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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1953年，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定为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稍后，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起源于对这一权威概念的两次质疑。
　　第一次是胡风挑起的。与一般强调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决定作用有所不同，胡风强调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文艺报》1953年第2、3期分别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则写了近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反驳林默涵与何其芳，重申自己的文艺观点。不久，《文艺报》第1、2期合刊附发胡风的《意见书》，并从1955年第3期起，连续4期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苏联文艺界也密切关注这场论争，《真理报》及时报导了胡风事件，《文艺报》很快转发了《真理报》的报导，于1955年第13期发表了消息《苏联〈真理报〉报导我国人民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可以看出，《文艺报》刊发苏联文讯是想借重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性从正面引导国内理论界，以影响论争的方向。
　　第二次是在1956年前后。随着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文艺界开始批判“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倾向，提出了“干预生活”的口号。“干预生活”的口号和解冻文学的一些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促进了中国文艺界宽松活跃氛围的形成。《文艺报》在传播苏联“干预生活”的口号和解冻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1956年前后，《文艺报》刊发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录》、《西蒙诺夫论苏联文学中的几个问题》、《真理报》专论《把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提得更高一些》、法捷耶夫的《谈文学》等，这些文章都强调写真实，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兆阳于1956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从理论上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缺陷和阐释理解中的混乱。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论争。张光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对秦兆阳的文章提出质疑。1958年，《文艺报》连续发表茅盾的《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在这篇总结性的文章中，茅盾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轨迹作了深入阐释，他的目的是维护现实主义的正统性，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合理性。1955年第1、2期《文艺报》发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是作家充分发挥个性、采取多种风格和各种不同的创作走向竞赛的先决条件，必须坚持不懈地寻求新的艺术方法来最好地表现我们的思想的伟大真理和我们的生活的丰富和多样性”。可以看出，《文艺报》推动了文艺论争，又试图通过译介苏联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引导国内文艺界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
　　在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涉及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文艺报》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苏联文艺思想中寻找“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理论根据。在苏联，早就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日丹诺夫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应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他主张“把最严肃的、最冷静的实际工作跟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①。高尔基是最早探讨两结合问题的理论家，他提出：“是否应该寻找一种可能性，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第三种东西，即能够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绘英雄的时代生活，并用更崇高更适当的语调来论它的第三种东西。”②1959年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苏联文化部部长米哈洛夫也认为浪漫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矛盾，没有伟大的幻想和高尚的理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会显得贫乏③。
　　《文艺报》1958年第9期开辟《诗人们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向毛主席的诗词学习，向大跃进的歌谣学习》的栏目，第21期发表了《各报刊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为了把讨论推向深入，《文艺报》编委会从1958年10月到12月举行了七次座谈会，邀请当时在北京的文学家、理论家和高校师生等140多人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1959年第1期又发表《本刊举行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座谈会讨论要点的报告》，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在此过程中，《文艺报》对苏联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作出迅速反应。1959年《文艺报》第11、12期转载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4篇重要发言，分别是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关键的问题——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波列伏依的《最高的创作自由——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冈察尔的《我们时代的浪漫精神——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诺维钦科的《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这4篇文章都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从而加强了国内文艺界对“两结合”方法的认同，使“两结合”创作方法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成为50年代末以后指导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二、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真实性问题论争是和现实主义论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秦兆阳、胡风、陈涌、于晴、蔡田、唐挚、冯雪峰等对建国以来文坛充斥平庸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作品不满，他们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主张以“真实性”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们提出了“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关于文艺真实性的论争由此开始。当时《文艺报》发表的关于真实性问题论争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1956年第23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第4期于晴的《文艺批评的路》，1957年第8、9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1957年第10期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提出了“双百”方针，此时的《文艺报》没有像它此前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性那样顽固地维护灰色的、概念化的文学观念。《文艺报》在此前后刊发了大量的苏联文章，传播苏联解冻文学兴起后关于真实性的文艺观点，设法从苏联的文章中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文艺报》1952年13期发表塔拉森柯夫的《艺术的真实》，1952年14期发表索弗罗洛夫的《争取生活的真实》，1953年16期发表戈尔卡柯夫的《感情的真实性》，1953年第18期发表道布伯申考的《真实的法则》，这些文章站在拥护的立场回答了论争中的真实性问题。如塔拉森柯夫在《艺术的真实》中写道：“为了刻画真实的人物，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的各个方面，仔细研究生活，洞察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必须能够真实地写出在改变和向前发展中的现实面貌。”塔拉森柯夫主张真实地、深入地了解生活，这与中国国内提倡文学真实性的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情形在特写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50年代初期，特写在苏联受到重视，作家们主张特写要如同新闻般地真实再现生活，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一切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现象。《文艺报》成了传播苏联特写的阵地，无论是苏联关于特写的动态还是关于特写的理论都大力译介过来，如1954年第22期刊载《苏联召开全苏特写创作会议》的消息，报道了苏联特写创作发展的情况。1955年第23期译介《集体化农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此文把特写分为两类，深入论述了不同特写的特征。《文艺报》1955年第7、8期发表了刘宾雁翻译的瓦·奥维奇金的论文《谈特写》，这篇文章详尽介绍了特写这种文学式样的意义，以及特写作家应具有怎样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并把特写称为“侦察兵式”的文体。《文艺报》1956年第8期发表刘宾雁的散文《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向中国读者展现了这位作家的风貌，介绍了他有关文学特写的思想。在苏联众多的文学问题中，《文艺报》把目光投向特写，旨在为真实性问题推波助澜，营造国内比较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促进写真实的文学浪潮的兴起。
　　三、典型问题的论争
　　典型问题是当时激烈争论的又一焦点。其实这一争论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胡风就写作了《关于创作经验》、《什么是典型和类型》、《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等文章，批评当时一些作者不注重典型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对典型问题的初步看法。1936年1月1日，《文学》杂志第6卷第1号发表了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周扬不同意胡风的观点。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二是典型人物的创造问题。关于前者，胡风依据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的，是对于那个人物所属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言的；所谓特殊的，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言的。周扬在典型理论上依据的也是高尔基的理论，对于典型的普遍性的理解，他与胡风并无理论上的分歧，但对于典型特殊性的理解，周扬认为它不仅和其他阶层相区别，同时也和本阶层其他的人相区别。在《现实主义试论》中，他对胡风的理论缺陷作了修正，指出阿Q的性格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落后的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是他的特殊却并不在对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有他自己独特的经历，独特的生活样式，自己特殊的心理的容貌、习惯、姿势、语调等等。胡风不同意周扬对自己典型理论的修正，于是又写了《现实主义底一“修正”》反驳周扬的批评。
　　关于典型的创造问题，胡风与周扬也存在分歧。胡风认为艺术的概括对典型化最重要，而周扬则认为个性内涵对典型的形成必不可少。胡风要求在各个个体中抽出普遍性的综合和概括中求得典型，而周扬则主张在对“个人的特殊性”的深度开挖中逼近典型。50年代初，周扬对自己的典型理论有过反思，却因受苏联的影响，又把典型归结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只强调典型的一个方面——群体的共同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结论。胡风仍然坚持自己30年代的典型理论。胡风和周扬关于典型的论争发生在我国典型理论初创阶段，由于立足点和所处位置不同，双方就典型的理解分析，各有正误。他们的论争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一场意义重大的理论探讨，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理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以后的典型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50年代，典型问题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理论话题。1956年，《文艺报》在第8、9、10三期开设“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专栏，相继发表《艺术典型与社会本质》、《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影片中的艺术内容》、《艺术形象的个性化》、《对艺术问题的一些感想》、《典型问题随感》、《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等文。概括起来，一种观点是把典型看作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一定时代和阶级的代表，如巴人在《典型问题随感》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另一种观点是把典型看作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这里，共性是指社会的、历史的、时代的或阶级的、阶层的和社会集团的共性和共同的本质特征，而个性是指表现共性的个别事物和人物形象的具体个别的性格特征，代表人物有王愚。此外，还有何其芳的共名说。
　　早在中国展开关于文学典型的论争之前，苏联文艺界已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把典型看作是表现一定社会力量本质的事物，《共产党人》杂志则在1955年第18期发表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马林科夫的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这些情况引起了《文艺报》的密切关注。1952年第20期《文艺报》转发了一则消息，题目是《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把文艺界的目光吸引到典型问题上来。1952年第21期刊登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录》，把马林科夫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译介过来。此后，《文艺报》多次发表苏联文艺界的消息，积极译介苏联重要的理论文章，如1955年第22期译介了苏尔科夫的《文学的党性和作家的劳动》，1956年第10期译介塔马尔钦科的《个性和典型》，引导典型问题争论的开展。在苏联文艺观的影响下，国内掀起了典型问题论争的高潮，《文艺报》也趁热打铁，开辟了“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的专栏，发表了张光年的《艺术典型与社会本质》、林默涵的《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钟惦棐的《影片中的艺术内容》、黄药眠的《对典型问题的一些感想》、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巴人的《典型问题随感》、王愚的《艺术形象的个性化》、李幼苏的《艺术中的个别和一般》等大量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大都没有超出《共产党人》专论之外，但张光年、钟惦棐、林默涵等人的文章联系我国文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见解。如张光年批评了“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一个社会力量只有一个典型”的错误公式④；钟惦棐对当时的“和社会历史本质相一致”的机械观点进行了分析⑤；林默涵认为“不能设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没有和新的现实、和先进事物相吻合的先进的世界观，而能够担负起这样的任务”⑥。
　　与典型问题联系在一起，塑造英雄形象的论争也受到了苏联文艺观的影响。1952年5月，《文艺报》开辟“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写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等。在此期间，阿·苏尔科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批判了理想的性格说，用多个反问的语调强调英雄人物历经磨难从有缺点向先进的转变过程。国内许多文艺家也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阐述了创造英雄形象的一些问题。如能不能在矛盾冲突中写英雄人物，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如何正确处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写落后到先进的转变等关于创造英雄形象的一些基本问题。冯雪峰的意见尤其值得注意，他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中把创造正面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看作是最紧迫的任务，同时认为反面形象同正面形象一样，都具有教育和鼓舞作用，因为反面形象可以增进读者对生活的全面认识，并激发其进行批判和斗争⑦。在苏联文艺的影响下，《文艺报》组织的讨论使人们对创造英雄形象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澄清了一些糊涂思想。
　　四、《文艺报》的贡献和局限
　　在1950年代译介苏联文论、引导国内的文艺论争中，《文艺报》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首先，它发挥着思想导向的作用。《文艺报》是中国作协的机关报，它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其权威性不言而喻。苏联文艺思想大多是通过这个权威的渠道传播到国内来的，这些文艺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后，成了影响50年代国内文艺论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强化这个导向作用，《文艺报》借重作协的行政权力，组织文学家、批评家对异己的文学思想进行批判，体现了政治权力的意志。《文艺报》有时也发表一些不同于主流文艺观的文章，但目的是为了树立批判的靶子，让人们更好地认清非主流观点的危害，从而维护正统的文学规范。当时最高当局也十分关注文坛动态和《文艺报》的思想动向，如果《文艺报》在论争中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其负责人免不了被撤职，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些《文艺报》的主编一个个被批判、被调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文艺报》地位的重要性。
　　其次，《文艺报》通过译介苏联文论为国内的文艺论争构建了一个知识背景。每次论争展开之前，《文艺报》往往大量译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理论的文章以及苏联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为国内的论争推波助澜。参与论争的国内学者和作家也喜欢从苏联文学、文艺理论中寻找思想资源以支撑自己的观点。如关于真实性问题的论争，《文艺报》先声夺人，刊发了大量苏联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态度鲜明地维护文学的真实性原则的，从而为论争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知识背景，导致国内关于真实性的论争一开始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地要效法苏联文学去反映生活的真实。有时，《文艺报》还通过译介苏联文学理论来诱发国内的文学论争，如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即是一例。形象思维的概念虽然在30年代传入我国，茅盾、周扬、胡风等理论家对这个问题均有所论及，但文艺界对此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展开广泛的讨论。1956年《文艺报》第5、6期刊登周扬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康濯的《关于两年来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两篇文章极力倡导形象思维。《文艺报》又发表苏联《共产党人》的专论，对形象思维大加肯定，使国内的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使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一个理论热点。
　　三是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50年代，《文艺报》探讨的都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理论问题有的是二三十年代提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深入下去，有的是刚从苏联传入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文艺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它总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论争中，或者译介苏联文学理论为论争提供根据，或者刊载国内重要论文表明主流的立场，或者由编辑部直接组织大规模的讨论，刊出讨论会的纪要，这些形式多样的方法促进了问题探讨的深化。如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当时《文艺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典型问题，把典型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又如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不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合理性一面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这一定义的缺陷以及带来的思想混乱有了深入的认识。像秦兆阳这样从理论上辨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以及由此所造成的阐释理解的混乱，要远远超过30年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50年代《文艺报》对于一些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之深，范围之广，是此前少见的，它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四是助长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盲从倾向。中国50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策略，文学当然也皈依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5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上非常特别，对苏联文学敞开大门，而把欧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辉煌文学成就基本拒之门外，甚至统统斥之为反动没落的文学。这使得《文艺报》在50年代译介外国文学时，总是把苏联文学的译介放在重要的位置，不仅大量译介苏联的文艺政策、重要的理论，并且还及时刊发苏联的文坛消息，介绍重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别林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果戈理、普希金、萧洛霍夫、苏尔科夫等在苏(俄)文坛上举足轻重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家都得到专门的介绍。《苏斯洛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意见》、法捷耶夫的《苏联文学艺术工作的任务》、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关键的问题——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波列伏依的《最高的创作自由——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冈察尔的《我们时代的浪漫精神——在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这些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重要报告和决议在《文艺报》上纷纷刊出。《文艺报》从1953年第1期起，开辟新书刊专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茹尔宾一家》、《青年近卫军》、《沼地上的火焰》、《光明普照大地》等苏联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者新近出版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得到专门介绍。除此之外，还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罗斯着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的文学思想以及重要论着也经常被介绍。
　　这种一边倒的状况，导致了简单盲从的倾向，使中国的理论家对苏联的文学理论没有经过仔细辨析就全盘接受。针对当时文艺界简单盲从苏联的倾向，秦兆阳、巴人等曾经表示了不满。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反思的观点很快遭到了批判。
　　注释：
　　①③转引自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276页。
　　②《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3页。
　　④张光年：《艺术典型与社会本质》，《文艺报》1956年第8期。
　　⑤钟惦棐：《影片中的艺术内容》，《文艺报》1956年第8期。
　　⑥林默涵：《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文艺报》1956年第8期。
　　⑦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他》，《冯雪峰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江汉论坛武汉128～13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82008
《文艺报》/文艺论争/苏联文论
在中国1950年代建构一体化的文艺观念过程中，苏联文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文艺报》又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艺报》主要是在历次重大文艺论争中，通过译介苏联文论来引导国内文艺潮流的。《文艺报》的译介工作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地位，为真实性原则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同时又深化了对典型问题的认识。但《文艺报》的译介也存在着缺点，主要是对苏联文艺思想缺乏应有的批判和反思，助长了对苏联文艺观的盲从倾向。
作者：江汉论坛武汉128～13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82008
《文艺报》/文艺论争/苏联文论

网载 2013-09-10 20: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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