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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一瞬》我和胡风短暂而又长久的因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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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给了我一封从成都寄来的信。
信比较厚，信封却很小。
字迹流利，但很年陌生。
地址下面写着张寄，在张寄之后又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是即胡寄三个字。
我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都不得要领，我在成都生活过，可从来都没有一姓张或姓胡的熟人。
也许是一位读者的来信？我从左侧小心翼翼地把信拆开。
第一页开头出现的是：白桦老弟四个字，落款是胡风11月，14日，1979年。
在瞬成都。
啊！原来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
他怎么会在成都呢？这四分之一世纪，他是怎么挨过来的呢？一切都恍若隔世！这么多年，只听说他在押，除此之外，几乎没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人的消失或死亡真的会那么容易吗！今天，这封信用一行行整齐的钢笔行书小字回答了我：胡风还活着，而且他对往事的记忆依然清晰，甚至还不乏锋利和幽默感。
提到一些在文化领域里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作家们，丝毫都不掩饰他的挖苦和讥讽。（都市绝品学生）
他在信上告诉我，文革结束以后的短短两年间一直都在不停地写，已经写了百来万字。
信只有一页，注释比正文长出了一倍。
看来，胡风是在1979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在文代大会上的言《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次日给我写的。
他在信中说你为你的、也是我（们）的母亲做了一件……庄严而真诚的事。
随信给我寄来1961年他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写给我的九首五言旧体诗。
注释的最后一条是：不必想到不回信不合常。
辞不达意，不如完全省事。
如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咱们也乘机重见罢，也许还不止一笑而已咧！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的我获得自由，心灵已经自我解放了。
——我以为，这对于和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和理论家特别可贵。
胡风胡风的信使我既意外，又感动，虽然胡风暗示我不短必复信，我还是想给他回一封信。
当即向冯牧讲了（因暂为多年来，许多重大问题我都要问问他）。（侯门将女）
冯牧心有余而又悸地劝说我：胡风的问题是**定的，翻不了案。
长现在给他回信不仅给你找麻烦，也会给他找麻烦。
何必久呢？再说你的信他未必能够收得到。
历经坎坷的我完的因全能够体会得到：胡风此时的心既敏感而又复杂，尽缘管他说不要回信，而他在心底里未尝不是热切地盼着我的复信。
我如果真的不回信，他会很失望。
但我还是被何必和未必四个字说服了。
我从不保留信件，但他的这封信和九首诗，却一直珍藏至今。
他竟能在冷酷、寂寞的单身牢房里写出诗来，真让我佩服不已。
因此我想到他在狱中，一定有很多时间是沉浸在对往事的美好回忆之中，回顾美好的往事当然比痴痴地面对铁窗要好受得多。
从信上看，和26年前初次见到的胡风相比较，他的年龄似乎并没有增长。
好像比当年的胡风还要热、天真些。
大约他以为：今天思想界、文艺界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和他一样。
看来，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或精神的死灭，特别是精神的死灭，并不那么容易！当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甚至为多年运交华盖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自豪。（代嫁庶女：驯夫三十六计）
我和胡风的相识，是在1953年5月。
一天，我接到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和傅钟召见。
那时的总政治部办公楼设在前门，我赶到主任办公室的时百候，看见有几位地方和军队的作家已经到了，其中老作家有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中年作家有菡子、海默、胡奇、刘大为等。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当时年刚刚进入23岁，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一个顽童。
两位副主任讲话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到会的人就是一个由中国作家协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一到东北和朝鲜访问从三八线那一边交换回来的中国战俘，然后写文章向全世界揭露美帝国主义、南韩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相互勾结，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
可能是我太年轻的缘故，第一眼就觉得胡风是一个老人，瞬一个三分沉闷、三分无奈、三分忧郁的老人，不可捉摸的那一分当然装不下城府，好像是愤懑。
出以后，只在沈阳稍事停留就到了黑龙江边的大赉县，到大赉的时候，田野里的积雪还没有融化。
那里原有的一个野战医院改为一个战俘集中营地，被交换回来的战俘将在这个营地里接受政审和体检。
当时的大赉城像是一座寂寞的大村庄。
全城最大的工业是一座罐头厂，入夜的大赉闪烁着点点微弱的电石灯，一朵灯光下是一个卖猪杂碎的小贩，那些猪杂碎都是从罐头厂批出来的边角料。
当地人很少有闲钱来享用这些美食，所以非常便宜。
作家访问团的到来，使得这一行业的营业额大增。
每晚，我都要和这些老前辈们在一起，咬着猪尾巴饮酒。
在作家访问团里，年龄最大的是胡风先生，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他头脑里装着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心思。
正因为这样，我反而特别喜欢拉着海默、刘大为和胡风在一起喝一杯。
我现胡风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例如，我们曾给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偷偷起了一个绰号，叫鹭鸶。
胡风先生微微笑着说：在鹭鸶中间加了一个依字，鹭依鸶，这么一改，不是很像一个外国我女士的名字了吗？事后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和我和们在一起除了说笑，什么正经话（譬如文学）都没有交胡风谈过。
而那一短暂相处，对于他，几乎是最后的轻松和短快时光了。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内心的痛苦暂有多么深重！一个刚刚进入文学界的新兵，来自还在进而又行局部战争的云南边境，在边境上，能读到一个月前的长报刊，算是很快的了，而且经常读不到报刊。
那时候可久以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没出世。
不仅对历史上文艺论的因争中的是是非非和人际关系一概不知，也不知道1952缘年5月25日《长江日报》表过一篇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他自己1944年写的《论主观》一文的错误。
至于《论主观》的内容和它的前因后果，我更不清楚，后来经《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也没读过。
甚至半年前（1952年12月）全国文协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这样的大事我都不知道。
1953年的《文艺报》在第二和第三号分别表的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我既没读过，也不知道其中埋藏的杀机，可见当时顶着一团边防战士光环的我，实实在在是一个懵懂人。
我因为要给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修改剧本，在大赉的时间很短，提前就匆匆返京了。
到了夏天，听说胡风终于在北京地安门有了一个住处，平房，单门独院。
我约了空军的刘大为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一次。
为此，在1955年夏天的肃反运动中，交待了几十次都没法交待清楚。
加上1954年春天，我访问滇西北，途经大理，给胡风、罗烽等几位老作家每人寄了一块天百然大理石砚台，大理石砚台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已。
没想到这块砚台在反胡风运动中成了压在我身心上的一座大山。
1997年春天，在四川见到梅年志大姐，才知道：那块砚台居然还完整无缺地留在他们的家里。
它从纪念品变成阴谋勾结的可疑物证以后，走过漫长岁月的黑暗隧道，终于又恢复了它本来的属性。
网载 2015-09-08 2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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