理论体系。当代英美政 治学的支柱——行为主义非价值立场，与上述倾向也有着遥 远的亲缘联系。

　　卢梭之出现，是１８世纪法国思想生活中的逆反事件。卢 梭继续沿着帕斯卡—笛卡儿的方向向前滑行，并把这一方向 导入帕斯卡—笛卡儿未曾探究的政治哲学领域。当着启蒙学 派广征博引牛顿学说的时候，在卢梭的着作里几乎找不到一 处牛顿的名字。他扞卫的是另一个世界——人类内心世界，不 容牛顿的物理规则侵入。牛顿不能代上帝立言，牛顿的苹果也 不能取代先验良知。牛顿的世界是一个无道德、非道德、道德 命题无从提出的世界。启蒙学派向着这一方向迈出的每一步 以及由此产生的非道德化后果，他都不能接受。上帝纵不能返 回，但是上帝留下的道德真空必须填补。替补者只能是世俗形 式的道德至善论，而不能是外在的物理世界的经验法则。卢梭 所坚持的方向，是把道德问题从经验理性的方向，重新拨回先 验理性的方向，从功利论的方向，重新拨向至善论的方向。

　　无庸置疑，在这一方向下，他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回归神 正论救赎传统的守旧色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第一次探索 人类生活于一个神性缺乏的世界如何重建道德理想，尤其是 如何重建政治程序中的道德理想，这又是一个探险的方向，崭 新的方向。尽管他后来得出的政治哲学结论有误，但是他开辟 这一方向的悲愿动机，则应该肯定，应该保留。１８世纪的同时 代人几乎都在这一点上误解了卢梭。卡西勒断言，卢梭在那个 世纪只有一个读者，唯康德一人读懂了卢梭。康德后来说：“位 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前一句回应的是牛顿 发现的外在世界，后一句回应的就是卢梭发现并扞卫的内心 世界。康德既如此说，显然是认为这两个世界不能通约，更不 能取代。两个世界孰高孰低？康德把道德理性置于三大理性 之上，显然认为“道德律令”高于“灿烂星空”，内心世界比外在 世界更令他敬畏。如果说，启蒙学派的逻辑方向暗含着后来英 美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方向，那么卢梭所开辟的另一方向，恰恰 预示着欧陆政治哲学至善论的立场——把近代世俗化历史过 程中的行为问题，与中世纪的至善论再一次焊接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英美政治学意味着与人类千年有神传 统的决裂，在当时的保守主义经验姿态中蕴含着最激烈的无 神论后果，而大陆政治哲学则在激进主义的面目下翻然呈现 出“保守”倾向——保守中世纪有神传统的救赎遗产。［１７］卢梭 的信徒成为“上帝之城”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遗民，成为上帝遗 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批教士：上帝不在，道德在；神性缺 席，至善论出席；宗教法庭瓦解，道德法庭取而代之；——这就 是卢梭的教纲，卢梭的方向。

朱学勤 2013-08-20 15: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