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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了王照
    南方周末　  　2004-10-09 10:07:50

　　□范福潮（河北任丘）
　　
　　一位学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谙官场权术，不辨政局走势，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却喜揣摩君心，热衷权势，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结果卷进政坛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一个被遗忘的人物
　　王照在“戊戌变法”时，也算个人物，但比起康、梁和“六君子”来，名气要小得多，以至年代久远，后人们不大记得他。
　　王照是直隶宁河人氏，字小航，号水东。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五岁进士及第，虽称不上少年得志，但对科举时代的举子来说，这个年纪并不算迟，与侪辈相比，他比年长他一岁的康有为还早一年。时值清日战争爆发，朝廷未给新科进士开馆、授职，王照便离京还乡，在宁河县芦台镇协助地方官吏办乡团，维护地方治安。生逢乱世，无缘跻身京官之列，学那曾文正公，练乡勇为劲旅，外可御敌，内可荡寇，也算是一番功业。王照是个认真的人，他把芦台的乡团办得极为出色，直隶总督王文韶称赞他：“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
　　翌年，王照赴京入馆，散馆后授礼部主事。清代进士，除点翰林外，分部候补主事也算是较好的出路，熬过一定年头，必能补缺，擢升员外郎、郎中，即便外放，也可实授知府，顺利的话，四十多岁官至二品京堂或巡抚一级疆吏，并不困难。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戊戌年间康、梁掀起的那场变法运动，王照的仕途，想必不会太差。

　　康有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经过六年潜心治学，两次游历各地，成为一个“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风云人物，进而从一个六品主事，一跃而被擢为四品章京，其“得君之道”，在官场上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时势造英雄。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时论皆以为惟有“变法”才能富民强国，“变法”之声骤起，一些鼓吹“变法”者奔走于朝野，大造声势。光绪八年（1882年），二十四岁的康有为初游京师，即已立志变法。他才思敏捷，交友广泛，下笔万言，磅礴罔测，颇有领袖气魄，他是一位胸襟远阔的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经过六年潜心治学，两次游历香港及南北各地，至光绪十四年再游京师时，他已是一个“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风云人物。由于出身背景、治学态度和个人经历的差异，在政治策略上，康有为不同于孙文，他不会铤而走险，走造反、革命的道路，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了明君贤相身上。其实，这也是帝政时代想成就事业的士大夫们普遍的惯性思维：皇权至尊，只要能说服皇上和他身边的重臣变法，不愁变法不成。他在上吏部尚书徐桐的信中说：“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几无及矣。”徐桐不以为然，以狂生见斥，三诣其门不获见。他又结交御史屠仁守，不厌其烦地代其拟摺；又与谏官洪良品过从甚密，书信往来大论中西异学；又上书曾纪泽，极尽恭维：“上下苟安，议论孔多，言守法则泥祖宗之宪章，欲变新法而未得西人之要领。……今天下之精于西人政学，而又近当轴者，舍公其谁？”此时的康有为，还未中举，以其卑微的身份，混迹于京城权贵身边，窘迫之态，可想而知。光绪十九年，康有为中举，翌年，进京会试，但不大走运，因下车时扭伤了脚，只得弃考，南归养疾。光绪二十一年，是康有为的转运年；二月，他偕梁启超入京会试；三月，清日马关订约，他纠合士子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声名大噪。榜发，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似乎看不上这个冷衙闲曹之位，并未到署办公。他一心“上书”皇上，五月初六、初八两日连上“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书”；六月，他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后赴沪组织“上海强学会”。御史杨崇伊参奏强学会“植党营私”，京沪两会相继被封。此后三年，康有为到处讲学、办报、结友、游历，耐心地寻找时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强割胶州，康有为闻讯赶赴北京，拟“上清帝第五书”，吁请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君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且言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在此后的六个月里，康有为又两次上书清帝变法。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是康有为出头的日子，光绪帝命王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与会，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凡内政、外交、法律、官制、学校、财政、工商、矿政、铁路、邮电、练兵，无所不谈，他趁这次会见的机会向皇帝呈上了他辑录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实行变法，仅隔四日，便召见了康有为，历时两小时十五分。光绪帝非常欣赏康有为关于变法的奏对，当日即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摺奏事。一个六品主事，一跃擢为四品章京，从此得近天颜，专宠专信，这对年仅四十岁、为变法奔走疾呼了十几年的康有为来说，真可谓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在帝政时代，得君之道，是大臣行走仕途务必精通的一门高深的学问，关系到进取和自保。康有为的“得君”之道有四：一是连篇累牍地向皇帝上书，自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共上书七次；二是不厌其烦地游说、结交权臣，即使遭受冷眼轻慢也毫不在乎；三是结社起会，策动政治风波，如组织京、沪两地“强学会”，搞“公车上书”；四是令弟子充分利用报纸，写文章，造舆论，影响民众观听。这第四招尤其厉害，利用报刊宣传造势，有为深谙其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分析康、梁的崛起之术时说：“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而己未能信也。当时情热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知觉。不出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康、梁得宠，使善于揣摩君心的朝臣们大为心动。康、梁的“得君之道”在官场上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京城和外省的官员、士子纷纷效仿，向皇帝上书和吁请“变法”成为一种时尚。当“变法”成了朝臣进身的惟一政治资本，成了邀宠的秘诀，它对京城衙门里坐久了冷板凳的低级部曹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王照是个聪明人，有能力，肯钻研，在点翰林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兢兢业业地做事，他和徐世昌一起办过“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当时办学依例须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他在呈文中写道：“名为第一号，以后尽力推广二号三号以至十百千号”。他对汉字注音很感兴趣，一直在研究可以拼写汉字的“官话合声字母”，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他心性沉静，随缘安分，能够不为纷乱的时局所动的话，依他的才学，本可以成为一个贤臣、一个教育家、一个语言学家。但他正值盛年，恃才待举，适逢光绪帝变法心切，求贤若渴，眼看一批年轻新锐脱颖而出，他在礼部衙门里愈发坐不住，脑袋持续升温，对升迁的渴望和对“变法”的投入使他难以冷静下来判断政治形势，沉默了两个月之后，再也耐不住寂寞，纵身投入了本已白热化了的帝、后两党明争暗斗的激流中，旋即没顶。

　　慈禧一方面支持新政，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未雨绸缪，稳定政局，然而在康有为等人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越来越多

　　光绪帝亲政十年，内政外交，一无建树。甲午战败，马关签约，割地赔款，几近亡国。慈禧太后还政之后，碍于祖宗家法，她并不愿过多插手政事，只在暗中调控，时而放权，时而揽权，给了光绪帝足够大的权力空间。如果光绪帝的政绩再好一些，驾驭朝臣的手段再圆熟一些，控制政局的能力再高超一些，依太后的岁数，她不会再走上前台。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时人普遍认为：“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此论不失厚道。恭亲王在世时，声威昭着，他在调和两宫、平衡君臣矛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鼎力支撑着将倾的大厦。在光绪帝诏定国是的前十三天，四月初十，恭亲王病逝，清廷失去一位老成谋国的重臣。“王明于政治，大臣多从夙望，群小不得妄进，德宗亦有所惮，王在，莫敢为戊戌政变之事。”（魏元旷：《魏氏全书·光宣佥载》）恭亲王一去，两宫之间、朝臣之间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调和者，政局急剧动荡，终致失控。
　　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光绪帝受尽了失败的屈辱。他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发奋重整乾坤，强国富民。当他从奏摺、报刊、朝臣那里知道了康、梁的“变法”之道，犹如一个濒死的病人，突遇神医，立刻被康有为开出的拯救大清的灵丹妙药所迷惑，一股脑尽数吞下，立盼起死回生。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第一次（百日维新期间）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请安驻跸，在园中住了两天。帝、后这次见面，决定了几件对今后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人事安排：
　　一、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
　　二、调离直隶总督王文韶，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三、谕“嗣后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被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摺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同”；
　　四、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同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即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摺奏事）。
　　仅隔五天，五月初四，光绪帝二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这次他在园中住了五天，又作了四项重要的人事安排：
　　一、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二、授吏部尚书孙家鼐为协办大学士；
　　三、以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四、派怀塔布（礼部尚书）管理圆明园八旗官兵、包衣在旗官兵并鸟枪营事务；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补授那彦图为阅兵大臣。
　　以后每隔几日，光绪帝就去一次颐和园，少则住两三天，多则住五六天，从“诏定国是”至八月初六太后再次“训政”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绪帝一共去了十二次颐和园，在园中住了四十四天，其间许多重大人事任免的“上谕”和召见大臣，都是光绪帝在颐和园里作出的，也可以说是与慈禧太后事先商定的。慈禧太后并未干涉光绪帝实施新政，她只是对光绪帝做事急进浮躁不放心，担心他用人不当，激化朝臣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局失控，因此，她一方面谨慎地支持新政，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未雨绸缪，稳定政局。她执政多年，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颐和园中发出的每条上谕她肯定都要过目，朝野发生的大小事件也都有人向她报告，风吹草动，事无巨细，都会引起她的反应。
　　进入七月以后，在康有为等激进人物的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增加在宫中独立处理朝政的时间，他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受到他人挑唆的时候，会在感情冲动下作出轻率的决定。从上谕发布的时间上可以看出，这些决定，是在宫里仓促作出的，事先未与慈禧太后商议。七月初八、七月十二日第八、第九次诣太后，都是头一天去颐和园，第二天还宫。七月初十，光绪帝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循玩懈，不肯力行新法；十一日，谕各督抚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谕告诸臣除去蒙蔽锢习，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许延搁；七月十四日，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粮道、盐道等职，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及归并事宜，命大学士、六部及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切实办理；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马癸等六人，以阻格主事王照条陈事务罪革职；七月二十日，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在这十天时间里，光绪帝发布的一连串上谕，全是针对“后党”，而且动作太大，激起了强烈反弹，一时壁垒分明，朝臣决裂，再难转圜。其中，王照参倒礼部六堂官一事成了“变法”失败的导火线。

　　脑袋持续升温的王照纵身投入了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他先是攻击后党，竟一举参倒了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

　　王照的奏摺写于六月下旬。按清代官制，六品官没有直接上书的资格，须由尚书“代递”。王照这道摺子有三部分内容。开头畅谈国势之危和士大夫的短见，以论证变法的紧迫性，当时上书变法者多有此论，虽属老生常谈，但也有独到见识之处，如“甲午以前，我国之力已不足立于群雄之间，所以暂容作大者，赖群雄适互嫉耳。自俄路东指，英人束手，日人乃急发难，我国既受大挫，而大臣不悟，反欲倚俄，益致列国生心。自去冬以来，环迭进攫，未尝歇手。夫西人虽在攻战之际，亦盘敦从容，况对于我国，已无须攻战，而诸大臣则以为目无烽燧，耳无鼓鼙，前此小有损失事已过矣，乐得貌为镇定，谓改旧章为伤元气，谓倡新政为启乱萌，以空谈正学术为纯臣，以大言轻外敌为良将，狂瞽之论，不知纪极。今到处乱民滋事，无不托言杀鬼子者，士大夫反称之为义民……”王照在“义和团”爆发两年前就预感到灾难临头，的确有先见之明。第二部分谈教育，提议设“教部”以释众疑，“以西人敬教之法，遵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甚是迂腐。如果王照的奏摺只有这两部分内容，礼部堂官不会将其“搁置月余”，这道摺子被搁置是因为第三部分内容———“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请皇上、皇太后出访外国，不但有背大清祖制，无例可循，在礼仪、交通、保卫等技术上也无从操作，尤其是在刚发生过李鸿章出使日本遇刺之后，难保皇上、太后出访的绝对安全，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礼部堂官，仅凭脑子发热就递上这道奏摺，或者引起帝、后不快，或者引起帝、后分歧，即便同时能被帝、后采纳，“巡幸中外”时安全上若出了问题，礼部尚书是要掉脑袋的，谁敢担此风险？权衡再三，他们压下了王照的奏摺。王照生性倔强，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但也是个缺少政治经验的书生，他看不出奏摺被搁置本身就说明上司对他不满，也是怕他惹麻烦，反告上司“因循玩懈”，对皇上要求督抚京官“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的旨意阳奉阴违。王照不顾官场礼仪，面诘礼部尚书许应马癸阻挠新政，许应马癸恼羞成怒，亦具摺劾奏王照。无奈许应马癸的运气太坏，就在两个月前，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已经参过他一本，这一回，光绪帝新账旧账一起算，七月十六日谕旨对其严辞切责：“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鳃鳃过虑也。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臻成壅蔽之一端，岂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着留览。”七月十九日，又下了一道朱谕：“吏部奏，遵议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处分一摺，朕近来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达聪，不妨刍荛兼采，并藉此可觇中国人之才识。各部院大臣，均宜共体朕心，遵照办理，乃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藉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谕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此故为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马癸及左右侍郎六人即行革职。“至该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劝，特谕。”
　　王照一摺参倒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表面上看，王照荣获谕旨嘉奖，升官晋级，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已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原因有三：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与庆亲王、荣禄、裕禄等朝中重臣关系密切，是“后党”的中坚，王照得罪了他，也就得罪了“后党”，此其一；清代官场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十分讲究，王照一摺参倒六位上司，犯了官场上“犯上作乱”的大忌，他在仕途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其二；王照无意中做了“帝党”打击“后党”的棍子，这样的棍子一旦被用过一次，就不会再用一次，尽管“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劝”，但他的价值已等于零，此其三。可怜王照，此时身感宠眷日隆，昏昏然陷入了癫狂状态，根本看不到帝、后矛盾已经激化、朝臣分裂的格局已经形成，更看不到自己处境险恶，就在皇上嘉奖后的第五天，脑子一热，又干了一桩蠢事。

　　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王照接着把目标瞄准了光绪帝的亲信张荫桓。在为帝党当了一次棍子后，也要为后党当一次棍子，以示自己的不偏不倚

　　王照这次参劾的是光绪帝的股肱之臣张荫桓。
　　说起来，王照与张荫桓素无嫌隙，他真有点多管闲事。张荫桓向光绪帝保奏了三名被革职的官员，皇上谕旨“均着开复原官原衔，发往山东河工，交张汝梅（时任山东巡抚）差遣委用，俟此河工事竣，由该抚给咨送部引见。”在清代，朝廷重臣向皇上奏保已被革职的地方官员，请皇上给他们恢复官职或重新任用，是常有的事。王照七月二十四日上了一摺：“窃臣近阅邸钞恭读二十日上谕……臣不胜骇异，缘张上达、黄玑皆人所共知，劣迹昭彰者也。伏查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谕：李秉衡奏参庸劣不职各员一摺，山东候补道黄玑、揽权纳贿，声名狼藉，着即行革职。钦此。又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上谕：李秉衡奏参开缺道员张上达，请旨严惩等语。......臣窃闻李秉衡廉明清正，详于察吏，精于综?，历官各省，人无闲言，但于中外交涉事宜，非其所长。守旧之流，妄事标榜，诚为太过，而李秉衡参贪吏，尚未有误。张荫桓役志于声色货利，为外人所轻笑，于洋务仅识皮毛。今乘皇上目不暇给之时，蒙混保此劣迹昭着之员，即行开复；前此上谕具在，使天下人疑皇上讲求新政，遂翻然于用人之际，不论贤奸，不别贪廉，从此中人之志节皆隳，仕途之痼习愈深，张荫桓苟知时务，不应有此。其如何惩戒之处，出自圣裁，臣受皇上破格之恩，死无以报，既有所见，不敢不言，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王照这道摺子表面上看是怒责张荫桓“乘皇上日不暇给之时，蒙混保此劣迹昭着之员”，埋怨皇上不辨贤奸，所用非人，而他之所以敢于犯颜直谏，是因为受了皇上的“破格之恩，死无以报”，才“不敢不言”。但日后王照回忆此事时却是这样解释的：“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其为人最奸贪，尝独吞洋债回扣，是春太后命抄其家产，懿旨已出，荫桓求庆王急进奉十五万，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是时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氵勿，权在军机王大臣以上。康先生与荫桓至厚，闻余调查贿保张上达案甚亟，特来阻止曰：樵野是皇上的人，不可参也。余曰，不见得他是皇上的人，他败坏皇上的声名，我就看他是皇上的仇人……”参倒怀塔布，王照给帝党当了一次棍子；这一次，他揣摩“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不惜得罪变法派的同志康有为，非要参倒张荫桓，也给后党当一次棍子，以示自己在帝、后之间的不偏不倚。
　　这些只是说得出口的理由。其实，王照心怀叵测，另有所图。就在皇上赏给王照三品顶戴的第二天，谕旨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务艰危，凡有所见及自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候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章京，是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相当于现代的秘书；卿，在清代只是官僚的虚衔，有三至五品卿。四章京奉特旨筹办新政，权重倾国，骄矜之态毕露，与同署办公的满汉章京势同水火，连军机王大臣亦不放在眼里。谭、林每受召对，凡事关新政，稍涉机要，即令拟旨，军机大臣不与闻，诏成，径达上所，军机大臣亦不知，谭、林亦不告之。梁启超事后忆起四章京揽权之事写道：“上举行新政而枢臣耄老不能辅佐维新，上又无权去之，又无权添用军机大臣，至是渐操用人之权，乃选新近小臣以辅新政。……特加四品卿，令入军机参与新政，参与者用日本维新置参与官于宫中之义也。皇上别授朱谕于四人，令其将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无有畏惮，所有新政奏摺，皆令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盖恶诸大臣既极，束之高阁，而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为宰相也。”
　　四章京恩宠如此，朝野尽知，这对图谋干进的王照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一摺尽罢礼部六堂官，谕旨嘉奖，皇恩浩荡，他只要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跻身“实为宰相”的行列，辅佐皇上变法，就不是梦想。处在极度亢奋状态的王照，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把目标锁定在张荫桓身上。

　　王照满以为自己能调和两宫，稳步推进变法，未料却拉响了失败的导火索

　　这一次，王照碰壁了，这道摺子被搁置，张荫桓毫发未损。仅过了十二天，太后亲政了，光绪帝被囚瀛台，康、梁亡命日本，“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怀塔布、许应马癸加官晋爵，赏还花翎。怀塔布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赐紫禁城内骑马；许应马癸擢为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太后连下四道谕旨缉拿王照：“该员畏罪逃匿，实难姑容。候补四品京堂即行革职，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查务获，并着顺天府府尹督饬宁河县知县将该革员原籍家产一律查抄，勿任隐匿。”怀塔布深恶王照，当知他逃到日本后，请旨拿问王照的兄弟王燮、王焯，又奏请太后电令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绑架、行刺王照，“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豫杜日人藉口，斯为妥善。”
　　王照逃到东京，栖寄无门，只得委身于康、梁。王照、康有为虽都主张变法，但王主张调和两宫，稳步推进；康则主张废掉慈禧太后，皇上亲掌大权，疾行变法；王不赞同康的激进做法。王照又因不听康有为劝阻，参劾康的同乡、恩师张荫桓，为康有为所不容。流亡中的王照已经清醒，“照依托康、梁之末，以待偷生，真堪愧死。总之，敝邦之政变，荣、刚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王照批评康有为的激进胡为葬送了变法事业，揭发康有为在日本刊刻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有为伪作也”，破坏了康、梁利用皇上“密诏”为自己策划政变辩护、挑动列强给太后施压的图谋，康、梁大怒，将他软禁起来。王照苦不堪言，寻机向友人诉委屈：“自同逃共居以来，凌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行经康、梁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王、康龃龉，惊动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担心康有为跋扈滋衅，欺压王照，招惹事端，便给康有为九千元，令其离境，康有为去了加拿大。第二年，王照准备回国，他上书日本青木外相：“得罪之由，亦不过因保荐康广仁、梁启超为顾问耳。及来贵国，照亦未指斥西太后之短，故北京亦无刺照之意。今请贵省以后不必资给保护。”不久，王照潜回国内，先隐居山东，庚子年后，他诡称赵姓，在天津、保定一带活动，宣传官话合声字母。光绪二十九年，他回到北京，次年，自请入狱。入狱两个月，清廷大赦戊戌党人，王照获释。从此，王照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活动，淡泊名利，甘于清贫，民国二年，总统袁世凯请他担任“读音统一会”副会长，他也只是挂名而已，并不任事，此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国务总理段祺瑞、总统徐世昌都曾委以官职，他以老病相辞。他的后半生是在潜心研究、积极推广汉字拼音方案中度过的。民国七年，北洋政府批准实施“官话合声字母”（这套汉字注音字母，台湾至今还在使用）。民国二十二（1933）年，王照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一位学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谙官场权术，不辨政局走势，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却喜揣摩君心，热衷权势，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结果卷进政坛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王照有此觉悟，也算不枉此生。
 

范福潮 2013-08-20 14:0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