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黃》之十一、南下與北上——194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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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天地玄黄》之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叶圣陶1948年12月曰记（摘抄）10日（星期五）夜间，各杂志编辑聚餐于我店。听贾开基分析战局，甚为详尽。九时后归。
14日（星期二）与墨协同洗、山、彬诸位访金老太太，老太太将以明晨乘轮赴香港，与之话别，仲华则先已抵港矣。日来北平为共军所包围，炮弹已落于清华校中。今日下午，有人传其已易手。红蕉曾有电话来，云甚念冬官。我意必甚安全，然亦无以解其焦虑也。15日（星期三）至我妹家省母。我妹于今后一时打通北平长途电话，东官已入城居住，较为放心。于此可知北平易手之说非确。唯据报载，北平已被围甚紧矣。19日（星期日）觉农来，为远方致意，余再度谢之。
21日（星期二）思欲作文，而诸友多谈时局，心不宁定，未能下笔。
22日（星期三）放工后，与墨观《战地钟声》于国泰。此根据海明威之小说，余曾读其译本。男主角为贾来古柏，女主角为殷格兰鲍曼，均名手。背景取山野，彩色摄影，非常悦目。片长演两小时有半，而不觉其长。到家已八点半矣。仍小饮。
23日（星期。）晨至河南路，汽车为挤兑金银者所阻，停顿至一刻钟。兑金银为经济政策改变后之办法，意在维持全国之信用，实则不成体统之措施。举办以来，挤兑纷纭，逐利者得金售于黑市，得半倍以上之收益。公教人员规定例可得兑，实同于政府分其余赃于伙伴。今日挤兑最甚，银行区域聚集至十万人以上，皆以晨四时来者。迄于夜报出版，知挤死七人，伤二十余人。此办法殆不能更延续也。
29日（星期三）三官定明日出游，此别总得有一年半载耳。
30日（星期四）放工回家，三官与其件方登三轮车。甚不凑巧，此行适值大雨。江岸泥泞，恐不易走也。听《长生殿》一回。
12月15日，正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积极准备完成对北平的包围的东北野战军指挥员林彪等人，接到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紧急电报：“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两天以后，又接到了更为详尽的电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12月27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彭真、叶剑英（他们正受命准备接管北平）与林彪等人的指示上，加写了一段话：“燕京是司徒（按：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办的学校，陆志韦（按：时为燕京大学校长）当然和司徒有联系，但燕京教职员中左倾者不少，陆志韦态度亦较民主，我们应采保护政策。”①半月之内，连下三道命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平津大战一开始，即十分关注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对知识分子的保护与争取：这是胜利者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
失利者方面，也在作最后的努力。据说，在本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式上，院士中最长者、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老先生慷慨陈词，批评国政，引起了最高当局的震动，痛感在争取知识分子方面已远远落后于中共。/2/——其实，也未尝没有作过工作，1946年蒋介石本人就曾两次资助着名学者熊十力办哲学研究所，而为熊氏所拒绝。③也就是在1948年门月，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与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制定了“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计划，对象有：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并成立了由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组成的三人小组，具体负责执行。12月13日，即毛泽东发出电令前二日，蒋介石的特使陈雪屏已经到了北平。④中共方面，则利用自己的学生党员、积极分子（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还是这些名教授的得意门生）去作老师的工作，自然是更为有力的。/5/这样，到了1948年年底，国、共的争夺战由于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对思想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争夺，反而日渐突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对于“未来”的争夺。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那些至今还在徘徊的自由主义教授，也确实到了对国。共两党作出最后的选择，对呼之欲出的新的人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态度的时候了。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是不容易为时局所动的，但一些国家的公务人员、军政人员，也面临“跟着政府走，还是留下等待‘解放”’的选择。于是，在留存下来的当年的报刊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故都初冬即景》：“大家见面的问候语变成了：‘怎么样，走不走？’打开报纸，‘空房急售’、‘房好价廉’的广告比比皆是。房地价这半月以来，猛跌了三成。据说一所尚好的四合房，‘一条（黄金）’即可成交。旧货交易也大见繁荣。东单、宣外一带的小市上，旧家具堆成山，贱得不得了。”/6/
本书前一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小孩，时为孔德学校271的低年级学生的沈家的“虎雏”，40年后仍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北平要打一仗，我和伙伴们兴奋不已。兄弟俩用掉很多卷美农纸，把玻璃糊成一面面英国旗子，好容易才完工。大跑出去转一圈，带回沮丧消息：“人家陈伯伯窗户用纸条贴字，风雨同舟，还有别的什么来着。”大院各家商议，选较宽的东院挖了几条壕沟。我趁机在门前大兴土木。头三年早就立志挖口井，在云南大地上掏了二尺深怎么还不见水？只好提两桶灌进去自慰。这次挖了五尺深，妈妈说：“把煤油桶藏进去吧，安全点。”没有抹杀我的成绩。六年级教室窝在礼堂背后，传来陌生的声音，真好听！趴窗缝看，礼堂里一群中学生，没有老师，自己在练唱：“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呀，没人为你做牛羊……”嘿！是八路军的歌！我们几个钻进去，抄那黑板上的词谱，大同学并不见怪。街上到处是兵，执法队扛着大刀片巡逻。已经听到炮声，终于孔德也塞满了军人，停课了，真开心！大院孩子们天天扎堆玩闹，那些大人们你来我往，交换不断变化的消息。北大的一个什么负责人来过家里，让爸爸赶快收拾准备南下。说允许带家眷，很快就可以上飞机，现在只靠城里的临时机场。我们住处附近，常有炮弹落下，一次两发，皇城根一带落过，银闸胡问也落了，传说防痨协会有弹药库，炮是朝那儿打的。小孩子们都不知道怕，议论着八路为什么老打不中？爸爸的各种朋友不断进出，大人们一定在为重要的事情商议着，家里乱糟糟的。我对有可能坐一回飞机暗自高兴，又愿把这一仗看到底。北平多好呀！我家有什么必要逃出去呢？就这么矛盾着胡思乱想。没容我想两天，事情已决定，我们不走。爸爸的一些老朋友，杨振声、朱光潜伯伯们也都不走。家里恢复了以往秩序，没客人时爸爸继续伏案工作。大家等待着必然要到来的一天。/7/
后来，沈从文自己对他（及他的朋友）的决定，作了这样的说明：“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8/
沈从文这一代深受“五四”的熏陶，大概都有“历史中间物”的意识，在这时代的转折点上，产生“为下一代牺牲”的想法，并据此而决定自己的选择，都是很自然的。一方面，他们（至少是沈从文）对自己在“方生（即所谓新社会、时代、国家广的命运并不抱幻想，已经作好了“消失”的准备；另一方面，对“将死（旧社会、时代。国家）”更不存任何希望：他们早已认定，那是一只沉舟，迟早要淹没在时代的大潮中。尽管自己由于与这条沉舟曾有过历史的纠葛而必得为之付出代价，但下一代却没有必要随着殉葬，需要牺牲的只是（只能限于）自己这一代。——至于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叮能，当时几乎是无人料及的。
事有凑巧，1948年12月5日，上海吴淞口外发生江亚轮炸沉事件，旅客1600余人失踪，生还抵沪者仅900余人。这件惨案震动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9/很多人都认为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象征）。从此，“沉舟”的意象就作为一个抹不掉的阴影，深深地留在许多人（不止是知识分子，更包括普通市民）的心上，成为那个历史时刻的标记了。
打开1948年（特别是下半年）的报刊，人们会处处感到“危船将倾”的气息：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年代。
一面是大多数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湖南罹灾40县，灾民800万。福州暴雨，倒屋sop幢，死人盈千。广东霪雨加上台风，淹没盘山、开平二县，新会。思平二县半淹。江西连绵雨水，报灾46县，为三十年所未有。安徽安庆下游圩堤溃决，沿江13县被淹土地40万亩。边远的云南大雨滂沦，也有两县便变成泽国，20余县闹灾”（9月4日天津《大公报》，下同），“津难民达12万人，逃难人员生活无着”（l月28日），“沪市场惊涛骇浪，米价狂涨瞬息万变，黑市每石千八百圆，抢粮抢饭之风甚行”（11月8日），“南逃学生苦矣，乞讨以求一饱，裹着棉被上课，疟疾痢疾流行，已有很多死亡”（11月12日），‘北平学生多以窝头充饥，云大日前几乎断炊，武汉学生在汉阳门的废墟上举行活命拍卖会，厦大一位女教员吞服水银自杀，弦歌不绝的学府，类似排演悲剧的舞台，进德修业的学人学子，几乎成了叫花子”（l月2日）……
另一面则醉生梦死，拼作最后的狂欢：“上海：挥金如土的不夜城”，“财政局统计：8月份娱乐捐10余万元，9月已达30余万”，“兰苓红霞。兰天女子服装公司尽管缺料，也忙得不可开交”（l月13日），“上海女人爱时髦，今年秋装又放长，梳个凤尾头，插上嵌珠木刷，领高腰紧，黑的颜色最流行，耳环流行大而像花瓣形”（9月22日）……
各种荒诞离奇的社会新闻不腔而走。1948年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所谓“四川杨妹9年不食”的“闹剧”。国民政府中央社发专电报道，扬言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不怕米荒的人”，重庆市卫生局还煞有介事地作“科学考验”，据说还有大学生写信向杨妹求婚的/10/，最后西洋镜戳穿，是一个骗局。正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12月1日天津《大公报》还报道了“广东一幕喜剧”：一青年写信给某报社，自称有救国奇才：“不用向外借款，限在两个月期内，能使全国金融永久安定（非清算豪门资本计划八不用发一炮弹，限在三个月期内，能使中国内战随时停止（非实行共产计划）；两个月里能使棉织品供应全中国，同胞们安居乐业，治安路不拾遗”，国民党港澳支部执行委员会书记叶某居然信以为真，亲自接见，才发现该青年系一精神病人，闹了一个“病急乱投医”的大笑话。
“最后一幕”往往是喜剧的演出。在出版业极不景气的1948年，标榜“幽默”的《论语》却始终保持良好的销售势头。编者邵询美不无得意的宣称，刊物的直接订户“已从机关，学校，银行，商号，推广到了寺院，庙宇”，据说一位长老居然亲自跑到偏远的发行所来订购。/11/也正如编者所说，“现在的环境实在太幽默了，以前是懂幽默的人才会幽默，现在不论什么人都幽默得很。”/12/《论语》上的“幽默”确实都来自生活本身。例如149期L的这则“小品”：“法币满地，深可没胫，行人往来践踏，绝无俯身拾之者，谓之‘路不拾遗’，谁曰不宜！”几乎是一种写实。有的就是从报纸上抄录下来的：“平县某纸店，近年异想天开，向银行买来大量不能通行的一元钞票，盖上‘冥用银行一百元’字样的印戳，每张卖法币一百元，利市百倍，附近的善男善女争相购买——真是生财有道！”/13/至于每期都有的民谣（如153期的《物价谣》：“平平涨涨涨平平，涨涨平平涨涨平，涨涨平平平涨涨，平平涨涨涨平平”，同期的《教授谣》：“教授不如叫化，叫化不如理发，理发不如立法，立法不如司法，司法不如监察，监察不如警察”），对联（如165期的《赞财政当局》：“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谓屁无捐”），打油诗（如1的期的帐安竹枝诗》：“市上一片现凄凉，此修门面彼下乡。日上三竿门未启，军警频频催晓妆”），有许多都是早在民间流传的。就连普通的广告也透着幽默。如《论语赠连续登载丰子恺的“书画润例”，每月一“重订”：册页（一方尺）或漫画（不满一方尺）或扇面每幅定价，6月为200万元，7月即为400万，8月又上升为600万，就这样紧赶慢赶也依然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漫画题材。
未世景象的另一端是文人的自杀。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蒋介石身边的“大秀才”陈布雷于11月13日自戕，朝野为之震动。他留下的遗书中，“百无一用之书生”、“油尽灯枯”。“毫无出路”、“无能为役”、“误国之罪，百身其赎”、“瓶之倾兮皇之耻”等语，曾引起时人的许多感慨。/14/其实，在此之前，7月3日凄风苦雨之夜，早已有一个文人自沉于姑苏阀门外梅村桥下。此人即是“诗词文章，以及刻镌图章，俱卓然自成一家”的乔大壮，他在供职北洋政府教育部时，应鲁迅之请书写的《离骚》集句，至今仍悬挂于鲁迅故居。在许寿裳年初惨遭暗杀以后，他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暑期中却被解聘。他对时局早有不满，曾撰一对联送蒋介石政府的“国民大会堂”：“费国民血汗已？亿？集天下混蛋于一堂！”自沉前与友人谈抗战时送二子参加空军，不料现在竟要轰炸自己人，“实在是杀业深重”，他自感无力救国救己，遂效屈原，留下绝命诗一首：“白刘往往敌曹刘，邺下江东各献酬；到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这年11月出版的《文学杂志））3卷6期特载署名“方回”的悼念文章，并谈及当年王国维的自沉。作者说：“今日已经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留连过去，怀疑未来，或者对于新者因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却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迷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15/
事情确乎如此，到1948年年底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对于“新”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或寄予希望（甚至充满幻想），或拼死反对，或抱有疑惧，或尚无确定立场，但“旧的秩序再也继续不下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眼见沉舟渐没，所有的中国人都默念着一句话：“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个人在时代的转折中怎样自处，仍然需要选择。特别是政权的交替，意味着胜利者将统治整个中国，如不愿接受这种统治，或对其存有疑虑，就必须选择“流亡他乡异国”。这对于与这块故土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太难以接受的选择。1948年的中国文化舞台上一直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作家、记者萧乾，至今也还记着那个夜晚，服过三次安眠药也不能入睡：上半夜，那位人了英国籍的捷克汉学家（和其他朋友）的“忠告’（‘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之类）像几十条蛇在心乱钻，近年来与左翼知识分子冲突不断，真的拒绝了剑桥大学的聘请，留在大陆，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像苏联。东欧那样，大搞“清洗”，如果真有那一天，自己能够逃脱吗？…··。但后半夜，只要一台上眼，就闪出一幅图画，那是童年时代留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一块破席头，下面伸出两只脚，这“倒卧”的僵尸正是白俄“老鼻子”，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咳，自个儿的家不呆，满世界乱撞！”……他乡虽好，故土难舍，怎能想象自己也会成为“没有祖国的人”，而且谁能保证，那“倒卧”异国的命运不会在等着自己呢？……天亮了，萧乾作出关乎后半生的决定：留在大陆。不久，他随着中共地下党，经青岛北上，来到开国前夕的北京。尽管从此历经磨难，却未对那个夜晚所作的选择感到遗憾。/16/
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作出“死守故土”的决定是十分自然的。钱钟书当年就是这样对别人说的：“这儿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说话的语气是相当平静的。/17/他还经常引用柳永的词表白自己的心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惭淬。”杨绦后来解释说：“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据说，陈寅恪50年代前期与王力谈到当年“去留”问题时，也以‘啊必去父母之邦”一语相告。/18/这个传统大概是来自屈原的吧。
而有的知识分子，几乎是被“逼上梁山”的。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后期，一直对民间言论采取高压政策。仅1948年就有以下的记录；l月12日，查封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4月9日，查封《国讯》杂志，香港版《国讯》也被禁止进口。6月5日，上海《时代日报》被强令停刊，罪名是“煽动工潮学潮、扰乱金融。歪曲军情”。7月8日，内务部以“屡载违反出版法文字”为由，勒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7月16、19日，《中央日报》连发社论，针对《大公报》王芸生为《新民报》辩解。批评《出版法》，扬言要对王芸生进行“三查”。8月，中央宣传部训令影片公司在进行“币制改革”时，禁止在剧情中“写述有关物价上涨及讽刺金圆券贬值的情形”。9月24日，《时与文调刊因“言论过激”被查封。10月2日，内政部下达密令：“按照国家总动员法，对于新闻报纸杂志之记载，于必要时加以限制。”10月14日，生活书店经理薛迪畅。练习生陈正达被捕，特刑庭以该店订购“反动”书籍，宣传“共产主义”为由，按“危害国家罪”提起公诉。10月，《诗创造》与《中国新诗》同时被查禁。11月26日，内政部致电上海市政府查禁64种所谓“鼓吹邪说”的学生刊物。12月25日，以“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违反动员勘乱政策”的罪名，勒令《观察》“永久停刊”。12月30日，重庆市社会局列举《大公报》重庆版十大罪状，向法院提出公诉。/19/所有这些“勒令”、“查禁”都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即以储安平主持的《观察》为例。《观察》创刊时，就在“发刊词”中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立场：“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并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20/储氏还有过这样的名言：“老实说，我们现在争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21/这至少说明储安平确不“偏袒”共产党，甚至是心怀疑惧的。但国民党却因为他同时批评了自己，因为《观察》在群众中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从最初的400份，最后上升到10万零500份），而视为大忌，绝对不能相容，非置之死地而后快。储安平曾有《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列举所受迫害事实：“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22/但这只能激起猛烈的反抗，储氏的言辞更见锋利：“我们现在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弄到这地步，“这个政府也够悲哀的了”／‘封也吧，不封也吧，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要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牺牲了的生命不知道有多少。……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文章最后表示要“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23/尽管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之意已定，但《观察》仍不时发表批评共产主义的文章。/24/国民党方面的迫害却有增无减，从出示“一月一查”的黄牌，到最后查封，追捕主编，围捕有关人员，将刊物负责人逮捕人狱。/25/此时，储安平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投奔新中国已别无他路。
这一切，都导致了最后的结果：1948年12月15日晚6时半，两架派往北平“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介石特派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力武等要员前往迎接。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胡适，陆续下机的有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不过25人。——这尽管不是“南下”的全部，但确有代表性，或者说，具有某种象征性：国民党在争取知识分子方面，也是失败者。
据《胡适传论》的作者介绍，其时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在作胡适的工作，通过西山的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将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他继续任北京大学校长与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人与属下也有劝其留下的，胡适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劝得急了，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26/——这也许只是一种传说，但他坚持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是多次见诸于他这一时期的各种讲演与文章中的/27/，而他所作的选择：“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也是一再宣布了的。/28/但他确实并不想南下，至少是不想立刻南下，因为他不肯“丢开北大不管”，而北大教授会早在11月24日就作出了“决不南迁”的决定。/29/他正忙着筹办北大50周年校庆和《水经注》版本展览。但终于匆匆南下。只给留守北大的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一纸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个大木箱的书也无法带走了，连小儿子都来不及通知，只急急忙忙拉着夫人出了门，提包里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为生命的十六回残本呷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陈寅恪出现在南下飞机里，是引人注目的。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浦江清在三天前（12月12日）拜访了他，并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谈话的内容：“陈先生说…··，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以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30/这大概是反映了陈寅。洛的真实思想与态度的。但他最终仍眷念于“父母之邦”而留在大陆。
另一位着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梁实秋早于胡适、陈寅烙，在12月13日即乘火车离开了北平。这是他的出生地，此番远去，归家无日，自是难舍难分；何况还要留下长女，这骨肉分离，更如撕心裂肺。几十年后，大陆终于承认了梁实秋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地位，饱经沧桑的梁文酋女士这才小心地打开那封闭已久的记忆的闸门——记得十分清楚，我去送爸爸上火车，小妹文蔷哭得抬不起头来，弟弟楞着不言语，只有爸爸含泪隔着火车的窗户对我招手，只说了一句“保重”，隔着眼镜我也看见爸爸眼睛红红的流下泪珠。火车开动了，越走越快。这时我忽然想起还有一句话要说，便拼命地跑啊跑啊追火车，赶上去大声喊：“爸爸你胃不好，以后不要多喝酒啊！”爸爸大声回答我说：“知道了。”火车越走越远，一缕青烟，冉冉南去，谁能想到这一分手就是四十年……/31/
以后的经历却颇多惊险：原来说好梁实秋带着孩子先去天津，夫人收拾家庭随后就到；不料夫人多耽搁了一天，平津交通即已中断。梁实秋父子三人只得凄然离津南下，途经塘沽又遭岸上士兵枪射，蜷卧统舱，14日始达香港，再转广州。困居古城的夫人，幸得赶上15日的飞机，一到南京即直奔上海，再乘海轮经香港转广州，全家免于再次分离，实属万幸！/32/——这段战乱（与民族分裂）中的生离死别，因为梁实秋是着名的文学家，才由他本人，以及以后的传记作家多方钩稽史料，记录了下来；但当时发生在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中的远为惨烈的人生悲剧，却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最多仅在有限的家属中，留下日见淡漠的记忆与微茫的悲哀，直到本世纪末被再度搅动……
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在战乱中度过了自己的50岁生日。报纸作了如下报道：“平郊战火17日晨更趋炽烈，枪炮声又近又密。北大红楼屋顶只多添了一面五颜六色的校旗。……全体脱帽中举行蔡（元培）先生铜像揭幕礼。白发白髯的老校友周养庵站在最前一列，双目充满热泪。蔡氏铜像也透过眼镜以深沉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后人。汤用彤院长以轻微的声调说：‘北大是戊戌政变的产物，到五四阶段有了新的生机。存在五十周年以来，度过了多少次难关。今天又是炮声不停，我们纪念北大，有无限感慨。这多灾多难的时代，北大是能继续度过的，我们将勉力向着未来。’…··、”这篇报道结尾处特地谈到了北大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向记者介绍说：“这些天学生心情虽不好，但对功课仍很努力，他们要求星期六及星期大照旧开放实验室。”/33/——这信息是重要的，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一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年长一辈的张元济老先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的一段话：“来书云在此天翻地覆之时，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此真为天下愈乱吾心愈治。”/34/这里显示的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建设精神，在战乱中尤其难能可贵。于是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动乱的1948年，基本的学术文化建设仍在少数人手中坚持着，继续着：继1947年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部分）后，这一年郑振锋先生又影印出版了24辑《域外古画集》，组织翻译了美国现代文学丛书/35/；这一年出版的重要的学术着作计有：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初版，4月），钱钟书：《谈艺录》（开明书店出版，6月），冯至：《哥德论述》（正中书局，8月），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明书店，9月），阿英：《中法战争文学史》、忡日战争文学史》（北新书店，10月），王亚南：忡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时代文化出版社，10月），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华夏书店，11月），《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本年）等。这一切，自然远不够辉煌，价值正在无人顾及之中的坚守。/36/
到了此时，想（能）走的都走了，不想（不能）走的也都留下了。生活在“等待”中继续。前述浦江清的日记为这一阶段普通大学师生的生活作了忠实的记录，我们不妨再作一次“文抄公”——
（12月）13日，星期一，晴，暖。上午十时上中国文学史班。同学都未缺席。继续讲《楚辞》里《天问》、《九章》的内容。显然同学们不很安心。有人问，听说学校要过城内和北大合并上课，是否确实？……也有人问，假如我们这里被解放了，中央空军会不会来轰炸我们？……有一位女同学情感不能抑制，在拭着眼泪。下午炮声很紧，且闻机枪声。知清河撤守，火线在清华园北边，牛奶场已落有炮弹。同学们立在宿舍门外，也有居高远望的。十分紧张。我们便携带铺盖进图书馆。……中文系同人也陆续来了。同学们也来了不少。过道里摊满被褥。消息传来，知道有中央炮兵团进校，在气象台摆了三尊炮。体育馆西一带戒严。电灯没有。入夜，点起煤油灯。人兴奋得不能入睡。陈梦家来，说胜困院、新林院同人镇静如常，很少迂动，园内静悄悄地，月色如画云云。梦家态度很安闲，说得很有诗意。……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幕。夜里隆隆炮声不绝。
16日，星期四，晴。城内外交通断绝。……至
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化为无所谓。教授问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维护学校是同心的。……园内已充满了愉快的情绪。某太太说清华园真是天堂，这样一个大转变，一点也没有事情。海甸、成府交通如常，国军撤，共军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17日，星期五，晴。问学吕君来，云共军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吃着自己带着的小米干粮，喝冷水。肉菜皆有钱买，不强取。人马都很瘦弱。
在家门着无事，读美人约翰·史坦倍克所着《苏联行》。……书中到处都表现一个自由民主的美国人对于苏联的崇拜领袖好像神明一样、以及严厉统制的作风，感觉到奇怪和不习惯。
19日，星期日，晴。下午四时，中央飞机一架来清华园上空投弹。工字厅前下一枚，普吉院胜因院间下一枚。又燕大蔚秀园亦下一枚。投弹之意不悉，恐是共方宣传清华。燕大被解放，平安无事，照常上课，触怒国民党政府所致。数弹幸均落空地，来伤人。平静愉快的清华园，于是又起一阵骚扰．罩满了忧愁恐惧的气氛。……
21日，星期二，晴，寒。林庚教授来谈，述燕大近况，并慰问清华朋友。燕大昨日下午正在请共军13师团政治部主任刘道上讲演。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象共产党员干部口吻。共方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刁。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
22日，星期三，晴，寒。晚七时，中文系学生邀集师生座谈会。…··，是夕，始有电灯，系共军设法恢复者。本系师生济济一堂。问学表现解放后的乐观气氛。讨论如何走向光明的道路，检讨自己的生活，讨论大学教育的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问题都很大，发言的人也多。……中年人往往注意于现实问题，意志消沉，又富于理智，抱怀疑稳健的态度。现在我们的大学可以说还在战区三不管的地带。我们的薪水拿到12月份，而金圆券已经不能买蔬菜，偶可买到，非常贵，肉60元一斤，鸡蛋十数元一枚，菜三四元一斤，冻豆腐三四元一块。所以不到几天我们的金圆券也已完了。现在只有面粉，要以面粉换蔬菜，度日如年。不知北平何时被共军攻下，方始得安定。又不知国军会不会冲出来，西郊成为拉锯战的战区。又不知人民政府何时来接收清华，使我们能够拿到薪水。这些问题盘旋在我们的脑子里，所以不很起劲。
28日，星期二，晴，暖。上午和企罗至海甸看看。……店门多关，略有市面。肉价60余，纸烟40元20枝。我们想买些赤豆、青豆、黄豆，跑了好几家，结果买到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亦可做豆沙者，20元一斤）。花生米价要五六十元一斤，我们舍个得买。/37/
当北方的古城在围困中苦熬，南方的香港却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种心情。早在1947年下半年，深谋远虑的中国共产党人即有计划地将自己的，以及倾向于自己的文化、教育。学术界知名人上转移到了香港，及早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经过灵活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这些集中于香港的民族文化精英很自然地团结于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此刻正焦急地等待时机，乘舟北上，以响应中共在本年五一劳动节发出的号召，到即将解放的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样，1948年的年尾，中国的土地上，戏剧性地出现了“南下”与“北上”两股知识分子的人流，前者人员稀落，仓皇而绝望；后者浩荡而有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散漫的知识分子面前表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充满了希望。较早北上的是郭沫若、茅盾等人，时间是1948年11月23日夜从香港出发．12月1日抵东北解放区丹东石城岛，即转沈阳。郭沫若再一次施展浪漫主义才情，临行前赋诗“留别”夫人于立群：“此身非我身，乃是君所有。／慷慨付人民，谢君许我走”，“赠我怀中镜，镜中有写真。／一见君颜开，令我忘苦辛”，“中华全解放，无用待一年。／毛公已宣告，瞬息即团圆。”/38/在放舟北上时，更是一路高歌，首首都以“我今真解放”作结：“我今真解放，仿佛又童年”，“我今真解放，尘垢蜕如蝉”，“我今真解放，赤裸人人寰’，“我今真解放，快乐何如之！”“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39/真是把他自己，以及相当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这历史的转折中感受到的解放与新生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此紧密相联的是一种迫切的自我改造（更新）的欲望。郭沫若到东北解放区不久，即在给解放区作家草明（她在1948年出版了反映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原动力》，呼声正高）的信中，表示：“我在蒋管区也实在等于坐了十几年的集中营，而今得到解放，正非认真学习不可”，“今后当虔诚地向你和一切文艺解放战士学习。”/40/这种“虔诚”在那时及以后都是颇有代表性的，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
1948年12月20日，诗人、翻译家卞之琳急急忙忙登上客轮离开英国，四星期后，他到了香港：他是赶来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手提箱里放着一部用英文写的，并刚刚译成中文的小说《山山水水》，这是一部诗人写的小说，也是实验性的，据说英国小说家衣修午德（卞之琳曾翻译介绍过他的《紫罗兰姑娘》）曾给这部小说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卞之琳很快发现这类实验与新中国的文化氛围格格不人，就自动把原稿付之一炬了——这当然是几年以后的事。
与卞之琳一样，急欲回国的还有许多海外赤子。他（她）们中的冰心、老舍、李四光等，都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赶了回来。——这也是一种“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