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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党部组织崩溃，政治制度未能建立，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紊乱，民心涣散，革命基础与精神完全毁灭”。面对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失败，蒋介石也不得不开始反思原因，虽然还是归罪于共产党，归罪于“人民之愚弱，学者之糊涂，政客之鼓荡，奸商之作恶，加之美国之侮华”，但也无法否认国民党自身存在诸多问题。

      1945年12月，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哀叹：“敌国投降以后，反演成最大之耻辱，无上之苦痛。有人援助，而我无能力接受其援助；有机复兴，而我无人才，致失此千载一时之良机。无组织，无干部，为共匪所诬陷，为反动所挟制，而尤为外人所讥刺与轻侮，此为最难堪之事，而又不能不为之忍受。”29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和北京，再次发出感慨：“干部不力与腐败之现象，最使人对国家前途发生无穷之感也”，说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无人才、无组织、无干部、无知识、无能力、贪污腐败等问题，对前途感到担忧。

      国民党军事上接连失利，蒋介石认识到国民党军“纪律废弛，内部腐化，外表枯竭”，“各军师之间，只图自保，而毫无合作之精神，其次为将领只知防守，而不敢进攻，可谓毫无斗志，不知廉耻，此为失败最大之原因”。此外，政治、社会、教育等也“均告动摇”，尤其是经济危殆，民生艰困，致使“社会人心，益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认为这一切皆因“亲近左右之干部，不知自强自立，而一意推诿塞责，以求自全，……只怪他人，互忌抱疑，而不肯为国家，为其职责，减损丝毫之权益与名利”。

      认识归认识，蒋介石并无决心和能力解决这些问题。1947年6月，蒋介石已经感觉到危局难以挽回，犹如“大厦之倾，独木难支”。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力图采取措施挽救危局。1947年7月9日，他提出政治工作的四个方向：

      “（一）‘党’‘团’工作应集中在农村、军队与匪区。

     （二）应征收财产税与土地税。

     （三）应厉行消费节约运动与监察。

     （四）应以‘平均地权’与‘调节贫富’为政治建设之方向。”

       8月30日，蒋又考虑自力更生之道，拟订十项办法：

      “一曰社会革新，二曰为民众服务与解除民众痛苦，三曰勤俭报国，四曰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五曰扫除贪污，六曰扫除文盲，七曰卫生清洁与医药，八曰自反自责，互敬互爱，九曰不排外，不报复，爱人如己，十曰不借债，自重自立。”

       蒋介石深知这些都不是局部技术问题，“乃为全般大原则之确立与重生问题”。如果只是“枝节补救，在目前形势下，将利未见而害先覩，反疑一切改革为不可能”。31日，他再三考虑之后，确定了整治和改革的重点：

      “（一）祛除感情，惩治贪污；

     （二）提倡民主法治，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习气；

     （三）建立组织与制度；

     （四）建立干部制度，促进新陈代谢机能。”

       能提出惩治贪污、民主法治、平均地权等，说明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之症结所在，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所提改革方案也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这些方案只是停留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并未得到实施，当然不能改变国民党失败的局面。

      1948年2月5日，蒋介石与夫人到燕子矶游玩，途中仍在“检讨抗战期间与胜利后，外交、经济失败之原因与责任”，结果散心未成，反倒“不胜抑郁”。反复思考之后，蒋介石在22日的反省录中得出结论：“今日政治、军事、外交之失败与耻辱，皆因用人不当，以致今日经济崩溃，对内、对外，皆蒙受奇耻大辱。此种痛苦无法申诉，深觉文武干部不能成材之苦，然此皆余不识之过，于人何尤。”3月25日，蒋介石又感叹道：“自愧不知组织，以致今日党务、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皆无干部，一经危困，所有基础，完全动摇。”“文武之忠勇干部，丧失殆尽，几无能用之人，悲痛极矣！”

      国民党“人才缺乏”，党政人员“老朽昏庸与幼稚自私”，党中干部“醉生梦死”，“无胆无识，无能无智，不知责任与耻辱”，蒋介石对这样一个“颓废、衰老与散漫之党”，除了哀怨，基本上束手无策。更加严重的还在于军政腐败情形，这一点，蒋介石心知肚明。1948年5、6月，他在日记中痛斥国民党官员浪费金钞的恶劣风气以及“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批评他们“几乎莫不以金钱是视，耗费公帑，吸尽人民脂膏，不以为意。人欲横流，道德沦亡，廉耻荡然无存，此实亡国之劣性，灭种之恶习，不知如何挽救矣”。但是，蒋介石没有惩治贪腐的好办法，1945年12月审核的肃清贪污运动纲领及改革党务方案也没见效，他在和长公子蒋经国谈时局时说，“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似已至不可救药之境”。他所能想到的只是“重振道德，恢复礼教，而后乃能言戡乱建国也”。

      1948年7月7日，蒋介石反思了以往政治和用人方面的弊端：“一、未注意从制度上政策上奠立根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盖政治只可有远见，不可施奇谋。只有使之渐进，而决无捷径可循也。二、培养领导人才，未得其法，以致不能新陈代谢，致有无才寡力，而又未获启发，及至用人之时，又欲顾及其有才能而无资望，或有资望而无才能，摩擦纠纷，皆由此起。”蒋介石决心“今后应一面破格用人，一面从根本上培养党政军与社会之新生力量。”

       7月10日，蒋介石又继续考虑整饬将领与干部之道：“一、对将领如何使之革除以往畏匪与腐化恶习。二、对党政干部如何使之化除过去成见与敌对仇视心理，恢复革命朝气，提高其奋斗精神，团结一致，同心一德，以反共剿匪为惟一目标，以民主集权制为共同信条。合则留，不合则去，勿再因循泄沓，拖泥带水，以败坏我党革命之纪律也。”

       8月18日，蒋介石再次研究失败之原因与今后改正之道：

   “其失败原因：

    一、将领精神丧失，军队腐败。

    二、政治教育不清，组织绝无，因之考核监督更谈不上。

    三、经理制度不良，军费无从核实，因之将领吃饷贪污。

    四、力行哲学不讲，一切法令皆不能实施，等于具文。

    至于今后之改正：

    一、提高力行与负责知耻之精神。

    二、加强政治教育之方法。

    三、特别加强军官团之组织训练。

    四、改革经理制度与核实员额及收支。”

      1949年3月31日，蒋介石对失败的重要原因作了彻底检讨，拟成条目，以便反省与改革：

   “（甲）外交失败为最大之近因；

    （乙）军事教育与高等教育之失败为其最大之基因；

    （丙）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崩溃，为革命失败之总因；

    （丁）经济金融政策之失败，实为军事崩溃之总因；

    （戊）民主宪政之时期与制度以及国民大会代表等之选举，以动摇剿匪之基本，此实与剿匪反共政策背道而驰也。

    （已）社会经济政策与民主主义尚未实行，此乃惟一之致命伤也。”

      可见，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认识还算深刻，敢于直面问题。但是，对于自己的检讨，蒋介石却只是蜻蜓点水，不愿深究，只说自己用人不当，识人不察，迁就环境，不知自主，政治上未能把握时机等等。身为最高领袖，他理应主动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但是他却很反感别人对他的指责：“凡一切失败之责任，皆推至元首一身，……几乎领袖之一举一动，一言一令，皆认为错误，皆以为越权，皆指为误国。”他还认为其他人不体恤其苦心，却批评他“独揽一切”，“使各主管不能尽职，谓军政失机，咎由于此”。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将军事失利归咎于蒋介石直接指挥部队所致，他非常愤慨，认为他们是“诿过卸责，妄加诬蔑”，他为自己辩解，“惟因前方将领迳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覆督导，以示激励，焉得即指为越级指挥耶？”他不承认自己专制独裁的错误，就连儿子蒋经国“以诸葛武侯治蜀，事无巨细为谏”，他也听不进去。他顽固地以“文武干部，多成官僚，生活泄沓，工作敷衍”和“人心动荡，险象四伏”为理由，坚持“党、政固不能不亲自督导，而军事尤不能不负责主持”。有这样的认识，蒋介石又怎么可能真心改正呢？

       总之，国民党失败的症结，“实在内部，而不在外敌”。中国历史告诉蒋介石，“历代亡国之原因，并不在于敌寇外患之强大，而实在于内部之分崩离析所致”。蒋介石和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的确发人深省，值得后人深刻反思，引以为戒。

网载 2012-08-05 10:5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