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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1921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轮”；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戴晴 2013-08-19 16:0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