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黄》之“不算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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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天地玄黄》之“不算尾声”

历史的脚步终于走到了1948年最后一日。
这一天，叶圣陶照例写他的日记：
31日（星期五）改晓先所作历史课本。午后，看云彬所为高小国语十余篇。入夜，全店同人为辞岁之宴。共坐十席，宴中摸彩唱歌，颇热闹。如伊饮而醉，哭不止。听其语，皆青年郁积之意也。小墨抚慰之。
——这里，或许应对叶圣陶日记中的某些隐语略作注释。在本书最后一章摘抄的本月29。30日日记里（也即一两天前）谈到“三官出游”，其实指的是时为上海剧专学生的叶老的三子叶至诚，因积极参加学潮受到当局注意，地下组织安排他撤退到苏北解放区，这在当时自是有风险的。因此，此夜夫人（日记中的“小墨”）在“抚慰”他人时，内心也是极为痛苦的。叶圣陶当然看出这一点，却不愿明说，或许他认为在这动荡的时代，每个家庭都必要付出代价，故无须多言也说不定。而且他自己多年的安宁也即将打破：日记中写到“觉农来，为远方致意”，“远方”指中国共产党，“致意”即是邀请其去香港，然后北上参加新政协。叶老几经考虑，终于同意，并已决定几天后起程。此刻心绪之不平，是可以想见的。此番远行，实在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叶圣陶到了香港后，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抗战期间，一批人初集于桂林，继集于重庆，胜利而后，皆返上海，今又聚于香港，以为转口。余固不在此潮流中。而事势推移，亦不免来此一行，复自笑也。”①叶圣陶本属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关心国事，也并不回避政治，该说的话总要说，该做的事一定做，但却与潮流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现在40年代末的“事势”，也即空前激烈的社会矛盾，新旧时代的急剧交替，迫使他们必须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中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确选择（那个时代称之为“站队”，以后还不断有这类“站队”问题），而实难再保持原有的游离而相对独立的状态。叶圣陶的“复自笑”，正是对自己（及同类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不由己”状态的自嘲，其感情是复杂的。这一时期，叶圣陶写了不少文章，看似表态，却也有自己的“意思”，并非一味附和。例如他一再强调，“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大家生活得好”，并且具体解释说，“所谓‘大家’，包括血肉之躯的所有的人，不是指少数人或某一阶层集团的人；这里所谓‘生活得好’，包括物质精神两方面而言；好又不是终极的好，只是比较的渐进的好。”/2这些话都说得非常朴实，不同于当时（及以后）盛行的革命豪言壮语，与革命领袖对“革命”的解释也相差甚远，但似乎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由此而引出的结论是：“政权从甲集团转到乙集团手上也不是革命”，“必须看大家是否生活得好，才可以判断有没有革了命”/3/；在叶圣陶看来，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弄得民不聊生（在他的日记中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给解放区的人民，并将给全国人民带来好的生活，因此，抛弃国民党而接受共产党，是十分自然的事。可见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叶圣陶这样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既是由衷的，也有自己的原则，并非无条件的盲从。但他既已进人潮流的中心，就会有更多的身不由己的事发生，这在当时也是无法预计的。与叶圣陶情况类似的，还有他的好友郑振锋，郑氏稍后也来到香港。据说在离开L海前，郑振锋对朋友谈起，他特地重读了何其芳的《画梦录》，并且意味深长地说：“丁令威化鹤归来，城郭已非；将来我倒想重写这个故事。化鹤归来，城郭焕然一新……”④或许一个新的时代的《画梦录》就从此时、这里开始了。
胡风此时正在香港焦急地等待。他是12月9日离开上海的。他走得有几分勉强：尽管未尝不想投身到主流里面，但他更愿作“‘泥沼’式的挣扎与斗争”。然而国民党的追捕使他不能不走；而一些流言，例如说他迟迟不行是为了“闹独立性”，也逼他非去不行。10月19日鲁迅逝世12周年那天，他和梅志一起到万国公墓扫墓，自有许多感慨：1948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让人不能不想起这位“五四”先驱者。在临行前胡风突然想起住在上海的这两年半间，经常听到一个小贩“高亢到近乎凄厉”的叫卖声，他从中感受到一种“生命要求底呼声”，不禁被惆怅的心情所袭击……（读者或许会联想起元旦那天凌晨诗人冯至所听到的咳嗽声？）走的那天，在江边等候时，他看到了那只几天前沉没的江亚轮。四日后，东方还没有放白的早晨5时左右，从小轮的甲板上望见香港山顶上的红灯，他仍然十分激动，甚至有“像爬完了地狱底下的洞口，终于望见净界”的感觉。他立即警戒自己：“现在还刚刚在开始‘浮’，那只好把感觉留在地狱的边缘了。”/5/据胡风后来说，他本来抱有在香港“净一净罪的心情”，后来大概是与《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者们有过几次接触以后，只觉得隔膜，甚至没有再谈话的兴致，于是躲在寓所静坐，避免和人接触。/6/这一态度自然被看作是拒绝批评与合作，胡风似乎也管不了这么多。他被安排在1949年元旦那天乘海轮从香港北驶，因此，1948年最后一日，他想着的只是“北方”——那他心中的真正的“净界”，恶梦就要结束，一切将重新开始……
但“净界”会接纳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吗？或者说，有那么多的自命的守卫神，胡风们能进人吗？——这问题，当事人不会想，都是人们在“事后”（例如今天）提出的。
胡风的朋友与学生，也是1948年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的路翎（这年除了出版了《财主底儿女们》，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及《爱民大会》、《平原》、《泥土》等多篇短篇小说），这时还困守在南京的“危楼”里。这是他暂居的一个小阁楼，据说“充塞着老旧的箱。笼、橱柜。在里面走动的时候，橱柜底叶子形的铜扣就叮当作响”。路翎因此想起法朗士《企鹅岛》里的那个在炮火中写他的经典的僧人，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伟大的时代已经鲜明在望，应该“记下这些破砖。鬼影、泥土、人形、悲哭、欢笑和舞蹈的简略的形态”，“给将来的时代增添一点微小的愉快，也给喜欢多知道一点的将来的人们看看，我们在这里是怎样生活的”。8作家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这个时代的忠实的记录者。就看看12月15日这一天吧：
成千的人在闹市中挤兑黄金。……什么坚不可拔的、巨大的力量压在这个城市上面了，人们为了保障生活和获利而倾向疯狂。……银行门口在排着队。每一个人的肩膀上指着一个被警察用粉笔画上的号码。这粉笔的滋味我们也尝过的。上个月抢购的时候，买平价米，想找警察画一个号码而不可得，园兄就是自己用粉笔在肩上画了一个字，而跳了进去的。心里觉得紊乱，想到夜外去走走，吹吹北风，但又终于没有去成。在街上买了一份晚报。这时候来了一个队伍。是穿西装的男女基督们。身上每人套着一个白背心，上面写着“罪”、“快信耶稣”之类的红色的大字，敲着鼓，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喊着：“金条靠不住，房屋靠不住！只有神靠得住！”那一副虔诚的奴才相突然使我愤怒，就大叫着：“不要脸！”但周围的人们望着我，静静的，像看着这些信徒们一样。我觉得我在战栗。……然而，信徒们在演讲哩。“人人有罪！有钱人有罪，穷人有罪！文明人有罪，野蛮人有罪！不要以为换了朝代就好了，换了朝代还是有罪！中国五千年不知换了多少朝代，但是还是有罪！”原来，他们是替中国底最后的专制暴君做掩护的！我心平气和了。静下来，就重新看见这五彩缤纷的一切：敲鼓的，宣讲的，逃亡的，痛哭流涕的，捶胸跺足的——然而可有谁能够掀动那压在这都城底上面的巨大的，坚不可摧的东西？这一种“时代末日”的景观确实令人战栗。31日这一天的“危楼日记”没有留下。半个多月以后，路翎写了这样一句话：“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时间，在艰难地前进着。”/8/
在北方的“净界”里，丁玲正度着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这年9月出版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以后，11月她被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当然同时带着她的新着。12月，她又去苏联访问。这一次，她是作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代表，作为刚获“解放”的中国妇女、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代表，到国际舞台“亮相”，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这年年底，她回到国内，与儿子蒋祖林一起享受战争中难得的团聚，一定会兴致勃勃地谈起她终身难忘的印象：中国代表团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热情的人们包围起来，“常常听到惊诧的叫声：‘中国！’常常见到泪珠嵌在眼里，他们说：‘你们打蒋介石打得好！’‘不怕美帝国主义，呱呱叫！’‘你们都是英雄，中国解放区的妇女都是英雄！’‘毛泽东了不起！’‘中国万岁！’‘毛泽东万岁！’我们从来没有被人们这样爱过，被人们这样珍视而羡慕过……”/9/这种“终于站起来了”的自豪感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赵树理这年年底，因国民党飞机轰炸，离开了平山，携子带妻，来到了襄垣农村，仍然关注着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后来写了以《襄垣来信》为题的报告，登在《新大众报》上，提出“农村劳动力缺乏，影响生产发展，急需组织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他的短篇小说《传家宝》也随之酝酿成熟。他又把妻、子送到故乡尉迟村，与乡亲相聚两个月，然后，于1949年4月只身来到北京城。被称呼作“农民作家”（他本人大概也不反对）的老赵进城，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性；但另一位解放区作家孙犁却认为，这对赵树理却是意味着“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植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10/
但萧军却消失了。他是在这年冬天，封社、停报，把出版社的一切资产全数交公以后，净身离开哈尔滨，到沈阳去的。萧军后来回忆说，他是怀着“逐客”的心情离去的。/11/这又是一个作家生命的提前死亡。因此，1948年的最后一天，萧军如何度过，已无人提及与问及，就像不会有人去关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某年某日在于什么一样。这类消失于民间，或许另有一种意义，但心高气盛的萧军却不甘于创造生命的强制消亡，当1949年春，他被安排到抚顺总工会担任资料室工作时，又悄悄地开始了新的创作……
尽管处于“三不管”的状态，清华大学中文系仍然于1948年门月对日举行师生同乐会。前述浦江清先生的日记这样写道：“晚间中文系师生联合同乐会，在余冠英家度岁。有各项游艺，团体游艺及个人表演，很热闹。”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想起一个人，处处都会感到他的存在——浦先生却什么也没有写/12/。
自从作出“不走”的决定以后，从表面看，沈从文是平静的，他继续做着他的事。1948年最后一日他大概就是在整理自己的着作中度过的。但两天以后，也即1949年1月2日，沈从文却在为《七色魔集》拟目时，在《绿魔》校正本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3/
这是个不祥的预兆。没有多久，北大校园就出现了用大字报转抄的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其实，早在1948年“五四”纪念晚会上．就曾朗读过这篇檄文；但这回却是专对沈从文而来的，并随之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
沈从文的儿于说，“这颗无声的政治炮弹，炸裂的时机真好，把他震得够呛，病了。”……陷入一种孤立下沉，无可攀援的绝望：“清算的时候来了！”时时觉得受到监视，压低声音说话，担心隔墙有耳；有很多人参预，一张巨网正按计划收紧
他长时间独坐叹息，哺哺自语：“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啊……”
又向着“提前死亡”跨进了一步；但仍只是开始，沈从文的直觉不会欺骗自己：“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14/
胡适在1948年元巳日记上写的是‘嘈撑待变”四个字。一年过去，日记上却写了这样一句话：“在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17日了！”1948年最后一刻，他是与傅斯年共同度过的。他们凄然相对，一面喝酒，一面吟诵陶渊明的《拟古》第9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此时也只能以“无悔”自慰与自励了。
这天晚上，在蒋介石黄埔路官邸，举行了在京常委及政治委员会委员参加的便宴，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的晚餐。宴会上宣读了明天即要公布的《新年文告》，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宣布下野。据说会上有人失声痛哭。/15/
二十多天以后，本书第一章曾经提及的国民党文化方面最高领导人张道藩，悄然离开南京。据说临行前先到孙中山灵前行礼告别，又赶到永安公墓对面公路的小山顶上，遥遥地向母亲坟墓拜别。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说：“简直诉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整个人都觉得麻木了。”/16/一个时代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夜，有更多的人在寻找与倾听“北方”的声音。他们果然听到了新华社播发的，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此，中国人将习惯于根据社论来领会“中央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首先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然后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宣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结论已包含于设问之中。据说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撤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全民族的总动员，以建设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这逻辑是明晰的，在1948、1949年的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社论又讲了一个“农夫与蛇”的寓言，要人们记住据说是希腊劳动者的遗嘱：“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要人们不要忘记：“盘据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最后的告诫是：“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与敌人的朋友”。/17/——从此，这个希腊寓言就牢牢地扎根于几代中国人的心中，新中国的孩子几乎从懂事时起，就学会把人分成“恶人”与“好人”两类，只要被宣布为“恶人”，就“决不怜惜”，对所说的形形色色的“蛇”（敌人和敌人的朋友）更保持着全民族的警惕。
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词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