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资本家诞生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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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tthew Josephson

翻译:方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姊妹刊——《历史学人》(创刊号)。


有这么一群不平凡的人在1840年的前后几年间出生,他们即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宰者。那个时刻像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置身其上,很容易看到美好的过去,也可以扫视充满变故的未来。他们的父母一辈会记得时有动荡,但却简单和轻松的托马斯·杰斐逊时代,那时小猪还能泰然自若的在国会山的阶下游荡觅食,距离杰克森总统把“钱币兑换商赶出圣殿” 也没过多久。


当然,早期的美利坚共和国并非是一个充满着无拘无束的农民和工匠的田园;但这个国家仍处在一个前资本时代之中,政府和商业组织都十分简单。在大部分的地方,人们都为“生计”而勤劳工作,而不是为了“赚钱”。生活在这个商贸时代的人,与他之后的几代人相比,还仅仅是一个“自然之人”,还没变成那个“用头站立,四脚捞钱”的动物;人依然是一切事物的度量标准。手艺品非常普遍,新英格兰广大的农场之中,间或能发现小商铺和小工厂。在早期美国的大部分地方,工匠依然遵从祖训,更关心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否体现了他们的技艺和用心,而不是能否卖出个好价钱。货品流动缓慢。心灵手巧的美国夫妇会穿他们自己做的衣服、自己造的家具和做自己做的陶器——这是一种在现在看来十分古怪有趣的生活方式,但在当时则是最节俭的选择。货品和金钱都在窄小的区域内流动,而且必须由马车、牛车和运河上的船只运输。因此他们的机会很少,各个地方之间的差异也不大。


因此,虽然也存在财富和权力特别不平等的个例,但整体而言,相较其他国家,美国有更多的个人平等。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几乎都是大地主,从纽约州到弗吉尼亚均是如此。在新英格兰和其他沿海地方,积聚财富的主要手段是海上贸易;但即使在商业领域,交易也总是在不温不火的节奏中开展。


在那样一段悠闲的时光中,政治和修辞的艺术蓬勃发展。许多资料都展示了在杰斐逊、麦迪逊、加勒廷和马歇尔这一圈子中言谈的魅力。他们每天在尚未完工的白“宫”中高谈阔论,那时的华盛顿特区则还是一片村庄。这些政治家是当代的罗马议员们。在他们自己的眼中,他们从事的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带着辛辣的激情,引领着那些尚住在镇上的小楼和野外的木屋中的男男女女,还有那些刚从苏格兰和德意志抵达的最底层的移民,坚持着自由与共和的理想,无论大洋彼岸拿破仑的欧洲,甚至是英国,对此有多么嗤之以鼻。每个美国的劳动人民都为自己摆脱了封建和贵族制度的枷锁感到自豪,他们用“一凿一斧”把自己塑造成绅士。在欧洲的君主国里,当那些教会、世俗机构的和军队的冒险者们吞噬着欧洲文明时,这里则是一片人间净土,政府只充当法官和警察的功能。对那些穿着随便、身材高挑,而且总是言辞优雅的弗吉尼亚政治家们而言,让人民享有快乐和繁荣生活的条件仅仅是


拥有一个智慧而节俭的政府,这个政府会防止人们互相伤害,除此之外,则让人们自我约束他们对于事业和进步的追求;这样一个政府不会从劳动者的口中抢下他们挣来的食粮。这就是好的政治,这对我们能快乐幸福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在这样一些宽松的政治机构的管理下,社会将完全按照自身的“兴趣”发展,而不是那些陈旧的传统习俗,或是依照贵族们的口味。在这样一种有利条件下,美国人民能带着革命的热情去自我实现。尽管杰弗逊曾希望“我们国家的农业能力”得到增长,而不是工业发展,因为那会导致美国变成“另外一个阿姆斯特丹、汉堡或是伦敦”,很快,事实就证明,与他期待相左的美国才是未来。正是贸易和工业——以其最弱肉强食的方式——在那个动荡但自由放任的美国社会和前沿的民主制度下迅速增长。对于像托克维尔那样一个外国的观察者来说,这一下子就让他感到震撼。


美国人,还有那些刚刚抵达的移民,很快开始生活在未来中,那些像山一样高的盐和铁,还有铅,铜,银子和金子带给他们兴奋无比;还有随风激荡的阳光下的大片大片的玉米田;这些是“无限的财富,无法想象的权力和金钱的仓库”——那些满脑子文明观念的讽刺作家对此往往视而不见。但是对于那些刚刚抵达的穷人来说,这就是金山银山。这些游荡着的扬基商品贩子,“投机倒把”的人们,这些冒险家和刚刚登陆的外来者,唯一记得的是他们的祖先曾经饿得前胸贴后背,曾经衣不蔽体。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悲惨命运将在这里得到扭转。在他们的脑中,想出一个创富的点子,造出一台节省劳力,削减成本,创造幸福的机器,是人类智力努力的最高目标。因此,在国家的性格中出现了两条交织的主线:政治自由和理想主义,从中滋养出“利欲熏心但讲求实际”的物质主义。不问思想、艺术和科学,仅仅是为了赚钱。


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中产阶级的哲学家,哀叹我们在睡眠中浪费了如许光阴——他自己发明过一个炉子和照明棒。他给我们带来了那条经典格言:“时间就是金钱”。他的一生是对“神圣的经济”的一场漫长的崇拜。他曾这么写道:


通向财富的道路,只要你想,就和通往市场的路一样平坦。成功的奥秘在于两件事情:勤奋和节俭。不要浪费任何时间,不要浪费任何钱,对这两样东西要最大效率地使用。没有勤奋和节俭,你将一事无成,有了他们,你将一帆风顺。那些省下自己诚实所得的人会变富,只要我们持续的向全能的主如此请求。主,在他的智慧下,一定会如许裁断。


富兰克林相信,只要个人以审慎之心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节制,其他的都可以交给神。这样的美国人对于新鲜事物和发明创造充满热忱,没有偏见,对于机器了如指掌,而且手也很巧,还有小机灵。最后,他会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他受人尊重之处,正是出于他给自己的客户带来的深刻印象。


为了保持我作为一个生意人的名誉,我不仅仅是在生活中做到勤奋和节俭,而且不会在外表上违反这一原则。我穿着朴素,从不去那些消遣娱乐之所;我从不去钓鱼或打猎。


这种生意人的形象,对于客户童叟无欺的态度,这种特殊的商业保守主义,质量好,价格高,数量少,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到了1840年,这一特征已经开始消退。强调保持自身的客户,不涉足别的商业经营,是那个无须整日忙碌时代的大氛围中的产物,而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了。在那个时代当中,人和他的生命是“一切事物的度量”。这里的一切事物,当然包括他的生意。


富兰克林,典型的扬基佬,传说中的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印刷厂老板。而他的成功除了可以归因于对于伦敦最新技术的学习和仿制,还有他对于生意的精明的管理;他作为一个记者的成功,则是对于新思潮的熟悉。他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成功者的一个好例子,个人很有抱负,也是一个手巧的工匠。他也是一个“小业主”,完成“原始积累”是靠自己手下的一小撮学徒和工匠,他们则代表了当时的“劳动分工”。在那个时代,这几乎解释了财富的起源。


富兰克林只是美国早期的创业者大军中的一员。在其他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早期的工业化向更复杂的阶段进化的过程。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在18世纪末从英格兰移民到美国,在他脑中有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的机器设计方案。美国政府当时正悬赏征求梳棉机的设计方案。这位聪明的英国工匠对于盗用英国的该项专利有很大顾虑——当时,英国禁止专利出口,于是他在波塔基特建立了美国第一家成功的棉纺织厂。帮助他建厂的是普罗维登斯的工业先驱摩斯·布朗(Moses Brown)。在一封1790年写给斯莱特的信中,布朗写道:


如果你不能做这件事请(指引入专利),我邀请您来罗德岛,我会给您足够的资本,把棉纺织业带入到美国来。


凭借自己的双手,这位来自德比郡的手工艺人开设了无数家纺织厂,雇佣了大量的工人(在精细的分工下,他们的工作内容都是简单和常规的动作)。凭借他的技术才能,他成了一个十分富有的人。他们和布朗夫妇这两位教友会的慈善家一起,建立起了一支纺织业的劳工大军,每年产生大量的棉布和羊毛料。虽然他们自身勤奋,在商业上也敢作敢为,但是这些早期资本的拥有者仍然是主的虔诚侍奉者。斯莱特1796年为了他的工人建立了第一所主日学校,这在美国是“第一所,起码属于第一批教会学校”;布朗夫人生前没有孩子,把自己10万美元的巨额财产悉数留给了教友会。


在那个财富依然几乎等同于土地所有权的时代——在弗吉尼亚州,甚至到哈德孙河谷都住满了生活在封建状态下的荷兰移民地主们。这在利用自然资源和工业制造业上的首次成功,预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即将来临。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故事,那个穷小子变身百万富翁的传说,被华盛顿·欧文在《阿斯托里亚》中绘声绘色的展现了出来,成为人所共知的故事。这个穷小子的父亲是个德国屠夫,他到了纽约后在渡船码头当学徒。他做生意很大胆,又极其节俭,不久便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于是北上莫华克河谷和当地的印第安人做生意,之后一直在百老汇和维希街自己的店铺里过着朴素的生活。他和妻子在家里做皮草活,满身臭气,但是总是打量着自己不断填满的钱罐。他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直到他有了足够的积蓄,一下子就把他的商业帝国拓展开来,连边境最偏僻的城镇都覆盖到了。阿斯特的美国皮草公司对于皮草贸易的控制横跨整个美国,从密西西比州到俄勒冈州都是他们的地盘,甚至加拿大的皮草贸易他们也经手。他的狡猾的部下们用酒和印第安人交换皮草,灌醉了一个又一个的部落,根据1821-1822年的国会报告,他们的交易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国家售卖给印第安人的酒都被迫要降价销售!


在酒气熏天的贸易站里,一个及其富有的阿斯特走了出来。他开始用自己的财富购买纽约市的地皮,后来是债券和银行,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土地。他的继承者威廉·B·阿斯特在1848年之后被称为“拥有纽约市的人”。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一起给他和他的家族上贡,如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享有的地位一样。


“新富人”团队中还有其他出名的人。亚历山大·斯图尔特1823年从贝尔法斯特移民来美国,专营来自爱尔兰的亚麻和花边布。几年的时间,他就成为了百老汇上一家有大理石柱子的大商场的主人,向大众出售各种各样的纺织品和服装。他建立了一个有2000名员工的零售帝国,这位王子的年收入居然超过了100万美元!


在十九世纪40-50年代成名的这群暴发户当中,最着名的还属“海军准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身躯庞大,形象像森林之神西勒诺斯,无论冬夏,总是穿皮毛外套,戴高顶礼帽,光秃的前额显得十分俊朗,总是用老水手的腔调骂骂咧咧地说话,整个纽约都喜欢他。他本来是纽约市到斯塔顿岛通勤船上的船童,未受过正规教育,不怎么会拼写,他是新世界的工业繁荣中诞生的新的圣童。


范德比尔特生于1794年,父母是贫穷的荷兰农民。当时荷兰共和国还被地主和贵族将军统治,而他的一生是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的见证。在他死的那年,蒸汽船、铁路、电报、钢铁行业已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他并不能理解某些变化,但他还是能够幸运地利用它们让他在有生之年融入旧时代最后的繁荣,也进入了一个杰斐逊和加勒廷那一代人都无法想象的新时代。他有力的大手始终把握这权力的轮盘。如果说范德比尔特从富兰克林身上学到了节俭的美德,他还兼具了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的凶猛。他从童年起就开始接触纽约的航运业,他的教室就在那些码头和水手舱里。他力大如牛,却很灵活,既有野性的勇气,也不乏狡猾,很快他就成了河流和沿海岸运输的行家。他早年的岁月花在了和当时占行业统治地位的富尔顿-利文斯顿运输集团的残酷竞争中,而他的策略永远是通过降价来争得货品。因为对方在诉讼中常常有法可依,范德比尔特绞尽脑汁用各种骗术不让递送传票的人找到他;有些时候他也主动出击,行动敏捷得像个老海盗,瞬间击倒他的敌人和他们的随从。


范德比尔特有那种码头痞子的毒舌和底层的聪明,据早期为他作传的人说,他在争斗中能找到乐趣。“对抗是他的癖好”,这位作者这么写道,“每当他敏锐的眼光发现一条挣钱的航线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条线抓到自己的手上,总是先给出更好的服务和更低的价格”。当对手撤出这条航线的时候,他再无情的涨价,无论他的客户有多么悲惨。范德比尔特的事业并没有展现出伟大事业的一般特征,他也不具备后人追捧的所谓超凡“愿景”。作为一名货运船主,他对1807年标准的蒸汽明轮货船嗤之以鼻,认为这种船只能用来运周日的野餐。当这些船被证明是理想的客运船只之后,他又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坚持认为蒸汽船是决不能载货的,因为“蒸汽机会占据船体的太多空间”。最终,当那些关于蒸汽船的实验阶段都过去了之后,他决定进入这个行业。他制造了最好的蒸汽船,在他的海运和沿岸运输中广泛使用。在等待蒸汽船技术改进的那些时间里,他展现的是一个大企业家的精明手段。相比那些发明家或是行业先锋,他们总是做更大的谋划,晚些进入市场,但是安全地挣走更多的利润。


范德比尔特的“光辉岁月”无可争议的属于加州淘金热的那段时间,他当时拼尽了全力要开发一条新的线路,与科林斯进行线路竞争。他的线路穿过尼加拉瓜。这里有闻所未闻的湍急水流,有当地人的干扰和阻挠,还有热带的炎热和瘟疫。他把他的下属们逼到了崩溃边缘,自己一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而且时刻保持警觉。在一次紧急情况中,他亲自为一艘蒸汽船掌舵,这艘船必须通过圣胡安河的激流进入尼加拉瓜河,当时蒸汽机全力运转。他的传记作家克劳夫特如此描述:


有些时候他开足马力全速通过激流;有些时候,他不得不把一个缆绳绑在岸边的大树上,拖着船曲线通过……他的工程师报告说他“拴紧了安全阀门然后‘跳过’了所有障碍,整船人都被他吓呆了。”


但正是去加州的这条线路让他赚的盆满钵满,为他更成熟岁月的投资打下了基础。19世纪50年代,美国船运业达到了巅峰,范德比尔特的公司有100多只船在运营,每个月的利润超过10万美元。在1858年参议院的“航运丑闻”事件中,范德比尔特和太平洋邮政蒸汽运输公司E.K.科林斯的认为是两大幕后人物,它们有些时候互相妥协,有些时候则敲诈勒索对方。为了让范德比尔特不要继续生事,科林斯每个月付个范德比尔特56000美元,这样,科林斯才能保住美国政府发给他的高达90万美元的邮政补贴,并且实现他把统舱价格翻两番的计划。这些让范德比尔特这个老海盗的个人财产在1853年达到了1100万美元,而他又把这些资产用于投资,回报达到25%。


尽管富可敌国,而且从事的事业繁多,这位“海军准将”把那些复杂的账目都记在脑中,而且一个人也不相信。他自己的儿子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说自己对父亲的生意几乎一无所知。他也不那么喜欢花钱,而是更喜欢财富本身。在他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家中,地毯一直都破破烂烂的;他的妻子和他度过了年轻时期很长一段艰苦岁月,但是之后很长时间,范德比尔特也拒绝给她任何奢侈品。她为他生了九个孩子,但是他却总是冷漠无情,而且带着刻薄的吝啬。他的长子威廉·亨利是他的第一继承人,是个温顺但有些迟钝的人。他被自己的父亲赶到斯坦顿岛的一处农庄,直到中年才回来;他的父亲则当着他的面叫他笨蛋。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科尼利厄斯可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他精于算计,花钱大手大脚,范德比尔特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的妻子最可怜,她最后被逼疯了,然后被送进布鲁明戴尔疗养院。人过中年的范德比尔特对年轻女人无限渴望,追了一个又一个。在那个自由竞争的年代里,人们最欣赏这个老资格的掠食者那种不加掩饰的侵略性(美国内战开始时,他已是一个七旬老翁)。他被人津津乐道的逸事之一发生在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当时,他的几位下属准备趁机夺取他的一份产业。回到美国之后,他给这几个人写了一封短信:


诸位绅士,

你们骗了我。我不会起诉你们,法律太费时了。

我要毁了你们。


真诚的,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他真的这么做了。


另外一个范德比尔特式的表达也被人们津津乐道。那是又一次危急时刻,“谁在乎法律怎么说?”他说道,“我不都有了权力了吗?”从某个角度来看,范德比尔特是船运行业大资本角力时代来临的征兆。他通常的商业策略是通过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来获得更多的运货量,直到他最终占领了市场。等到那时,他再安全地按照贪婪的本性行事。


有一次,大航运商柯林斯斥责范德比尔特在给竞标联邦包裹的特许权时,故意开出非常低的价格。“这样生意可没法儿做了。”科林斯这么总结道。“那你恐怕还没搞懂你做的这行生意。”“海军准将“如此回应。范德比尔特是一个能把新旧两个社会的游戏规则都吃透的人,自己是个老水手,也是一个创业先锋,有冒险家的勇气和能量,同时也具备一颗机心。他是“白手起家”的典型人物。美国那些广袤的、未被开发的地方都是他的乐土。同时他从个人的良心上已经摆脱了那些规范式的,限制性的条条框框,那些富兰克林时代的人身上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审慎习惯。范德比尔特没有详细复杂的账簿,但是却天生喜好去尝试那些本来只能在君主授权和资助下才能开始的重大工程。在追求更高的效率、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的货物量—而不是什么诚实守信、高税费但有限的服务上,他为摆脱旧的布尔乔亚式的秩序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他在早期作为一个生意人已经很成功了,但是他学会了在错综复杂的市场形势下利用他手中的资本。简单来说,最开始的时候,他成为一项事业的领袖,一个资本的所有者,但他学会了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中取得成功。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人们成为一项庞大事业的主人,是因为他们是资本本身的主人。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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